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系列第531期（56篇）2023年上半年意识形态工作文章汇编VIP专享

目 录

1. 中共盐城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陈卫红：

把牢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的战略定位1

2.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邓萍：

从意识形态角度谈高校公文处理信息化 5

3. 济宁医学院高立：

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 9

4. 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程桂龙：

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回顾与展望 15

5. 晋能控股集团山西新村煤业有限公司田圣印：

对新形势下加强国有企业意识形态工作的思考 26

6.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潘旭：

高校纪委监督保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理论与实践 以无锡工艺

职业技术学院纪委为例 29

7.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罗文嘉：

高校网络舆情视域下大学生意识形态的引导策略研究 35

8. 江苏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仲逸智：

关于新时代加强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若干思考 42

9.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霞丽：

关于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安全与创新之管见 51

10. 贵州师范大学国家民委多民族文化融合与区域发展研究基地韦志奋：

贵州青年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路径创新 60

11. 南昌师范学院王俊：

红色家书融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探索与思考 64

1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张世飞：

加强党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重要意义、关键领域与实现路径 70 13．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玉玉：

加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 82

14.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王冠宇：

坚定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三重进路 89

14. 梅宁华：

坚定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98

14.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周峰：

坚守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106

14. 马倩：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 109

14.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徐国正：

建设具有强大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路径 113

14.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志丹：

科学认识和防范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 123

14.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郭燕来：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130

14. 山东师范大学朱文琦：

论历史自信的意识形态功能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133

14. 铜仁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田建龙：

强化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 143

14. 中共榆中县委党校齐万佳：

青年意识形态工作的发展与深刻启示 145

14. 贾彦峰：

谁能赢得青年？ 基于意识形态的三维推演 149

14.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冯刚：

深刻把握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166

14. 刘迪：

提升高校意识形态制度效能的路径探究 180

14. 王慧：

完善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制度机制的思考188

14. 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赵靖：

网络舆情生态视角下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探析 200

14. 张俊：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鲜明特征 212

14. 安徽中医药大学方林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 221

14. 南昌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黎欣：

新时代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问题与提升路径 231

14. 江苏海洋大学张元：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舆情风险治理策略研究 238

14. 昆明理工大学李佳洋：

新时代国有企业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44

14. 罗开林：

新时代国有企业意识形态工作探析 251

14. 苗长胜：

新时代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逻辑及实践路径探析 254

14. 喀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夏文熠：

新时代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风险挑战、能力短板和提升路径 265

14. 吴小玉：

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提升的路径研究 272

14. 张远向：

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的经验呈示 281 39．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玉珠：

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历程、基本要求与实践路径 292

40. 洪向华：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部署及其实践路径 300

40.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客运分公司党委工作部副部长王硕：

新形势下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思考 311

40.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朱继东：

新中国成立以来应对西方打压、干涉、制裁的意识形态经验及启示 314

40. 中共延边州委党校赵异：

延边州乡村意识形态建设的几点思考 328

40. 王永贵：

以历史主动精神打赢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斗争 333

40.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政治与法律教研部董小宇：

中国共产党百年意识形态建设经验与启示 344

40. 王永凤、杨忠林：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考察、基本经验及实践指向 352

40. 张志丹：

中国式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意蕴 368

40. 广西政协报通讯员阮孟霖：

重视思想建设 加强宣传引导凌云县政协抓紧抓实意识形态工作侧记 381

40. 张莹：

筑牢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的“三重合力” 383

40. 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陆风：

筑牢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做好三农网络舆情工作 389

40. 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段港回：

百年变局下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及其应对策略 392

40.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孙涛：

高职院校网络意识形态教育的对策思考 401

40. 长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晓东：

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409

40. 陕西师范大学陈答才：

文化自信视域下的西部边疆地区意识形态安全探析 415

40. 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黄国雄：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系统论探析 425

4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党委党校崔颖：

新形势下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对策思考 440

把牢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的战略定位

中共盐城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 陈卫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近年来，盐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把好思想导向、舆论导向、文化导向，积极探索意识形态工作有效路径，切实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和风险防控，进一步凝聚全市团结奋进的思想共识。

一、加快夯实政治理论学习根基，把“指导实践”转化得更加深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盐城坚持以“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总要求，持续深化思想理论建设，有效提升各级党员干部思维层次、素质能力水平，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能力。

以理论学习“汲取钙质”。重抓中心组、党员领导干部示范引领，带动全体党员和引导广大群众多形式、分层次学习，确保“全面学、全员学、全覆盖”。搭建线上线下学习平台，在景区、文博场馆、邻里中心等场所设置学习区域， 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微学习、微宣讲、微文艺、微分享”活动，鲜活化、立体式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入脑入心。全市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全覆盖， 采取集中学习、辅导报告、交流研讨等形式开展学习，截至2022年11月底，全市县处级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220余次。上线盐城市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网上展馆，“学习强国”盐城学习平台推送宣传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文章73篇，引导激励全市上下增强发展信心、汇聚强大共识。

以理论宣讲“播撒火种”。党的理论宣讲承载着推进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在基层落地落实的重要任务。盐城高度重视面向各类群体的特色宣讲工作，整合先进典型，组建乡村贤达、“百姓名嘴”宣讲队伍，整合理论专家、“百姓名嘴”、大学生宣讲志愿者，推动二十大精神深入项目园区一线、机关单位、村居社区、校园军营、媒体网站、街区场站、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场所，截至2022年11月底已开展理论宣讲2000余场次，受众近30万人次，用“乡音”传“党音”。

以理论阐释“浇筑初心”。依托《盐阜大众报》“理论周刊”栏目载体作用，持续开设党的二十大专版，已推出7个专版25篇署名文章，专版刊发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心得体会。组织全市理论专家撰写系列理论文章，邀请市外知名专家点评盐城贯彻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的生动实践。出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盐城实践》专辑，组织市级社科智库专家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金句”，推出阐释短视频，以多种方式面向社会广泛阐释解读党的二十大精神。

二、加快完善新闻舆论引导机制，把“凝聚共识”落实得更加有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盐城从内容形式和传播渠道两方面发力，有针对性地生产“内容+创意+技术” 的媒体产品，形成传播矩阵。

深化全媒引领模式。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主线，注重宏大主题与微观叙事相结合，聚焦盐城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富裕等主题， 推出一批新征程上“竞逐新赛道勇当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盐城新篇章的基层经验和典型案例，国家级媒体采用相关稿件44条，其中《新闻联播》3条、新华社客户端16条、《人民日报》（含海外版）18条，以全方位内容矩阵向更多元群体渗透，提振全市人民精气神。强化互联网思维，市、县两级组织系列融媒活动，制作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听党指挥、一心为民——我为红色经典代“盐”》短视频，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故事，推出《盐城长3岁了》等短视频，被新华社等央媒转载。

放大盐城独特优势。加大对外沟通，积极抢占网络社交平台，持续办好“盐城发布”政务发布平台，提升扩展“发现盐城”海外媒体矩阵，稳步增加粉丝数量，增强粉丝黏性。向国际传播盐城声音，截至2022年10月底，“发现盐城” 脸书和推特平台粉丝量超17万人，曝光量超1200万，互动总量超21万次，展示“国际湿地沿海绿城”的生态魅力、发展活力。加强特色文化传播，推出江苏文化名片外宣短片《奇技》，向世界推介国家级“非遗”项目——建湖杂技。结合中韩文化交流年、中韩建交30周年契机，组织中外媒体采风活动。与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生灵␎奇境——中国盐城黄海湿地》科普画册，

入选江苏省“十四五”时期重点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项目。

提升信息发布水平。紧扣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深化改革、推动发展、改善民生等关键词，规范新闻发布渠道，做好重大成就、重大政策、重要活动的权

威发布，持续稳妥做好疫情信息发布，引导社会舆论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 推动建立高效、顺畅、权威、快捷的新闻发布体系。组织各地各部门新闻发言人、新闻发言人助理进行新闻发布工作专题培训，持续加强新闻发言人队伍建设。

三、加快推动各类阵地建强用好，把“工作框架”搭建得更加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这就要求进一步明确“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推动各类阵地提升工作针对性和专业性。盐城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守牢守好各类思想舆论阵地，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文化文明互促并进，进一步弘扬正能量。建立重大题材文艺创作联席会议制度，协同推进重大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生产，严把内容导向关，制定《盐城市重大题材文艺创作选题指南》，避免主题同质化和题材扎堆，编制《文艺创作行动计划（2022—2025）》，提升文艺创作的组织力和统筹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淮剧《范公堤》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文旅部历史题材创作工程重点扶持作品、省委宣传部重大题材重点跟踪（资助） 项目。深化文明创建，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放大红色资源优势，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实现全覆盖，有序围绕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展宣传、宣讲、阅读、志愿服务等系列活动，在服务群众中宣传教育群众。

网络治理完善体系，进一步加强支撑力。严格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网络治理体系建设，制定《全市敏感突发事件网上舆情应对处置规范》

《网络信息管理联合执法协作机制》，加快构建舆情快速反应机制。开展“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健全网站（平台）、账号管理数据库，网络属地责任和主体责任进一步明确。强化对各类网络意识形态阵地的源头治理，建好网络应急一体化指挥、举报平台，推动各级各部门提高学网、懂网、用网水平，积极主动回应网民关切，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重点领域深化融入，进一步突出实效性。依托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与重点领域业务工作的融合推动。压实学校党委主体责任，强化课堂教学、中小学教材教辅使用及试卷命题等内容的审核把关，加强学校网站广播、学生社团、讲座论坛等阵地建管。深化宗教领域意识形态形势把握，研究会办重难点矛盾问题，推进全市宗教领域专项排查整治工作，强化线上线下处置。深入开展“扫

黄打非”斗争，查办刑事案件11起，营造良好社会文化环境。

四、加快健全意识形态责任体系，把“安全屏障”构筑得更加稳固

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 这就要不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入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各项要求，凝聚工作合力。盐城出台市级实施方案，进一步细化责任要求， 压实责任链条，推动各级党委（党组）强化履职尽责。

多维发力，推动“落在点上”。先后出台意识形态工作“四责”清单、年度意识形态工作要点、分析研判联席会议制度等文件，推动各级党委（党组） 把意识形态工作摆上重要位置，层层压实各级领导责任。把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目标任务管理、年终述职、民主生活会，纳入年度党建考核， 纳入党的建设、平安盐城、民族宗教、教育改革、外事工作等工作要点，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走深走实。

跟踪问效，推动“抓实抓细”。建立定期自查问缺、动态抽查问实、专项督查问效“三查三问”督导机制，开展市委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督查，做到重要节点每周督查、其他时段常态督查，定期通报督查发现的问题隐患，并跟踪督促整改，2022年以来共通报整改问题隐患95个。各地各单位对照督查存在的共性问题，举一反三，同步整改。

创新方式，推动“因地制宜”。进一步发挥基层创新优势，将意识形态工作深入一线。开展“意识形态工作␎书记说”活动，推动基层党委（党组）落实意识形态工作全面领导责任、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该活动获“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奖”。组织开展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时刻在线”行动，推动党员干部“思想在线”、各地各单位“行动在线”、市县两级“督查在线”，有力提升党员干部责任意识、风险意识、安全意识。评选建湖县上冈镇大唐村、中韩文化客厅、“言+买”书汇等22个市级意识形态工作联系点，形成一批意识形态工作示范，以点带面打牢基层意识形态工作基础。

在新征程上，盐城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力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盐城落地落实，在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盐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上展现更大作为。

从意识形态角度谈高校公文处理信息化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邓萍

[摘要]高校的行政公文对意识形态公文信息化处理工作的重视，但也存在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责任制落实不到位、引导不到位、重点专项工作实效性不强等问题。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高校必须进一步加强教育培训，强化责任意识；完善公文信息化处理的工作机制，注重高校公文信息化处理工作的责任落实；注重积极正向的意识形态引导，提高信息安全的防控能力；聚焦高校重点教学工作项目，加强校内各部门的协调联动，提高高校信息化公文处理的工作效率。

[关键词]意识形态；高校公文；处理；信息化

一、意识形态与高校公文处理信息化的必要性

公文处理信息化是高校办公室事务的日常工作，也是高校办公室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公文信息化处理对于高校未来发展的影响意义深远。在高校进行日常教研资料等相关文件进行存储和整理的过程中，通过信息化办公软件及时地总结和归纳，并通过数据分析的功能，不断探寻有助于高校提高教学水平的措施，同时也能节约文件管理人员的时间和精力，降低高校的行政成本，从而提高文件管理的质量和高校办公室的工作效率。

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受到现代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大环境的影响，互联网大数据信息化管理的办公模式已经逐步替代了传统的办公模式。公文处理是高校办公室综合事务中的一项日常工作，公文信息化管理是当下数字信息时代的必然发展趋势。无论是档案管理还是信息的存储，信息化管理的便捷性远高于传统的纸质办公模式。因此，高校应该重视互联网信息化时代下发展的大趋势，积极的转变思想，积极推动高校公文信息化处理的应用办法全面落实，以适应高校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求。受传统的意识形态影响，高校的行政工作主要以人为主，将繁琐的记录和存储工作责任落实在个人身上，一旦由于文件存储不当或是公文信息整理不规范，就会导致高校历年的重要文件丢失和损坏，会给高校的文件管理造成严重的损失。结合当前意识形态和高校办公的实际工作情况，应正确认识公文信息化处理在高校行政工作未来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有助于增强高校行政工作的时效性，提高高校教职员工的责任意识。强化教职员工和行政管理人员的主观能动性，自觉规范的将公文信息进行高质量的

整理和录入，在实践的工作中不断总结文件信息化处理的技巧，对提高教学质量，提高高校办公室办公效率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

二、意识形态视角下高校公文处理信息化的发展优势

意识形态视角下要注重提高高校教职员工思想精神的力量，善于运用科学的理论武装行政人员的责任意识，用正确的舆论引导教职员工积极的转变固有思想，用崇高的意识形态塑造人的思想，充分发挥高校思想工作对教职员工的正向引导。充分调动每一个高校内成员的工作积极性。新形势下，要坚持和利用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正确引导，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在动员群众中的重要价值。

使用公文信息化处理系统还可以克服公文纸质文件传递所带来的时间和信息的滞后问题，为提高信息传输的速度，增强高校教学管理信息的安全性，以节约高校行政成本和集中式部署管理，高校只需要配置几台连接互联网的办公电脑，并配置相应的办公软件即可对收发公文和信息存储、数据管理等工作进行高效处理。高校电子公文处理必须遵循标准化、规范化、高效运行的基本原则，才能适应现代化社会的和谐发展。一方面以高校公文格式为标准，规范了公文收发流程、具体的文件格式、文字内容等；另一方面，以低碳无纸为的节能减排的理念为基础，尽量少使用打印的文件，广泛地使用电子版的文件形式， 通过电子版文件的传输和保存系统，以局域网为平台进行无障碍流通。在有限的人力物力条件下，能够尽快完成文件收发的所有流程，保证文件的快速高效流通。如表1所示。

在信息化数字校园发展的形势下，高校信息化公文处理系统平台的建设目前还尚不完善，在全国高校的行政管理工作中还没有全面普及，系统平台的功能开发也不完善。如何提升区域内高校教育资源的共享、校园信息电子公告将其与高校办公OA系统相结合，是数字校园建设过程中必须探讨的问题。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反映出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对于高校行政工作的意识形态受到传统办公室工作氛围的影响，要积极的转变高校公文管理的模式，通过社会意识形态的独立特性，对高校行政工作的转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意识形态与高校公文处理信息化的现状及问题

高校行政管理的公文管理信息化的转型，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做服务支撑。高校公文信息化的管理需要建立一个具备专业电子信息技术的服务团队，随时

为高校公文信息化处理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提供专业的、高效的维修服务。

但是，由于目前高校一部分教师和教授对信息技术和手机软件的操作不熟悉，在日常教研活动或接收高校行政公文的时候不能通过电脑和手机软件进行查看，例如，如何使用微信的线上编辑软件功能编辑xlsx工作表格信息，部分教职员工不善于使用手机软件，对软件功能操作不熟练，不能及时有效的对高校行政管理相关的信息做出及时的反馈。且一部分教职员工对信息化软件有抵触情绪，也就是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还停留在传统的纸质办公模式，对信息化技术嗤之以鼻，且不愿意与时俱进地学习新的技能，严重影响了高校行政管理工作向智能化、信息化办公模式的转型。因此，高校教职员工应该积极转变传统的意识形态，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使得高校行政办公的工作形式不再受办公环境的限制，高校各级领导和教职员工可以随时通过手机端进行远程办公，因此，全校教职员工应该定期的安排专业的网络信息化办公技术培训，让全校教职员工都能够熟练地掌握各种信息化计算机办公软件和手机软件的使用方法， 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水平。

四、意识形态视域下高校公文处理信息化转型策略

（一）重视建立高校公文信息化管理制度

在转变高校行政公文信息化工作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应重视建立高校公文信息化管理制度，其制度要保障公文信息化处理的严谨性、明确性和高效性， 并将责任落实到个人。例如，收发文件的具体流程，需要收集和整理文件、登记文件、传阅文件等。明确高校行政办公室内部具体的工作职责及工作范围， 对每一项文件的收发和整理都要有明确的责任说明，每位员工都建立一个工作档案和账号，这样在教职员工登录账号之后，对软件上任何一项操作活动都能体现出操作记录，这样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还能够强化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由此可见，提高高校行政工作的公文处理效率，要明确规定公文的处理的工作流程，对于需要加密文件要划分严格的等级权限，分层处理加密文件， 还要针对加密文件的安全性设置密保，才能有效保障高校公文的安全性。

（二）建立综合性的公文资源管理平台

目前我们正处于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高校行政公文的信息化管理模式， 需要依托互联网信息化管理技术和相关专业管理软件进行管理。通过信息化的管理模式，实现行政公文的总体集成，达成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建立统一

的、高效率的公文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用户可以登录账号进行实时访问，这将最大限度地提高高校的行政服务质量。高校公文信息化管理的解决方案涉及文档生命周期管理、信息安全管理、文档查询和统计等全过程管理。高校应积极转变意识形态，探索如何能够有效创新高校公文信息化管理的有效实践措施， 以实现高校公文信息化交互和管理全过程的智能化发展模式。高校内部对公文的收发过程要体现出制度性、整体性。高校各专业教师和校领导的应积极转变传统的意识形态，不断督促自己与时俱进，以适应现代高校数字化管理模式的发展趋势。积极的运用各种智能化的处理软件，履行本岗位的职责，还包括对各种公文的内容的做到保密。如人事调动的红头文件、高校党支部的红头文件等。高校公文信息化的管理针对公文的扫描、录入、整理、归档、调取、统计、编辑、研究等文件生命周期管理系统，具备相应的管理和备份的功能，以及公文入库的申请和登记功能，包括原始文件和数字文件的借阅和归还，并能实时统计公文的使用情况、借阅热度等数据。如表2所示。

（三）定期高校公文处理和信息化管理培训

通过定期开展高校公文处理和信息化管理培训，针对教职员工对信息化管理不同的接受程度展开分阶段、分批次的培训，协同办公软件平台提供的公文管理功能，利用工作流的原理来建立公文流转机制，通过流程模板和流程节点保证公文从拟定到发布的全过程，确保在高校行政工作人员变动的情况下，公文保存和调取等信息能够继续使用。通过节点权限控制公文的审批批示；公文信息化管理的培训还包含对收文管理、发文管理、签报管理、公文督办、公文统计和公文档案等几个部分，实现了高校日常公文信息交换、查询、督办等功能的实现。如表（3）所示。

由此可见，定期开展公文信息化技术培训，开创高校公文处理和信息化管理工作的新局面，努力为高校改革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结语

从意识形态角度看高校公文处理信息化管理的发展，应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工作引领高校全体教职员工和师生，以正确的舆论引导每一个高校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转变意识形态可以动员高校领导以崇高的精神塑造人，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引领和教育高校教职员工中的重要价值。充分传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树立大局意识、导向意识、创新意识和责任意识。

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

济宁医学院 高立

［摘要］高校作为党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在完成知识传播的同时， 更肩负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任务。通过对当前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并提出相关对策，对于今后国内各高校稳步推进大学生意识形态工作、坚决维护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关键词］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问题；对策

早在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并特别强调：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不仅指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更道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全局性意义。以此为指引，国内高校均在原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大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工作， 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通过对国内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详细归纳，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对策，为高校今后更好地开展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提供一定理论依据及经验借鉴。

一、意识形态相关概念的提出

“意识形态”一词最早出现于18世纪法国思想家德斯杜特•德" 托拉西撰写的《意识形态原理》，其中把“意识形态”界定为“思想的科学”“观念的科学”，认为意识形态概念不仅有理论上的、哲学认识上的意义，更是一种能为人民服务并使人民摆脱种种偏见的科学。之后，国外相关学争相开展有关意识形态的研究，并提出了各自的独特见解。当前，对于意识形态的概念普遍认为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阶级、阶层、集团的世界观和思想的总和，是以一定哲学世界观为基础的政治理论体系，或者说是一种“政治世界观”。直至1846 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通过把对观念的认识分析改造为社会学分析和政治学分析，并进一步建立了更为完善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最终成为公认的现代意识形态概念的创立者。

二、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现状调查

2022年2月，通过中国知网（ｗｗｗ．ｃｎｋｉ．ｎｅｔ）总库进行相关文

献检索，检索条件：［主题％＝‘大学生意识形态’ｏｒ题名％＝‘大学生意识形态’ｏｒｔｉｔｌｅ＝ｘｌｓ（‘大学生意识形态’）ｏｒｖ＿ｓｕｂｊ ｅｃｔ＝ｘｌｓ（‘大学生意识形态’）］；检索范围：总库。

检索最终纳入相关文献18463篇，且有关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研究的文献最早可以追溯到1984年，之后的近20年时间内，相关研究文献的发文量一直保持在100篇／年以下，直到2005年，有关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研究的文献的发文量才有了较为明显的上升，达到160篇／年，此后，有关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研究文献的发文量普遍呈逐年上升趋势，尤其是2021年，预测发文量已达2096篇／ 年。而在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相关研究主要主题词分布方面，“思想政治教育”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排名前10位的主题词共涉及10451篇文献，占检索文献总数的56．61％。

总体看来，国内有关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受到相关学者的足够重视，也未出现较为显著的研究成果。2005年之后，有关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方面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国内相关学者的重视，不仅发文数量逐年上升，且基本形成了以“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及“意识形态”为核心的聚力研究方向。但与此同时，国内对于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方面的研究也具有较为分散、各自为战的情况，不仅各发文机构及国内学者的分布较为平均，且相关学术期刊的发文量也大致相同，即总体看来，国内有关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方面的研究方向普遍较为分散，且缺乏专业领军人物及科学合理的梯队结构，相关合作研究有待进一步增强。

三、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问题归纳

（一）对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重视程度不够，实效性不强

当前，国内高校对大学生开展的意识形态教育，主要是党组织的活动以及高校思政理论课的方式进行，但在实际教育活动开展过程中，却往往出现对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重视程度不够，实效性不强的情况：部分高校针对大学生开展的意识形态教育活动，未能科学合理规划整个教育过程，进而导致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参与程度低、互动不积极、最终成效不理想等情况的出现；部分高校针对大学生展开的意识形态教育过于关注其政治性，过于注重对大学生的统一管理和理论灌输，功利化目的较为明显；部分高校并没有将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的教学目标进行准确定位，教学效果没有进行有效的落实，不能够及时解

读国内相关文件精神，不能够做到紧跟时代步伐，最终导致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缺乏实效性的问题出现。

（二）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体制不够完善，缺乏统筹协调

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工作需要各高校行政管理部门（单位）、二级学院、学生团体以及全体教师、大学生的共同努力、相互配合与密切协作方能顺利完成。但部分高校在开展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缺乏沟通、各自为政的现象：虽然各行政管理部门（单位）、二级学院甚至学生团体均能够按照学校统筹规划主动开展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工作，并能够取得较好的成效。但与此同时，由于各行政管理部门（单位）、二级学院甚至学生团体之间并没有形成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意识形态教育内容重复、过程拖沓等现象的出现。另外，部分高校开展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还或多或少的存在这闭门造车、各行其是的情况，高校之间对于开展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缺乏有效的沟通与交流，大量优质教育资源无法实现共享先进的经验与优秀的成果难以开展大规模的推广。

（三）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形式较为单一，教学效果较差

当前，高校开展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活动，主要是依赖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主阵地，内容也是以思想政治理论学习、优秀人物专题讲座、爱国主义基地实践教育等形式居多，无论在课程内容的设置上或是教学方法的采用上，教育模式都较为单一，进而导致学生的理论兴趣不易被激发，自主学习动力不强， 学习主体性不易被彰显，最终难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部分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者机械地向学生讲述思想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发展的某些理论概念，极少将当前先进典型事例、优秀人物故事融入大学生意识形态过程之中， 宣讲缺乏足够的感染力，大学生难以对相关宣讲内容形成心理共鸣最终意识形态教育收效甚微。

（四）网络环境的崛起为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带来全新的挑战

随着当前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普及，高校普遍完成了校园信息化的全覆盖建设，大学生不仅可以通过网络开展日常学习活动，更可通过网络完成娱乐、购物、交友等各项日常活动。与此同时，大学校园内有关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亦随着网络时代的兴起，逐渐由线下转至网络，并且能够实现从网络空间向现实空间的快速反渗透。尽管当前各高校均非常重视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不仅定时（不定时）开展基于网络的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更派遣专门人员负

责网络意识形态及舆情信息安全，但由于网络的时效性、私密性与虚拟性等特点，仍有可能会使得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负面内容，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能够借机得到传播，进而给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四、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对策

（一）不断夯实党管意识形态建设这个基础，提升大学生意识形教育管理水平

作为高校，必须明确党委和党委书记对全校意识形态工作开展的总体责任， 坚持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出台专门文件，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委宣传部、教师工作部、学生工作处等多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在开展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过程中，不仅要把牢正确办学方向，更需要不断夯实党管意识形态建设这个基础，积极引导广大大学生通过接受意识形态相关教育，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二）建立健全完善的意识形态教育运行机制，促进大学生全员参与意识形态日常教育

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完善运行机制的保障。通过合理地设置组织机构，不断完善大学生意识形态日常教育队伍建设，做到以各二级学院、班级、团支部为单位，开展大学生意识形态日常教育工作，力争让每名大学生都能够参与到意识教育的全过程。与此同时，作为大学生日程管理工作者，根据不同时期大学生思想变化情况，动态掌握大学生思想情况，用科学态度掌握大学生思想变化情况，并形成缜密的大学生思想档案，及时了解和把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及意识形态教育出现的突发情况、突发问题，有效地掌握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实施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及意识形态教育工作。

（三）深入挖掘意识形态课外教育资源，全面开展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工

作

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

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要渠道，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因此，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本身应蕴含丰富的意识形态教育资源，更应在教学过程中深入挖掘、整合、扩展意识形态教育相关资源，要始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贯穿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全过程，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引导学生在理论上真懂真信、在实践上自觉践行。与此同时，要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全面提升，把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由课堂延伸至课外，通过把课

外校园文化活动与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目标进行有机结合，使大学生通过参加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能够充实精神生活、增强意识信念、提升道德境界， 最终潜移默化的完成意识形态教育工作。

（四）加强教师群体的意识形态日常教育工作，打造坚强有力的工作队伍

作为高校思政教师，不仅需要承担着大学生意识形态、思想政治等专业理论课程的日常教学工作，更因其特有的学科专业素养，进而成为影响大学生意识形态及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群体。因此，做好教师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引导学生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基础和前提。在开展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的过程中，高校既要着眼于大学生群体，通过意识形态教育引导学生努力成为党和人民需要的栋梁之材，更好关照到广大教师群体，通过意识形态教育，使广大教师在成为大学生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和引导者的同时，更能够成为大学生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此外，学校更应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业务素质，引导广大教师把握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占据日常教学、科研工作的主阵地，勇敢担起社会责任，打造坚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教育工作队伍，为高校开展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五）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优化校院网络舆论环境

随着当前信息与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互联网在承担日常沟通交流功能的同时，亦逐渐成为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作为当前网络最大的使用群体，大学生在日常学习、购物、交友等方面越来越依赖网络，进而成为受网络影响最深的群体。因此，在开展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传统的教育方式方法，更要把基于互联网的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作为传统教育方式方法的有力补充。高校不仅要适应“互联网＋”“微时代”等新型网络意识形态的传播形势，加强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更要利用自身网络及舆论优势，将“两微一端（官方微博、官方微信、今日头条客户端）”等作为思想政治工作新载体，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感和吸引力，有效开展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及教育工作。

五、结语

高校不仅是传递知识、培养人才的摇篮，更是坚定信仰、传播真理的堡垒。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的最终成效，对高校最终培养身心健康、意志坚定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通过对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现状进行分析，对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并提出

切实可行的相关对策，不仅能够帮助广大大学生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下，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坚定地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提供帮助，

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回顾与展望

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程桂龙

摘要：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核心，是影响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相关研究不断增多，在研究范围的拓展、政学研究的关联、研究方向的扩充、研究深度的增强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整体来看，在研究宽度、厚度、密度、热度等方面仍存在一定不足，需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结构与框架的匹配、机制与体系的衔接等方面进行改进与提升，以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提供新思路与新方法。

关键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困境；路径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交织的重要阶段，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日益激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程度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多次对意识形态工作做出重要部署，意识形态安全逐渐由政策导向朝政策实践过渡，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不断推进。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中12次提到“意识形态”一词，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近年来，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算法推荐、元宇宙等信息技术的不断迭代，网络信息化加速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遭遇的挑战与冲击不断增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1］。要把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当作当前和今后各方面工作的一个重点，引领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正常发展。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融合了网络、意识形态、网络意识形态、国家安全等各种要素，是网络环境下意识形态安全的综合体。当前，国内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方面的研究还显不足，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范围界定、安全作用定位、治理限制因素、治理路径渠道、治理评估反馈、治理体系完善、治理经验推广等方面仍存在缺陷。有必要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梳理、总结，厘清现阶段研究现状，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有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提供借鉴。

一、文献计量分析：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概述

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其中手机网民达10．29亿，

占比达99．7％，互联网普及率达73．0％［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突破10亿，用户使用率高达94．8％［3］。网络已经渗透到各行各业，对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全方位的影响。因此， 加快网络参与状况与网络参与行为研究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尤为迫切。现阶段，国内针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进行了比较丰富的研究，在研究范围的拓展、政学研究的关联、研究方向的扩充和研究深度的增强上取得了一定成果。

