在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的课堂分享：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的普通人
（2021年9月27日）
同学们好！非常高兴来到苏世民书院讲课。原因有二，一是作为二十年前薛澜老师的学生，这么多年里一直想念当初薛老师课堂上的温暖和智慧，每到北京出差还会回学校蹭课，所以这样名正言顺回学校的机会当然是不能错过的；二是前不久认识了你们上一届的师兄何流，他现在也投身公益领域了，我们深入交流了数次，从他身上我感受到苏世民书院学生开阔的视野和高远的格局，和他的讨论让我受益良多。我今天来和大家交流，也是非常希望从优秀的你们身上吸取活力和能量。
今天课程的主题，潘老师希望我跟同学们讲一讲我对leadership的理解。leadership中文翻译成“领导力”，我一直觉得没有完全达意，但是也没有想出更贴切的词来。关于leadership的“道”与“术”，书籍和文章很多。我从这两个角度都很难讲出新鲜感。至于“道”，我想起儿子在我前几年回学校讲课时叮嘱我的，和年轻人在一起，不要讲道理，要讲故事。韩寒那一句“听过了很多道理，仍然过不好这一生”，让很多年轻人共鸣。至于“术”呢，我就更没得啥好说的了，曾有一篇流传颇广的文章说我“一看就不会当官”，我看到这句话后也会心地笑了。
所以，今天我在课堂上就以讲故事为主了。
第一个故事是28年前。那年我21岁，大学毕业回到家乡，被安排到县矿山公司做安全员和统计员。当时县里面有磷矿、硫铁矿和煤矿三种比较丰富的矿藏，是偏远山区县里不多的创造财富的主力军。我去的时候，是矿山公司第一个科班毕业的大学生。县里面有三个国有矿山，树空坪磷矿、高岚硫铁矿和耿家河煤矿，每个月都必须下井检查安全。安全科的郝科长是一个部队转业军人，清瘦但是很精神，他很高兴公司给他分配了我这样一个年轻小伙子做助手，他说安全员这碗饭就该年轻人吃。很快，我就明白了他这句话的意思，因为这真的是个适合年轻人干的体力活。
最开始每次下井都是跟着郝科长一起。我们下到每一个作业面，现场检查确认各项安全规程是否落实到位，每个矿需要半天到一天的时间。下井条件最好的是树空坪磷矿，矿井里的主巷道宽的地方甚至能开进去拖拉机，分巷道也基本上都可以走进去不弯腰。高岚硫铁矿的条件则要差不少，除主巷道进去可以勉强站着走以外，分巷道基本上都要猫着腰蹲着过去。
最难的是煤矿。去耿家河煤矿的第一次下井是人生中难忘的经历。早上8点钟从半山腰的矿洞口进去，还没走到10米，就需要猫着腰了。再没走多远，就必须蹲下来走。戴着矿灯，拿着图纸，和郝科长一起到每一个作业面，几乎都是要爬着过去了。我们按照安全检查的路线，最后是从山脚下的矿井口出来，因此在井下是从上往下一个一个作业层地来检查。下到最下面的作业层途中，我们基本上是斜躺在巷道里往下倒着爬的状态，那种姿势总有一种不太使得上力气的感觉，很累，过一会儿就要歇一下。
当终于到平层巷道的时候，我停下来喘气，这时在漆黑的井下前方看到几个若有若无的光点，定睛一看又好像没有，而且一会儿有一会儿无。由于是第一次在几乎完全黢黑的矿井里待那么长时间，而且头顶矿灯的光已开始减弱，我有点怀疑自己是否出现了幻觉。耿家河煤矿和当时已经关闭的回龙寺煤矿紧挨着，我很小的时候就听母亲讲过，她同村的堂弟就死在回龙寺煤矿的井下矿难中，这位堂舅的遗孀姓宋，我小时候去外婆家玩的时候还见过，后来就顶班来到矿上做饭了。不知为何那一刻我想起了井下死去的堂舅，不由得害怕起来。
