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文抄袭问题的专项调研报告

一、引言

公文作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传达政策、部署工作、沟通协调、反映情况的重要载体，其质量直接关系到决策部署的落地成效、行政效能的提升水平和政府公信力的构建。近年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文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文牍主义、形式主义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但公文抄袭这一“顽疾”仍未彻底根治，甚至呈现“隐性化”“多样化”趋势，成为影响工作质效、损害机关形象的突出问题。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关于改进工作作风、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部署，响应多地开展的公文抄袭专项整治行动，本课题组通过文献研究、数据梳理、案例分析、基层访谈等方式，对当前公文抄袭的现状特征、形成根源、潜在危害进行了系统调研，并结合各地实践经验提出针对性治理对策，旨在为推动公文工作提质增效、重塑求真务实文风提供参考。

二、公文抄袭的现状特征与分布规律

（一）总体态势：抄袭问题仍较突出，呈现局部反弹趋势

根据2025年机关公文抄袭问题专题研讨会披露的数据，2024年以来，各级纪检、督查部门共抽查机关公文2.3万份，其中存在不同程度抄袭问题的占比达8.6%，较2023年上升1.2个百分点。这一数据表明，尽管整治力度持续加大，但公文抄袭问题尚未得到根本遏制，部分地区和单位甚至出现反弹，反映出整治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从地域分布看，中西部部分省区问题相对集中，内蒙古、青海、广西、甘肃、陕西等多地近期密集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侧面印证了当地公文抄袭问题的突出性。从曝光频率看，近两年来，全国范围内公开通报的公文照抄照搬案例至少有51起，涉及17个省区市，平均每月曝光2起以上，抄袭问题已成为机关工作中不容忽视的高频乱象。

（二）层级与领域分布：基层单位高发，综合性材料风险最高

公文抄袭呈现明显的层级分化特征，基层单位成为重灾区。统计显示，近八成“文抄公”集中在基层，其中县区政府科级部门占比高达45%，乡镇、街道、社区、农村等累计占比接近35%，而机关处室抄袭率仅为6.7%，远低于基层单位的11.3%。

不同层级单位的抄袭内容存在显著差异：县区科级机构以党建材料和综合性公文抄袭为主，占比超过六成；乡镇、农村主要照抄党建材料，抄袭方式包括照搬网络范文、相互抄袭、复用上年材料等；街道、社区则侧重照抄宣传资料，常出现落款错误、地域名称不符等低级问题。

从材料类型看，综合性材料抄袭风险远高于业务性材料。专项检查数据显示，工作总结、调研报告、政策方案等综合性材料抄袭率达13.5%，而业务报表、技术规范、审批文件等业务性材料抄袭率仅为5.2%。这与综合性材料要求高、写作难度大、缺乏明确量化标准的特点密切相关。

（三）主要表现形式：手段不断翻新，隐蔽性持续增强

当前公文抄袭已从简单的直接复制转向多样化、隐蔽化模式，主要呈现三种典型形态：

直接复制型：简单照搬上级文件、兄弟单位材料或网络文章，仅对单位名称、地域信息等关键要素进行象征性修改，甚至完全未改，闹出“张冠李戴”的笑话。如广西桂林平乐县《森林防火规划》直接复制湖南安化县的地理信息和水文描述，出现“指导湖南工作”的荒唐表述；山西省大同市云冈区新盛街道的宣传资料落款误写为“郑州市公安局解放路分局宣”。

改头换面型：通过调整段落顺序、替换近义词、删减冗余内容等方式进行“伪原创”，表面上语言风格有所变化，但核心观点、结构框架、数据案例与原文高度重合。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扶贫开发局将州妇联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分工文件改头换面后直接使用，除文头和落款外内容完全雷同。

数据拼凑型：在总结报告、调研材料中，不开展实地调研，直接拼接往年材料、统计公报、自媒体信息等，导致“去年的问题今年依然存在”“甲单位的经验套用到乙单位”等现象频发。兴海县温泉乡2017年的党课计划、讲稿与2016年内容基本一致，仅修改发文年份；某乡镇脱贫攻坚工作方案照搬其他乡镇文本，仅替换部分数据和产业名称，出现其他乡镇名称等错误。