（一）研究范围不断拓展

当前国内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主要涉及著作、论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会议、报纸等不同类型，文献种类不断增多。著作方面相对较少，王永华的《网络媒体传播下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年），黄冬霞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年），吴满意等的《网络意识形态相关问题初探》（人民出版社，2019年） 等对国内外网络意识形态的逻辑和风险进行了研判，对其生成机理和规律进行了研究。在中国知网搜索关键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2012—2021年，共有各类文献838篇（见图1），其中期刊论文695篇，占文献总数的82．94％；硕士博士学位论文105篇，占文献总数的12．53％；报纸文章38篇，占文献总数的4．53％。现有研究文献以期刊论文为主，占比超过八成；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为辅，二者总计占比超过95％。学位论文数量逐年增加，说明部分高校已经开始系统性地进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研究范围不断拓展。

（二）政学关联更加密切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既是一项政治关注议题，也是学术研究热点。政治上对意识形态的关注进一步助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在“人民网－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数据库”中搜索关键词“意识形态”发现，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至少在64个重要场合，99次提及意识形态，其中最早的见于2013 年中俄两国元首共同签署的联合声明。涉及场合既有国内也有国外，国外多为会见外国领导人或在主旨会议上发言，国内多为通过各种专题会议提及，如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党的十九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等，提及密度逐渐增加，显示出国家对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视不断增强。政治领域的重视程度同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的产出速度呈正相关态势，国家对意识形态的关注及新理念新政策的提出客观上促进了学术成果的增加，各种理论阐释的增加反过来又进一步深化了政治关注的力度，政学关联更加密切。

（三）研究方向更加多元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不同安全要素组合的共同体，本身涉及的变量比较多。当前研究涉及的方向较为丰富，包括网络意识形态、网络空间、网络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话语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体系、新媒体、大数据、网络文化、社会思潮等近40个方向；研究学科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不同视角；研究层次包含基础研究、政策研究、行业指导、高等教育、高级科普等不同方面，其中以基础研究为主，占比达64．47％，政策研究为辅，占比达17．61％，研究方向的多元在客观上丰富了研究的形式与内容。

（四）研究深度逐步增强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以高校为主体，国内诸多高校及研究机构进行了比较丰富的研究。其中，郑州大学相关文献最多，有17篇；重庆邮电大学其次， 有16篇；燕山大学、南京邮电大学、中共中央党校、河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相关文献都超过10篇。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综合性大学、师范类大学及与通信信息类学科关联较为密切的大学，各高校从自身学科优势、行业优势出发进行实证研究，增加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研究论文中有基金项目支持的共计219篇，占论文总数的31．51％，其中有国家社科基金支持的106篇，占论文总数的15．25％，说明各类基金项目较好地支持了研究开展。研究论文中ＣＳ ＳＣＩ和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共计195篇，占论文总数的28．06％，相关研究成果整体质量较高，较好地体现了研究水平。纵观来看，现有研究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学科、地域限制，呈现出多点发力的特点，研究成果质量不断提高，逐渐由短平快的一般论文向高质量学术论文转变，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客观上促进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深化。

二、研究内容进展：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述评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互联网时代影响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对文化安全、信息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等都有重要影响。当前国内学术界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价值意蕴、内涵构成、治理困境、影响要素、治理路径等方面，通过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点及面的研究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工作的开展积淀了经验。

（一）基础理论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内涵及构成

内涵及构成是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当前国内相关研究主

要体现为过程论、层次论、要素论等三种形态，通过理论阐释与解构分析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状况进行研究。

1. 过程论

过程论也可以称为延伸论。相关研究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其概念受主客观环境不断建构影响，是网络语境下意识形态安全关联要素的集合与补充。如赵继颖等人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一种战略博弈过程，是利用网络空间认知差异，通过互联网识别外在空间威胁，抵制各种不良价值观倾向影响，实现国家主流价值取向稳定与安全的过程［4］。通过先进网络技术减少外来技术、理念冲击，加强意识形态问题识别，进而提升意识形态安全防控能力。何茜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同新时代的特征相结合，融入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其中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要素契合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要求，有助于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维护［5］。从总体国家安全中的非传统安全要素进行梳理，实现各种安全形态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融合。姚元军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网络特性同意识形态特点相结合产生的新场域，是传统意识形态在网络语境下的新发展与新转变，其并非一成不变，是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同时在一定情况下可能反作用于客观现实［6］。从意识形态的本质、网络的特性、物质意识辩证关系等角度认识意识形态安全的技术属性与价值意蕴，明确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既可能正确反映价值导向也可能歪曲反映本质内涵。这些研究涉及到动态防御、本质特性、非传统安全等角度，丰富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内涵构成及关联特性，增强了研究的价值解构与范围拓展。

2. 层次论

相关研究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构成分为不同层次，存在一个并列对等，互相补充的关系。如蒲清平等人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网络等新媒体因素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提出挑战的背景下产生的，具体来说可分为三个层次。从国家执政看，主要指国家掌控内外部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领导权、管控权， 实现自上而下、由内到外的顶层约束与引导；从社会基础看，是在一定空间内对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形成自下而上、基础稳定的认同群体；从功能特性来看， 是通过有形无形支配实现主流价值观在网络空间内的价值引领和导向，实现网络空间安全与价值导向的一致［7］。这一论述把网络意识形态划分为不同的认知与建设层级，通过从整体到局部、从外部到内部、从国家到个体的方式实现

了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层级认知差异界定。路媛等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概念需要在有界与无界的碰撞中明晰，在广度上，实现了网络范围无界和意识形态范围有界之间的融合，使网络和意识形态范围更加明确；在宽度上，实现了网络内容无界与意识形态内容有界的区分，使网络内容覆盖并凸显意识形态价值；在深度上，实现了网络发展趋势无界与意识形态发展有界的界定，使意识形态治理体现网络特性并实现价值归属［8］。以网络意识形态发展演变中存在的各种差异，从广度、宽度、深度明确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边界限定，实现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横向到边与纵向到底的融合，从三维立体角度实现了更大层面的交叉。这些研究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构成层面和交集界限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和论证，明确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层次和范围，丰富了研究的整体架构和结构层次。

3. 要素论

相关研究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一个由诸多关联要素构成的综合体。如奉鼎哲等人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区别于其他形式的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网络特征，以关键要素的形式呈现，具体来说主要分为三类。第一，体现为统一的系统，通过网络为串联把网络空间的各种社会思想融合起来，形成统一的思想价值引领。第二，体现为价值延伸，是传统的线下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在网络上的拓展，实现了价值的有序衔接。第三，特征表现的观点，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网民个体和社会需要的特征表现［9］。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集合了系统体系、空间扩展、社会需求等不同特性，实现了思想观念集合、价值范围延伸、个体社会需求的契合，是网络空间特性同意识形态需求的有机融合。史献芝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网络技术手段同制度安排的结合，是网络空间安全与国家政权、主权安全维护的结合，是保证网络意识形态免受外界干扰与破坏的一种能力体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维护能力的强弱受信息技术发展水平高低同制度融合水平强弱的影响［10］。通过技术、制度的发展状况、融合状况协调不同要素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维护中的作用。这些研究从过程梳理与体系优化，技术治理与制度建构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充实了网络空间的基本内容、价值内涵与体系架构。

（二）困境障碍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困境及影响要素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立足于现有困境。伴随着网络普及率的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意识形态多元化、主流意识形态式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信仰淡化等多重因素制约。当前，大多数研究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限制因素主要集中为外因主导型、内因主导型、综合平衡型三种类型，以内外交织的方式制约网络意识形态健康有序运行。

1. 外因主导型

外因是“表”，是影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从外到内有效治理的外在表征与显性要素。相关研究认为，当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外在制约因素在上升。如郑殿琪认为，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国外技术垄断、信息霸权、意识形态渗透等威胁［11］，通过外在网络整体环境与网络技术更新迭代，形成外在技术优势、话语优势，在网络空间与文化领域形成负面牵制。张厚远认为，当前中国所面临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主要问题集中在西方势力企图利用网络平台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培养“异见人士”炮制虚假信息；攻击中国的“民主”和“人权”问题［12］。通过国外信息技术向国内隐性渗透、特定网络群体辐射扶持、舆论攻击抹黑等方式实现对特定人群的价值观塑造，实现网络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夏自军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造成重要威胁，主要表现为“美西方对网络的控制能力使其对我国网络管控形成冲击，限制我国国际国内网络话语主导权的发挥；网络的普及和推广客观上扩大了网络空间各群体的争论，使传统的线下模式同新兴的线上模式发生融合变化， 进一步扩大了网络空间舆论引导与管理的难度”［13］。美西方国家的网络控制对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环境的冲击逐渐具象化，意识形态领域竞争更加白热化。这些研究从技术角度、信息安全、文化渗透等方面剖析了域外因素对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增强了对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复杂性的认识。

2. 内因主导型

内因是“里”，是影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从内到外有效治理的内在要里与隐性要素。有研究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内因占主导，国内管控现状是制约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如黄美娟认为，当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主要受网络普及化、信息化与开发使用简单化、形式化；平台建设系统化、规模化与网络话语鸿沟扩大化；管理逐步科学化、制度化与危机预应的能力不足［14］ 等因素的限制，技术普及、平台升级、管理提升等方面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信息化、智能化、科学化形成挑战，影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各关联要素实现内部一体化。孙丽丽认为，网络环境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困境主要体现为“信仰危机加剧；网络谣言肆虐；网络群体极化频繁；网络道德失范严

重”等方面［15］，认为网络技术传播带来的负面影响成为左右国内舆论，牵制舆论引导的重要因素。刘力波认为，“信息化时代网络技术的发展促使网络传播媒介变革与网络传播方式契合了网络特性，国内外网络空间竞争的加剧， 必然要求加快国内网络领域的管控，以利于形成由内而外的网络主导权”［16］。从网络媒体技术迭代带来的传播变革入手，实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管控与治理成为适应信息技术与媒介变革融合的重要限制因素。这些研究从国内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技术迭代、舆论转变、平台革新、网络变化等问题入手，分析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困境的多样性，为后期治理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借鉴。

3. 综合平衡型

相关研究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困境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 是内外部因素综合博弈产生的负面结果。如李艳艳认为，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制约因素主要表现为“境外敌对势力介入加深，某些极端行为成为分化我国网络空间、民众思想、价值理念的重要限制，一元主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存在被冲击、弱化的风险”［17］。外部敌对势力和内部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综合交织，影响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价值传播，形成限制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综合性要素。李江静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网络信息安全侵略、网络舆论生态危机、网络意识形态攻势、主流话语危局”［18］等4个方面的挑战。通过技术侵蚀、资本扶持、信息攻击、话语压制形成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包围，使意识形态安全遭受网络媒介发展、外在技术冲击、舆论发展走向的全方位、全链条影响。这些研究综合了国内外不同层面，从思想意识滑坡、域外攻击加深、核心技术突破等方面指出了现阶段存在的问题，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提出了综合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对策建议。

（三）治理路径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举措与机制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解决最终需要落实到治理上。学术界关于治理路径的研究主要集中为理论治理、技术治理、教育治理三种方式，研究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及制约因素进行了针对性解决，在治理机制与治理体系的构建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1. 理论治理路径

理论治理也称作思想治理，是最基础、最根本的治理方式。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19］。彭洲飞认为，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需要从理论高度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关

内容的传播，实现网络话语同理论内容的结合；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内容的结合，实现网络话语体系与理论实际的一体；通过网络空间安全意识的培育，实现理论内容与安全理念的融合［20］。通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关联理论的充实，丰富治理理论来源与价值内涵，拓展治理网络空间，提升治理价值支撑。胡敏认为，应该通过网络文化的培育，实现意识形态中文化因素的发掘、提炼与提升；通过网络舆论的引导，实现意识形态价值引领中舆论走向的甄别、预警与管控；通过网络思潮的把控，实现网络社会中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识别、引导与防控［21］。通过话语权、管理权、领导权的确立，使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能够在一定的理论体系架构内推进。林昱君认为，要结合意识形态宣传特性，从网络宣传关联要素入手，实现理论传播与宣传目标的融合， 契合网络时代意识形态的基本要求［22］。通过理论研究与宣传推广等方式， 形成一定的理论基础与群众基础，进而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支撑。马云志等认为，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需要加强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通过理论与制度的融合，增强制度建设中的理论融入，提升理论指导现实的制度空间， 掌握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主动权，提升意识形态治理的针对性、有效性［23］。通过理论价值引导与理论吸引力的培育使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在一定价值空间内得以维护。这些研究从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网络话语权、意识形态主导权、网络意识形态思想引领等方面提出了理论治理思路，为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拓展提供了有效支撑。

2. 技术治理路径

相关研究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衍生于网络技术发展，因此其治理也应该依靠技术手段进行改善，树立大数据意识［24］。如韩璞庚等认为，需要通过大力发展和提高网络信息技术；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监管［25］等方式，依靠技术提升和监督同步的方式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李栗燕认为， 应该从网络安全学的角度引入相应测评模型，通过模型预测与技术赋能实现提前分析、预测与研判，同时依靠法治方式实现自然科学理论与社会科学经验的有机融合［26］，在技术空间内实现治理效能。付安玲等认为，提高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能力需要借助大数据技术，在国家层面，建立大数据国家战略， 形成宏观规划与治理引导；在执行层面，建立大数据预警与应急机制，实现网络技术预测与网络舆情引导的结合；在保障层面，强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配套保障措施，实现技术的持续赋能［27］。以大数据技术建立完善的网

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体系，使意识形态安全在大数据架构上实现有效治理。任丽梅认为，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应该通过发掘网络本身的技术功能，加强技术迭代与网络发展的结合，实现网络技术对意识形态的治理；通过国内外核心技术的不断研发、突破，提升治理能力［28］。实现技术与治理的全面融合，使技术中蕴含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宣传教育价值、媒介技术属性有机统一。这些研究借助网络安全学、大数据技术等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状况进行了分析， 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持。

3. 教育治理路径

网络意识形态是社会物质生活在网络空间中的反映［29］。教育治理是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最直接，短期见效最快的方式。部分学者从高校教育方式方法的改进方面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相应举措。如王斌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应该坚持疏堵结合、防控并举的方式，实现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直接教育与间接教育、宏观教育与微观教育等方面的融合；通过教育手段铸牢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确保网络意识形态安全［30］，实现宣传教育、治理手段、话语管控等的有机结合。李怀杰等认为，大数据时代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应该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对象、传播方式、安全保障［31］等方面进行个性化教育创新。以大数据与教育的融合实现教育技术在教育方式方法和对策方面的转化。秦素玲认为，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应该“通过价值观的融入，实现主流社会思潮的引领；通过文化方向的把控，深化意识形态教育氛围；通过教育方式方法的创新，提升教育的目标效果； 通过教育机制的完善，实现教育的架构引领”［32］。通过外在教育环境改善和政策匹配，实现教育内容的现代化，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同步提升。张本青等认为，应该着力理念创新，推进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科学化； 注重顶层设计，推进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制度化；锁定目标靶向，推进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精准化［33］。通过教育方面的创新实现网络意识形态顶层架构，现实逻辑、具体目标等方面的结合。这些研究从网络意识形态的表象、具象及关联领域提出了解决思路，促进了教育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三、研究评述展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改进与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学界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构成、价值意蕴、治理困境、治理路径等方面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政学衔接更加密切，

且近年来保持不断增加的趋势。但总体来说仍存在研究内容比较狭窄、研究视角比较单一、治理举措缺乏支撑、理论实践缺乏互动等问题，没有形成一体化的治理体系，且现有研究同中央关于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要求仍存在一定差距，需要加大力度进行完善和提升。

（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拓宽研究范围，拓展研究内容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综合概念，是不同安全要素的集合。从现有研究来看，研究范围较狭窄，研究内容不全面。现有研究多集中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构成与特点、存在问题、产生原因分析等方面，以现实问题解决为主， 主要聚焦于问题本身，没有把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同国家安全及整体建设结合起来，理论同实践存在脱钩现象，研究广度、高度、深度都有待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治理主要基于网络跟意识形态两个概念。传统研究大部分把关注点放在意识形态上，而对互联网背景强调得不多。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前提是要明确网络这一研究范围，否则跟其他类别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没有区别。把网络环境作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研究背景，可以更好地从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自身特性、互联网时代特性、互联网技术处理等多角度进行分析， 提升研究的针对性与可靠性，提升研究的精确度与效率。在研究过程中分析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存在的问题，了解问题形成的原因与过程，可以更好地加强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认识，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目标期望值与认可度，方便研究推进，确保在研究方法的明确，研究内容的拓展，研究时效的提升上取得突破。

（二）结构与框架相匹配：拓宽研究视角，拓展研究架构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产生有其特定时代背景。当前对其研究存在一种孤立现象，大部分把其置于意识形态安全的一种衍生状态或单纯附加，对其同其他安全问题的关联及区分研究较少，研究视角较为单一，缺乏体系性。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安全问题的一种，包含在总体国家安全之内，应该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从战略高度进行定位与考量，拓展其研究层次。总体国家安全观包含16种国家安全形式，既是一种研究框架，又是一种研究目标。通过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融入可以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高度，避免单纯地把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看成一种孤立的安全状态。要把其看成总体国家安全的一种， 加强同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等的联系，构建统一的安全架构，通过总体国家安全的视角分析解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过

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要积极开拓其他研究视角，通过网络技术的形成、网络治理、网络环境、网络舆情、网络文化、政治参与等多种角度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进行分析，对其多元影响因素的构成与研究建构的实现进行分析，拓展研究结构与研究框架。

（三）机制与体系相衔接：构建治理体系，加强评估反馈

现有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以对策性研究为主，往往集中于现实问题本身， 多是为解决具体问题进行的研究，缺乏统一的安全治理体系。这就造成研究本身多是就事论事，形成的对策与措施具有特殊性，缺乏普遍性推广与应用价值。现有研究流程多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集中于过程与结果，对研究内容本身及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缺乏监督与评判，未形成一个统一完整的循环过程，对治理效果的提升造成一定障碍。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方面， 以具体应对举措的提出为主，较少从具体教育实施的角度进行考量，缺乏操作可行性。后期研究中要增加教育方面对策建议的提出，增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对策的体系化，方便政策的落实与实施。要根据网络普及情况重点对大中小学生群体进行教育，通过政策法规普及和舆论宣传引导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铸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念。针对普通群众也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宣讲与舆论引导，引导网民科学上网，合理有序地进行网络话语表达，维护国家网络空间安全。在教育对策提出的基础上，要进一步进行完善与改进，加强过程监督，形成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体系，从网络意识形态产生、发展、运行、治理、反馈等角度进行全方位的治理，为网络意识形态朝健康稳定方向发展提供行动指南。要在治理体系中增加评估反馈环节，及时对政策落实及体系构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使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得到及时有效快速的解决。

对新形势下加强国有企业意识形态工作的思考

晋能控股集团山西新村煤业有限公司 田圣印

（2023年4月14日）

当前，面对新形势和新情况，如何做好国企意识形态工作，充分激发调动职工积极主动性，保证企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和谐、稳定、高效发展建设， 是国有企业面临的一项课题。

一、目前国有企业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挑战

1. 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挑战。当前世界开放不断扩大，国际联系日益密切，交流碰撞更加频繁。西方国家偏激、错误的意识形态， 对中国的主流意识和社会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随着我国深化改革的走向深入，全社会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交织显现。社会收入差距拉大，贫富日益悬殊，加之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利益分配更加多样，个别人思想产生较大波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呈现弱化、淡化和边缘化的现象。

2.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挑战。随着当前网络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手机、电脑等终端的普及，全世界引入新媒体时代。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递价格低廉、速度高效，为人们之间的交往和生产生活提供了极大便利。但同时信息传播还存在鱼龙混杂，管理混乱的现象。尤其是现在人手一部的智能手机，任何人都可以是消息源，信息传播几秒钟便能人尽皆知。而其中就有一些不法分子或者“愤世嫉俗”者，故意编造传播不实信息，这都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极大挑战。

3. 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挑战。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必须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而在当前国企改革不断深入的情况下，许多与职工切身利益相关的难点焦点问题短时期内很难解决，导致部分职工出现消极情绪，歪曲思想，甚至信仰缺失，宗旨意识、奋斗意识、奉献意识等淡化，个别人甚至发生违法乱纪的现象。要推进企业更好更快发展，必须全面加强意识形态工作。

二、加强国企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和创新

1. 强化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和责任落实。一是全面强化党委对抓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不断健全完善党政齐抓共管，各单位、各部门协调配合的工作机

制；二是企业党委要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重要内容，积极主动在党委会、专题工作会上进行协商议定、安排部署，贯穿于企业安全管理、生产经营、 后勤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之中；三是定期分析研判，细化工作任务，严格督导考核。尤其要抓好管好关系企业发展建设的大是大非和原则问题。

2. 领导干部要主动提升意识形态工作能力。领导干部是企业职工中的先 进分子，必须主动提升自身的意识形态工作能力。一是要加强理论武装。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二是提升工作能力。要围绕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意识形态难点问题，不断创新方式方法，潜移默化的对职工进行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三是不断提升自身修养。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强化宗旨意识，加强道德修养，弘扬社会主义正能量。同时做到坚决远离低级趣味、坚决抵制腐朽思想，自觉反对歪风邪气，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感染教育职工。

3. 持续创新意识形态工作方法。一是抓好正面的宣传教育。坚持正面宣传教育，是我们党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项重要方针。要及时对过去好的经验和做法进行总结，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提升；二是用好管好新媒体。在利用好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的同时，要加强网络净化和舆情监管等工作， 主动甄别处理虚假、错误信息，并对激烈言辞进行主动回应和引导；三是积极探索意识形态工作的具体化、项目化。将意识形态工作进行量化分解，按照清单化管理，明确责任规范，强化督导考核。

三、为国企意识形态工作创造良好环境

1. 建立科学合理的薪酬分配体系。薪酬分配直接牵涉职工切身利益，关系企业和谐稳定，也是影响职工意识形态最为重要的因素。国企薪酬分配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综合考虑地域因素、企业文化、员工素质等多方因素，建立健全以岗位工资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同时将职工的个人价值和工作绩效作为企业薪酬分配的重要依据和参考。重点加强对薪酬分配的定期评估，及时听取职工的意见反馈，不断改进提升薪酬分配制度。通过良好薪酬分配制度的设计和执行，充分激发全员积极主动性，推动企业持续高效发展建设。

2. 建立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培养使用机制。健全完善、公平公正的企业人才选拔培养使用机制是职工实现价值的重要途径，也是影响职工意识形态最敏感的问题。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坚持以德为先，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人才选拔任命到

重要岗位和部门。根据企业实际，建立不同岗位、不同人才之间的选拔培养任用考核评价机制，让所有职工都能公平公正、公开透明参与到推动企业发展建设的实践竞争中去。

3. 全面优化提升职工工作环境。坚决树牢“发展依靠职工，发展为了职工、发展成果由职工共享”的理念，时刻将职工的需求和利益作为企业的头等大事去详细考虑、具体部署和扎实落实。要抓好企业安全管理，搞好后勤服务， 确保职工工作安心、吃住舒心；要关注职工的成长，帮助职工做好职业生涯规划，提供丰富的学习及培训机会，多层面、多角度提高职工的修养和素质；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组织职工喜闻乐见，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丰富职工生活，提升职工的归属感、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意识形态工作说到底就是做人的思想工作，是一项长期系统复杂的工作， 必须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强化考核，必须全面认真掌握情况，科学合理进行研判，结合实际创新举措，积极应对当前意识形态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才能营造一个全员向上，稳定和谐，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高校纪委监督保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理论与实践 以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纪委为例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潘旭

【摘要】高校纪委通过对高校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协助党委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防范意识形态风险，压紧压实党管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实现与高校党委同向发力，持之以恒巩固意识形态前沿阵地，促使校园上下旗帜鲜明“树立正确意识、反对错误观念”的氛围更加浓厚。

【关键词】高校纪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监督保障

高校党委作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践行主导者，应当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将党中央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文件精神和工作要求落实到位。党委领导班子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各级党员干部要勇于担当、勤奋务实，推进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稳步发展，延续稳中向好的基本态势。高校纪委作为高校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监督责任部门，应当坚决将校内各单位落实党中央、上级组织和高校党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决策部署情况，纳入执行党的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监督检查范围，成为发现问题的“敲钟人”，防范风险的“护航员”，增强高校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政治自觉。

一、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现实挑战

高校校园既是学生树立正确思想意识和理想信念的关键场所，又是高校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重要阵地，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高速发展，各种思潮和价值观不断涌入并渗透到校园，给高校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带来了诸多现实挑战：一是多元价值取向、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带来了不确定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受到市场经济逐利性的冲击，“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在青少年、中青年群体中有较多推崇者；教师的思想教育受到考验，高校教师境外留学、研修、交流合作的经历较为普遍，受到西方思潮渗透的可能性逐渐增加。二是交互性强、自主性高的网络新媒体的盛行，使得“极端个人主义”“躺平”“摆烂”等非主流负面意识向高校渗透，个别教师对“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缺乏职业信仰和职业自律，师德师风和思想趋于松懈。现代大学生自我意识较强， 在沉浸于网络平台评论、学习、交友、娱乐的同时，道德认知、价值取向等方面容易受到蛊惑。三是高校构建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不够完善，层层压实与联动互通性不到位。有的高校存在意识形态工作与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工作完

全分割、互不交融的问题；有的高校职能部门认为自身是业务部门，不存在意识形态风险，为意识形态建设献言献策意识不够，与主责部门之间缺乏沟通互联；有的高校意识形态建设队伍力量薄弱、基层参与度不高，部分教师认为意识形态工作是专职党务工作者的事，教师只负责专业知识教学即可。

二、监督保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的必要性

“复杂的环境给高校引领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特殊的挑战”，如何在意识形态建设实践与探索的前沿防范和化解可能存在的重大风险，不仅需要高校党委进一步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也需要高校纪委根据党章要求，聚焦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明确职责定位，坚守责任担当， 科学有效地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确保学校政治安全、政令畅通、风清气正。

（一）符合高校纪委履行监督专责的内在要求。高校纪委是党内监督专责机关，履职尽责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督促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纷繁多变的舆情、社情新形势及纪检工作新要求，部分高校纪委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各级组织、主管单位和校党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文件精神和有关规定的理解及把握上还有差距，对该项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对该项工作潜在风险和新常态的思考不够深入。部分高校纪委未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监督纳入全年工作计划，未将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纳入常态化监督工作。在深入推进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高效抓手方面有欠缺，在做实做细监督执纪、强化源头治理等工作上还需真正“破题”。对重点领域、重要工作和关键环节做不到全面、实时、动态监督，源头预防效果发挥不到位。因此，如何保障执行新时代高校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是高校纪委正确履行监督专责必须深入研究的课题。

（二）响应巡视巡察反馈问题整改落实的任务需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高度重视，在我党勇于“自我革命”的推进过程中， 把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纳入巡视巡察政治体检的重要内容。在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方面，高校巡视发现的常见问题：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监督考评不到位、存在宗教渗透风险等。校内巡察发现的常见不足：未能牢牢把握政治巡察的工作定位，对不同巡察对象的监督工作重点把握尚不精确。具体表现：未形成意识形态工作必检思维，

未将该项内容的巡察整改情况分析梳理作为监督重点；意识形态责任制专项巡察工作内容有待进一步细化，巡察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在对照巡察重点，结合各单位实际，有针对性地提供台账资料内容和梳理谈话提纲方面需进一步发力。督促落实巡视巡察整改是高校纪委的一项重要任务，协助党委抓好意识形态问题整改，督促分析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薄弱点和风险点，做好巡视巡察整改“后半篇文章”，是高校纪委的使命。

（三）实现监督责任与主体责任同频共振的现实需要。

监督保障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需要高校纪委与高校党委齐心协力解决8个“是否”重要问题。1.是否将党管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压紧压实；2.是否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3.是否有力贯彻落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部署； 4.是否规范校园意识形态阵地管理；5.是否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管理风险；6.是否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力量；7.党委主要工作部门是否形成工作合力；8.是否严实指导和督促下级党组织落实工作。高校纪委通过探究并完善纪委监督工作机制，把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求融会贯通于对高校各方面工作的监督中，帮助解决高校在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时涉及的8个“是否”重要问题， 协助解决监督责任与主体责任同频共振的问题。

三、监督保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的举措

（一）“三步走”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1．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第一步是“定责明责”。高校党委对意识形态工作负主体责任，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因党政同责，校长亦对此负重要责任。党委书记和校长要带头抓好意识形态工作，立场坚定站在意识形态工作第一线，时刻关注校外舆论动向、师生思想动态和校内舆情状况，及时发现师生中的错误思想观念并加以正向引导。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党委副书记是直接责任人，协助“第一责任人”抓好统筹协调、指导督查工作。党委领导班子成员根据工作分工，正确履行“一岗双责”，抓好分管部门、业务条线、联系单位的意识形态工作，对职责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工作负主要领导责任，对事关意识形态的错误现象和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敢于发声亮剑，带头反对错误思潮与观点。此外，校内每个二级单位是“系统”，每个教职工是“器官”、每个学生是“细胞”，均是意识形态建设之基、力量之源，与意识形态工作息息相关。2.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第二步是“知责履责”。高校纪委要协助党委开展职能监督，可以按照“十个责任”进行梳理排查、层层落实责任。“十

个责任”具体包括：一是引领把握正确方向的责任；二是巩固壮大主流思想的责任；三是强化课堂教育教学管理的责任；四是加强宣传思想阵地管理的责任； 五是加强网络意识形态管理的责任；六是加强有关项目资金管理的责任；七是加强各类社团管理的责任；八是加强抵御和防范宗教渗透的责任；九是加强师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责任；十是对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的处置责任。“十个责任”的压实，保障高校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践行方面，能形成相对系统完善的责任体系与责任清单。3.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第三步是“督责问责”。打好考核评估方案和责任追究机制“组合拳”，能帮助高校党委领导班子、二级单位负责人对标对表、校准方向、坚决贯彻，守好意识形态工作“自留地”， 种好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田”。考核评估是“指挥棒”，把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纳入各层级单位的年底考核、巡视巡察、日常监督，并将考核结果与绩效挂钩，逐步构建更加科学合理、有据可依、易于操作的考核评估机制， 使得各级责任人在落实意识形态工作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搞形式主义，避免“一阵风”。完善责任追究机制，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做到“两个区分开来”，即将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的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区分开来，将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区分开来。要严肃追究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失职渎职、造成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的相关人员责任。