我问郝科长是否看见了什么，郝科长听出了我的害怕。郝科长说小陈莫怕，那是人的眼睛。有时井下矿工们为了节约头顶矿灯的电，稍微歇息的时候就会熄掉灯。他们从头到脚都是黑乎乎的，眼睛是唯一能迎着我们的灯发出一点亮光的东西。我跟着郝科长继续摸爬着往前走，当我们走到很近，能清楚地看到那个作业面第一个矿工的脸的时候，我们眼神交汇时互相点了一下头。郝科长叫他老夏，看来他们已是熟人。郝科长介绍说跟在我后面的是公司新来的安全员小陈，是大学生。老夏冲着我点头，咧开嘴笑了一下，他的牙齿也露出一点白色。
在矿山公司的两年时间里，我走熟了几个矿山的每一个巷道。每一次在暗黑的巷道里看到那些若有若无的光点，我就知道那是一个或几个兄弟的眼睛在回照我头顶矿灯的光。大学时一直放在床头的《平凡的世界》，此时真实地走进了我的平凡的世界。
跟同学们讲这段经历，不知道你们听完是什么感受。那样的矿山，那样的巷道，会让人联想到的感受会是什么？残破？心酸？委屈？不是的！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场景，内心充满了力量。在最深最暗的巷道里，人和人眼睛交汇的那一刻，那一瞬间充满了温柔。那一刻我不光是眼睛看见了，心也看见了。
跟同学们讲的第二个故事是十年前。我任县委书记的那个县当时是国家级贫困县，同时是全省艾滋病重灾区，当时仍在世的在册艾滋病患者就有490多人，不知道在那些年因贫穷去卖血的人中还有多少没被检测出来。最严重的一个村子就有35个仍在世的艾滋病感染者，这个村基本不与外界交流，成了孤村。我在到任后的一个半月后到了这个村，让镇政府出钱杀了一头猪，中午在一名患者家做饭，我先是走访了三户患者，然后让村支部书记把全村患者都请到一起，算是我请大家一起吃午饭。我坐的那一桌，除了我以外全部是艾滋病患者，我和他们互相夹菜，一起喝酒，用这种方式告诉全县的老百姓，艾滋病一般接触不传染，这些人已经够苦了，他们不应该受歧视。
全县一些受艾滋病影响的特殊孩子让人揪心，46个艾滋病孤儿中有一个叫小燕的女孩，父母都因卖血感染艾滋病去世，她跟着爷爷生活。后来爷爷去世，15岁的小燕独自安葬了爷爷，无法想象孩子当时的悲凉。我去看她的时候，小燕不怎么说话，眼泪流个不停，她也不擦，任由眼泪像两条线一样流到脖子上。有一个8岁的艾滋病患儿，我去看他时，他满脸满头都是红疮。母亲前几年已经因艾滋病去世，因治病还欠了5万多元外债，跟着71岁的爷爷和68岁的奶奶在村里生活。简陋的家居和老人身上破旧的服饰，无不向我诉说着这个家庭的风雨飘摇。奶奶跟我说，这个孩子的妈妈就埋在屋场旁边，现在眼看着孩子一身的疮，一点点地走他妈妈的老路。他们家已没有亲戚来走动过了，村里的人从他们家旁边路过也都是绕着走，这个孩子也没法上学，没有任何一个玩伴，就是白天跟着奶奶下地玩一玩，晚上奶奶给他洗一下，跟着奶奶睡。奶奶说，这孩子变了一世的人，我也对得起他了。奶奶跟我说这些的时候，语调很平静，她的眼中甚至都没有眼泪。
我后来认了这个孩子为干儿子，帮助他治病和上学。我在全县大会上号召干部结穷亲，公开我和这个孩子的父子关系，并且向大家说明我对这个孩子的态度是十个字“只要我还在，只要他还在”，要求全县干部向我看齐，跟着我学。这个孩子现在经过治疗身上的疱疹已经全部消失，CD4指标一直很稳定，已经读到了初中，学习、生活状态都不错。过去我为官时曾有人指责我喜欢做秀，认为我结穷亲是在做秀捞政治资本。现在我辞去公职已经五年了，已没有任何世俗意义上的政治资本可捞。这个孩子到今天仍是我的干儿子，他家的事情，我还在管。我和爱人有共识，这个孩子，我们管到底。
跟同学们讲这段经历，是想和同学们分享，为什么有些话不同的人说出来听者的感觉不一样？答案是言行是否合一。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从马里亚纳海沟到珠穆朗玛峰，而是说到和做到，特别是在长的时间段里说到和做到。
第三个故事是四年多前。我在任职期满后辞去公职，创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