三、公文抄袭问题的成因剖析

（一）思想根源：政治站位不高，责任意识与政绩观错位

部分干部对公文工作的政治属性认识不足，将其简单视为“文字任务”而非“政治责任”，缺乏“文以载道”的政治自觉。调研发现，不少干部存在“只要不出大错，抄点材料没关系”的侥幸心理，将抄袭视为完成任务的“捷径”；部分干部秉持“应付交差”心态，把“完成数量”等同于“做好工作”，对材料质量要求“差不多就行”。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政绩观错位和形式主义作祟。一些地方存在“以材料论英雄”的考核导向，工作干没干、成效好不好，全看材料写得好不好，导致部分干部把精力放在“包装材料”上而非“做实工作”上。《学习时报》评论指出，公文“拿来主义”看似文字失范，实为敷衍塞责，与“四风”问题相互勾连，反映的是个别党员干部懒于干事、疏于思考的责任缺失。

（二）制度短板：规范界定模糊，审核与追责机制缺位

尽管多数单位制定了公文管理相关制度，但针对抄袭问题的制度设计存在明显短板。一是界定标准不明确，现有制度多强调公文格式规范，对“抄袭”“借鉴”的边界缺乏清晰界定，导致实践中难以准确判定违规行为。二是审核流程不严格，部分单位公文审核仅关注格式、文号、会签等表面要素，对内容原创性、与实际工作的契合度缺乏实质性审查，“重形式、轻内容”现象突出。

追责机制刚性不足是抄袭问题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不少单位对抄袭行为的处理以“口头提醒”“内部批评”为主，缺乏通报批评、绩效考核挂钩、纪律处分等硬约束。即使在专项整治中，也多以诫勉谈话、通报批评为主，震慑力不足，难以形成“不敢抄”的高压态势。此外，部分单位在材料评比、干部考核中重“数量”轻“质量”，变相鼓励“速产快出”，为抄袭提供了滋生土壤。

（三）能力瓶颈：专业素养不足，培训与实践支撑薄弱

随着公文工作专业化、精细化要求不断提高，部分干部尤其是年轻干部存在明显的“本领恐慌”。调研显示，35岁以下干部中，38%反映“缺乏系统的公文写作培训”，27%表示“不熟悉政策背景，不知道如何结合实际转化”，19%坦言“基层调研经验不足，写材料只能靠‘拼’”。

干部能力短板的形成与培训体系不完善密切相关。当前部分单位的公文培训存在“重格式、轻内容”“重技巧、轻思想”的问题，培训内容与实际工作需求脱节，缺乏对政策解读、调研方法、逻辑思维等核心能力的系统培养。同时，年轻干部缺乏实践锻炼平台，不少基层单位存在“领导不亲自写、新人不会写”的困境，写材料的多为借调人员或年轻科员，在缺乏指导的情况下只能依赖“抄”来完成任务。

（四）外部诱因：工作压力失衡，监督与技术支撑不足

基层“过度留痕”“层层加码”的工作模式给干部带来巨大压力，成为抄袭的重要诱因。不少基层干部反映，部分材料存在“上午布置、下午上报”的紧迫时限，在时间仓促、任务繁重的情况下，难以开展深入调研和原创撰写，只能选择照搬照抄。此外，一些单位文件数量过多，基层干部深陷“文山会海”，难以抽出足够时间提升写作能力和打磨材料质量。

监督手段单一也制约了整治效果。传统公文抄袭核查主要依赖人工比对，不仅耗时耗力，而且难以发现“改头换面”式的隐蔽抄袭。尽管部分单位引入了查重软件，但现有工具多针对学术论文设计，对公文的政策术语、固定表述、数据格式等特征识别不够精准，容易出现“漏检”或“误判”，难以适应抄袭手段不断翻新的新形势。

四、公文抄袭问题的多重危害

（一）政治危害：稀释政策效力，影响决策部署落地

公文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载体，抄袭行为会导致政策传达“失真”“走样”。上级政策在“抄转抄”中被简单复制，缺乏与本地本单位实际的有效结合，最终形成“上下一般粗”的文件泡沫，导致政策措施“水土不服”，无法解决实际问题。

例如，某乡镇照搬其他地区的脱贫攻坚工作方案，未结合本地产业基础和贫困特点调整措施，导致方案无法落地实施，延误了脱贫攻坚进程；呼伦贝尔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案例显示，抄袭公文会损害退役军人政策落地见效，影响服务保障的精准性。这种“以文件落实文件”的形式主义，本质上是对政治责任的漠视，严重影响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二）行政危害：降低工作效能，造成公共资源浪费

公文抄袭直接导致行政资源的无效消耗。一方面，抄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