（二）完善制度设计，切实履行监督专责。完善高校纪委监督工作机制， 以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纪委的实践经验为例，通过构建“三种监督类型+六种监督方式”，用踏实细致的监督工作和符合本单位特色的工作机制，协助各单位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三种监督类型”指的是日常监督、专项监督、巡察监督。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是高校纪委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监督责任的重要内容，在上级纪委和高校党委的领导下，纪委规范开展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等监督检查工作；巡察监督是指高校党委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而开展的校内巡察，是推进党内监督的一项重要举措。高校党委成立校内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实施和领导开展校内巡察工作，巡察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党委巡察办”），主要承担统筹协调、指导督导、服务保障等职责。高校纪委作为巡察办日常工作机构，主要协助党委做好巡察前、巡察中和巡察后的统筹协调和相关事务的安排工作。日常监督方式包括：1.常态化监督。结合工作实际，高校纪委通过深入开展约谈交流和调研了解等方式，对意识形态重点领域开展常态化监督；2.“嵌入式”监督。高校兼职纪检干部对所在单位党组织、

所属相关职能部门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进行“嵌入式”监督。专项监督方式包括：1.专项检查。将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作为一项监督专题， 由高校纪委组织对相关单位开展专项监督；2.专项治理。将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方面若干突出问题，由高校纪委组织对相关事项开展专项监督。巡察监督方式包括：1.常规巡察。在制订常规巡察工作方案时，将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相关内容作为巡察重点内容。在巡前了解工作过程中，听取各部门职能监督情况；了解被巡察党组织在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方面存在的问题；2. 专项巡察。在高校党委的统一研究部署下，由党委巡察办、党委宣传部等部门组成专项巡察组，对各级党组织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开展专项巡察。对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专项巡察发现问题整改情况进行量化评估工作。

（三）发挥执纪问责倒逼作用。“问责一个，警醒一片”，执纪问责是最好的监督方式。《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七条明确规定“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不到位，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应当予以问责。”高校纪委和党的工作机关，从“查清事实、挽回损失、防控风险、弥补漏洞、促进发展”五个方面同步发力，严格按照党章和有关党内法规规定的权限、程序执行，以问责追责倒逼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落实，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让各级领导干部真正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四）强化警示教育与思想政治引导。深入开展警示教育，以案明纪，以案释法，切实做到以案为鉴、警钟长鸣。通过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参观红色基地、发布典型案例、推送弘扬正能量海报等师生喜闻乐见、图文并茂的形式， 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改版升级校内网站、微信公众号、抖音公众号等线上平台，打造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布信息、传播文化的校内官方交流平台，努力发挥正心正行、化风成俗的效果；抓好身边人、身边事警示教育，防患未然， 把警示教育抓在经常、融入日常。强化对师生的思想政治引导，把理想信念教育放在首位。一是高校领导班子对思政工作深化认识。领导班子要经常性专题研究思政相关工作，做好全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咨询和督查。二是提高对教师队伍的管理要求。通过成立师德建设委员会，制订完善师德考核办法，督促引导教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提升教师思想政治水平和政策把握能力，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严格新教师准入，将思想政治素质作为聘用考察的第一标准。经常开展理想信念专题教育培训，督促教师时刻牢记为人师表、

潜心教书育人。三是发挥思政课育人的主阵地和主渠道作用。年轻人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接班人，要确保接班人队伍的源头是一泓清泉，高校要把年轻人的教育监督管理摆上突出位置，用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严格的党性锻炼坚定年轻人的理想信念，解决好“源头监督”的问题。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落实，离不开“党委领导、党政共管、纪委监督、部门负责、师生齐抓”的工作机制，离不开高校纪委落实监督责任产生的有效保障和巨大推力，只有实现监督责任与主体责任同频共振，才能夯实党管意识形态“强责工程”，才能真正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

高校网络舆情视域下大学生意识形态的引导策略研究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罗文嘉

[摘要]近年涉高校网络舆情多发，部分情绪化言论隐含意识形态风险。而高校网络舆情视域下大学生意识形态直接关乎我国高等人才教育培养，所以针对新时代大学生意识形态所存在的问题，需要通过弥补隐性价值虚空，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驱动独立价值选择，培育大学生辨证反思能力； 铺垫客观价值预设，提升大学生公共意识和道德责任感，帮助大学生树立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正面认识，强化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水平。

[关键词]高校网络舆情；意识形态；大学生

高校网络舆情事件中，人人都是参与主体、人人都可以发声，网络让信息的交互更为方便快捷，互联网参与让各种潜在矛盾在网络空间变得更加透明， 网络已经成为大学生意识形态争斗的主战场，而大学生是我国舆论场中极其重要的舆论力量。但是近年来，网络空间中涉高校突发事件时有发生。一方面， 涉及高校的舆情事件多发，诸如师生安全、师德失范、青年心理问题的相关热点频频引起舆论哗然；另一方面，部分社会敏感、冲突性事件频频影响高校舆论场，少部分极端舆论甚至冲击了原有的公共安全治理体系，消解了高校既有的回应舆情、疏导与化解机制直接触及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安全。[1]意识形态是连接国家、社会与个人的重要纽带。所以通过分析高校网络舆情意识形态风险，找出高校网络舆情视域下大学生意识形态存在的问题，并研究相关引导策略，以强化大学生的思想水平。

一、高校网络舆情对大学生意识形态产生的影响

（一）自媒体平台多发下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方向明显偏差

自媒体时代，各大平台鱼龙混杂的信息改变了大学生的阅读习惯，以往的细致深度阅读被部分摒弃，取而代之的是快餐式、碎片化的阅读，大学生对于信息的第一诉求往往不是“深入了解”，而是“表面知晓”，追求信息的速度、广度，

而非深度。[2]主流媒体以往的“慢新闻”不再受人推崇，再加之自媒体的强势介入，部分主流媒体“话语权”被逐渐蚕食。这或多或少影响了记者对于事实的判断，在“英雄叙事框架、悲情叙事框架、对抗叙事框架”指引下实现“悲壮型报道”成为媒体常态，对于表面上暂时“弱势”的一方，往往带着同

情心而不是“同理心”进行报道，隐瞒事实、罔顾真相甚至重构事实成为最大诟病。大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接收的是事实的诸多碎片，对事件的认知仅是浅尝辄止，有时还会被片面的信息所误导，一些主流媒体的抢占落点式的报道，也让大学生形成一种“媒体报道了的必是实情”的认识，很容易让这类热点事件的舆情从一开始就形成强烈的批评性，容易引发大学生的悲情、愤怒、同情、绝望等情绪，对舆论场的偏激情绪火上加油的负功效。而部分缺乏思考力和控制力的青年群体，可能会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无用甚至有害的信息上，以至于长期沉迷于类似的信息类型而形成“信息茧房”，弱化了他们批判能力和理性思维。尤其是大学生群体具有好奇心与叛逆心，对于一些非主流的小圈子文化、热点话题、社会敏感事件都存在天然的质疑与敏感心态，但与此同时也更加容易被负面言论煽动、被极端思想所影响，甚至主动传播带有情绪化、背离主流价值观的话语。因此在部分热点事件的高校舆情中往往呈现极其撕裂的舆论状态，弱化了大学生批判能力和理性思维，与此同时也将很大程度上限制其对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理论的吸收。

（二）敌对反华势力渗透下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遭遇挑战

互联网时代，美国作为互联网核心技术的掌控者，也掌握着极大的话语权， 以其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相关信息技术和信息优势肆意在世界范围内不断营销、贩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由于其已经掌握大量网络技术资源，美式文化备受青年追捧，已侵占了青年群体相当的话语空间，给高校网络舆论引导工作带来了极为严峻的挑战。由于高校网络舆情的这些特点，也成为敌对分子高度关注和借机发挥的重大武器，伺机而动的不法分子往往通过已经发生的重大舆情事件，或者主动制造敏感舆情事件，瞄准事件中的利益纠纷和人群对立，结合情绪化倾向的词汇渲染故意挑起社会矛盾、刻意扭曲政府意图、蓄意颠倒历史的错误言论，极力煽动负面情绪，制造社会动荡和混乱局面，以达到危害社会安全和颠覆政权的险恶目的，从而对大学生意识形态进行思想渗透。如“成都四十九中”事件，在后续对事件进行详细调查后发现在舆情事件处置阶段就有大量的不法分子与境外势力借机煽动群众负面情绪，通过网络挑起群众进行线下聚聚对政府施压，扰乱我国社会稳定，并进一步进行政治颠覆活动，对高校网络舆情产生极大冲击，对于思维意识尚且处于型塑期的高校学生来说迷惑性极高、危害极大。

（三）高校网络舆论交织激化利益矛盾诱发群体社会事件

网络繁荣发展时代，高校网络舆情呈现泛在化趋势，即便细微的事情，在触动大学生的利益关切和敏感神经之时，也能在网络空间形成焦点舆情。高校网络舆情的出现，实际上是线上线下两个空间领域的结合，现实中的利益和情绪得不到期待的关切和应有的发泄，大学生便习惯性于网上寻求宣泄，由于网络的隐蔽性和开放性，为情绪释放提供了理想场所。而在复杂网络舆情中，利益关系往往盘根错节，多元主体在参与过程中，通常依据自身的现实利益诉求和价值认识，尽力维护自身权益最大化。由于网络空间的特性，群体极化现象较为突出，大学生的言论中夹带着非理性的情绪化表达较为普遍，各种观点的极端化碰撞，让网络舆论的中心场域形成矛盾的漩涡，“网络暴力”“道德审判”“怒声戾气”“人肉搜索”等极端化方式成为寻常手段，虚拟空间的激烈交锋很大程度影响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和精神状况，高校负面情绪进一步扩大、学生之间潜在矛盾更深一步凸显，为群体性事件爆发埋下安全隐患。基于高校网络舆情的突发性、复杂性和裂变式传播等特性，一旦爆发往往很难即刻收场， 而且由于网络共同利益群体的共情力作用，在极端负面情绪渲染下，“群体行为”影响大学生意识形态的树立与表现，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形成群体组织，进而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

二、高校网络舆情视域下大学生意识形态存在的普遍问题

（一）政治意识不足落入价值失范困境

互联网时代下自媒体引领的拟态环境更加交互多元，以往理性环境也向感性环境转移。事件态势信息受到多方解构，欺骗感、剥夺感将舆论带向另一极端，高校舆情事件在事实和情绪态度两个层面都找到了出口。高校社团的微博平台、微信公众号每天都集中了大量信息直接推送给学生群体，高校青年群体是这些媒体的首要受众。但近年以来高校社团学生干部的政治意识不足，对错误言论、谬误历史认识不清，甚至存在部分西方不良社会思潮通过网络平台、环保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等多种渠道对高校师生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情况。媒体信息的制作者，甚至媒体的负责人与把关人本身的出现了思想被错误思潮引导，意识形态根基有所动摇的情况。在这种拟态环境中，虚假负面的舆论力量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大到足以把正能量的声音淹没，舆情转入“再部落化”的危险境地中。而高校运营的自媒体所特有的强刺激性信息能够触越大学生所能承受的最基本情感底线，击中大学生情感“痛点”，引发强烈的情绪反弹，也就能一步步推高舆情至非理性境地，代入感极强的大学生会因态度

极端化而致使歪曲政治意识，落入价值失范困境。

（二）话语主体多元陷入语言失灵困境

微博、微信等自媒体日益火爆，点赞、评论、分享等功能使大学生的话语权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强化，他们通过信息互动和情感诉求以施展自己的个性态度，这种行为也逐渐延伸到高校舆情反馈中。在大学生渴望于信息洪流和多元意见场中寻求和维护自己的话语权时，他们积极投身于多元意见的舆论场上，声音越来越大声，情绪也越来越激动，其参与性越高，越难维持理性。他们在封闭的舆论场上，被空气中弥漫的群体狂欢所感染，伴随理性的缺失，受众开始通过言辞激烈、行为过激的方式来展示观点。在不明真相的网络舆情事件中，受情绪激化影响的大学生开始变得更加有恃无恐，在积极参与群体观点讨论中，意见相互碰撞摩擦，多数且一元意见独大，个别成员的理性被消解， 大学生的情绪被轻易激化，其理性缺失的状态表现也变得更加直观。随着群体内部产生情绪的交互性影响愈发明显，大学生在公共平台上表达意愿的态度变强、互动频率变高，在微博等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的社交媒介中表达出偏激的、情绪化严重的言论，个体的单一非理性情绪经过不断的传播和发酵后， 变得愈发复杂且难以控制，进而造成群体性情绪波动，陷入语言失灵困境。

（三）认知框架局限坠入负面舆论困境

在局限的认知框架下，大学生更易以直观性的思维方式来看待高校网络舆情，往往停留于事件的表面所展现出来的问题，考虑问题较为笼统，定势思维较为严重，工具理性缺乏，无法透过现象去深入地认识分析相关高校网络舆情的本质及发生的内在逻辑，并且主观性、情绪性较强，从而忽视事件背后真相产生以及缺乏客观、全面的认识，产生认知偏差，无法有效对高校舆情事件因素进行协调和平衡，价值判断趋于放任自由化。

在标新立异心理支配下，言辞的出轨、观念的冒险，是一种炫耀性的社会互动行为。大学生往往视传统和权威于不顾，表现出完全随心所欲的态度。通常以出格的表达来实现一种“自我麻痹”式放松，并期望以此体验一种快意。在接受“轶闻趣事”的心理趋向下，参与者沉浸于自我表现欲，甚至不少大学生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网络生存方式寻求逞口舌之快，急切地就事件表面问题加以评论，片面求“快”而使认知流于浮躁，分析论证不够深入，从而因认知短板导致自身坠入负面舆论困境，严重影响大学生意识形态的正确发展。

三、高校网络舆情视域下大学生意识形态的引导策略

（一）以情感为切入点，弥补隐性价值虚空，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

大学生之所以容易在高校网络舆情面前“失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不足，在种种非主流价值观的误导下，陷入价值认同危机。所以，必须重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青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把社会主流价值理念“通过引导性教育的方式内化到人的内心之中， 在认可、接受的基础上外化为符合社会要求的行为，由此化解受教育者内心的苦闷、彷徨、纠结和精神困顿，从而确立起积极的有价值的值得过的生活目标。”

高校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阵地，应该适应网络社会的时代要求， 不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5]一是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课程内容选取应该立足时代热点，紧密结合国际国内形势，结合学生们的关心关切，通过理论与现实结合，讲透国内外形势、讲好制度优势、讲深政策道理，发挥凝聚信心、释疑解惑的重要作用。二是构建协同育人的“大思政” 体系。遵循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原则，着力构建“十大育人体系”，充分高效盘活运用社会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形成协同联动的动态化育人体系。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原则，结合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学生认识特点和发展规律融入思政元素，增强教育教学和实践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三是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传播正能量。如高校可以通过发挥师生骨干作用建设评论员队伍，敢于向错误思潮和观点亮剑，促进大学生做到课上课下一致、线上线下一致，坚持培养大学生树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保持和谐稳定的社会心态，在斗争中坚定政治信仰和主流价值观，拥有独立的自我判断意识与信息识别能力，做到不盲从，秉持理性看待事物，坚持发表内容合理客观言论。

（二）拓展网络舆论监管机制，驱动独立价值选择，培育大学生辨证反思能力

由于网络平台的便捷性与开放性，当前大学生对于舆情事件信息的获取渠道以及主动发布与传播信息的载体都以网络平台为主，使得网络舆情事件成为高校了解学生思想动态的“晴雨表”。因此，加强校园网络建设迫在眉睫，加快提高校园网络宣传管理体系的效率，才能更好地发挥校园网络宣传管理功能。通过准确分析大学生的本质特点，以新颖的方式教会他们辩证分析事件的技巧； 利用网络技术，及时发现和识别潜在网络舆情事件中所存在的隐患给予相应处

理；成立专门的监管职能部门，收集分析网络舆情事件，及时制定有效对策； 开发相关科技产品，运用科技手段辅助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通过拓展多元化网络舆论引导与监管机制，进一步优化意识形态教育格局， 以此更好地培育大学生辨证反思能力。严格规范监管商业化自媒体平台和打造国家所有的教育类自媒体平台相结合，发挥高校优势，建立可控的网络小团体空间，拓展高校对学生思想和价值观实施影响的空间。结合学生特点创新思政教育话语体系，围绕学生关注的社会舆情热点进行深度解读，加大议程设置能力和思想观点的塑造能力及舆论引导能力。

同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摒弃高高在上的传统心态，应当积极主动学习并掌握网络工具，抢占网络舆论宣传的阵地，以高度的危机意识不断深化改革创新教学方法，借助其特有组织优势，统筹教育资源，以内容的深度、知识理念的系统性、现实教学的互动性来和商业性网络进行博弈，主导网络话语权，加大对学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借助互联网这个有机载体，灵活运用其教育功能，以软硬灌输相结合地教育模式开展正确的价值态度取向与选择观念建立的教育课程，让大学生始终贯彻文明理念，践行社会准则；在实施过程中要做到有的放矢，从国家层面规划高校智慧思政的全面实施，加大技术力量的投入，尤其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分析学生态度偏好、认知特点、关注热点、生活状态等，建立适应个体差异的现代化教学思政教育体系。从意识形态领域帮助大学生提高其自身的真假信息鉴别能力、好坏信息判断能力以及自律自控能力的相关辨别反思能力， 从根本上理性评价与处理高校网络舆情事件，引导他们自觉屏蔽相关不良网络信息，以理性思维做出正确判断，发表正确言论。

外在措施可以利用网络工具，内在措施可以从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和态度倾向方面入手，以大学生活跃的网站为突破点，及时深入其中发现分析问题并予以正面态度引导。借助网络平台与学生展开一对多、多对多的平等对话， 在交流过程中进一步了解大学生特殊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方式对不同类型的大学生发布正面信息，[6]实现信息传入眼落于心的目标，激发大学生自我调整态度的主动性，重塑自身认知框架，在复杂多变的舆情事件面前始终保持理性，坚持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

（三）传播网络正能量，铺垫客观价值预设，提升大学生公共意识和道德责任感

习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曾指出宣传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并提出要强化教育引导，抓住青少年价值观形成和确定的关键时期。教育作为思想培养的主要手段，能够从根本上克服意识形态异化带来的各项问题。学者冯刚认为， 所谓“思想道德修养，是按照一定的社会理想、政治原则和政治要求所进行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7]通过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引导其对网络及现实社会形成完整的、科学的、全面的认知，从而使得大学生从主观上合理看待高校网络舆情事件，对自身的言行进行恰当规范。

道德是一种主体精神，它不仅是观念，而且是主体的需要、情感和意志， 主体将这些内容融合在一起，构成主体的内在尺度。[8]通过结合“求是、责任、信念”开展大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加强教育解释沟通和疏导工作，增强大学生的道德责任感，能够进一步引导大学生从理性的角度出发来观察、评价客观事件，使舆情发展态势趋于健康化。一是，多渠道倾听学生发声，科学动态调整校园管理与整顿措施。高校可通过校长信箱、校领导接访日、辅导员谈心谈话以及校园提案等方式广泛搜集学生对日常舆情工作的各类合理诉求并形成任务清单，下发学校各部门落实。第二，整合学工、后勤、教务等多部门力量， 打造一站式常态化心理咨询和学生服务渠道，以线上咨询+线下访谈等方式解决大学生在面对高校舆情信息时内心各类显性、隐性诉求，确保学生合理诉求第一时间得到反馈解决。第三，利用校园媒体矩阵宣传力量，弘扬爱国主旋律和正能量。充分借助造微信公众号、抖音、校园广播、网站等各类媒体平台优势， 积极宣传身边好人好事典型，增强大学生对学校工作的理解与支持。第四，创新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内文体活动，以运动会、艺术展演、学科竞赛等方式舒缓大学生对学习与工作的焦虑和压力，主动提升自我公共意识和道德责任感。

传播网络正能量，引导大学生在网络上理性有序发言，做到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在信念层面增强大学生的时代责任感，使个人价值的实现与社会理想的追求相符合，在追求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合理的自我利益和愿望，以致树立正确的意识形态。

关于新时代加强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若干思考

江苏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仲逸智

摘要：青年一代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新时代加强青年意识形态教育对于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促进青年健康成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青年意识形态教育存在着教育内容和实际生活相脱离、教育模式与青年成长契合不够、教育对象主观能动性缺失的问题。新时代，应从强化教育工作者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充实和完善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新时代内容、注重理论教育和实践活动相结合、把握网络教育主动权、增强青年主观能动性等方面提升青年意识形态教育质量。

关键词：新时代；青年；意识形态教育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加强青年意识形态教育关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青年意识形态教育面临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如何针对青年成长需求加强意识形态教育成为当前亟须研究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一、加强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新时代价值

I

（一）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挑战

大变局带来大挑战。放眼21世纪以来的世界形势，虽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发展的两大主题，但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重塑世界，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其二，世界经济版图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仍然是符合世界人民普遍愿望的历史大势，但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持续发酵，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逆全球化”思潮逐渐抬头。其三，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革命性巨变，全球治理体系越来越向着更加有利于和平稳定、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强权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在政治极化、地区冲突、种族歧视等方面凸显严重弊端，发展中国家在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和周边安全

等问题上面临更加复杂的斗争。其四，整个世界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人类需要共同面临诸多不确定的、非传统的风险与挑战，比如恐怖主义、重大传染性疾病、自然灾害、网络安全等问题时有发生甚至此起彼伏。其五，思想文化多元化。不同意识形态、多样价值观念、纷繁社会思潮相互交流、交融、交锋，为各国吸收世界文化精华实现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但与此同时，少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托新媒体技术优势加紧向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思想文化的渗透、价值观念的输出，严重威胁着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安全。

处于世界大变局之中，青年意识形态教育不仅要直面和解答这种变局是什么样的问题，更要思考和探索在这种变局中怎么做的问题，及时引导青年准确判断国际发展新局势，清醒认识新全球化目标任务，帮助青年增强历史自觉， 深刻理解新局势下的中国立场、中国责任、中国承诺和中国行动，主动捍卫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积极贡献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担当。

（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

新时代担当新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一个历史性变化，表明我国青年意识形态教育所处的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接续奋斗，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国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国家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达到小康富裕水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建设和改革中触及利益格局的调整比过去更加深刻，涉及到的人民内部矛盾比过去更加尖锐，引发人们思想变化的问题和困难比过去更加纷繁复杂。面对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困难以及质疑甚至歪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以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为价值制高点，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科学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合法性，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为新时代中国发展大计统一思想、团结行动。

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决定了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现实逻辑，即：意识形态教育必须服务和服从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既要发挥意识形态凝心聚力、同心筑梦的积极作用，引导广大青年积极投身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又要鼓励和支持广大青年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力拼搏中不断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三）引导新时代青年健康成长的现实需要

青年意识形态教育作为立德树人的实践活动，归根到底要落实到具体的青年身上。青年时期是一个人身心由半成熟发展到成熟的关键阶段。就整体而言， 优裕的物质生活和开放的社会环境造就了当代青年独特的群体特征。

首先，当代青年具有精力充沛、思维活跃、追求个性、自我意识强烈、容易接受新生事物等特质。同时，由于他们社会经验不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完全确立，思辨能力不强，甚至有些叛逆心理，很容易受到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干扰。这给西方意识形态的侵袭留下可乘之机。“西方敌对势力多年来叫嚣着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放在第三代、第四代的身上，与我们争夺青年。

其次，青年的成长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教育者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和青年成长规律，关注青年的思想认知和行为活动的特点，选择高度适配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模式。

再次，新时代的青年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他们日常学习、生活和工作中的多种活动都通过网络进行。大量的青年对网络、手机形成很强的依赖性， 习惯“碎片化”阅读和快餐式学习，对传统的意识形态教育方式易产生抵触。同时，网络上“杂、多、快”的信息风暴很容易吸引青年的眼球、进抵青年的心灵，潜移默化地影响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国外敌对势力利用技术优势建立信息霸权，加强传播西方意识形态思想，通过文化产品的输出渗透所谓的西方“普世价值”，通过歪曲事实、制造话题来动摇青年的理想信念。

新时代青年以他们独特的成长特点和现实需求对意识形态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时代青年意识形态教育应以青年成长特点为基础，遵循意识形态教育的基本规律，为青年的成长强基塑魂，以满足青年的发展需求和新时代国家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

二、当前青年意识形态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内容和实际生活脱离

首先，青年意识形态教育内容空洞抽象、高高在上、不接地气，脱离具体实际，忽视青年想法。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向普及化发展，高等学校成为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主阵地，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为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主渠道，

国家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是高校青年接受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基本文本依据。在教学实施过程中，部分高校反映教师对立德树人使命缺乏深刻认识，把相关课程的教学任务仅局限于抽象的知识传授。教师教学照本宣科，远离现实生活，缺乏鲜活素材。听之无趣、高冷孤傲、枯燥乏味的教条，只能让青年学生心生厌烦。

其次，部分意识形态教育内容落后于时代发展步伐，陈旧而乏力。在青年意识形态教育中，“时间的因素与理论的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2]”。教育内容得不到及时更新，就会造成社会主义特有的、强大的意识形态得不到及时的认可和传播，在实践中就不能理直气壮地解释或解决实际问题[3]。新时代呼唤新理论，新理论指导新实践。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和教育者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敢于发声，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中坚定青年的理论自信和实践勇气。

第三，意识形态教育的实践停留于表面，常常是走过场、拍张照、留个影。理论教育中传授的科学观点和正确方法不能深入运用于实践，无法将生活实际与深刻理论有效结合。意识形态教育应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积极鼓励和引导青年踏进社会，深入基层，把所学思想、理论和方法应用于现实中遇到的问题。青年实践活动的缺位使意识形态教育无法充分发挥应有的思想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

（二）教育模式与青年成长契合不够

长期以来，我国青年意识形态教育过分依赖传统的自上而下式的理论灌输， 比如，主题教育、专题报告、理论培训、课程学习等。因其权威性、标准化、规范性、受众广等特点，传统教育模式在理论宣传教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该教育模式缺乏基本的互动交流，受教育者的信息选择权、自主话语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不被青年一代所喜爱。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各种新型教育模式被人们逐渐开发并广泛采用。“微时代”的到来，各种意识形态的传播拥有了新的传播媒介，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传统与新媒体相融合的传播态势。面对全媒体情境下多元化社会思潮的传播、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海量信息突破时空的冲击，极少数青年由于缺乏社会阅历、政治定力不足，经不起考验、受不了诱惑，逐渐陷入方向迷失、信念动摇、理想偏离的状态。

当前，大部分青年意识形态教育者开始逐步探索以青年为中心的教育模式，

尝试既能反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诉求、又符合时代特色、贴近现实生活，深受青年喜爱的教育模式。但仍有部分教育者仍固守传统的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 在教育实施过程中继续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命令式的教学管理和官方式的教学话语，缺乏情感互动和语言交流，无从激发学习者的兴趣，真正走进青年的精神世界。

（三）教育对象的主观能动性缺失

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不可缺少的条件，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在意识形态教育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作为外因和内因都非常重要。目前， 部分青年作为受教育者，作为意识形态教育的主体，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过程中，并没有像学习其他知识和技能那样强烈的主观意愿和高涨的学习热情， 缺少作为能动主体自愿接受、主动参与的内驱力和积极性。教育者要要紧紧围绕如何提高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为中心设计教育方案，想方设法引导青年主动学习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并鼓励他们努力付诸行动。

三、新时代青年意识形态教育质量提升路径

（一）强化教育工作者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

从狭义上讲，青年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者主要是指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辅导员和青年群团组织的领导、管理人员等。想要做好青年意识形态教育工作，加强教育工作者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至关重要。

首先，教育工作者要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4]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者要带头学习并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开展意识形态教育工作奠定扎实的知识基础和理论功底。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5]教育工作者自身意识形态认知力、处理力和对学生思想的引领能力不强的根本原因还是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不扎实，还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读得太少了或者没有真正读懂、读透。“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者只有自身首先具备了广博的学科知识背景，成为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仰者，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承者和忠诚践行者。

其次，教育工作者还要加强自身的师德修养。“高尚的师德是对学生最生

动、最具体、最深远的教育。[6]源于对国家命运的拳拳赤子之心和对教育事业的无限热爱之情，青年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者要坚定理想、勇于奋斗、敢为人先、刻苦求索、锲而不舍、精益求精，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提高教育技能， 改进工作方法；源于对青年成长的舐犊关爱之心和潜心育人的悠悠师生之情， 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者要忠于职守、乐于奉献、甘为人梯，将对青年的殷殷期望转化为谆谆教诲，放下权威姿态，多做平等交流、友好沟通，鼓励青年涵养正气、潜心勤学、强健身心、锻造本领、追求进步、全面发展。“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是对教育者职业道德修养的最高赞誉。教育者无私高尚的师德修养和笃行不懈的职业修为既有助于自身克服本领恐慌，又能给予受教育者无穷无尽的精神营养。对教育者的心理认同与情感共鸣将自然而有力地推动着青年对教育者传授的思想与理念的认同、向往与追求。

（二）不断充实和完善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新时代内容

习近平指出：“只有立足于时代去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才能推动这个时代的社会进步；只有立足于时代与倾听这些特定的时代声音，才能吹响促进社会和谐的时代号角。”[7]只有在教育内容上体现和反映时代要素，青年意识形态教育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得到不断推进和提升。

1. 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作为核心内容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作为核心内容，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青年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的重要经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8]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时期，我们党以毛泽东思想武装青年、发动青年，带领青年浴血奋战、百折不挠，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创造了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成就，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党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青年、团结青年，带领青年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以胼手胝足的拼搏创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体制保证和物质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党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青年、感召青年， 统一思想，增强认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聚磅礴伟力。

2. 及时回应新发展阶段的时代性课题

青年意识形态教育要与青年成长的现实环境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紧紧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大局来规划教育内容。当前，青年意识形态教育只有紧跟我国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密切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建设伟大实践，以优质新鲜的内容供给打造意识形态教育的“升级版”，才能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思想支撑和精神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全面深化改革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巨大变革、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这些变革和成就既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奋斗、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生动诠释，也是中国人民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确性的完美展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具体丰富的生活生产实践构成了多姿多彩的社会大课堂，为青年意识形态教育提供了活色生香的教学素材。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者要积极引导青年去观察我国社会发生的这些变化、了解我国社会发展取得的这些成就、总结取得这些变化和成就的伟大经验。当然，青年主流意识形态教育者不仅要乐于畅谈成就，而且还要善于发现问题、敢于直面问题，以青年关心的一些社会敏感问题作为突破口，把引发这些问题产生的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因素讲清、讲透、讲明白，从根本上实现青年一代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懂真信。只有坚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及时把国际大事、国家盛事和民生实事等社会热点、焦点话题转化为教育的鲜活素材，积极回应学生关切，加强价值引导，才能使青年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做到有理有据、有情有义、有滋有味、有声有色。

（三）注重理论教育和实践活动相结合

1. 在实践活动中着力营造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良好环境

实践是认识发展的来源。青年意识形态教育要坚持和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 [9]在青年意识形态教育实践中，教育者要突破传统的理论灌输模式，突破于条条框框的口头说教，着眼于不断优化和提升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质量与成效， 着力创新和改进教育环境与教育方式。首先，要通过社会、家庭、学校的通力合作，吸引广大群众广泛参与，共同构建良好的实践教育环境，最大限度地将青年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落到实处，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其次，要扩大青年意识形态的教育场域，推进社会大讲堂建设，用好各类社会资源，传播核心价值，讲好中国故事。第三，要有计划地组织青年走出校门、走向社会、融入

基层、深入生活，通过志愿服务、支边支教、顶岗实习、理论宣讲等各种社会实践活动，让青年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增长见识、塑造品格、坚定意志、积累经验、锤炼本领，在实践磨练中深刻领悟“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在基层锻炼中促进青年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的有机融合， “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10]。

2. 在学以致用中用心培育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实践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青年意识形态教育有无成效、成效的多少最终都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11]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提倡实干，主张知行合一，强调要在实践中认识问题并解决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科学的理论，更是科学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实践。青年意识形态教育不仅要教育新时代的青年正确理解、高度认同和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更要积极引导他们以艰苦卓绝的接续奋斗和前赴后继的不懈苦干来真正担当起强国一代的建设重任。青年一代要力戒空谈、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实践，从用心做好每一件小事、积极完成每一个任务、主动承担每一项责任作为起点，将报效祖国、服务人民、奉献社会落实、落小、落细，不负众望、勇往直前、自强不息，以实际行动向祖国和人民表明自己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决心与能力。

（四）把握网络教育主动权，增强青年主观能动性

1. 把握网络教育主动权是巩固青年意识形态教育成果的前提

“广大青年作为网络的‘参与人’和‘在场人’，是我们化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关键多数，在一定意义上讲，防范和处理好青年网络意识形态风险， 事关国家战略安全、事关时代新人培养、事关民族未来。”[12]经过长期系统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青年一代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虽已基本形成，但他们也容易被网络上各种碎片化的负面信息吸引，因而主动占领网络主阵地已经成为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时代任务。人民网、央视网等微信公众号以及《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抖音、微博账号的开通，给青年一代关注主流媒体信息提供了便捷的方式，也为我们牢牢把握网络意识形态教育主动权提供了典型范本。青年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者要主动学习，自觉增强网络教育本领，创新性地开展网络教育，并逐步健全和完善网络教育工作体系，增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性和影响力，构建线上线下协同、资源丰富、结构合理、集约高

效的全媒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模式。

2. 增强主观能动性是提升青年意识形态教育有效性的关键

“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当然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13]青年是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主体，要以尊重和满足青年的现实利益需要和成长进步诉求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不断增强青年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引导青年发展自我教育。一方面，青年正处于人生成长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们在学习、就业、恋爱、婚姻、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困惑，尤其是当“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出现较大落差时，很容易产生不满、烦恼、焦虑的情绪。政府、学校、企业等要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主动为青年提供精准化信息、专业化服务和人性化扶持。另一方面， 当前新媒体传播形态层出不穷，以APP、网络直播、小视频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工具深受青年喜爱。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不仅要积极推动主旋律、正能量在青年群体中的立体化传播，帮助青年及时了解国内外的重大时事新闻，而且要创作更多的既符合主流价值导向、又表达青年关切、还符合青年胃口的优秀文化作品； 要培养、挖掘一批能引导舆论风向的青年榜样人物，鼓舞青年自觉坚守社会主义阵地，教育青年主动筑牢思想防线。总之，新时代的青年更具鲜明的个性、更有各自独特的见解、更自信自强，国家和社会各界要努力帮助青年一代建立起他们普遍喜爱、乐于参与、积极反馈、有效延续的社会主义精神家园。在日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青年一代更要以主人翁的姿态严格要求自己，有意识地自觉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理性思维能力和道德判断能力，在自我教育的同时对他人和社会发挥榜样示范作用。

关于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安全与创新之管见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霞丽

摘要：自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迈入新时代。为适应时代发展新要求，意识形态建设、安全和创新，从主客体、方向和原则上皆有诸多新特征。在意识形态领域为确保我国现代化建设转型期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从多元化主体上实现观念转变、目标转型、社会治理，即实现从单向度管理逐步转向现代化治理新要求。该文从管理理念到治理理念的转变出发，经对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治理内涵的诠释，最后实现意识形态从理念转变到管理的安全与创新研究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与创新；社会治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思想、观念和意识的生产最初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物质交往交织在一起。《共产党宣言》②中说：“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毛泽东

③创造性的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和根本方向，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奠定了科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富有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有效政治话语体系，最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在新时代，习总书记系列讲话中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从而说明意识形态建设理念是指引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风向标。由于随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我国进一步加快了全面深化改革力度，使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变化，而意识形态建设的环境也异常复杂，在思想政治宣传教育工作中面临许多严峻的新问题，使以往传统意识形态建设理念很难与社会发展新环境相适应。因此，诸多领域都急需除旧革新，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从传统管理理念转向现代化治理是必然趋势，无论是从实践的现实性需求出发，还是理论创新的逻辑要求都得适应新时代发展，故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从安全与创新上做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从管理理念到治理理念的转变至关重要

首先，在钻研习近平的系列讲话时晓得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因为，社会“管理”与“治理”虽有一字之差，但其自身内涵却大有差异。从内容来看，“管理”对应政治内容和价值

取向，内容涉及管控、监督和特权，以国家、政府的权力为支撑，“管理”主体关注自身权威性建设；而“治理”包含参与、协作、民主及合作四方面，以制定的各种法律条例为依托，“治理”主体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从目标实现来看，“管理”以权力监督为核心，将权利所有者的权威作为行政基础， 对权力权威性要求较高；而“治理”核心在于民主体制下的运行机制，以治理者与治理对象之间的契约关系为遵循，着重程序正当性。从主客体关系来看， “管理”以管理双方之间的执行和服从关系为主；而“治理”双方体现协商、互帮互助关系。因此，集权化与主观化便成为管理模式的主要特点。

其次，意识形态建设理念关乎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事业的总把舵。在“管理” 模式下，不同等级管理者只需听从上级部门安排便可展开对命令的实施。囿于过分关注官员指向，在很多情况下，政策实施过程会因忽略群众诉求而出现权利本位问题，尽管政府始终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宗旨，但管理者并未真正基于群众立场思考问题。相较之下，“治理”模式以制度性、法制性、协商性和分权性等为特征，在不损害公共利益维护的前提下，行政主体以制度、社会、民众本位为核心，通过广泛征集群众诉求，将解决群众问题作为主要目标制定和完善工作准则，确保执行者在执行过程中遵循群众意见，确保利益在不同社会主体间达到平衡，以此消除社会矛盾和冲突。如习总书记指出，“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 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

再次，习总书记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提高质量和水平，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②由“管理”到“治理”，体现了政府机构行使政治权力中在结构模式和方法上的理念转变，是基于公开、公平和公正及高效的社会管理基础，以民主化、透明化、法理化、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及专业化方式，决策、协调和处理日常事务的新型执政体系与执政方式。相较传统“管理”模式，新“治理”方式既促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和生活有序开展，又能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更容易得到民众的认同。

二、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治理理念的科学底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①由此“治理”问题成为我国学界关注的热门话语， 而治理理念也随之延伸到政府、社会和思想文化教育等领域。中国共产党历来

崇尚以民为本，在充分借鉴我国传统治国思想和吸收西方治理的合理观念基础上，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适时地提出了适应我国新时代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治理”思想。进入新时代后，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面临着严峻的风险与挑战。所以，“治理”理念向意识形态领域的延展，既是新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建设理论创新的要求，也是对意识形态领域中存在新挑战与新问题作出的积极应对措施，在促进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理念中蕴藏着丰富的科学底蕴。

（一）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产生的社会背景

倘若人们仔细深入地回顾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史，就会晓得早在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以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为指导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发展不受政府干预。自由经济理论在激发各类市场的主体活力和创造力的同时，也给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带来了日益凸显的市场经济矛盾，主要表现为生产领域产能过剩，无序的市场竞争，乃至全球经济危机。因此，以提倡政府

干预市场为核心指导思想的凯恩斯主义便在这时横空出世，一方面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另一方面使西方国家逐渐走出了经济危机的阴霾。然而， 随着政府地位的提升、相关机构规模的扩大以及政府干预领域随之宽泛，市场经济因此成为抑制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在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双重失效的困境下，何种理论能够引导规范西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便迫在眉睫。“治理”理论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思想。

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报告将“治理”定义为“各个公共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互相冲突的各方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政治制度安排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②[1]p2随着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治理”便以一种理论形态存在的方式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并被西方学者赋予全球治理、多层次治理、互动治理、元治理以及智性治理内涵。

人类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任何理论，其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的演变。西方社会治理中形成的各种思潮与理论，都是在西方经济社会演变中因市场失灵、或因政府失效以及全球性问题凸显等背景下产生的学说，它们在主张主体多元、政府放权、主体平等与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同时，又兼具去中心化、去确定性、去结构化等后现代主义理论气质，所以不免落入理论自

身窠臼，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中汲取合理的思想、观点和理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①我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将“治理”概念也作为一种全新的理念被写入了党的正式文献，但的确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治理理论。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治理思想、观念和理论，一方面是秉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以及改革开放后取得的先进文化基因，另一方面又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新实践逐步形成的，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新要求的治理理念与治理能力。

（二）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

习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十年来，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②在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中需要探讨的概念与把握的问题颇多，像意识形态治理、西方治理理论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间的关系，乃至如何适应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新要求。

首先，意识形态治理着重是指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与实践中，将“治理理论” 的观点在做具体运用时，逐渐形成的集工作理念、范式和应对方式于一体的综合性概念。意识形态治理的工作理念要“归属于或依附于一定社会统治阶级的治理主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运用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以及多样治理方式整合意识形态领域内外资源，通力协作地实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进而达成价值共识目标的动态过程。”③将“治理”范式和应对方式用于意识形态建设中， 是促进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取得进一步科学化发展的重要方式。

其次，西方治理理论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之间虽存在着相互矛盾等现象。由于在意识形态建设中，要解决的危机必须站在国家宏观发展角度，即解决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及价值观等，乃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在日常的具体管理与治理工作中，大都涉及的问题则是从社会

诸多方面要完成的繁琐事务，最终要解决因社会转型而产生的各类矛盾。但是， 在理性的审视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时，就会发现意识形态建设与治理理论在目标的公共性（即政治认同和政治共识）、方法一致性（即充分发挥人民主体创造性和多样化手段作用）和规则法制化（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方面存在一定关联，由此可见意识形态是一个历史性范畴。基于这一点，意识形态治理依赖于借助合理化调整以满足创新性发展要求。将治理理念应用于具体事务管理，不仅是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研究的新样式，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与时俱进的新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将成为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新理念的遵循，即治理主体、客体、方向、目标等具有新内涵，方可适应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新要求，同时也弥补意识形态管理中存在的诸多不足。

所以，当今中国语境下的“治理”概念，着重是指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 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而形成的新模式或结构，在治理中要必须坚持贯彻民主与法治相结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有效管理、控制和推进的过程中，要集中回答由“谁治理”、“治理谁”、“治理的原则”、“治理的方向”和“治理目标”等诸多重要问题。

第一，意识形态治理主体。主要指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包括政府、社会组织、人民团体和经济组织以及社会公众在内的多元主体的合作联动，各主体各司其职，分工明确。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在意识形态治理过程中要必须始终处于坚强的领导地位，中央及各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对各项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与落实，在党委集中统一领导下要发挥主导作用。工会、共青团、妇联、各民主党派、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要履行好各自在社会发展中的职责，并结合自身优势突出主观能动性，积极配合并广泛参与到党委和政府的意识形态建设中，在更大范围内设法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意识形态建设中，从而体现意识形态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二，意识形态治理客体。主要包括物质性客体和精神性客体两部分。所谓物质性客体，即在意识形态治理过程中的参与机构、使用设备、物质资金、交流平台及相应的法律法规等制度性因素；而精神性客体，指的是非主流意识形态思想与观念，除了包括那些摇摆于“红色地带”与“黑色地带”之间的各类观念之外，错误性的西方社会思潮和各式各样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包括在内。因此，通过研究唯有达到知己知彼，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达到防患于未然，

才能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全方位有效治理。

第三，意识形态治理方向。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与创新，无论如何都要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得到全面发展。在“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伟大创新思想和理念推动下，未来我国很长一段时间内要继续向世界敞开国门，并以此为契机设法带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发展，这无疑彰显中国作为世界泱泱大国的自信和担当。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要时刻清醒地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随之而来的斗争的激烈性，诸如西方文化、思潮和理念的持续渗入此类情况不胜枚举，这都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到全面发展。因此，在意识形态治理中，首要的就是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毫不动摇地提升自身辨别力，敢于向各种错误思潮亮剑，铸牢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力。

第四，意识形态治理的目标。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辨别各类不同性质的思想文化时，既要批判和揭露各种错误思潮及其本质，又要增强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有的凝聚力，努力推动经济社会文教等领域里达成广泛共识。在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中，要始终牢记不同层次上依然存在着没有硝烟的战争，敢于对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潮或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亮剑，是在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负面影响时应该持有基本立场。不被处于非主流地位的各类错误思想所蒙蔽，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 方能避免非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冲击。因此，意识形态领域治理的目标就是通过研究努力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具有的引领力和领导力，设法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决心。

三、新时代从意识形态理念到意识形态管理转变的必然趋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所作工作取得了多方面的显著成果。然而，受全球化和信息化影响，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各种存在思想或浪潮，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流意识形态，从继承、传播和创新上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未放弃将其价值理念浸入到我国各行各业。凭借经济、文化和技术等优势，西方国家通过多种手段持续的开拓新“市场”，新自由主义、科学民主主义等社会思潮不断涌入我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西方国家一贯吹捧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和散播的“中国威胁

论”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个别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质疑，而且短时间内这种认知很难彻底铲除。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因主要在于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过程所引发的部分社会矛盾始终未得到彻底解决。公民利益诉求不仅没有完全得到满足，个人价值亦未能得到很好体现，类似道德标准低、价值观有失准确性等，都有碍于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因此，依据新的历史条件，结合新的国情、党情和民情，我国意识形态管理工作势必要做相应的调整，这是由意识形态管理本质特征与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深化管理，旨在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及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并以此营造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随着我国进入新时代， 在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趋势都有了大幅度改变的前提下，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显然已无法与变化了的新环境相适应，为此，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有了其产生的时代特征和实践新课题。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人们之所以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部分质疑，皆由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空洞、僵化及其与实际发展状况相差甚远等因素造成，从而导致其不能将人民群众的真实想法加以表达。同时同时，在社会实践中也很难对复杂的部分社会意识、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做合理化解释。因此，“治理”理论的产生是公共管理和政治发展的理论成果， 用现代治理理论发展与创新意识形态的话语和管理传播方式，促使意识形态管控向意识形态治理理念的转变，是新时代实现意识形态现代化的必然趋势。①

何以顺势而为？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方面做出努力：

首先，保障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内多元主体需求。可以采取两方面举措：一是通过采取有效措施，使国家意识形态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得以确保，维持良好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趋势，这样做不仅仅可满足党和政府的政治需求，而且也能与其他社会组织机构及人民群众之间形成紧密的需求关系。二是开展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模式。囿于一元主体模式与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差异性，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以其自身优势成为我国意识形态治理的必然选择模式。在意识形态治理模式下，党政相关职能机构与政府作为主体机构但不再是唯一主体机构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在权力下放过程中，意识形态监督逐步向社会化维度转变，在意识形态工作中，治理模式的互动性特征充分体现，更好的满足了关系协调优势发展的新需求。因此，在整合社会思想资源的条件下，努力促进政府与社会职能效用的转变，通过不断地调整对自身扮演的社会角色，尽最大限度避免公

众利益受损害，有助于全面提升民众对共产党的认同程度，并在共同作用下可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当然，多元主体参与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前提是， 坚决维护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坚强领导，这样可确保协同治理效用的全面发挥。因此，整个治理过程中存在着两方面及其相互依托、相互配合的密切关系，故努力打造包括执政党、政府系统及其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在意识形态治理中形成多元的主体结构非常重要。一方面，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不仅需多个主体的共同参与，且只有相互配合才能实现预期发展目标。另一方面，多元主体的参与如果失去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主导，无论对社会资源的利用还是就社会力量作用的发挥都难以做到对资源配置、组织和社团的动员。所以，在坚持党的领导下，通过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同治理的方式，才能逐步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相关问题。

其次，开展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单一目标转型。事实上，在一定时期内，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活动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的目标设定相对单一。但是，自从人类社会迈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到全新发展，“五位一体”全面战略发展布局的构建， 意识形态领域摆脱独立发展状态而朝向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个领域的动态发展。基于此，我国意识形态发展的落脚点也要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逐步演变为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价值归宿。另外，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转变，急需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目标的现代化转型方向上发扬人民民主，切实反映人民的心声，在引导多元化价值理念条件下可为实现意识形态治理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最后，促使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从单向度管理向现代化治理的转移。就其方式而言，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管理模式按照自上而下的方式通过发布行政指令协调各项事务，这显然不能适应新时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文化教育思想发展新需要。而新时代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模式， 以协商交流合作共赢机制为遵循，积极调动群众参与性，汇集群众智慧与力量， 多角度助力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问题解决。从其目标实现来看，意识形态治理过程采用“自下而上”的向度，从社会成员实际需求出发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使党政职能部门的协商、对话和合作实现针对性、高效的资源配置的良性互动管理模式。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目标只专注于满足主体自身要求而导致社会组织、社会成员的实际需求被忽略现象。从意识

形态建设途径来看，意识形态治理则是以满足意识形态管理主体意愿为基调， 侧重多元治理主体的价值诉求，并以增强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认同来体现。然意识形态管理主要通过行政命令手段、政策法规监督和督促被管理者的途径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简言之，以相互协商、相互交流和合作共赢等方式进行优化配置的意识形态治理模式相较于单向度的意识形态管理更具优势。

总之，在新时代通过推进意识形态建设安全与创新治理的新模式，要努力改变传统单一的管理方法，是由于实现民主协商、综合治理的整体化转型迫在眉睫。而意识形态建设安全与创新治理则是个过程，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渐进式得到建立与发展的必然趋势，不能简单的走“揠苗助长”之路。在意识形态工作的实践历程中，因部分地区过于强调政府主导性作用，导致群众对这种“自上而下”的包办模式依赖性增强而无法真正自主的加入到相关活动中。类似情况在部分地区实施自治管理时尤为突出，固然权利的下放在一定程度上使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动性得到全面增强，部分工作也满足社会合理化要求，但不能因此就产生极端倾向。进入新时代以后，特别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新阶段，中国社会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尚且薄弱与分散，合理性和可持续性因素缺乏，加之在价值层面、组织层面、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的支撑条件有限， 由此进行“自下而上”顺序的社会力量整合便很容易在意识形态治理中出现“失灵”现象，故尝试着从辩证思维方法入手，通过多元主体间的紧密合作，在确保自身优势条件下，全面满足多方需求与强化协同治理非常重要而有多重价值。

贵州青年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路径创新

贵州师范大学国家民委多民族文化融合与区域发展研究基地 韦志奋

（2023年3月15日）

做好意识形态工作，重要的是赢得青年。青年是网络使用最广泛、网络议题参与最多、思想最活跃的群体，青年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是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在推进青年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过程中，必须抢占网络思想文化阵地，不断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构建传播新模式。贵州是多民族聚居区、革命老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 有着独特的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孕育了以新时代贵州精神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文化。推进新时代贵州青年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要充分利用贵州的文化资源，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在创新网络育人的路径上下功夫，做大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引导青年理直气壮地在网络空间唱响讲述贵州、礼赞祖国、讴歌时代的主旋律。

一、壮大网络主流思想舆论

一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加强贵州青年的文化自信教育。

传承阳明文化。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在贵州修文“龙场悟道”，创立了以“知行合一”为核心的阳明思想。阳明文化博大精深，深厚持久，影响深远， 是中国思想史上的瑰宝，也是贵州宝贵的文化财富和独有的文化资源。新时代贵州青年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要做好阳明文化的传承弘扬，继续深入探索阳明文化的精神内涵，深入挖掘阳明文化的时代价值，加强阳明文化渗透力建设；推进阳明文化网络宣传推广、普及教育和品牌打造工作，在广大青年中大力倡导“知行合一”精神，培育青年的道德养成、人文气质和文化认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引领青年文化自信的重要切入点。

传承民族文化。贵州是个有着18个世居民族的多民族聚居省份，各世居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有的民族文化资源。苗族的芦笙舞、侗族的大歌、水族的文字、仡佬族的傩戏、彝族奢香夫人的英雄事迹以及综合各地各民族艺术形式的黔剧等是其中的代表，对促进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共同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做好新时代贵州青年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要不断发挥贵州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优势，融入青年群体的网络思

想政治宣传教育活动中，在传承民族文化中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同时， 大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增强各民族青年的“五个认同”，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是讲述革命红色故事，加强贵州青年的理想信念教育。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追求、精神品格和精神标识。贵州是中国革命的圣地、福地、伟大转折地，拥有内涵丰富、底蕴深厚的红色文化资源。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在贵州的发展壮大，中国革命在贵州的重大历史转折，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在贵州开展的伟大革命斗争，都为贵州留下了不计其数的红色文化财富。以邓恩铭、王若飞、周逸群为代表的黔籍革命先烈是教育贵州青年的鲜活榜样，以《忆秦娥␎娄山关》《长征颂》为代表的红军诗词、歌谣、故事是教

育青年的生动范本，以遵义会议会址、四渡赤水战役遗址为代表的会址遗址是

教育贵州青年的重要阵地。新时代贵州青年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要加强贵州红色文化资源的发掘、梳理和研究工作，建好贵州红色教育的网络大课堂，创新讲好网络贵州红色故事的方式手段，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习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发扬光荣传统，牢记艰苦卓绝的光辉历史，坚定崇高远大的理想信念， 努力成为勇担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三是弘扬新时代贵州精神，加强贵州青年的奋斗品质教育。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党的十九大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指出，希望贵州的同志大力培育和弘扬团结奋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后发赶超的精神，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续写新时代贵州发展新篇章。同年中共贵州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决定，在全省大力培育和弘扬“团结奋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后发赶超” 的新时代贵州精神，指出新时代贵州精神是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贵州各族人民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和精神力量。新时代贵州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其丰富内涵是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孕育下产生的，深深嵌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中，是贵州人民在“两个大局”中敢于迎接各种机遇和挑战的动力支撑，是贵州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生动实践的精神提炼和建设美好家园的时代特征，是指引贵州各族人民决胜脱贫攻坚、实施乡村振兴、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大力培育和弘扬新时代贵州精神，融入贵州青年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广大青年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是实现对新时代贵州精神传承发展的必然路径，是新时代贵州青年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新要求和新内涵。

二、筑牢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阵地

一是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理念创新。贵州青年成长在多民族聚居、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全国脱贫攻坚主要战场和近十年快速发展的贵州，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地理位置环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贵州青年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 使得他们具有区别于其他地域青年的特征。贵州的文化传承发展与贵州青年成长成才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贵州本土文化既影响和教育贵州青年、引领和激励贵州青年的思想与行为，同时又需要贵州青年去传承传播和发扬光大。因此， 做好新时代贵州青年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要坚持“以青年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深入研究和把握贵州青年的时代特征，尊重青年的主体性地位，调动和发挥青年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满足青年思想素质提升和知识技能增长的现实需求，使青年成为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为多彩贵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接续奋斗注入源源不竭的活力。

二是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手段创新。积极探索适合新时代贵州网络传播的话语体系，充分发挥网络新媒体和贵州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优势， 大力整合“网、微、端、屏”等各种新媒体平台资源，构建符合贵州青年认知特点的网络话语风格和表达方式；通过个性化制作、可视化呈现、互动式传输等形式，讲述红军长征在贵州的故事，宣传贵州脱贫攻坚重大历史性成就，解读中央大政方针特别是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政策意见，使抽象的意识形态内容变得具体、生动和形象，让青年喜闻乐见和主动接受，从而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和吸引力。近年来，贵州相关部门积极推进网络文化建设和网络思政工作，创作了《王阳明》《邓恩铭》《乌蒙星火》《天眼之魂》等优秀的舞剧和歌剧作品，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在贵州各地区各高校巡回展演，用格调高雅的贵州本土文化感染和引领青年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同时，通过抓好意识形态的网络传播，让青年在古今历史对比与中外现实观照中学会辨别各种社会思潮，在旗帜鲜明地同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中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

三是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主体创新。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新时代贵州要坚持强化和完善党管意识形态原则，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进一步明确和严格履行各级党组织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中的“主体责任”“第一责任” “直接责任”和“一岗双责”；深入开展理论研究，做好马克思主义网络大众化工作，推动贵州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传承弘扬以长征文化为代表的革命文化，发展以大数据大生态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

进文化的网络空间传播，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传播力和影响力； 要具有互联网思维，坚持问题导向，提高研判能力，整顿网络舆论环境，营造良好舆论生态；要加强队伍建设，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网络素养和创新意识，克服“本领恐慌”，不断调整完善知识结构，主动引导主流网络文化，深入研究贵州青年人群心理特征，探究新时代贵州青年网络意识形态教育的特点和规律，切实增强网络育人的成效。

红色家书融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探索与思考

南昌师范学院 王俊

高校是新时代意识形态之争的前沿阵地，高校大学生是坚决打赢意识形态攻坚战的主力军。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成效直接关系着高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关系高校立德树人工作的成败。当前社会中存在的“意识形态淡化论”“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对青年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冲击加剧，使我们认识到新时代如何有效提升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效果、应对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时代命题。新时代出现新矛盾、新问题，产生新需要、新诉求。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在新时代也需要就内容、载体、教育形式和教育方法进行丰富和完善。

红色家书是指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社会爱国进步人士为了情感交流、信息传递而写给家人、爱人、朋友、师长等的私人书信。它与普通家书的区别的关键在其“红色”印记上。它是中国红色年代形成的一种承载着革命先烈、爱国志士革命理想、革命意志、革命情怀和崇高精神的独特红色文化。红色家书是一个个感人革命故事的真实表达，是一个个爱国志士形象的鲜活再现，是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把红色家书融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必将拓展其教育空间、创新其育人模式，赋予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更为丰富的价值内涵。

一、红色家书融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必要性

（一）红色家书融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是防范高校意识形态风险的迫切需求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下，多元社会思潮传播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网络消极文化扩散造成部分学生理想信念弱化、发展主题与现代化目标淡化了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西方敌对势力散播“普世价值”，攻击我们的社会制度，污蔑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加剧，使得高校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我认同出现危机。新时代高校学生在接受意识形态教育时，更多呈现出认知方式偏重直观化、价值取向元化、道德观念复杂化的特点，对网络各种不良思潮缺乏正确的辨识和清晰的甄别，极容易对不良意识形态推波助澜。这些内外多种因素的持续叠加，给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但目前我国高校意识形态教育

问题突出，部分高校存在重视程度不够、阵地意识不强、机制体制不完善等问题，也有部分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理念陈旧，教学拘泥于传统范式，脱离信息化时代背景，偏离大学生认知规律问题日益凸显。由此可见，把红色家书融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以红色家书丰富的教育资源、鲜活的教育内容、创新的教育模式助力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构筑起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牢不可破的安全防线， 既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迫切需要，又是抵御西方敌对势力渗透、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二）红色家书融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是解决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存在问题的有效举措

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效果不尽人意，是多方面原因叠加作用的结果，但就意识形态教育本身而言也存在诸多问题，诸如没有对新时代高校学生的学情进行认真分析并采取合理对策［1］。在教学内容上，没有关注学生思想和心理问题； 在教学表达上，没有关注学生学习层次问题；在教学设计和教学方法上，没有更多考虑学生情感需求问题。这就使得意识形态教育在学生心目中有了距离感、隔膜感，成了一种带有“高、大、上、空”标签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教育是做人的思想工作的教育，新时代高校学生在接受意识形态教育时若有抵触畏难情绪，将直接影响教育实效。红色家书内容丰富翔实，话语表达亲和，有明确的政治导向和教育性，便于通过情感的熏陶、体验和感悟等隐性教育方式强化教育效果，利于增强意识形态教育的吸引力、亲和力、感染力、说服力。把红色家书融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充分发挥红色家书的意识形态育人功能， 能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切实提升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实效。

二、红色家书融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可能性

（一）红色家书与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具有逻辑统一性

红色家书与高校意识形态在逻辑上具有理论基础同源性、教育内容一致性、价值目标契合性的特点。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回应“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和如何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宗旨，以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红色家书蕴含着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不懈追求，折射出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追求真理、无私奉献、不怕牺牲、艰苦奋斗、锐意进取的精神特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为国为民的价值立场，具有政治引导、价值引领、

行为示范等功能。通过学习红色家书可以进一步加深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理解、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认同、对共产党人伟大形象以及对革命、建设、革命事业的认识，有利于学生在了解“四史”的同时，深刻感悟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正确性，从而增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有效抵制西方反动思想的渗透，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坚持正确的政治判断和政治方向。红色家书与高校意识形态相互融通，相互促进，同向同行，同频共振，其逻辑统一性为红色家书融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提供了可能性。

（二）红色家书自身具有独特的意识形态教育价值

红色家书对于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独特优势，为红色家书融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提供了可能性。红色家书反映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革命先辈、爱国志士的崇高坚定的信仰信念、忠贞不二的政治品格、从容赴死的英雄气概、为国为民的使命担当、艰苦奋斗的行为风范、意蕴绵长的家国情怀，涵盖了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内容，是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珍贵教材。红色家书从作者的视角真实记录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状况，再现了先辈们是“如何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如何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进程，展现了先辈们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不忘初心、矢志奋斗的信念，将其融入到意识形态教育中，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同时，红色家书以家书为载体，以家庭故事为主题，更多采用的是大众化、生活化的话语表达方式。朴实的语言，平常的叙事，没有过多华丽的修辞。但正是这红色家书中简单的话语，却包含着人间至真至纯、至善至美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文字感染力，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走进学生的内心，震撼学生的心灵，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进而形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基础，达成政治认同、理论认同、文化认同、价值认同的思想共识，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达到意识形态教育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

三、红色家书融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路径思考

（一）红色家书融入课堂教学，丰富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教学资源

根据高校意识形态教育需求，对红色家书进行科学整合。首先，广泛收集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形式的优秀红色家书，形成红色家书资源库。其次，充分挖掘红色家书的背景故事、深入剖析红色家书所包含的精神内核，对红色家书进行科学分类整合。例如，有彰显坚定崇高理想信念的家书：夏明翰写给姐姐的

信：“我一生无遗憾，认定了共产主义这个为人类翻身解放造幸福的真理，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3］何功伟写给父亲的信“儿献身真理，纵刀锯斧钺加诸颈项，父母兄弟环泣于身前。此心亦万不可动，此志亦万不可移。”［4］ 177—178有蕴含视死如归英雄气概的家书：邓雅声写给恩师的家书“饮弹从容向天啸，长留浩气在人间！”；陈然狱中遗书“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有折射对党忠诚、矢志不渝政治品格的家书：张友清写给哥哥的信“党需要我怎样我就要怎样！说得明白点，党若是需要我去死，我就毫不迟疑地去死！”［5］方志敏狱中遗书“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有记载为国为民使命担当的家书：关向应写给叔父的信“愿终身奔波，竭能力于万一，救人民于涂炭，牺牲家庭，拼死力与国际帝国主义者相反抗”［4］87—88；史砚芬写给弟弟妹妹的诀别信“我的死是为着社会、国家和人类，是光荣的，是必要的。我们的革命事业必底于成， 故我虽死犹存”［4］105—106。有饱含意蕴绵长家国情怀的家书：卓凯泽写给父母亲的信“我生时因奔走各地，不能对我亲爱的父母有很好的物质与精神的安慰。但是我想明白的父母决不以此责我恨我，为公忘私，为国忘家，是古有明训的”［6］；抗日英雄程雄写给父母的信“儿这次为了民族，为了阶级，为了可爱的家乡，为了骨肉相连的弟妹，求得生存和幸福，儿不得不来信辞别双亲大人，如果不能活着的话，双亲大人应保重玉体，抚育好弟妹”［7］。最后， 结合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需求，对红色家书进行合理选择规划、创新性解读和拓展，编写教学案例库或教材读本，最终形成符合意识形态教育需求的红色家书内容体系，使红色家书进课堂、进教材，达到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进头脑的教育目标。

（二）红色家书融入实践教学，创新高校意识形态实践教学形式

实践是学生思考、感悟、认同、践行理论的重要环节，所以高校要有效构建以红色家书为主题和特色的实践教学平台，创新自主性、沉浸式实践教学模式，推动红色家书融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实践教学环节，提升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实效。例如，以“与红色家书作者对话”为主题，动员学生组织开展“穿越时空的对话”实践，利用寒暑假时间，组织学生开展红色家书社会实践调研活动，通过参观革命博物馆、革命遗址、英烈纪念馆等红色家书相关的场所， 进行家书故事的挖掘和调研，选取典型素材，围绕家书背景、家书内容、家书传递的情感、家书的时代影响力等角度进行视频作品的创作。这种由学生自主

自发地投入设计、创作的实践过程，因内容有亮点、形式有新意，能极大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在实践过程中，通过与家书作者同等身份的穿越时空的对话，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地体验到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中表现出的不畏强权、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民族意志；锐意进取、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有利于学生了解和平环境的来之不易，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对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的认同。此外，也可结合当地红色家书资源，开展红色家书画展、红色家书话剧创演、红色家书视频大赛等多种形式的活动，通过文字、图片、实物、音频、视频等方式学习传播红色家书，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真正入眼、入脑、入心、入行，引导学生自觉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三）红色家书融入网络教学，拓展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教育空间

在全媒体时代背景下，网络作为高校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已经成为各国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阵地。提升意识形态教育实效，就不能把红色家书的学习、教育和宣传仅仅局限于线下。只有把红色家书有效融入网络意识形态教育，才能真正满足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时代诉求。近年来，受新冠疫情影响， 全国多数高校都不同程度采用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经常使用超星学习通、中国大学MOOC、雨课堂、云班课等网络教学平台。学生的信息交流多借助于微信、微博、腾讯、抖音、快手等网络平台。红色家书融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 要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通过多种形式促进红色家书的网络传播和形式创新，贴近学生、贴近生活，激发红色家书在网络意识形态教育中的潜能。如在网络平台开展红色家书主题活动，通过文字、图片、实物、音频、视频等方式传播红色家书；如在网络平台设置红色家书专栏，动员学生社团积极组织其成员围绕红色家书积极进行动漫、绘画、音乐、舞蹈、短视频等作品创作；如设置红色家书网络讲堂，邀请红色家书作者的后代亲自讲述家书的故事，让学生重温历史、感悟精神。通过红色家书融入网络教学的实践，增强意识形态教育的亲和力、感染力、吸引力和说服力，才能真正实现红色家书在涵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价值。

红色家书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优秀品质和优良传统的真实记载，是培养高校学生崇高理想信念、坚守正确的政治立场、增强“四个意识”、传承红色基因的最好素材和载体。红色家书融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必将使高校意识形态教

育可知、可感、可亲、可行。

加强党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重要意义、关键领域与实现路径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张世飞

摘要：高校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肩负着落实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宣传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特殊使命。只有加强党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使高校党委牢牢把握思想政治工作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才能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通过高校党委、各学院党支部、思政课教师队伍等主体的团结协作，实现充分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学校党委对全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显著加强、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与课程思政能力显著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与辨别是非能力明显提升等目标，对高质量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走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有着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党的领导；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高校党委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2]高校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肩负着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理论研究、宣传教育、培养接班人的崇高使命。新时代加强党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是为走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而凝魂聚气、鼓舞人心的必然要求。

一、加强党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重要意义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因其对象、任务与目标的特殊性，有其自身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只有加强党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才能抓住关键，确保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在实处。

（一）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本身的内在要求

首先，高校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接班人，其意识形态的发展决定了各项事业的成败。青年承担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是党和国家未来的希望之所在。高校学生是未来建设祖国、服务社会、振兴民族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意识形态健康发展、积极向上，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就会充满蓬勃的朝气，涌现出奋斗的力量，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奋勇

前进；反之，社会的风气就会江河日下，精神文化领域就会开历史的倒车，各种落后思想、腐朽思想等沉渣就会卷土重来，我们党的事业、社会的发展就会受到极大削弱甚至损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可能会迟滞甚至被迫中断。

其次，意识形态基础不牢，理想信念就会软弱涣散。高校学生如果缺乏信仰、缺失理想，或信仰、理想不坚定，就会在政治纪律、生活作风、道德品质上出现巨大漏洞，进而危害个人发展、组织部署，败坏社会风气。意识形态是理想信念的内核与基础，只有加强意识形态的教育，高校学生才能在风险和考验面前抵御诱惑、防微杜渐，才能在今后的工作中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处理各种问题、跨越各种障碍。高校学生要始终坚持以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始终坚持以党的大政方针为前进方向，才能在一切风险挑战面前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才能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担当起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再次，高校作为科学理论研究和社会实际生活的桥梁，对全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有放大作用。高校是整个社会原始创新、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源头和根本，在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上有着不可推脱的职责使命。只有加强党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培养出“意识形态靠得住、困难挑战站得出、专业知识顶得上”的时代新人，才能让从高校走出来的青年学子在进入各个行业后成为社会上正能量的弘扬者、主旋律的传播者，从而推动社会风气健康发展，激发群众生产建设的积极性，为实现共同的奋斗目标夯实共同的思想基础。

（二）把党的领导贯穿于高校工作各领域的重要体现

其一，坚持党的领导是高校各项工作取得成功的首要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高校实现自身发展、服务人民生活、贡献复兴力量的最大优势。纵观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高校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只有党的领导坚强有力，高校的事业才会产生明显的进步，否则就停滞不前乃至倒退恶化。回顾党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经验与教训， 什么时候意识形态工作抓得好，什么时候就会出现学生认真学习、人民安居乐业、社会长治久安的良好局面，反之，就会出现人心涣散、思想混乱的负面场景。其二，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意识形态工作是思想建设的重点任务。站在百年党史的高度，可以清晰看到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 都高度重视从思想上建党，这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光荣传统和显著优势。我们

党把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作为高校党建中思想建设的重点。守好高校政治安全前沿阵地，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途径，也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必由之路。

（三）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的根本保障

其一，有利于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宣传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要把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为重要职责。”[3]其二，将高校自身的发展与“四个服务”切实结合起来。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我国高校的性质，决定了必须为人民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实现这一根本目标， 就必须依靠意识形态工作为高校的各方面工作保驾护航，确保各项任务始终朝着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前进。

（四）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治久安的前提条件

第一，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是新时代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遵循，也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党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就是要举旗定向，在全社会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最广大的力量，毫不动摇地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迈进。

第二，意识形态与社会心态能够同频共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有利于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筑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能够鼓舞士气，振奋精神，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只有从思想上凝聚共识，才能在现实中团结各方面力量，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加强党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关键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4]加强党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要把握好以下关键领域。

（一）高校党委是核心

加强党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最关键的是高校党委。高校党委承担管党治党、办学治校的主体责任，是党在高校的核心领导力量。提高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能力和水平，是高校党委落实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各项决策部署，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工作全面领导的题中应有之义。高校党委要锲而不舍、驰而不息地抓好这件大事。

一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高校党委要立足党和国家事业的大局，胸怀“国之大者”，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征程中，高校党委必须以政治上的敏锐洞察、思想上的融会贯通、行动上的自觉担当来推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打开新局面，取得新成绩。

二要加强理论武装，学习最新理论，结合工作实际理解精神实质。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做好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必须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坚持不懈地学习掌握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高校自身的情况特点和青年学生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因校制宜，精准施策，运用科学理论推动教育和管理工作打开新局面。

三要对意识形态工作高度重视，关注舆论动向，把握社会趋势。一段时间以来，部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存在口号标语化、内容空泛化等突出问题，部分高校领导存在意识形态工作与教学科研无关、高校“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认识误区，这是意识形态工作出现脱离群众、缺乏实效问题的重要原因。高校党委必须认识到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把意识形态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来部署推进，必须认识到当前网络空间的多样性、多元化特点，认识到社会舆论对现实工作的能动反作用，尤其要密切关注网络信息对学生行为和心理可能造成的影响。

四要明确职责使命，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科学指挥相关职能部门。高校党委对意识形态工作要负起第一责任，必须建立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层层压实责任，级级传导压力，明确各部门职责所在，确保任务不空转，目标不虚化。对宣传部、人事部、纪检监察等部门的职责任务要专项研究，建立台账，形成党委领导下各部门权责明细的工作格局。对校内出现的意识形态问题要严肃追责，严肃处理，不能人浮于事，不了了之。

五要牢牢把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话语权和主导权。高校党委要领导高校

在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上走在前列，要协调校内各方研究力量，助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对课程内容和学术成果要监督管理，确保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够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

（二）高校各学院党支部是重点

党支部是党最基本的组织，是党开展各项工作和发挥战斗力的基础。加强高校党支部建设，对于落实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具有最基础的保障作用。必须明确自身定位，主动承担职责。

第一，党支部是贯彻落实高校党委决策的战斗堡垒。加强党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必须有效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高校党支部是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师生党员的基本单位，是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高校现实层面的重要基地，是把坚持党的领导和贯彻高校党委决策部署有机统一的核心枢纽，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强大支撑。党支部坚强有力，党委的决策才能顺利落地，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才有了现实的途径。

第二，贯彻上级指示、掌握基层舆论的枢纽。各学院的党支部是师生党员进行政治生活、了解党中央的大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指示的最主要途径， 也是师生党员反映校情民意最便捷、最可靠的渠道。党支部要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中明确自身使命，将校内意识形态的问题现象及时反映给学校党委，帮助党委科学决策。

第三，组织群众活动、发展积极分子的基站。党支部在基层一线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展示党组织风采的重要窗口，不仅可以通过组织群众参与相关活动、宣传党内情况，在这一过程中发现、培养入党积极分子，而且可以在与群众的联系过程中了解舆论的发展变化，以及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

第四，教育党员、培训党员、指导党员的家园。每个党员无论职务大小， 都必须编入一个党支部参加组织生活，因此党支部对党员的意识形态工作是最直接的。党支部要在支部工作的各方面各环节贯彻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各项要求，主动把党员的思想状况、心理健康作为关心党员、爱护党员的重要方

面。对党员中的榜样要及时宣传表彰，对党员中的不良行为和趋向要及时摸清情况、找出原因、形成对策、治病救人。

（三）高校思政课是重要载体

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上起到了有目共睹、无可替代的作用，必须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

其一，做好对青年学生的“四史”传播，助力传承红色基因。历史是有温度的，是真实可感的，要结合新中国成立70多年国家各项事业翻天覆地的变化， 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走过的辉煌征程，结合学生成长过程中亲自感受到的祖国力量，讲好中国故事，帮助学生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树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树立国家富强的幸福感和自豪感，促进学生把社会主义的光荣传统一代又一代地自觉传承下去。培养学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来观照历史、现实和未来，能够以更加宽广的胸怀和更加高远的境界来处理人生中将要遇到的难题和挑战。

其二，引导学生理性看待舆论热点，结合实际阐释形势与政策。在阐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同时，不能照本宣科，停留在理论层面，要结合社会热点和时事新闻，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理解能力。新时代的青年学生长期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大量、复杂信息的网络环境之中，在没有正确引导的情况下很容易误入歧途，要培养学生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心态，不盲目跟风。要培养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就要结合国家政策对社会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科学阐释，传授给学生正确的态度立场，教导学生科学的方法，在面对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时炼就“火眼金睛”。

其三，帮助学生建立人生信标，培养担负民族复兴使命的时代新人。引导学生关注国家战略、关心社会实际、关心基层生活、关爱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青年学生是国家和社会未来的建设者，在人生职业选择的关键时刻，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之上，选择能够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谋幸福的职业，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实现人生的远大抱负、发挥青春的巨大能量。只有更多的青年学生以民族复兴为己任，坚持问题导向、人民导向，不畏艰苦、不怕困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具有更加深厚的基础。

其四，高举思想火炬，坚定学生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马克思

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也是党战胜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支柱。从意识形态建设入手，坚定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信念，是坚定理想信念的核心内容，必须把理论与现实结合起来，提升理论的生动性与吸引力，从而帮助青年学生树立和巩固为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不懈奋斗的坚定理想。

三、加强党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实现路径

意识形态工作会随着社会实践、时代发展的变化而不断产生新内容、新要求和新问题，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对其面临的风险挑战要科学预判、提前准备、超前部署，才能在解决问题、推动工作时沉稳应对、妥善处置。

（一）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原则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首要要求，清晰、有力地指明了坚持党的领导在新时代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克服一切风险挑战的重要地位，也为加强党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提供了根本遵循。

第一，把党的领导充分、具体地落实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中。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性质特殊、对象多元，必须在决策、传导、执行等环节严格落实党的领导。在决策部署中，高校党委要严格执行领导制度，把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有机结合起来，群策群力，做好顶层设计；在政策传达时，要遵循工作流程， 确保通知、指令、纪要等沿着规范路径传导到相应的部门；在指挥执行时，要知人善任，牵住干部队伍这个“牛鼻子”，以队伍建设保证事务闭环管理。

第二，牢牢掌握党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高校的人员构成与职能特点共同决定了其意识形态的发展与现实的互动更为迅速、更加紧密、更趋活跃，越是在变幻莫测的情况之下、在紧急严峻的挑战面前，就越需要加强党的领导。高校党委要站在政治的高度牢牢把握学术研究的选题内容、思想观点、研究方法等，使高校的研究成果从诞生起就严格行驶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轨道上；对校内的舆论要主动发挥积极的导向作用，营造有利于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正能量的氛围，形成学校各方不信谣、不传谣的统一认识。

（二）高校党委要一线推动、靠前指挥

高校党委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时要积极主动，除了增强政治意识、提升政治能力以外，尤其要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专业能力和水平，把握意识形态

工作发展规律，增强意识形态的建设、引导、驾驭、协调能力。

一要提高风险研判能力，对涉及意识形态的风险要见微知著。高校党委要密切关注社会热点、舆论的动态发展，尤其对瞬息万变的网络空间信息要建立专门工作组进行跟踪掌握，统筹各方面情报，对可能涉及高校的信息要能够预判，对风险的来源、种类、性质以及可能的后果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以陈旧落后的眼光看待新事物。高校党委要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防止学生对社会生活的关心和责任感、正义感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同时要加强对国家政策的解读、正面信息的阐释，为大学生的精神生活点亮光明的灯塔。

二要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加强预案管理，与时俱进优化处理流程。舆论环境的变化具有不可预料、突发性强、影响面广等特点，因此不能等问题产生之后再研究形势、思考对策。必须提前研究应急预案，对校内的意识形态动向要做到实时把握，不断根据实际情况补充、完善处理方案。高校党委要成立工作专班，通过组建由班主任、研究生导师、辅导员、学生干部、学生代表组成的多层次队伍，全方位提高新闻公报、网络信息与校内舆论情况的收集、分析和处理能力，紧跟时事变化，第一时间掌握涉及升学考试、就业压力、基层治理、自然灾害等与高校生活、学生学业密切相关的信息和舆论，为进行风险研判、沙盘模拟等前瞻性决策提供必要的基础信息和数据支撑。要指导相关职能部门定期演练，从实践中发现漏洞，及时查漏补缺。高校党委要从社会热点入手， 着重吸取部分高校在处理校内突发情况，以及因外部舆论与校内学生思想相互作用而引发的不良后果的经验教训，结合本校资源情况和本地区的经济、文化、风俗实际，制定类似情境与推演情境的处置方案。针对思想舆论的快速传播特点，高校党委只有提高反应速度和情况分析的效能，才能走在事件的前面。

三要提升塑造态势能力，掌握并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主动利用科技手段赋能意识形态治理。信息技术的发展赋予我们在意识形态管理上的新手段，增强了治理效能。网络空间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通过信息技术可以实现对舆情的实时监测、正向引导和危害处置，高校党委要及时更新升级高校的信息管理系统，将先进的信息科技引入日常的教学管理和教育活动。当前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在提高信息传播效率的同时，也相应提高了网络谣言、垃圾信息和电信诈骗等有害信息的暴露程度，因此要运用科技手段主动对有害信息进行追踪和管理，将此类信息从高校教师和学生的生活中尽可能地屏蔽。意识形态治理不能打“守株待兔”

的遭遇战，而是要充分积累先发优势、运用技术优势，打好主动仗。

四要提升理论宣传能力，坚持不懈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校园奏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旋律。高校党委要始终站在理论宣传的制高点，用好理论学习中心组这个重要法宝，在全校学理论、学政策、用理论、讲政治中形成示范效应，督促、推动各学院和单位定期进行理论研讨、政策传达等常态化政治学习教育，为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充足的制度保障和组织保障。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必要途径，提升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认知认同、理解运用是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目标。高校党委要提升思政课程的质量与课程思政的协同性，从教学方法和内容建设入手，结合当代大学生的兴趣爱好和行为习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吸引力与渗透性，将党的科学理论和最新政策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只有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解释力和亲和力，才能在学生当中激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激发其学习思想政治教育的热情和活力。

（三）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

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内涵，体现党中央的最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教育领域的实践要求，在教育事业发展中具有根本性地位和作用，是高校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重要遵循。

其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把稳高校教学教育的前进方向。要依托高校自身资源与学术优势，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扎实深入开展理论研究，发扬高校自身的学科特色，着眼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方针，面向实践、面向问题、面向基层推动理论创新，着眼促进学生成长、推动社会进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而挖掘科学研究的社会价值，立足党的最新理论、科研最新动态、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持续开发新的研究领域，把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用理论解释出来，用行动体现出来。

其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人才的目标、途径以及价值指向是高校办好教育、做好工作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要通过加强党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而牢牢把握人才培养的方向和路径。切实做好把新时代劳动教育加入学生培养方案、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汇入素质教育内涵的课程开发与理论研究活动，加强对大学生培养艰苦奋斗意识、劳动奉献意识、承担社会责任意识的全过程的指导和引导，特别是针对毕业年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择业观、劳动观、奋斗观和幸福观的教育，

推动更多的大学生前往基层、前往西部、前往艰苦地区和一切需要人才的地区就业创业，为经济建设和基层治理贡献青春力量。促进学生在劳动中养成良好的责任意识、奋斗意识和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培养全面发展、身心健康、充满活力、勤于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不仅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民族复兴的现实召唤。

其三，坚持以人为本，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解决学生“人生总开关” 问题。把立德树人的要求融入提升思想政治水平、拓展文化知识内涵的各环节， 体现到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建设各方面，在立德树人中坚持把党的领导作为首要要求，以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引领学生的思想信念和精神境界，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凝聚学生的奋斗力量。通过优秀学生代表、社会中的道德模范、抗疫抗灾等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典型来教育学生将自身的行动和就业的目标统一到促进身心健康发展、提升各项素质和推动社会进步的路径上，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其四，以坚持“四个服务”为根本宗旨，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提高质量和效益。高校坚持“四个服务”的发展方向，就要从学术研究目的、课程体系内容、教师能力素养、学生思想建设等方面入手，为社会进步培养拥护党和政府、守纪守法、爱护他人、踊跃奉献的良好公民，为国家发展培养精通各方面专业知识和拥有扎实人文素养的优秀人才，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培养出富有行动力、思考力和创造力的建设队伍。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在高校建设上，用可靠的教学成果、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培养成效来回应推动国家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保障人民幸福安康的时代之问和现实难题，以社会发展、学术进步、学生成才的实际成绩交出令国家放心、人民满意的答卷。

（四）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

拥有一支信念坚定、专业过硬、能力突出、品德高尚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对于落实党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对于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传播力、引领力和感染力，对于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

一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问题意识导向教育，提高教师队伍自身的政治素养。一位教师自己首先拥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才会以真情实感影响学生的心灵； 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坚信不疑、学懂悟透，才会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做好教育、

宣传、阐释、传播工作。要加强对思政课教师的学术动态、课外言行、工作态度等方面的监督，确保思政课教师队伍的纯洁性与战斗力，擦亮教师队伍率先垂范、言传身教的底色。

二要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身体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学生做好表率。思政课教师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精髓、要求与目标融入课程体系、知识结构和教学方法之中，潜移默化地增强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文化、制度、理论自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优势不仅在于其思想理论的科学性和先进性，更在于其鲜明的实践本色。只有引导学生不断地在实践中去践行和领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学生的心中深入扎根，在未来不断地转化为实现民族振兴的不竭动力。思政课教师要以身作则，引导学生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筑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基础。

三要学习和掌握思想政治工作规律，遵循教学研究和学生发展的客观规律， 不断创新教学方法，提高信息化、网络化教学水平。只有遵循规律、因势利导， 才能事半功倍、干出实效。当前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最新讲话系列的国际形势， 使得新闻舆论在数量和类型上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思政课教师要及时掌握与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新闻信息，跟进国内外时政热点的事态演变，不断根据学生的思想状况、兴趣爱好等特征更新教学理念，创新教学方法，满足学生的知识和发展需求。

四要将师德师风建设要求贯穿教师管理全过程，加大对教师队伍的监察力度。要加强教师队伍师德师风的教育和管理，明确教师在教学、科研和学生身心发展中的责任和义务，注重传授专业知识和在各种社会习俗、法律法规上以身作则相结合，为学生树立现实的榜样。近年来，在社会舆论中发现部分高校教师出现不符合师德师风要求的言行，甚至出现违规违纪问题，值得引起重视。思政课教师的特殊使命使其自身的道德品质、意识形态问题比其他学科的教师更为引人关注，因此在对学生的言行举止和理想信念上的影响和教育负有更加突出和更加具体的责任。无论是党纪国法、高校的规章制度，还是社会舆论和道德环境，都要求对思政课教师队伍中的相关问题要及时处理，尤其在重大原则问题和“底线红线”问题上要贯彻一票否决制，不允许“带病上岗”。同时， 加强日常的考核和监督管理，发挥纪检监察部门的“过滤”作用，对不符合教师行为规范、违反师德师风要求的教职工及时诫勉、调整工作岗位甚至是解除

聘用。

加强党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任务艰巨，使命光荣，我们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领悟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新征程新起点上通过创新方式方法、完善体制机制，高水平高质量推进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为我国走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筑牢思想阵地。

加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

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玉玉

摘要：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对青年大学生的成长成才，高校的建设、国家的稳定及社会的进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新时代面临境外意识形态渗透愈加隐蔽多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被削弱、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供需失衡”、高校意识形态监管难度增大等诸多挑战，为有效应对风险挑战，高校应优化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顶层设计，筑牢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防护墙，通过巩固价值引领、融合现代化信息技术、建立预警机制、创新教育手段等，协同推进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

关键词：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关键环节，关乎整个民族和社会的安全。新时代，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各种新媒体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意识形态安全逐渐拓展到网络空间中， 网络空间成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新阵地。《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49次统计，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数量达到10．3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3．0％，［2］青年网民数量占比最高，这表明大学生成了网络的中坚力量。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由于网上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和蔓延，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容易被动摇和误导，这就需要充分认识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被边缘化的风险。应对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威胁，必须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筑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1.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必要性

“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3］高校为党和国家培养时代新人，肩负着立德树人的重任，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中处于核心和关键地位，加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 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迫切之需

网络信息时代，各种社会思潮此起彼伏，信息传播具有复杂性、快速性、交互性，在快速获取信息和知识的同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不稳定性和不可控性也日益增加。由于微信、微博、各类短视频的出现，一个词、一句话、一

件事都能得到广泛而快速地传播，并且形成网络热词、热点问题甚至社会思潮， 对社会的影响力倍增。国内有些网络红人掌握了流量密码，在网络上发布一些低俗化、媚俗化视频博眼球，抓住学生的猎奇心理，获得高点击量，容易误导大学生的价值判断，威胁着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开展意识形态渗透，并且大肆宣扬“社会主义终结论”“中国威胁论”等错误言论来混淆视听，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形成冲击和挑战。在如此复杂的国内外网络环境下，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这迫切需要高校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居安思危，创新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策略。

0. 筑牢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防线的必要之举

高校既是大学生学习知识、成长成才的地方，也是意识形态传播和斗争的重要场域。当下，网络已经成为学生获取知识和接收信息的重要方式，各种社会思潮、舆论热点问题不断传入校园，渗透到大学生的生活中，其中：有些负能量的信息想削弱学生的主流价值观，妄想达到破坏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目的。大学生作为网络的主力军，经常活跃在智能终端，通过社交软件和短视频等接触网络上良莠不齐的信息，不加判断对这些言论解读、评论及转发，甚至附加个人主观情感。有些大学生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通过“翻墙”手段在境外网站中获取形形色色的信息，大学生辨别真假信息的能力比较弱，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世界，容易受到网络虚假信息的迷惑，“三观”容易被扭曲，理想信念容易被动摇，对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产生误解和怀疑，陷入价值观真空的困境。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局性作用。但是，在自媒体时代已经形成“人人都有麦克风， 人人都是传话筒”的局面，各种非主流、不健康的思想舆论挤进大学生的视野， 传递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相悖的信息。为此，我们必须守住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勇于同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坚定立场，牢牢把控意识形态话语权。

0.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证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新时代“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深刻回答。加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现实需要，也是为党和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证。一方面，大学生是否爱党爱国，是否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兴衰，关系到民

族的复兴大任，也关系到个人的幸福生活。大学生是否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否有正确的价值观念，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 大学生正处于政治态度、价值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在网络纷繁复杂的时代， 容易被不良社会思潮影响，落入西方意识形态陷阱。应增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紧迫性，这也是营造高校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环境，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要保证。

2.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问题研判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地位、作用也愈来愈凸显。尤其在新的形势下，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困境，甄别这些挑战是筑牢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护墙的关键。

0. 渗透风险：境外意识形态渗透愈加隐蔽

一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从未减少，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网络对我国高校渗透愈加严重。互联网具有开放性和隐蔽性的双重特征， 网络的“匿名性”更是增强了传播者的隐蔽性，这无疑为一些境外组织提供了可乘之机。境外敌对势力运用各种形式对大学生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企图以隐蔽的手段侵蚀大学生的价值观念。［4］各种境外错误社会思潮通过网络平台传播和发酵，网络空间各种错误言论鱼龙混杂，为民族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等错误思潮，以及“娘娘腔”“人类高质量男性”等不良作风传播创造了条件， 他们对某个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似是而非的论述说理，哗众取宠，制造舆论，引起轩然大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大学生自身思想不成熟，辨别是非能力弱等特点，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思想渗透。如：2019 年发生的香港骚乱事件，西方敌对势力在网络上煽动和诱导民众，导致香港部分大学生被误导，参与反政府活动而被捕。在复杂、匿名的网络环境下，境外意识形态渗透呈现隐蔽化的趋势，他们不再大张旗鼓地向学生宣传西方价值观念，而是通过电影、电视等文化产品推进意识形态的“西化”和“淡化”，这使得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趋于复杂化。

0. 引领风险：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被削弱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旗帜，也是高校培养人才的重要指导思想。网络时代下，只追求速度不追求质量的“快餐文化”和“碎片化阅读”受到大众青睐，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网络空间后流于形式化，理论的深

度和拓展的广度都有待加深，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一些别有用心的传播者利用多媒体平台输出不利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价值观念，形成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相符的噪音、杂音，冷战思维、恶搞经典、丑化英雄形象、抹黑革命者等现象充斥着网络空间。大学生受到这些信息的迷惑， 动摇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造成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在某些高校“失语”“失声”的现象。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与网络息息相关，部分青年大学生沉迷于不断涌现的网络ＡＰＰ，而这些平台成了低俗文化、网络暴力、网络谣言、个人隐私传播的渠道，这些平台通过恶意剪辑、断章取义、编造虚假信息等手段，导致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认知出现偏差，给高校大学生价值理念、行为方式带来了消极影响，淡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威胁着高校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掌握。

0. 内容风险：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供需失衡”

网络意识形态发展的“碎片化”冲击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传统的供给模式， 表现为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与教育者供给的失衡。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过分强调灌输的教育方式，不加区分的“大水漫灌”式教育，课堂氛围低沉，缺乏吸引力，大学生很难真正参与到课堂中，学生的需求和课堂内容的供给呈现“两张皮”，思想政治教育供需矛盾凸显。在信息化背景下，大学生成长的环境复杂多变，接受多元的信息让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知识框架和价值观，他们的大脑不再是一张由教育者随意规划、填充的“白板”。新时代大学生追求个性、自由，尤其是作为“数字原住民”的“00后”大学生群体， 普遍追求“新奇特”的体验，排斥“假大空”和“老古板”的说教方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所供非所需的矛盾”成为高校推进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短板。学生受到应试教育思维的影响，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仅仅是获得学分，取得毕业资格的一门课，对课程的期待值低，上课抬头率普遍不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缺乏，采取大班制授课，教育内容的选择不够精细，教育方法的应用不够精准，分众化实施效果差强人意。部分教育者观念老套，照本宣科， 不花时间心思去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网络快速发展的时代，各种教育平台应运而生，新媒体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但在大多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人员观念落后，缺乏创新意识，不擅长运用网络平台进行教学，缺乏对微课堂、翻转课堂等网络授课的能力，对网络中的热点问题采取模棱两可的保守态度，无法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很难捕捉到学生的思

想动态，进一步加大思想政治教育“供需失衡”的矛盾，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推进。

0. 管控风险：高校意识形态监管难度加大

意识形态监管工作是高校存在的一个短板，新时代互联网的日益普及进一步加大了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监管难度。一方面，网络传播具有快速性的特点，这无疑扩大了意识形态的监管范围，需要比以前花费更多的财力物力、硬件和软件设施、专业技术人员去管理平台，且缺乏对舆论信息监管的技术设备和专业化团队，高校意识形态监管落实不到位。由于网络信息获取和发布的成本低，大学生群体可以随意发布所思所想，多元主体造成信息传播的泛滥，这无疑加大了网络意识形态的管控难度。高校党委、思想政治教育课教师、辅导员之间形成的监管合力较低，致使高校意识形态监管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国家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相关法律不够健全，对网络平台的监管不严格，对于网络中低俗文化、不良信息没有严格过滤，导致大学生接触这类信息，思想观念被误导；对网络领域中个人隐私、不实言论和信息传播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完善，从而难以发挥法治的强制性作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监管体系总体虽形成，但对学生个体隐私信息保护、思想动态监管仍存在着一定问题，这都增加了高校意识形态监管的难度。

3.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优化策略

在互联网时代，加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是迫切之需，需要从巩固价值引领、融合现代化信息技术、建立预警机制、创新教育手段等方面综合施策，为筑牢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阵地齐发力。

0. 巩固价值引领，提高抵御意识形态风险能力

维护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在于举旗定向，增强政治认同，做好大学生的思想价值引导。首先，要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网络意识安全中的主导地位，发挥马克思主义引导网络文化健康发展，巩固主流思想舆论的作用，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分析网络中各种社会热点，以实际效果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领力。提高大学生辨别虚假思潮的能力，把握舆论导向，奏响主旋律，借助智能算法分众化推送教育内容，提升高校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感召力。与此同时，通过网络平台继续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5］其次，高校应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广度与深度，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高校宣传部要通过学校官网、报纸杂志等发布正面信息，宣传正确的舆论，在网络平台引领价值风向，筑牢核心价值观在网络空间的“主心骨”地位，还可以组织学生观看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影视作品，丰富大学生的体验感，增强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在微博、博客，以及学习强国ＡＰ Ｐ定期推送相关热点问题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及时更新网络意识形态的相关内容，强化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只有筑牢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思想阵地，才能不断提高高校抵御意识形态风险的能力。

0. 融合现代化信息技术，丰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载体

网络时代科技发展迅猛，诸如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层出不穷，这些新技术拓宽了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路径，增强网络意识形态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影响力。传统的意识形态安全载体通常都以新闻、报纸、课堂为主， 缺乏对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长远发展。［6］一方面，要更新意识形态教育形式，增强吸引力。高校可以借助互联网搭建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平台，综合运用文字、图像、视频等多种形式宣传主流意识形态，使大学生随时随地了解党的路线方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现代化信息技术让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权威性凸显，让“主流话语权”的传播更加广泛有效。另一方面，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掌握学生思想动态。高校通过大学生网络浏览足迹及海量数据， 准确“识别”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和价值走向，及时调整教育教学策略，为他们精准定制并推送学习教育资源，增强大学生的获得感，借助大数据等技术拓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从实质上提升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针对性。把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融入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中，可以满足大学生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理，激发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在丰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载体的过程中增强意识形态教育的吸引力，进而提升教育教学效果。

0. 建立预警机制，提高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率

一是高校要借助大数据技术建立意识形态安全预警机制，利用最新的技术手段，通过对网络媒体海量数据的挖掘、收集、整理与评估，对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准确预测和监管，变被动为主动，通过提前预警部署来科学预判网络舆情。网络舆情在互联网时代相互关联，这有利于舆情的分析，高校的技术人员在网络平台搜索一些热点事件，发现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存在的潜在危险， 为高校相关部门提供准确的数据信息，迅速发出预警信号，化解网络意识形态

安全风险。二是通过对网络舆情的预警分析，对于已经产生的网络舆情问题， 高校需要借助网络技术第一时间在学校官网、微博、微信等平台发布官方权威信息，引导网络舆论，避免学校在紧急事件中不发声、不作为的现象，这样容易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导致舆情的进一步扩大，危害校园公共安全。［7］三是强化意识形态人才队伍建设，提升高校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者的综合素质。领导干部要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洁身自好、以身作则，不仅经得起监督和考察，还要针对各种错误言论据理力争，提高责任意识和责任担当。意识形态工作者要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熟谙网络技术和分析，练就科学应对危机的能力。为此，高校需要健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预警机制，发挥网络对意识形态安全的预警作用，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提高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率。

0. 创新教育手段，提高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实效

面对真假难辨的网络世界，高校必须加快创新教育手段，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第一，要发挥课堂教学的重要作用，课堂作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方式，是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重要阵地。思政课教师作为意识形态的“守岗人”，要把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当中，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守好“责任田”。此外，专业课教师需要不断革新理念，摒弃“各自为政”的旧思维，不断提升理论素养和思想道德水平，在教授专业课任务的同时，积极承担立德树人视域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使命，让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协同发力，巩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效果。第二，发挥实践教学的作用，坚持课内与课外协同的教学方式。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相关内容融入校园文化实践活动，通过党团活动、社团活动强化理论学习，切实组织学生学习意识形态安全知识，通过学习研讨、专家点评等方式提高大学生对网络舆情的分辨能力，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意识，进一步弥补课堂教育的不足。可以通过“政策宣讲”“公益服务”“社会调查” “体验教育”等活动引导大学生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了解社会发展情况， 强化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范意识，深化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提高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实效。

坚定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三重进路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 王冠宇

[摘要]意识形态渗透于国家政权的兴衰机理之中，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是治国理政的大事、要事。立足新征程，应当以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相统一的行动逻辑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进一步筑牢强国建设的意识形态安全屏障。在认识层面，应当准确把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特征，认识其整体性、相对性、动态性和联系性；在方法层面，应当创新变革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方法，实现内与外、标与本、攻与防的有效协同；在实践层面，应当科学谋划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路径，从安全基础、安全能力、安全保障和安全环境等方面谋篇布局。

[关键词]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进路

所谓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指在国家之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处于一种相对稳定和健康发展的状态。对于我国而言，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就是要确保马克思主义能够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和认同，具备应对各种威胁的能力，始终在意识形态领域处于指导地位。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1]53。其中，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命题和任务首次出现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之中，并且在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的内容中被突出强调，凸显出新时代以来党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重视。立足新征程，要坚定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应当在认识层面、方法层面和实践层面集中发力，进一步筑牢国家建设发展中的意识形态安全屏障。

一、强化认识指引：准确把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特征

思想上层建筑虽不像经济发展状况那样，有明确的数字指标去衡量，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主体对意识形态安全形势的感知，建立在客观基础之上，因此也有其刻度和基本特征，可以通过一定的标准进行把握。要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首先应当对其本质特征有基本的认识。

（一）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整体的而不是割裂的

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与其他领域存在着互动、紧密的关系。因此， 绝不能以割裂的方式考察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而应当立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 科学把握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及与其他安全的关联性。

一方面，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灵魂和风向标。习近平指出：“一个

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2]118。统治危机源于合法性危机，根本在于共同的思想基础出现了问题。意识形态领域是国家安全的前沿领域，国家的政治危机可以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窥见端倪。因此，当意识形态基础有所动摇，也预示着整个社会体系将要有系统性的安全危机产生，如果不及时处置，破败倾颓之势很快就会随之而来。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安全与其他领域安全呈现出紧密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不仅体现在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和维系离不开其所根植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而且还体现在它与其他领域的风险呈现出更为明显的联动效应。“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3]82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风险挑战容易关联到意识形态领域，并且与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交叉感染、彼此借力，并最终演化成综合性风险，处理不当极有可能引发颠覆性灾难。

（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相对的状态，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安全。实质上，“安全”一词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绝对安全在现代社会中难以实现，这主要是因为在风险社会中，“不确定性总是伴随我们，它决不可能从我们的生活（无论是个人还是作为社会整体）中完全消除”[4]3。这种不确定性同样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在现代国家中，一般不会只有单一的意识形态存在，意识形态领域总是呈现多元多样的复杂景观。在社会主义国家之中同样有多种意识形态存在，只要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一”与“多”的矛盾，我国意识形态就不可能处于绝对的安全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潮随着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的变迁而朝着多元多样的方向不断发展，其中不乏不良思潮和错误价值观。这些错误思潮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消极势力，不断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争夺领导权，目标直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权，妄图使社会主义中国改旗易帜。

“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 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当前，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异质性意识形态的生存基础仍然存在，只要产生问题的根源和土壤还存在，意识形态风险就会接踵而至。有鉴于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无限性特征，力求完全将意识形态渗透风险消除干净

的做法既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也难以真正实现。为此，应当引入“风险管理”的理念，既要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又要反对因为追求绝对安全而拒斥其他思想文化发展的错误做法，有效地保持意识形态领域的健康稳定和繁荣发展。

（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

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稳定状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动态的发展之中。“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正因为意识形态具有如此破坚摧刚的力量，在阶级社会中，无论是统治阶级为了维系和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抑或是企图取得统治地位的新阶级要实现政治目的，都不得不给予意识形态安全足够的重视，这也使得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之争成为阶级斗争的焦点。

毫无疑问，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但这不意味着主流意识形态能够始终“稳坐钓鱼台”。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使意识形态安全形势复杂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人们思想观念的活跃性、多变性、差异性显著增强，各种社会思潮竞相发声成为常态。在这种情势下，必须时刻绷紧意识形态这根弦，坚决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当然，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运行形式有其特殊性，意识形态安全的运动变化不是突变的， 而是呈现渐变的过程。习近平强调：“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7]36。从风险的发生机理来看，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与军事等领域的突发性危机存在显著不同，它的产生、发展和解决将经历较长的时期，是一个逐渐变化的动态过程。同样道理，意识形态安全状态的实现也非一日之功，难以在短期内就取得显著成效。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中，必须拒斥运动式思维，克服一呼而过的工作方式和作风，应当坚持久久为功、系统布局，通过制度化的建设和细致的工作保证意识形态安全的可持续性。

（四）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联系的而不是孤立的

从空间维度看，“意识形态安全是传统空间安全和新兴空间安全的统一”。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向前发展，意识形态安全空间和安全领域也不断拓展，意识形态斗争阵地逐渐分化为线上线下两个空间，现实社会和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安全相互联系。习近平强调“：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2]103这一论断的提出，正是建立在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具有联系性特征的科学把握之上。

网络空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新疆域，既映射现实社会，又与现实社会在不断进行深层次互动。网络媒体技术依托的意识形态属性以及负载的信息所蕴含的价值立场，使得网络空间必然是现实社会的技术延伸，只不过其意识形态属性以更加隐蔽的形式表现出来。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说生活还有别的什么基础，科学还有别的什么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技术归根结底来源于人类实践活动并受其制约。网络意识形态的“真空论”“中立论”“自由论” 的逻辑起点，都是将网络空间预设成超脱现实社会而存在的“超意识形态”的时空场域。事实上，任何媒介技术都是置身于真实的社会制度条件下，网络技术也不例外。从现实来看，“西方反华势力一直妄图利用互联网‘扳倒中国’”， 企图利用互联网冲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全。为此，应当以联系的观点统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阵地建设，特别是应当充分认识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属性，对网络意识形态“价值中立说”“非意识形态论”“自由乌托邦”等错误认识进行批判揭露，有力澄清在新媒介技术语境下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正当性。

二、提升方法指南：创新变革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方法

实践的成功开拓离不开方法论的科学指导。

“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方法要素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中的关键保障力量。只有以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意识形态安全才能在日趋复杂的安全形势下得以巩固。要坚定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必须掌握和创新方法，实现内与外、标与本、攻与防等方面的有效协同，进一步强化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系统科学性、战略指导性和策略灵活性。

（一）以“内外兼顾”为主线实现谋划一域和统筹全局的有效结合

“国际国内意识形态斗争密切交织，是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大特点。” 在对外开放的环境下，国际国内两个场域的联动效应日益明显，两个场域之间的安全边界也越来越模糊。国际风险的国内化和国内风险的国际化交织呈现， 是当前以及今后一个阶段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复杂性的重要表现。为此，应当摒弃孤立、封闭的思路而代之以全面、系统的思路，将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统筹起来看，准确把握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源性风险和外源性风险，在内外兼顾中有效地保证意识形态领域的稳定秩序。就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而言，内部性问题来自于各种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冲击。外源性问题主要是指敌对势力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影响。邓小平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

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11]344而意识形态领域就是渗透和反渗透的重要领域。

实践表明，意识形态领域的外源性问题和内源性问题并不是毫无联系的， 两者能够互相借力，形成联动之势。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多次提及和批判西方“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终结论等一些影响较大、危害颇深的错误思想观点，这些错误思潮往往是国内国外两股敌对势力合流联动的结果。要有力守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必须始终坚持“内外兼顾”，既强调有效应对外部势力的渗透和侵害，以外部安全保障内部安全，又坚持聚焦国内存在的意识形态问题，密切关注各种社会思潮的发展动向，有效提升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总体布局。

（二）以“标本兼治”为依循确保源头治理和过程治理的紧密配合

对于意识形态安全建设而言，“治本”指的是在“人心即安全”的意识形态安全理念的指引下，坚持强基固本，持续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构筑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人心阵地。“治标”指的是清理病灶，综合运用法律政策、技术等手段消除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点，疗治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中存在的症候。立足新征程，应当将“治标”和“治本”作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一体两面来协同推进。坚持“治本”是“治标”的目标所在，“治标”是“治本”的前提条件，不仅要突出强基固本、巩固民心，而且要注重清理病灶、疗治症候，有效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标本兼治”的战略方法将源头预防和过程管控两个方面的工作有效地统合起来，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具有战略指导作用。一方面，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认同是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内容。因此，要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就必须从人心这一根本入手，不断加强意识形态认同，强化精神支柱。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过程，不仅要解决表层问题，更要触及内里， 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魂“。要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必须使社会整体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12]实际上，敌对势力不断加强意识形态渗透“，目的就是要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2]102。因此， 守护意识形态安全阵地，关键在于将安全基点放在自身力量的壮大上，以坚定的精神支柱作为支撑，只要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不动摇，敌对势力就无奈我何。另一方面，要维护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状态，及时有效地清除意识形态领域的紊乱因子。新形势下，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威胁和挑战显著增多。“如果

防范不及、应对不力，就会传导、叠加、演变、升级，使小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大的矛盾风险挑战，局部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系统的矛盾风险挑战。” [3]222因此，必须加强过程治理，密切聚焦和妥善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堵点难点，从而有效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三）以“攻防兼备”为抓手加强主动斗争和防范风险的相互铆接

要切实有效地巩固意识形态安全态势，必须灵活运用主动性与防御性两手， 谋求意识形态领域的战略优势。“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2]15为此，应当始终以“攻防兼备”的方法为实践抓手，在立足于防的同时，又坚持增强主动意识，善于把握好时代机遇，持续提升当代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增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策略灵活性。

“防”指的是坚持底线思维，抵御和防范意识形态渗透，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防御能力和体系。“对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颠覆活动，要坚决防范和依法打击，决不能让他们起势、成势。”[3]367由于我国面临的意识形态风险长期存在，因此必须要保持高度警惕，充分重视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工作，构建具有持续性功能的防御体系，稳步推进防御能力建设，防止错误思潮威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进而扰乱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既定计划。“攻”指的是要理直气壮地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伟大斗争，充分把握好新时代我国发展的重要窗口期，拓展当代中国的影响版图和话语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提醒全党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场斗争既包括硬实力的斗争，也包括软实力的较量”[2]114-115。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不仅要打好有准备之战，而且应当在斗争中谋求主动，下好先手棋。当然，“攻”并不是强调“以攻为守”，挑动意识形态对立。“攻” 强调的是增强主动性，强调要着眼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稳定和长远发展，以前瞻性布局抢占意识形态斗争的制高点，积极谋求战略主动权。

三、明确实践指向：科学谋划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路径

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要支撑起现代化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不仅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还需要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力量。立足新征程，要进一步筑牢强国建设的意识形态安全基础，不仅需要在认识和方法层面破题，而且应当坚持在实践中答题，找准意识形态安全难题的突破口，从夯实安全基础、提升安全能力、强化安全保障和优化安全环境等方面入手，维护意识形态领域的长治久安。

（一）夯实安全基础：实现价值基础与实践基础有力稳固

国家意识形态彰显着强烈的政治意蕴，生动地体现在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之中。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不仅需要价值基础，以彻底的真理性赢得民心， 也需要实践基础，需要将意识形态熔铸于国家的制度安排之中并转化为现实科学性，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优越性标注最生动的注释。

一方面，需要以理论创新不断增强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巩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价值基础。“认为撇开真理的内在的说服力而可以通过任何其他媒介去传真理乃是一种严重有害的错误。”[13]432要实现意识形态安全，必须要使人民群众认同和信服马克思主义，这意味着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以彻底的理论说服人，这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体两面，即思想必须服务于革命实践，革命实践又必须依赖于思想层面的革命。为了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落地生根、深入人心，应当在“两个结合”的过程中不断推进理论探索和创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观察社会现实、解答时代之问，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牢牢扎根，从而为意识形态安全提供根本支撑。

另一方面，深刻把握制度优势和意识形态安全的互动逻辑，在持续满足美好生活中厚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践基础。“一定的意识形态与相应的社会制度是相依为命的。”[14]35社会制度在一定的意识形态指导下建设而成，在特定的制度框架下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状况，能够印证意识形态是否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人民满意程度都达到良好标准， 无疑能够为意识形态具有真理性提供最好证明。为此，应当科学把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制度优势进入持续释放阶段，并且将新时代的伟大成就转化为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在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巩固共同的思想基础，为塑造意识形态安全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

（二）提升安全能力：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激活有生力量

党的领导是中国之治的最大优势，也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最根本的保证。面对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局面，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对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实施更加有力的统领和协调，充分激活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有生力量。

一方面，要在坚持意识形态领导权这一根本问题上保持清醒认知。习近平强调：“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2]106要保证意识形态安全，就必须坚持

党在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坚决维护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安全领导体制，贯彻和落实好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战略部署。

另一方面，形成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大安全格局”，有力提高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效能。应当进一步聚合全党力量，调动全社会力量，将“大宣传理念”与应对异质性意识形态渗透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行动上强化联合行动，强化全党全社会一体作战的能力。

此外，要落实意识形态安全工作责任制，强化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责任，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责任感和自觉性，把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风险防控好，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推给上面， 也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留给后面，更不能在工作中不负责任地制造风险。” [3]82要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必须落实好意识形态安全工作责任制，使其贯穿于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各环节、全过程，不断压实压紧各级党委的责任，解决好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问题，最大限度地提高实践效度，推动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工作做实做细做好。

（三）强化安全保障：以制度威力应对意识形态安全挑战

新时代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意识形态领域发生根本性全局性转变。但同时也要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较量仍然存在， 亟须将矛盾和冲突限制在相对稳定的秩序之内。“制度调控是保证，是维护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正常秩序、排除错误干扰的规范。”[15]360实质上，制度本身就蕴含着对抗风险的力量，而制度化所具有的规范性、持续性和稳定性等价值指向，是强化实践活动的效度和质量的必备要件。为此，应当从顶层设计和制度落实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推动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制度化建设，使意识形态安全维护工作更具科学性和有效性。

一方面，党在新时代确立了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制度，从战略层面构筑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制度屏障。当前，应当在意识形态领域继续完善根本制度的战略设计，推动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安全制度体系，以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四梁八柱”有力提升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制度化水平。

另一方面，应当以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制度为统领，持续完善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的具体机制，使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伟大蓝图落到实处。要打赢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攻坚战，更加需要以制度之力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风险，增强制度设计与制度落实的衔接性，不断落实意识形态建设制度的总体

部署，拒斥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中存在的各种弊病，为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全提供切实保证。

（四）优化安全环境：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思想舆论氛围

“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环境对主体发挥着构造和浸染作用，积极向上的思想舆论环境能够培植人们的“四个自信”，强化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从而为实现意识形态安全提供坚实支撑。

一方面，应当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时度效。时度效是舆论工作水平的重要标尺，是掌握舆论引导主动权的关键所在。因此，必须在充分把握新兴媒体的传播规律与特点的基础上，下功夫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有效占领和巩固意识形态安全阵地。

另一方面，要发扬斗争精神，坚持在斗争中牢牢守护意识形态阵地，防止错误思潮影响和威胁意识形态安全。“所有灾难的发生，不是因为之前的征兆过于隐蔽，而是因为我们的疏忽大意和应对措施不力。”[16]5保持斗争精神， 就是强调在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重大风险的过程中，必须在承认斗争的基础上积极谋划意识形态安全建设，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思想观念敢抓敢管、敢于亮剑，而不是在遇到斗争和问题时犯不愿斗争的“软骨症”、不敢斗争的“恐惧症”、回避斗争的“妄想症”。

另外，还要提升国际话语权，努力营造于我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在与世界发展的链接中不断变化，要持续巩固主流思想舆论， 必须要树立世界视野，努力提升对外宣传水平，及时有力地驳斥各种谬误和攻击，积极谋求国际舆论斗争的主动权。

坚定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梅宁华

[摘要]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和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聚焦打牢和夯实意识形态安全基础，坚决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思潮作斗争，全面清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论调，深入批判历史虚无主义，重拳打击虚假信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途径是斗争和建设并重：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扬斗争精神， 坚定斗争意志；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重点是补短板堵漏洞；“六个必须坚持”是开展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和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好、运用好这一立场观点方法才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①报告强调“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并把坚定维护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这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判断， 也是应对现实斗争的战略要求。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政权安全、制度安全的重要屏障。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增强文化自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

一、充分认识意识形态安全的极端重要性

新闻舆论工作处在意识形态斗争最前沿，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用“五个事关”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性作出了高度概括，“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③意识形态是系统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没有思想理论上的强大根基和指导地位，就没有相应的国家制度，因此，意识形态是立国之本。毛泽东指出：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④社会革命并不是经济运动自发的

产物。历史不可能从封建社会自发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更不可能从资本主义社会自发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必须通过社会动员和思想发动实现社会革命。意识形态在这个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这一规律的现实写照。

没有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①毛泽东指出：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②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与西方几百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完全不同，打破了西方叙事是唯一正确、西方道路是唯一选择的神话。这是西方所不愿承认的，必然从各个方面进行遏制，其中意识形态是交锋最激烈的战场。西方企图通过瓦解中国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断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这是绝对不会得逞的。为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不能有任何的含糊和动摇。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走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使具有500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开创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奇迹；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深刻认识意识形态斗争的本质。坚定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必须深刻认识到这是两条道路、两种制度、两种价值观的斗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西方把自身的现代化道路当作人类社会唯一正确的现代化道路，不但在意识形态层面向全世界宣扬西方式现代化，而且运用威逼利诱甚至军事入侵的手段强迫其他国家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导致了众多国家的发展停滞甚至倒退。事实证明：效仿西方的制度永远不会超越西方，只能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成为西方的附庸。这既是历史逻辑， 也是现实逻辑。中国的立场和态度是包容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主张各国人民有选择发展方式的权利。准确把握两种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资本至上、个人利益至上，把弱肉强食奉为信条，维护西方的霸权地位， 以唯心主义解释世界。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人民至上、国家和集体利益至上，强调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

实事求是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中国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理想、共同追求。西方则倡导所谓“普世价值”，坚持“强权即是真理”的原则。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世界的发展方式都是多样的，没有定于一尊的样板。决不能把所谓实力作为评判标准，搞一家独大、赢者通吃，剥夺别国的发展权。这不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注定不能长久。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有坚持真理的底气，要敢于同一切阻碍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势力进行坚决斗争。

意识形态领域是当前两种制度斗争的重要战场。促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14亿多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后发国家都在寻求适合的发展方式，西方对发展权的垄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西方不甘衰落，不仅加强对中国的贸易、科技、舆论、外交等领域全方位打压，还强化了对中国的军事威慑。中国与西方敌对势力之间的斗争具有长期性和尖锐性， 其中舆论方面的交锋最为激烈。由于近代以来传统媒体发端于西方，在传统传播生态下西方通过建立垄断性媒体，制定新闻传播规则，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操控力。《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英国广播公司等西方媒体完全把持了话语权，似乎它们就代表权威、代表真相。所谓新闻自由、新闻真实性、新闻专业性的评判机制完全掌握在西方手中。规则是西方制定的，必须按西方的政治正确判定谁自由谁不自由，哪个是真相哪个不是真相。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西方的话语霸权，使传播生态出现了巨大变化。互联网具有多元性，一面之词、一家之言不可能一手遮天，西方对舆论的操控不再能够随心所欲，这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变量。当然，还有东西方实力对比已发生转化，现代经济、现代科技、现代治理已不再是西方一家独大。这些都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将全方位、多角度展开。

二、夯实意识形态安全的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①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党的十八大之前，由于“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意识形态工作被弱化，导致“意识形态多元化”“非意识形态化”“去意识形态

化”等错误思想滋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这个阶段的问题，“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不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问题严重存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严重影响人们的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等”。②这是意识形态弱化造成的严重危害，这种情况直到党的十八大以后才得到根本扭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取得了重大的成效，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转变。这也充分说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建设还要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

坚决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思潮作斗争，夯实意识形态安全的思想基础。坚决纠正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束之高阁的倾向， 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意识形态引领、开展同错误思潮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运用这个科学的方法，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这是认清形势作出正确判断的思想理论武器。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分歧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种制度、两种价值观的不同。西方敌对势力阻挠中国人民走自己选择而且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道路。为了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能通过坚决的斗争去打破西方的遏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掷地有声地指出：“坚持发扬斗争精神”“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③不从道路、制度、价值观的根本上看问题，舆论引导必然失去方向；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问题、回答问题，舆论引导就没有力量、讲不清道理。比如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发展是融入西方体系的结果，而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因在事物的发展中起主要作用，外因起次要作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中国革命、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人民的创造性才是中国进步的根本因素。向西方开放的国家并没有都取得中国这样的成功， 这就充分说明中国的进步是内因在起决定性作用。党中央的各项决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作出的，媒体能不能从这个高度认识和把握至关重要。这关系着意识形态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在这个方面还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全面清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论调，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基础。长期以来，西方垄断了现代化的定义权，把西方道路塑造成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道路， 把持了对社会发展相关议题的全部解释权，甚至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

人类最后一个完美制度。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完全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更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类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不可能停滞不前，也不可能用一种模式解决所有问题。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这是科学的认识论。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是认识上的僵化、实践中的误区。除了靠殖民起家和掠夺扩张完成资本积累、垄断世界优质资源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其他国家都无法按照西方方式实现现代化， 这就形成了世界强者越强、贫者越贫的二元格局。西方理论就是为了维持和维护这种二元格局服务的。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这种僵化的认知。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不走通过战争、殖民、掠夺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这与西方实现现代化的方式根本不同。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但在意识形态领域，仍没有完全解决对现代化的认知问题。有观点认为，即使经济、军事、科技都实现了现代化，但只要政治制度没有实现西方化就不可能完成现代化。这种论调有一定市场。这种食洋不化的论调之所以出现，是因为长期在社会科学领域用西方话语体系解释中国的现代化。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不能解释中国发展的重大实际问题，根本原因在于西方这套论述是近代形成的。西方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几百年，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能解释近代西方发展的理论和学说，但由于其坚持资本主义私有制、鼓吹极端的个人主义，缺少创新突破，阻碍了先进技术的普及应用，束缚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系统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夯实理想信念根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否定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正当性，否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把是否以英美为师实现现代化作为评价中国历史的标准，进而全面否定中国近现代的一切历史进程。按照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中国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社会主义，不需要党的领导，只要按西方的制度和道路走，依附于西方，就能实现现代化。如果这种历史观在中国社会流行，就会消解人们对历史的正确认知，动摇人们的理想和信念。对历史虚无主义必须进行系统性地揭露和批判，肃清其不良影响。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持续抓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引导人民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①这就需要有针对性地纠正历史虚无主义对历史的歪曲。在党史教育中，要特别讲透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在新中国史教育中，要重点讲清两个三

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对全盘否定前三十年的谬论进行坚决地批判；没有前三十年奠定的基础和条件，就不可能有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在改革开放史教育中，要讲清中国不是依赖西方、靠西方的恩赐、靠与西方接轨才取得如今的发展成就，而是靠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英勇拼搏、砥砺奋进， 独立自主地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才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中，要讲清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已成为现实并不是空想；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和优势。通过以上各方面的宣传教育， 正本清源、坚定信念，使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规律有正确的认识。

重拳打击虚假信息，营造风清气正的舆论环境。在意识形态领域，同虚假信息作斗争始终是重要战线。互联网的传播生态虽然对西方媒体一家独大、一手遮天的格局造成冲击，但也出现虚假信息大肆传播的现象，导致人们对很多重大国际国内热点事件真假难辨、是非难断，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对虚假信息应一律严打，绝不手软。从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出发，要对两种情况下的虚假信息进行更为坚决的清除和打击。一类是凡国内外重大事件发生时，西方敌对势力制造、散布的虚假信息在国内舆论场大肆传播的现象。对于这种情况必须增强政治敏感性和政治识别力，坚决予以揭露和打击。一类是由舆论场长期形成的西方优越论倾向造成的信息误区。西方敌对势力在中国舆论场通过渗透， 不断渲染西方全方位先进、优势地位不可撼动而中国全方位落后、永远不可能超越的舆论氛围。这个神话是靠虚假信息塑造的。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为捍卫自由可以随意侵犯他国主权等主张被披上“捍卫民主”的外衣；两极分化、贫富固化的顽疾被掩饰为“平等竞争”；社会撕裂、族群对立的状况被美化为“信仰自由”等。这种虚假宣传造成一些人对西方盲目崇拜，完全丧失自信。对这种系统美化西方、贬低中国进步的舆论要进行有理有力的揭露和批驳，从而增强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和奋斗意志。

三、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必须斗争与建设并重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立国根基，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核心利益，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必须斗争和建设并重。

增强斗争精神，坚定必胜信念。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西方敌对势力不甘于退出历史舞台，一定会利用其实力地位，运用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遏制打压。在这些手段中，最频繁使用的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持续地渗透。对此，

要有清醒的判断和认识，要保持高度的警觉。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发扬斗争精神，坚定斗争意志。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以弱胜强的斗争史。越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越要通过斗争赢得主动。要通过斗争实现攻守易位，通过斗争捍卫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通过斗争战胜阻碍中国发展进步的敌对势力，通过斗争击败企图颠覆中国社会制度的一切图谋。当前要特别指出，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时，坚决反对以妥协退让求安宁的言论，克服畏战怯战的心理，坚决批判把敢于斗争的人贬损为“战狼”、把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歪曲为激化矛盾的谬论。在意识形态斗争中，要敢于亮剑、针锋相对、寸土不让。意识形态的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对势力就会去占领。对那些给提倡斗争精神和革命精神的人扣上偏激帽子、污名化斗争精神和革命精神的舆论要保持高度警惕。充分认识到意识形态安全靠消极防御是难以为继的，必须主动出击。斗争是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方式。

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建设，补短板堵漏洞。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最根本的是要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全党全社会要增强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性，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信仰和共同理想，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形成新的舆论引导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①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普及，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要重点补短板、堵漏洞。当前，要大力提高意识形态工作者的能力和水平，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放到首位，造就能够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的宏大队伍。要采取各种措施构筑意识形态安全防线，不给错误思潮和主张提供传播的渠道和空间。要特别加强互联网传播渠道的管理，下大力气排查漏洞，对外部势力操控、散布虚假信息和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舆情保持高度警觉， 使舆论阵地牢牢地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

开展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必须掌握科学的方法论。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②这“六个必须坚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既是党的理论探索的最新成果，也是我们开展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和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在意识形态领域，坚决纠正“言必称希腊”的现象。对一切违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言行，要敢于揭露，坚决抵制。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决不能食洋不化、守旧僵化。要打破西方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霸权地位，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事实证明，我们党能够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坚守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周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校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必须掌握在忠于党、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党校作为党的政治学校，必须要宣传党的主张，当好党的创新理论的积极宣讲者、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坚定维护者，在有针对性地批驳各种歪理邪说的过程中作引导社会思潮的可靠排头兵。

一、要当好党的创新理论的积极宣讲者

百年来，我们党实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伟大飞跃，带领中国人民“富起来”，明确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取得了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带领中华民族不断“强起来”。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党校的理论教学就要及时跟进一步， 理论创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工作就要紧抓不放。因此，作为培养与培训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重要阵地，党校的根本任务就是向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讲清楚党的指导思想、创新理论，使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全面系统地掌握党在百年奋斗中创立和形成的理论创新话语，把握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作为面向社会大众宣传党的意志、党的主张的主平台，党校要主动走入社会、融入人民群众，用心用情用理用实践讲好党的创新理论话语， 实现对社会大众的理论引领、共识塑造。

就当下和未来而言，党校要当好党的创新理论的积极宣讲者，就要紧紧围绕党的二十大精神，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目标任务，通过教材编写、课堂讲授、大众宣传，宣讲好“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宣讲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体系及以“六个必须坚持”为核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宣讲好“五个牢牢把握”，宣讲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概括、本质特征和重大原则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从而团结凝聚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和人民大众，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二、要当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坚定维护者

意识形态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

国家前途命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校姓党，首先要坚持姓‘马’姓‘共’。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是我们党的远大理想。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校是党的学校，是讲马克思主义的学校，就要始终维护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始终站稳马克思主义立场。

2018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是党员领导干部的信仰之钙、精神之魂，党校就要始终以站稳马克思主义立场、宣传好马克思主义、维护好马克思主义为己任，给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和社会大众讲好、普及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始终学会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分析时代、引领时代。

党校必须要有一支坚信马克思主义、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队伍，掌握坚实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在加速演进，伴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日益成熟，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造谣、抹黑也在变本加厉。马克思说过：“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只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才能科学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攻击，戳破其中的谎言。

党校要坚定落实好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阵地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依托， 要完善党校的阵地建设和管理制度，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决不允许搞法外之地、舆论飞地。要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能把小事说大、搞“泛政治化”， 也不能把大事说小、搞“去意识形态化”。

三、要当好引导社会思潮的可靠排头兵

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党校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党校要做到科学地总结辨识今天社会思潮多样化、复杂化的现实，并将其作为自己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的重要内容。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

结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的与非主流的同时并存，先进的与落后的相互交织，社会思潮日益多样化。伴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话语传播打破了传统媒体的时空界限，传统舆论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于这些现象，党校要善于发现团结其中的“红色地带”，适时转化“灰色地带”，遏制充满否定的“黑色地带”， 成为社会思潮的科学辨识者、转化者、引领者。

党校要始终做好党的创新理论、政策主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力倡导者、践行者、推动者。党校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党的声音、党的形象。面对社会思潮多样化的现实，党校的理论研究与宣传要坚守意识形态红线，以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遵循，紧紧围绕“一个高举”“两个巩固”“三个建设”的宣传思想任务，主动为党发声，积极引导各种社会思潮，去除各种杂音、噪音，实现正能量的汇聚，当好引导社会思潮的可靠排头兵。同时，党校要以自己的主动担当为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作出学科、学术和话语方面的贡献。

党校要敢于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面对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党校工作必须矢志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在指导思想上的一元化，旗帜鲜明地开展对错误思潮的分析评介，有理有据、有针对性地予以批判驳斥，勇于发出党校的声音。同时， 党校要把握思想动向，认真分析总结社会思潮的本质和特点，把握社会思潮形成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在疏导与引导各种社会思潮的过程中帮助广大干部群众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

马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 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面对“两个大局”的发展环境，中国共产党要担负起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需要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一、新时代党加强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风险挑战

1. 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势体现为“排异”与“渗透”共存

当前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西方国家“认同政治”崛起，意识形态站队现象严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对西方国家来说，代表着一种独具特色的意识形态的崛起，是对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正如一位美国专家所说：“一方面美国已经感受到中国的崛起，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很难接受一个共产党国家，一个不信仰上帝的国家竟然会成功，竟然要与他们平起平坐。” 根据霸权兴衰理论和大国兴衰的历史规律，资本主义国家不会轻易接受这一现实，必然会采取各种措施遏制，打压中国的发展。他们不仅从经济上制裁中国， 更在意识形态上进行渗透，当前西方主要通过传播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倾销西方文化产品等方式进行。

2. 意识形态存在的状态呈现为“主流”与“多元”共生

从四十多年前的计划经济到现在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生活的多样特别是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必然会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加上外来思想的涌入，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与多元社会思潮共生共存。受不良舆论的影响，少数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念发生动摇，不能正确看待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还有的党员干部由于失去共产党人的信念和操守，走向了腐化堕落的深渊，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

3. 意识形态斗争的方式表现为“公开”与“隐蔽”共进

一是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挑战了传统媒体的地位。近些年来，国外反华势力借助一些“网络大V”“意见领袖”“民主人士”，利用互联网互动交流技

术对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形式多样的质疑、否定，挑战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威。二是互联网产业化带来了资本操纵媒体舆论的风险。新兴媒体产业化发展格局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导致在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传播渠道和价值取向上出现多元化态势，一些低俗、媚俗、庸俗的内容充斥在互联网平台上。三是西方国家依靠先进的网络技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起了一大批极具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传媒旗舰，在传播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渗透过程中，这些媒体堪称西方整合扩建的“网络部队”。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提升路径

1. 高举旗帜：坚持理论武装，主导中国声音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历史和实践都证明，马克思主义为人类进步和解放指明了方向，是引导中国前进的思想旗帜。从古至今，每个民族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都是一元的。在欧洲中世纪，教会信条曾是所有思想的出发点和基础。戈尔巴乔夫曾反对指导思想一元化，提倡多元化的指导思想。正是在他的推动下，苏联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其后不到一年时间， 苏联社会主义大厦就土崩瓦解了。根据列宁的意识形态灌输理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中自发产生，必须进行外部灌输。因此，必须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教育，用其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二是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安东尼奥␎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没

有取得意识形态领导权是第二国际领导的革命遭遇严重挫折的主要原因。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从“支部建在连上”到党建引领，解决的都是思想领导权的问题。要坚持党管宣传、党媒姓党。戈尔巴乔夫上任后曾任用雅科夫列夫管理宣传工作，而后者在担任苏联宣传部部长期间，将私人办报、办刊合法化，导致一些反对社会主义的声音从私人媒体中不断扩散出来。为此，要有效防范化解资本操纵媒体舆论的风险，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野蛮生长，同时不得让非公有资本参与新闻采编播发业务。还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形成全民参与、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2. 争夺人心：坚持人民立场，汇聚中国力量

以共享发展理念巩固认同。历史经验表明，人们对意识形态的接受、认同， 既有意识形态自身的因素，更有其引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因。马克思指出：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很多人说，苏联解体不是因

为缺导弹，而是因为缺少面包和黄油。苏联解体前夕，许多老百姓为了一天的生计，不得不在寒冷的街头排起长队。面对这种处境，老百姓自然而然会发出疑问：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哪里？中国共产党通过百年奋斗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如何解决好发展起来后的问题，关系到未来人们对党执政理念的认同和支持。我们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使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以主流思想舆论凝聚共识。事实证明：干革命既要靠枪杆子，也要靠笔杆子。其实，搞建设搞改革也一样，不仅要能干，还要会说，不仅要干得好，还要讲得好。新闻舆论媒体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以正面宣传为主，通过优秀作品，深入宣传党的理论，报道国家的重大发展和社会先进典型，达到聚民心、筑同心的目的，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以良好党风政风赢得拥护。从国内外政党兴衰的历史来看，经济发展不好往往会失掉群众基础，但经济发展得好，也不代表人们对执政党的信任和拥护就必然会好。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而且更复杂，更难解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继续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作风是关键。只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才能以优良的作风赢得民心、赢得主动。

3. 振兴文化：坚持守正创新，构筑中国精神

在文化自觉自信中坚守立场。一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霸权地位， 强行向他国输出本国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最终实现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利益。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现代西方文明是从基督教的“蛹体”中孵化出来的。宗教“一神论”的价值属性决定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性、排他性和侵略性。自古以来，中国人治国理政靠的是和谐之道和诗书礼乐教化的养成，中华文明和平、开放、包容的品质已经融入到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之中。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中写道：

“当有一天，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们老祖宗的教导和他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美国人就不战而胜了。”因此，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定文化自信、价值观自信。

在文化创造创新中固本培元。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并且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很关键的一点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两者具有相关、相近、相似、相同的文化基因，比如大同世界与马克

思主义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高度契合。夯实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就必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在文化传承弘扬中培根铸魂。核心价值观是一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浓缩。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要与当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文化心理和思维习惯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起到培根育魂的作用。

4. 展示形象：构建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

构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大国崛起的历史表明，在经济实力增长的同时， 必须构建相应的话语体系。英国贸易体系理论曾为英国在全球的贸易作了合理论证，使得英国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掌控了世界话语权。二战后的美国依靠“马歇尔计划”，在复兴欧洲的同时，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构建起以美国为中心的话语权。为此，要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吸引力，必须加强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研究，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 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以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

开展形式多样的人文交流活动。人文交流是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和渗透的重要方式，这些国家在全球设立种类繁多的资助项目，利用各种人文交流途径培养亲美情结、获取社会好感，并输出价值观，有针对性地进行文化渗透，比如美国富布莱特计划培养出的大批苏联学者在苏联解体中就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为此，我们要充分利用重要国际会议论坛、外国主流媒体等讲述中国之治、阐释中国之理，向世界呈现真实、立体、生动、多彩的崭新中国。

打造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一方面，要重视国际传播学科建设，培养一批专业化、高端化、国际化，适应国际传播实践需求和规律的人才队伍。另一方面，要加强对领导干部传播知识和能力的培训，增强其抓意识形态工作、自觉维护党和国家形象的思想意识。

建设具有强大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路径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徐国正

［摘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战略要求。新时代新征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社会经济发展中新问题层出不穷、网络虚拟技术发展的局限性愈发凸显。我们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力；大力推进理论创新，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阐释力；不断创新方式方法，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力。

［关键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建设路径

一、 问题的提出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二十大强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必须牢牢掌握手中，“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必须全面落实，“主流思想舆论” 必须不断巩固壮大。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性概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更倾向于“目标—策略层面”，意指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下，不断创新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同心圆，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能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新征程中，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是一项战略性、系统性、长期性的工程，事关党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的掌握，事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推进，有利于稳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筑牢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

当前，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标志性鲜明成就，具体体现在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性定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和宣传阵地、意识形态制度体系等方面的科学化、稳固化与拓展化。然而，在取得这些“全局性、根本性转变”的同时，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具有时代意义的成就并不代表一劳永逸，更不意味着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伟大斗争的历史“终结”。我国仍然处于“大而不强、将强未强、大而未壮”的重要发展阶段，中西制度的博弈从未停歇，“西风东进”和“东风西进”的“文明碰撞”日趋激烈。与以往相比，意识形态斗争形势愈发凸显出更为严峻、尖锐、复杂的趋向，西方敌对势力仍大肆进行潜移默化、手段刁钻的意识形态渗透。国际环境凸显出不

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局限性和威胁性显现，人们思想活动的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些问题虽然因时代发展而不可避免，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动摇着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解、接受和认同。鉴于此，分析研判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科学把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时代特点与相关规律，不断提升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二、 建设具有强大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挑战

党的二十大科学研判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机遇和风险，意识形态领域仍面临诸多难以预料的不确定因素。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新难题，网络虚拟技术发展的局限性等严峻复杂的形势，都严重影响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理论内容与宣传教育方式方法，构成新时代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需面对的新挑战。

（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核心内涵就在于无论是国际力量的对比、科技革命的激烈竞争，还是全球治理的严峻挑战， 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此起彼伏地涌动，不断冲击与侵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例如，去年，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丝毫不顾中国的底线与原则，无异于赤裸裸的挑衅。美国政府就台湾问题的一系列错误言论与行为，是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歪曲，甚至表现出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分化的企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点由商品货物的输出向意识形态的渗透转变，这种转变的企图不言而喻，就是想方设法地挑战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地位，不断激发社会大众的不满与仇视情绪，以达到模糊和误导社会大众思想认识的目的。另一方面，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 我国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更为接近。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到接近成功的关键节点，国内外敌对势力越会使出浑身解数、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干扰与阻挠，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主张、社会发展战略以及基本制度安排等进行抹黑、污蔑等，试图挑起舆论斗争，从而削弱和动摇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例如，美国一再对中国疫苗进行抹黑与质疑，甚至将中国对外援助、出口疫苗打上“疫苗外交”的标签。又例如，国外

有学者将我国共同富裕政策描述成“乌托邦”行为、“干预主义”行为以及“杀富济贫”运动等。这种诬蔑性言论，旨在撕开意识形态领域的缝隙，趁机混乱人民群众的思想。正如毛泽东所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 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新问题迫切需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不断创新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过来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意识形态作为思想观念的上层建筑，是对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产生系统且自觉的反映的思想体系，反过来，它又对社会存在产生能动的反作用。新时代，经济关系出现新变化，利益格局发生新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越来越复杂多元，对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仍然面临着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特别是经济成分、分配方式的不同导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产生冲突与矛盾，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于这些严峻复杂的时代性、现实性问题的回应不够及时准确。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回应具体实践问题的重大理论，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性”这一根本特质的重要体现。部分党员干部以及科研学者往往会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成果与党的大政方针的阐释上下功夫，而忽略了不同利益群体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现实情绪。贫富差距、利益不均等现实状况，滋长了部分群体对政府的对立情绪与怀疑情绪。另一方面，人们的利益诉求日趋多样化。随着中国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诉求，尤其是精神文化方面的诉求已成为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的“重要导向”。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问题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容的进一步创新提出了要求，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经济建设成就辉煌， “中国奇迹”举世瞩目。面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新问题，探究如何将中国话语、中国故事以及中国声音融会贯通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内容，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使得中国故事更好地“飞入寻常百姓家”，是当前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网络虚拟技术发展的局限性促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方式方法改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5Ｇ、算法、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创新，推动了集开放性、互

联性、共享性于一体的网络时代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不仅打破了传统媒体传播方式，而且使得人们的思想认识、情感倾向以及价值践行等逐步跨越时空界限。与此同时，网络虚拟技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销蚀不断加深。以数字孪生技术为代表的网络虚拟技术试图建立超脱于现实的虚拟空间，主张去中心化，甚至摆脱数字化技术的内在意识形态性，这种“信息无政府主义”“信息海量化碎片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存在根基产生极大的侵蚀效应。一方面，“去中心化”的传播结构加大了党把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难度。在传统传播语境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呈现垂直的、自上而下的单向直线传播模式， 党和国家机关能够对各种理论信息层层筛选，通过自上而下的灌输方式引领社会大众，将舆论引导权牢牢掌握在手中。而在新型网络传播语境下，互动循环传播模式以“人人皆是媒体”“人人皆有话语权”等特点逐渐取代传统传播模式，每个人既是信息发布者，也是信息接收者，信息生成呈现“个体化”“离散化”，从而极大地冲击着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把控性。另一方面， “海量化”“碎片化”的网络信息加大了整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难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的意义在于将具备多元化、差异化的社会整体，通过科学性、系统性的理论阐释与概括表达，形成社会共识。而网络信息的低成本发布与即时性分享，促成了“海量化”“碎片化”信息对整体社会共识的逐步消解，进而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能力与纠偏能力产生了干扰。

三、 建设具有强大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策建议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清晰蓝图，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的提升不仅是全党的责任担当使然，更是宣传思想战线的战略任务所在，对于坚持“两个巩固”根本任务，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力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两个确立”，到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必须“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可见，进一步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力，必须全面落实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批判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构建完善、科学、规范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

1. 全面落实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生存、斗争和壮大自身的思想武器和工具”，

也“是中国共产党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和党的事业延续的科学指南”。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战略部署的高度出发，创新性地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列为一项“根本制度”。这一根本制度的确立与坚持，是中国人民和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初心的重要保证，是引领社会主义稳步发展的根本保障。全面落实这一根本制度，基本前提在于将其置于系统性、完整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去进行理解和把握，既要强调这一根本制度在各个方面的重要作用，又不能忽视其他重要制度的支撑作用。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制度、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协同耦合，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优势与特色，才能瞄准意识形态工作的着力点，而全面落实这一根本制度的关键在于注重其执行效力。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这一根本制度的执行过程中要以身作则，学懂弄通这一根本制度的重要内涵，进而充分调动和动员人民群众贯彻落实制度精神。与此同时，检查和监督也是制度执行的必要环节，各级党委（党组织）及相关部门要采取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方法，设置检查和监督的指标与比重，做好制度执行的激励与问责工作，及时发现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宏观把控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动态走向，从执行效力上切实保障这一根本制度的全面落实。

2. 以马克思主义为方向对多样化社会思潮进行批判引领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的艰辛历程中，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面旗帜，毫不动摇地坚持其指导地位。百年来，我们党始终强调，“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不能走。在新时代新态势下，对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批判成效已得到彰显。但西方各种社会思潮通过多元化、多样化的渠道进行见缝插针式地输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仍然受到威胁和冲击， 因此，旗帜鲜明、立破并举地批判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势在必行。首先，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错误社会思潮进行理论剖析。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彻底性”与“革命性”，立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深入剖析错误社会思潮的生成、本质与危害，增强党批判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有效性与科学性。其次，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错误社会思潮进行彻底的批判。马克思指出， 批判的目的不是“驳倒”自己的“敌人”，而是“消灭”这个“敌人”。对于那些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错误社会思潮，应坚持明确的态度， 毫不犹豫地反对，理直气壮地批判。最后，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多样化社

会思潮进行规范引领。党要坚持以科学灵活的原则与态度对待多样化社会思潮。对于“黑色地带”的敌对性错误思潮，必须敢于亮剑、坚决铲除。对于“灰色地带”的非敌对性社会思潮，要采取争取的态度，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3. 构建一方主导、多方参与、制度规范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

“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百年来，党将制度建设贯穿始终，不断完善和健全党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制度条例，党政分工、职责划分等也越来越规范、明晰。党的二十大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战略安排，其中特别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全面落实。因而，新时代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需要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长效机制，特别是着力将规范化、法治化思维系统地融入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之中。首先，要做好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支柱与制度依据，从理论要求层面厘清顶层设计的学理性，从制度要求层面契合时代发展战略规划。其次，要树立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的协同治理理念。既要做好各级党委、政府、媒体相关部门的责任划分，防止出现互相推诿现象，又要加强治理过程的监督和考核，核实意识形态工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做好监督、问责、反馈工作。最后，要加强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力量的整合，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民众等多方力量的作用，构建一方主导、多方参与、制度规范、法治授权、文化引导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

（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阐释力

“坚持理论创新”是我们党百年来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取得胜利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应在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内容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以及话语体系的创新方面下功夫。

1.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发展“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步发展的精神动力”，是党和国家

主流意识形态的根本价值旨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以永无止境的理论创新推进理论武装，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

论的创新发展与理论武装工作的纵深发展同频共振。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发展，是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思潮、凝聚共识的必然要求，对于科学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精准找寻社会发展目标、有效引领社会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充分发挥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统领”和“教育功能”是其本质指向，全党要在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统学习的基础上，深入开展宣传引导工作，切实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中国特色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构建的“全过程”和“各领域”。与此同时，全党要有与时俱进和敢于创新的毅力和勇气，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魄力对西方各种思潮侵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进行有理有利有节地处理，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持续创新发展。

2. 以现实实践为突破口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内容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内容的创新与现实实践的探索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辩证过程，既要依据实践的发展变化丰富和创新理论内容，又要以不断创新的理论回应和指导实践， 不断巩固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诸多历史与现实问题错综复杂、相互交织，不断用创新的意识形态理论去回应与解决问题尤为重要。一方面，必须立足中国具体国情，不断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内容；积极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的时代课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另一方面，必须立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内容。全党要正视社会矛盾的本质问题，充分汲取广大人民群众的直接实践资源和间接实践资源，在研究和解决日常实践问题的过程中总结经验与规律，进而为理论创新提供充足的实践素材，以便更好地引领广大人民群众实事求是地弄懂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内涵和实质，学通其精髓。

3.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不断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长期以来，

文化自信始终有其深远持久的力量，坚定“四个自信”，探其本质而言，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都是对坚定文化自信所提出的具体要求。在世界各种文化激荡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独特的价值理念和内涵魅力，

成为使中华民族“站稳脚跟的根基”。新时代继承好、发扬好、运用好、阐释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党要站稳政治立场，积极输出正确的思想意识、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秉承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理念，向广大人民群众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创新，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与完善发展，要充分结合国内外受众群体的理论知晓水平与情感价值倾向，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借鉴优秀外来文化的基础上，贴近新世情、新国情、新党情，进行话语体系的创新与转化，使得理论具有生动形象的特点。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过程中，坚持标识中国特色， 秉持中国风格，展现中国气派，不断“实现新突破、新跨越”，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阐释力。

（三）不断创新方式方法，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力

新时代，进一步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力，应通过开展有效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推动宣传阵地数字化、增强国际传播能力来实现。

1. 依据不同社会群体特点开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

人们通常将“事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进行“类和种”的划分， 使得不同群体“各有归属”，“并确定它们的包含关系或排斥关系”。因而， 不同社会群体天然就具备不同的特点，受不同社会群体的理论接受能力、个人生活态度、思维方式、成长经历等特点的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成效的差异化越来越明显。基于此，党和国家要依据不同社会群体特点开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充分考虑各种变量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合理发挥中介变量的转化作用，坚持因材施教，探索既有综合性又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路径。一方面，要综合运用各个群体喜闻乐见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最优效果。通过说理式宣传教育、类比式宣传教育、实践式宣传教育等方法的综合运用，耐心细致地讲清理论内涵、澄清思想是非，引领各社会群体在不断深化思想认识的同时，提高自身明辨是非的能力。另一方面，要依据不同社会群体特点选择针对性的教育载体、内容与形式：针对理论认知和评价水平相对较高的干部群体应以强化理想信念教育为重点，并积极引导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信仰有理有力地传播；针对理论认知和评价水平相对居中的师生群体，应充分发挥高校的阵地作用，将课堂讲授与实践活动有层次有重点地结合起来，开展春风化雨、教学相长式的思想政治教育；针对理论认知和评价水平相对较低的普通民众应注重拉近距离，取得民众的充分信任，切

切实实关注民众的现实问题，以现实生活细节为切入点，进行滴灌式宣传教育与思想引导，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实效性。

2. 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阵地数字化建设

数字技术的崛起与发展，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的生成以及社会公众的认知方式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数字化信息加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分发， 精准靶向推送技术加深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正向引导，数字溯源干预技术弥合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风险与责任问题，引领对象和空间逐步向虚拟拓展。信息格局开放化、舆论引导目标扩大化、信息传播方式智能化的发展趋向，深入推动意识形态传统宣传阵地数字化发展。当前，以电视、报纸等为代表的传统传播媒体仍然拥有相当的受众群体，因而，必须在发挥传统传播媒体的传统主阵地作用的基础上，逐步推动传播媒体向数字化靠拢，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积极输出，加强理论宣传；通过加强微信、抖音、Ｂ站等新媒体阵地引领，探索对各种新兴媒介的运用，提高理论宣传教育的质量和效果。与此同时，这种传统与现代宣传渠道相结合的多元立体新格局，需要进一步强化管理和完善， 对人们的言论与行为保持密切关注，及时纠正不正当的思想、行为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做好ＶＲ、ＸＲ等虚拟技术规范及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

3. 着力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国际传播能力

积极开展对外传播，关乎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关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关乎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掌握。新时代着力增强国际传播效能，一是要善于讲好中国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应面向世界，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展现好日益强大的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要充分融合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以及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丰富资源，还要采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沉浸式讲述方法，塑造出最真实、最立体、最全面的中国形象。二是要积极传播好中国声音，在尊重差异的原则下，灵活运用对外传播技巧，将国际社会易于接受的流行词汇进行凝练整合，形成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拓展国际传播平台，在重大问题上敢于展示中国立场，对于误读中国的言论及时进行澄清，破解“有理讲不出”“有理传不出”等舆论难题。三是要全面阐述中国特色，对“中国梦”的阐释、“命运共同体”的提倡、“四个自信”的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等等都在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刻上了“中国特色”的烙印。新时代进一步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力，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讲清楚、讲透彻，锻造具备“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武器，

始终坚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

科学认识和防范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张志丹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定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增强意识形态风险防范能力。如果意识形态风险应对不好，或者发生系统性风险、犯颠覆性错误，就会延误甚至中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从政治高度和战略层面重视意识形态风险，是风险应对的必要前提。当下，我们面临“两个大局”，出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风险涌动，其中意识形态风险既单独发生，又与各种风险交叠，出现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局面。只有清晰把握意识形态风险、扎实推进意识形态风险防控体系建设，才能推动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再上新台阶，以此引领和服务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意识形态风险的本质

意识形态是什么？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意识形态本质上可以理解为统治思想，即占统治地位的系统化理论化的阶级意识。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页）“意识形态风险”是指意识形态因不能破解社会实践中的重大问题而出现的自我虚化、淡化以及无力感等问题，或者因多样化错误思潮冲击而出现思想统治受到威胁的情形，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混乱、道德缺位、价值颠倒和理想缺位等非正常现象。对于意识形态风险，可以把它理解为所有与统治思想相关的精神文化风险，风险可以来自意识形态自身（僵化保守和创新不足）或外部冲击（多样化思潮），同时这种风险可以是潜在的、局部的、量变性的，也可以是显性的、整体的、质变性的。

某种意义上说，意识形态安全与意识形态风险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只有防范了风险，才能取得意识形态安全，只有有了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才不会继续蔓延。风险与安全又是相对的、变化的。一般来说，没有绝对的风险， 也没有绝对的安全，风险中有安全，安全中有风险，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可见，正如意识形态区别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一样，意识形态风险也区别于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险、道德风险。它们虽然有区别，但也有联系。意识形态是后三者的灵魂和精神支柱。发生了意识形态风险，一定会存在

某种程度的政治风险，政治风险也一定会蕴含某种程度的意识形态风险。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关乎立党立国之本， 关乎社会整合和思想统一，意识形态风险的治理防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质言之，意识形态风险的实质是思想统治存在的风险，特别是面临社会实践的挑战，意识形态因不能回答和适应实践要求而导致自身产生“漂浮”、内在紧张和无力感的状态。虽然意识形态风险也与多样化错误思潮的冲击有关， 但是风险的根本点不在于外部影响。外因只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本。进言之， 意识形态作为理论、价值观，与实践的关系是辩证的，意识形态是以“改变世界”为旨归的，不是纯粹的解释世界的思想体系，因而不能疏离于实践，总是以时代主题和社会矛盾的破解来彰显自己的价值和解释力生命力。然而，理论与实践之间契合总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契合，即有时候理论高于实践，有时候理论落后于实践。特别是后者，很可能导致意识形态内在的紧张关系。紧张关系是意识形态发展的重要契机，是推动意识形态创新乃至实现意识形态飞跃的内在机制。毫无疑问，科学意识形态离开了“内在紧张”这种意识形态的“生产方式”，无以充分展示自身的强大活力和生命力。正如马克思写道：“哲学体系为实现自己的愿望所鼓舞，同其余方面就进入了紧张的关系。它的内在的自我满足及关门主义被打破了。那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就变成为转向外部的吞噬性的火焰。于是就得出这样的结果：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其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陷，正是在斗争中它本身陷入了它所反对的错误，而且只有当它陷入这些错误时，它才消除掉这些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 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8页）其实，“内在紧张”对于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来说，需要倾听实践的呼声与要求、在解决矛盾过程中反思自身不足，以此为基，与时俱进。不断将“内在紧张”变为“内在张力”，方能达到意识形态创变发展的理想之境。同时，内在紧张的长期存在也使意识形态存在被肢解、被否弃、被挤压的契机，如果不重视意识形态自身的“内在紧张”，意识形态风险的爆发就是逻辑之必然。在此意义上，意识形态风险，说到底主要不是外在的风险，而是意识形态自身的现实调试和时代创变之间出现了重要偏差而导致的内源性风险。质言之，意识形态风险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和断裂，即“理论和实践分离的结果，是把实践变成一种无原则的经验论，把理论变成一种纯粹的、固定不变的知识”（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徐懋庸译，安徽

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所以，要确保主流意识形态持续创新，破解意识形态风险和意识形态渗透，并引领实践发展。基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 为了应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风险而进行主流意识形态重大创变，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新发展理念， 为我国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保障，成功化解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重大风险。这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防控的重要经验，值得我们当下乃至未来进一步继承和弘扬。

二、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基本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防风险，着力增强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今后5年， 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就可能被迫中断。我们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81页）鉴于意识形态风险发生的复杂机制，当前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和规避需要对症下药、系统推进，不能“单打一”。规避我国意识形态风险的基本原则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从战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风险，将其当作党和国家工作重中之重的任务。长期以来，存在片面重经济工作、轻视意识形态工作的情况。因此，需要还意识形态工作以应有地位，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风险的存在，防范风险的萌芽、发生乃至扩大、蔓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以发展的方式进行，需要四项研究并举，尤其是应该着力于预见性或者想象性研究推动意识形态的创变，服务于国家的中长期发展，不至于陷入战略上的被动。一是文本性研究。主要是研究经典文本，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以及当代中国主要领导人的思想。这种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比之改革开放前，各个视角和层面的开掘达到了历史新高度。未来需更深入学习研究经典文本，进一步学懂弄通做实，抓住精髓、要领，学习领悟。二是实践性研究。主要研究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实践问题。此项研究主要是为了解决当下国家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对策性、实践性特色很强，前瞻性、

思辨性、预见性等相对弱一些。三是吸收性研究。主要是吸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之外的古今中外所有思想资源（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等），这一块研究已经有很大进步，但在知识爆炸的时代，与人们的期待仍然差距甚大。四是预见性研究。就是根据时代性症候，进行跨越时代的超越性、想象性、未来性研究。目前存在方法论构建、跨学科整合制度建构、人才支撑等几大困境，需要将其作为国家战略来推进。以扎实的四项研究推动意识形态发展，是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重要保证。

其二，以制度自信来保障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进步。意识形态是制度之魂，现代意识形态对国家制度构建具有优先性核心性地位，制度建构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硬性”保证。因此，一方面，需要不断丰富发展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大力推进国家制度构建的定型化实践。换言之，要坚持意识形态制度化和制度意识形态化之间的良性互动。防范与规避意识形态风险，应加强制度尤其是法治建设，把意识形态建设置于制度的约束之下，把社会行为以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来引导和约束，通过刚性制度的力量来限制意识形态风险，铲除意识形态风险萌生的制度条件。诚然，科学的制度建构与完善也需要意识形态、道德和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和介入，唯有将意识形态制度化和制度意识形态化有机结合、良性互动，同时不断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才能将意识形态风险降到最低程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谋划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深刻把握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深化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因此，当前和今后，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引领作用，彰显制度自信，站在国家制度构建的战略高度，始终不渝地捍卫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指导地位，以此来保障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进步，任何时候都毫不含糊、毫不动摇。

其三，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在引领多样化思潮过程中谋求意识形态的内外话语权。

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谋求不仅与政权的合法性有关，也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实

力、国际地位等因素密切相关。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谋求不能只是通过“‘震撼世界的’词句”来博取，恰当的表述、新颖的话语和有效的宣教更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未来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再者，“创新功能是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的意识形态功能之一”（张允熠：《中国主流文化的近现代转型》下册， 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394页）。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实践性和开放性，它不是封闭僵化的，而是不断与时代同步、不断创变的。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之下， 马克思主义决不能作为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而只能成为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真理体系。正如毛泽东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 因此，面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空间被挤压，我们必须保持破立并举，处理创新与批判的关系。首先要在思想独立基础上彰显批判的锋芒，对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零容忍”，敢于亮剑，敢于交锋、批判解构。与此同时，意识形态指导实践、落地生根，离不开教育宣传，只有通过多维度的教育宣传，才能降低意识形态风险。因此，应该使用教育宣传这种常规性的手段，要像普及法律一样来普及主流意识形态。在国际话语权的谋取方面，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6页）的要求，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信，既不要数典忘祖，又不要妄自菲薄，孜孜以求、不断完善，不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陷阱所惑，并努力发出独特的中国声音，谋求与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

三、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主要路径

具体而言，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注意的是，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82页）。各领域风险环环相扣、互相作用，若处理不好很可能成为一个爆点，并引发一系列危机，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的“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即是这个意思。应对意识形态风险，除了练好内功，还必须加强防范的机制和举措。简言之，这些机制和举措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风险防控的主体树立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道不空行，必依其人。”

风险防控关键的因素是人，即管理主体的意识和素养。如果对可能发生的各种意识形态风险，各级党委和政府有强烈的责任感和自觉性，那风险应对也就成功了一半。一方面，无论是“黑天鹅”也好，“灰犀牛”也罢，都是不可忽视的风险或者危险，应纳入谋划和应对的范围；另一方面，分工到人，各司其职， 绝不容许在应对风险问题上“踢皮球”，“把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风险防控好， 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推给上面，也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留给后面，更不能在工作中不负责任地制造风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82页）。

其二，加强对各种风险源的调查研判，提高动态监测、实时预警能力。准确研判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状况，可借鉴社会物理学中的“社会燃烧理论”。“社会燃烧理论”认为风险引触需要同时具备“燃烧物质”“助燃剂”和“导火索”三重因素。（孙雪：“社会燃烧理论与城市安全的优化路径分析”，《领导科学》2018年第11期）研究把握舆情风险生发的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看来， 世界是由多种要素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的活的有机体。事物不是僵死之物，而是变化发展的，不是杂乱无章，而是有规律可循的，而规律是可以被人们认识和利用的。意识形态风险生发的规律亦是如此。意识形态舆情发展往往会经历诱发期、发展期、爆发期、鼎盛期、衰退期等阶段。另外，意识形态风险的种类不同，根源各异，有的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有的是从经济、社会、生态等领域蔓延或者升级过来的，对此，我们要经过充分的研判，运用新媒体技术，更好地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及时地向民众发布官方信息，阻断意识形态舆情风险的传播空间和进一步发酵的可能性。总之，针对意识形态风险和舆情， 首先要摸透意识形态舆情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踩着舆情发展的恰当节奏，打响舆情引导和风险化解的正向鼓点，提前思考可能出现何种意识形态舆情或者事件，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其三，推进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工作科学化、精细化，对各种可能的意识形态风险及其原因都要心中有数、对症下药、综合施策。“既要看到成绩和机遇， 更要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难和挑战，看到形势发展变化给我们带来的风险，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0页）。现代化离不开数字化、科学化、精细化，意识形态风险防控是一个高度敏感、具有很高治理含量和科技含量的工作，有着巨大的可以延展的空间。对其的治理或者应对，应逐

步从数字治理、数据治理，走向智能治理与智慧治理。

其四，重在做好“防”和“控”，把握好时度效。出手及时有力，力争把意识形态风险化解在源头，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弱意识形态风险演化为强意识形态风险和社会政治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掌“时”。时，时机、时势也。风险防控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要想打赢这场意识形态斗争，我们就必须掌握主动、赢得先机、先发制人，要审时度势、灵活机动， 牢牢把握舆论斗争中的主动权。控“度”。凡事有度，过犹不及。这就要求风险防控工作也要把握好“度”、拿捏好“分寸”、控制好“火候”。这项工作是做人的思想工作，控制好了“度”，才能收获民意、赢得民心。求“效”。所谓“效”，是指效果、实效。应对意识形态风险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 是治国理政、安邦定国的大事，必须能经受得住历史和人民的检验。只有做到上述三点，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工作才能有效统筹价值、导向与策略，解决好目标、动力和路径问题，推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不断开辟新局面、实现新发展。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郭燕来

（2023年4月18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各级党委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成功治理了舆论乱象丛生、意识形态领导权弱化等问题。系统总结新时代以来如何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基本经验，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确立了意识形态领域根本制度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这是从制度层面解决意识形态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为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提供了制度保障。第一，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组织和实践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和方法建设，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组织机构的设置与建设，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第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导向制度。这种制度主要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素属性、结构和特征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作为社会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必须体现最新成果的指导。第三，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引领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强大引领力的意识形态来引领社会思潮。通过批判、整合、引领社会思潮，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识。

二、健全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先后颁布了《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规定。在这些规定中，涵盖了在意识形态领导的过程中由谁问责、问谁的责、问什么责及如何问责。具体来讲，第一，由谁问责。它指的是

问责的主体是谁，问责的主体必然是授权和监督的主体。这就决定了问责主体绝对不是单一的。在中国政治制度的框架内，意识形态领导权既是由人民授权给党组织的一种权力，也是由最高党组织授权给低一级党组织和个人的权力。各级党委和党组构成了行使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主体，同时也是被问责的对象， 因为权责是一致的。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一系列问责办法、条例的公布，逐步明确了上级党委和党组织构成下级党委和党组织问责的主体，诚然，同级的人大和司法也发挥着监督问责的作用。第二，问谁的责。它指的是问责的具体对象。相对于问责的主体，问责的对象应该是明确的、具体的。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通过明确“全面领导责任”和“主要领导责任”来明确和划分意识形态领导者、管理者和操作者的具体责任。第三，问什么责。它指的是问责的范围。有权必有责，作为一种权力，意识形态领导权必然有与之相对应的责任范围。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明确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责任范围，一是要保持同党中央一致，坚持“两个确立”，树牢“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二是要敢于和善于引导社会舆论。当遇到意识形态领域的新问题，作为意识形态的主要负责人要敢于和善于引领社会舆论，唱响主旋律。三是要畅通意识形态管理机制。作为意识形态的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有责任畅通上级、同级和下级的意识形态部门联系机制，为科学行使意识形态领导权提供保障。第四，如何问责。它指的是问责的举措和程序。问责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必须依法依规来问责。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问责、科学问责成为意识形态问责的行为指南。

三、创新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意识形态的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只有不断与时俱进，创新意识形态领导的方式，才可以取得显著的成效。第一，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的功能，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其核心要义就是要强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能，在教育的目标上，强化“立德树人”“铸魂育人”；在教育的方式上，强调“三全育人”；在教育的方法上， 强调“六要八统一”；在教育的过程上，强调“大中小一体化”；在教育的协调上，强调“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统一协调。第二，净化网络空间， 规范和引导网络舆论的传播。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必须严厉打击网络谣言，净

化网络生态。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严厉规范网络，一方面利用网络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得网络成为宣传主导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和有效渠道。第三， 借助新型媒体，创新意识形态的引导方式。随着高科技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和元宇宙等新型技术不断进入人们的生活当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善用新型技术创新意识形态的引导方式，不断把新技术融入意识形态领导的方式当中来，从而达到精准引领和亲和引领的目的。

论历史自信的意识形态功能 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山东师范大学 朱文琦

摘要：“历史自信”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壮阔历史及伟大成就相呼应， 是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视角。历史自信是对历史的清醒认知及发展前途的深信不疑，体现为深切的情感归属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影响人们的实践选择、实践行为和实践成效，反映了由知及情、从情到行的实践逻辑，在认知、情感和行动三个维度表现出鲜明的思想凝聚功能、记忆建构功能和实践导向功能。历史自信印证了意识形态从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的理论张力，反映了党对历史进程、历史规律的准确把握，彰显了党和人民巨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历史创造精神，预示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二十大；历史自信；意识形态

一、问题提出：既有研究与一个可能的分析视角

I

党的二十大是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三个务必”，要求全党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1]1-2。党的历史自信不是醉心于曾经的辉煌成就，不是满足于新时代十年来党和人民赢得的历史性胜利，更不是止步于未来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之中。历史自信联通昨天、今天和明天， 是中华民族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精神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所强调的，“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1]71。

实际上，作为与党的百年历史及伟大成就相呼应的“理论研究的热点”[2]，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以来，“历史自信”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此后， 学者们围绕历史自信的出场背景（齐卫平，2022；谢江平，2022）①、本质要义（肖贵清等，2022；陈金龙，2022）②、实践指向（杨军，2022；苏振源等，

2022）③等开展研究，取得了阶段性代表成果。

同时还应看到，“历史自信”不仅承载着深刻的生成论、本体论、实践论意蕴，而且表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功能性，为我们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提供了重要视角。这是因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 [1]4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意识形态不仅具有毋庸置疑的认识功能及实践功能，还表现为“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3]498，在引导社会成员形成文化和思想观念的认同感、归属感上具有重要整合功能。与如上意识形态功能紧密关联的是，历史自信“既是对奋斗成就的自信，也是对奋斗精神的自信”[4]。这深刻表明，历史自信是对历史的清醒认知及对发展前途的深信不疑，体现为深切的情感归属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影响人们的实践选择、实践行为和实践成效。进言之，历史自信反映了由知及情、从情到行的实践逻辑，在认知、情感和行动三个维度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

二、认知维度：历史自信的思想凝聚功能

当今意识形态所指与特拉西（DestuttdeTracy）起初论及的“观念学”相比已发生变化，且后人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更是见仁见智、言人人殊，但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意味着，广泛凝聚本阶级、本阶层及社会大众思想共识，是一个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诉求。马克思、恩格斯曾确切地指出：“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5]552即是说， 统治阶级不仅要为自身合法性、既定利益格局及社会秩序进行辩护，更要在“观念上”下功夫，这里的“说成”“描绘”本身就是凝聚思想共识的过程。实际上，无论夺取政权还是巩固政权，在思想意识领域里“变”中寻“常”、“多” 中谋“一”，从来都是一个阶级维护壮大自身利益的不二之选。

需要继续探讨的是，历史自信具体在哪些主要方面、在何种意义上具有思想凝聚功能。尽管我们可以运用不同学科范式、研究框架和分析视角阐发历史自信的理论旨趣及现实观照，如西方学者在论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时提出的“组织韧性说”“人民中心观”“贤能政治说”“实践创新论”[6]等，但

有一些关键概念、核心要素是共性的、不能忽视的，离开这些概念和要素，就不足以揭示历史自信生成、立足和深化的内在动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16这为我们理解历史自信、统一思想认识提供了基本遵循。

1.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历史自信可以生成的根本原因。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被屈辱地裹挟进“世界历史”。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人民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从旧中国一盘散沙、任人欺侮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党领导人民创造了彪炳史册的历史成就。在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接续奋斗，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 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对于党和人民的伟大成就，西方多数学者、政界人士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予以高度认可。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看到了党的主动转型和适应性变革，美国

学者阿列克谢␎舍甫琴柯肯定了党面向市场的“创意性导向”[7]。英国学者克

里␎布朗强调“真正的行动是在（共产党）这个实体中发生的”，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得到人民的支持”“是因为实实在在的成绩”[6]。历史和现实都以铁一般的事实表明，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历史自

信就无从谈起，这是阐明历史自信首要的、最基本的问题，也是贯穿党的二十大报告始终的一条主线。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自信赖以立足的实践场域。理论上，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发展之路具有无限可能性。但事实上，这一选择往往是系列因素相互作用、多种力量角逐对垒的结果。工业革命以来，西方资产阶级以血与火的方式“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36。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主动探索救国兴国道路，一时各种主义学说、社会思潮纷纷登场，但最终都无法完成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任务。百年来，党领导人民团结一心、接力奋斗，独立自主探索革命、建设、改革道路，历经千辛万苦成功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高度评价十八大以来“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1]4，充分肯定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不仅宣告了西方所谓“社会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

“国强必霸论”“文明冲突论”等论调的破产，而且以其蕴含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不仅为历史自信的深入阐释提供了实践依据和深厚支撑，更为党和人民在新时代坚定历史自信、推进事业发展建筑了广阔空间和远大前景。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历史自信得以深化的思想指南。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旗帜指引奋斗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1]16恩格斯也曾提出，与一个政党自身的实际行动相比，它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9]。在政党政治语境中，现代政党组织“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组织”[10]， 意识形态是内在于现代国家治理的精神旗帜和必要工具，与国家治理效能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实践、历史演进和人的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也是我们党的政党意识形态。它不仅解决了科学同意识形态相统一的问题，而且兼具人民性、开放性、实践性等显著特征，是构筑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指引无产阶级和人类实现解放的科学体系。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党在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进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结晶，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创新创造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一百年来，党科学把握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并开启了中国发展新纪元。党和人民的生动实践全方位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和道义力量，使科学社会主义重新焕发蓬勃生机。

此外，从评价性意义上指出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并将之归因于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突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百年党史叙事中的显要地位及内在联结。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党的领导为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的深层依据和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彼此支撑、内在一体、相得益彰。

综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不是凭空想象、主观演绎得出的，而是以党和人民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为背景和依据。百年来，党为什么能够团结带领人民战胜千难万险取得巨大成功，并在新时代继续保持昂扬奋进之势？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此起彼伏、国际局势不确定性增加等大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以“风景这边独好”？作为“舶来品”的马克思主义缘何能够跋山涉水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成为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等等。这些关涉历史自信的前提性、基础性问题，不仅反映认知意义上的“怎么看”，而且直接影响实践领域中的“怎么干”。对这些问题的系统回应，不仅可以揭示历史自信的必然缘由及本真内涵，而且有利于将全党全社会思想共识凝聚到百年奋斗的历史结论及党的二十大报告确定的中心任务上来，矢志不渝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情感维度：历史自信的记忆建构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满怀信心地向前进”[8]546。意识形态认同是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研究的重要一环。通常来说，意识形态要“飞入寻常百姓家”，并为人们所认同、遵循、践行和信仰，就要符合社会大众的内心期待、情感归属和实践追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虽然构成统治阶级的单一个体都有意识且会思维，但“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5]551。即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在总体意义上将意识形态理解为由经济基础决定、需要主动建构的思想上层建筑。同时，他们也强调了“认同”在这一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3]66。这些深刻论述从不同侧面凸显了意识形态认同的重要价值，为我们全面把握意识形态建构逻辑、运行机理提供了参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11]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他进一步强调，“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1]18。在情感维度上，历史自信的意识形态功能同样主要通过“认同”这一中介环节发生作用，或者说，意识形态内在的认同要求与历史自信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功用彼此融通，二者具有天然的相关性和契合

性。“社会记忆”由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演变而来，这一社会学概念后来为其他学科所广泛关注。社会记忆与历史密不可分，是社会实践

主体对自身能力及本质力量对象化结果“凝结、积淀和破译、复活的双向活动” [12]。因此，社会记忆绝非个体意义上纯粹感官行为，它根植于对过往历史的深切认同而且蕴含着通达未来的巨大实践力量。具体来说，历史自信的记忆建构功能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认同。

1. 历史自信有助于强化党和人民对百年奋斗的历史认同。社会记忆之所以能够产生、传播、存储、承袭乃至被编码、激活提取，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 广义上的社会成员在共时性或历时性意义上有着共同的历史经历，否则社会记忆就难以自圆其说，也正因如此，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就必然内含着历史认同。人们“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470-471 历史的。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长于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中汲取精神滋养和治国理政智慧，既充分借鉴历史经验为我所用，又敢于打破束缚自身发展的陈旧观念和惯性思维；既强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13]，又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14]，带领人民不断走向新的胜利。党的百年奋斗， 不仅对中国人民前途命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历史意义，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进步事业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认知是历史自信的重要基础”[8]546。近年来，我们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建党一百周年，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建成中国共产党党史展览馆，等等，这些重要安排和实践活动都对我们在深化历史认知基础上强化历史认同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2. 历史自信有助于提升党和人民对百年奋斗的价值认同。“一定的社会记忆是一定的阶级利益在观念或理论上的反映。”[15]党的百年发展史，也是一部党与人民浴血奋战、自力更生、创新图强的百年奋斗史。判断一个政党的性质如何，不仅要看其理论追求和政策主张，更重要的是审视这个政党代表谁的利益、实现谁的利益。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项事业中得到充分确证，在中华民族寻梦、筑梦、圆梦的历史征程中得到有力说明。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是《共产党宣言》所宣告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党章所明确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 也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一百年来，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将自身信仰信念和价值原则融入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就人民的伟大事业中，带领人民创造了历史伟业。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同时，明确“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这是党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凝练，是党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充分显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政治清醒和崇高的使命追求。

3. 历史自信有助于深化党和人民对百年奋斗的情感认同。情感是个人、政党乃至整个社会发展进步的内驱动力，情感认同表现为感情上的由衷肯定、心理上的主动认可、行动中的紧紧跟随。社会被视作“情感记忆的共同体”， 社会记忆不仅表征着一种认识活动，而且能够唤起人们的情感体验，成为推动社会再生产的情感力量[16]。伟大事业需要科学思想的理性指引，也离不开情感认同的强大支撑。百年来，党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沂蒙精神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大庆精神， 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脱贫攻坚精神、探月精神、北斗精神等，党与人民生死与共、水乳交融，共同绘就了一部“党爱民、民拥党”的壮美史诗。这些伟大精神，既是成就历史自信的制胜密码，也是传承社会记忆、强化党和人民情感认同的思想纽带。

可见，历史自信的记忆建构功能，集中展现的是从历史自信到历史认同、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进而不断提升意识形态凝聚力的逻辑关联。当然，这一过程不会轻松实现。某种意义上，“历史只是大家同意的故事”[17]。党的二十大报告就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部署，要求“持续抓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引导人民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1]44。为此，一方面，我们要主动应对社会记忆建构中丑化党的历史、弱化党的功绩、妖魔化党的形象、僵化叙事模式等突出问题，坚持线上与线下协同发力、正面引导与依法治理密切配合， 将社会记忆建构的主动权始终抓在党和人民手中。另一方面，要依托物质性（英雄纪念碑、革命主题公园、烈士故居、新时代成就展等）和非物质性（“七一”、“十一”、国家公祭等）两大类载体，充分挖掘党和人民历史变迁中的集体记忆，以政治导向鲜明、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呈现形式丰富多彩的故事吸引人、感召人、凝聚人，真正做到以事说理、寓情于理、情理交融，引导人民以史明志、坚定发展信心，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四、行动维度：历史自信的实践导向功能

作为以整体面貌呈现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把意识形态界定为历史唯物

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将意识形态引向神秘主义，而是转向实践，在实践领域寻求答案。他们在明确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的同时，也强调了意识形态的实践要求，马克思、恩格斯还曾确切地将“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18]。这说明，意识形态来源于社会实践，具有相对抽象的形而上特征，但就统治阶级要实现意识形态的功能而言，意识形态本身就内蕴着强烈的实践诉求，它不应被悬置在空中， 而是要求统治阶级因时因势在实践中校验、巩固、增强意识形态的说服力。

一百年来，党不仅注重在日常工作中用科学的理论教育引导人民、用伟大崇高的事业凝聚人心、用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汇聚共识，而且尤其重视在特定历史阶段、重要历史时刻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及历史决议等形式统一全党全军全社会思想，从而为党和人民战胜艰难险阻注入思想动力、提供实践指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回顾党的历史，指出党史上的两份历史决议“在重大历史关头统一了全党思想和行动，对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在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始终将理论创新与理论武装同步推进，坚持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从战略高度多措并举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在系统回答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基础上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义无反顾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持续彰显。

党的二十大报告分析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及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不少挑战”。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历史清醒，绝不能无视思想领域的风险挑战而盲目乐观。一是从党自身情况看， 党内仍然“存在对意识形态工作不想抓、不会抓、不敢抓的问题”，特别是相较于意识形态工作的特殊性、复杂性、重要性而言，不断提高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本领任重道远。二是从国内情况看，社会大众在利益诉求、价值主张、思想表达等方面多元、多样、多变，尤其是伴随互联网技术最新讲话系列及智能终端系统迭代升级，网络信息生成传播的开放性、即时性、隐匿性、交互性等特点使互联网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三是从国际情况看，西方敌对势力从未放弃从意识形态领域“分化”“西化”中国的图谋，他们不仅从战略上打压中国、妄图破坏中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而且利网络技术优势和话语霸权左右信息走

向、扭曲中国形象，在舆论上对中国形成合围之势。这些因素彼此交错、相互叠加，加大了意识形态工作难度。要从以上三个领域寻求突破，就应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深入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不断汇聚起意识形态工作的强大合力。

1. 增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力。回望过去，虽然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时代背景、主要任务有所不同，但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是一以贯之的。从为推动革命提供舆论先导到为国家建构确立理论依据，从为改革发展奠定观念前提到为新时代实现民族复兴凝聚价值共识[21]，党在总结规律的基础上不断提升意识形态工作水平。作为执政党，我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牢牢掌握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就必须不断增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力。一是在思想层面，从政治的、战略的、全局的高度全面理解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要着眼历史潮流和时代大势，从党实现长期执政目标、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远视野谋划好意识形态工作。同时，要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原理，既不夸大也不缩小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使其有机融入党的治国理政方略之中。二是在制度层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完善意识形态理论学习、教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等制度，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使意识形态工作有原则可循、有制度可依、有责任可追。三是在策略层面，强化各级党组织主体责任、各级宣传部门主管责任、各级监督部门监督责任，调动各方力量加强阵地管理、密切工作协同，打造全党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2. 提升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向心力。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生有其 客观必然，但要获得人们持久认可和衷心拥护，则至少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其一，它能“抓住事物的根本”，是彻底的、能说服人的，这是前提。其二，它“一经掌握群众”，“会变成物质力量”，这是关键。这就意味着，意识形态既要“入脑入心”，更要转化为人们需要的、追求的切身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要“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过去百年，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成就有目共睹。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也应从以上两个大方面切入，这是历史经验的昭示，也是党继续交出优异答卷的历史自信所在。一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特别是结合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

态文明建设等巨大成就，讲清楚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的科学内涵、战略指向和深远意义，夯实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遵循。二是聚焦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决破除制约改革发展稳定的体制机制因素，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鼓励人民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对于前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做好析事明理、解疑释惑工作，最大限度争取群众理解和支持。规范引导网络平台建设，做好网络议程设置和舆情引导，逐渐将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转化成为提升意识形态工作成效的“最大增量”。

3. 坚持内外结合，努力营造有利于我国的发展环境。事物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二者既相互区别又内在统一。怎样协调好内外因的关系，考验一个党的执政能力和政治智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就重视做好外宣工作，积极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和支持。新中国成立后，在帝国主义封锁、霸权主义欺凌的严峻形势下，党独立自主、不畏强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下发展对外关系，为国家发展创造了条件。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征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党以长期积累的经验、科学凝练的智慧和具体实际的行动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赢得普遍赞誉。面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全面分析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作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的重大论断，强调“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研判国内外大势的立足点，也为我们进一步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供了基本依据。

总之，历史自信的实践导向功能印证了意识形态内含的从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的理论张力，架设起了由历史过往到当下及未来的实践通道。党成长壮大的百年历史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光辉篇章，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规律，反映了党对历史进程、历史规律的准确把握， 彰显了党和人民巨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历史创造精神，更预示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强化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

铜仁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田建龙

（2023年1月6日）

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是党的思想领导的集中体现，决定着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在文化建设中要“着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这是党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最宝贵的历史经验。因此，强化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是新时代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所在。

坚定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的政治自觉。强化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是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加强党的思想领导的必然要求。意识形态服务于一定社会阶级或政治集团，具有很强的政治意图和能动反作用，而政党领导的“政治权威”则是其有力支撑和根本保障。马克思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倘若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在意识形态的思想防线一旦被攻破，那么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毛泽东同志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关键在党的领导。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战略高度，全面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经受住了意识形态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和根本性转变，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巩固了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根基。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形势仍然复杂多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因此，强化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首先要善于从政治自觉上坚定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不动摇。

全面提升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力。强化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核心在于全面提升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力，不断推进意识形态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了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开展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全面提升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力。在领导目标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导向，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提供自

信自强的精神力量；在领导主体上，更加强调坚持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为统领，抓好关键少数，把党自身建设好、建设强，发挥党总揽意识形态领域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领导作用；在领导内容上，精准研判国内外意识形态领域的客观形势，科学部署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方向性、战略性问题，廓清理论是非，划清底线红线，坚决反对和抵制意识形态领域错误观点，从思想上行动上组织上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力；在领导方法上，立破并举，正本清源，加强宣传思想工作，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切实把握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时”“度”“效”，解决“不想抓”“不敢抓”“不会抓”的突出问题，筑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阵地；在领导格局上，把握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紧跟时代脉搏，更加注重意识形态领域空间的延伸与拓展，不断健全完善互联网领导和管理，营造意识形态领域良好生态，开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格局。

落实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的制度保障。强化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根本在于落实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的制度保障。党的领导制度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直接影响着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优势和效能的发挥。历史实践证明，党的领导制度运行得好，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力就强；反之，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力就弱。因此，新时代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挑战，要把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制度落到实处。首先，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着眼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创新意识形态领域根本思想引领，切实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其次，落实好意识形态责任制。各级党委对意识形态工作负总责，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抓宣传思想工作，展示主流意识形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坚决守好意识形态领域主阵地和主战场。同时，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巡视制度，对导致意识形态风险危机的，要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最后，健全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的认同机制。各级党组织要不断增强“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促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掌握群众、聚民心，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精神生活需要，赢得广大人民群众拥护支持，从而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青年意识形态工作的发展与深刻启示

中共榆中县委党校 齐万佳

[摘要]青年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我们党保持永久青春活力的源泉。本文梳理了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在青年意识形态方面的重点工作，总结了我们党在青年意识形态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经验及启示[1]。为了更好地推动青年意识形态工作，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强对高校和网络舆论阵地的管理，增强青年群体的政治信念，激发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的积极性，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人才支持。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意识形态；互联网+

一、青年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青年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表明，青年一代始终是时代前进的创新者、建设者和奉献者。我们党在筹备和建立的过程中，青年群体就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当时，陈独秀与李大钊正处在青年时期，他们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共产党的诞生做准备，他们的共同努力为后世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青年一代以其卓越的表现，为党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了全体党员和人民的普遍认可与赞誉。

（二）青年是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对象

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代表着这个国家和民族统治阶级的利益诉求和价值理念。“从意识形态本质看，它是一定社会阶级或集团利益诉求的集中反映，是统治阶级确立自身权力的思想工具。同时，意识形态是以价值观念为核心内容而建构的思想理论体系，意识形态本质之一在于其价值指向性。”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的把握事关党和国家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极其重要，事关党的前途命运， 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向心力。”

二、革命、探索与改革开放时期的青年意识形态工作重点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使命就是消灭三座大山， 创造一个不受剥削和压迫的新中国。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青年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是在青年群体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党的革命方针、政策，并且进一

步发挥青年群体的传播力，扩大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各个群体中的影响力，吸引更多的群众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此时，我们党青年意识形态工作的策略是先向广大中小知识青年灌输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然后再通过他们深入到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唤醒广大民众。

一开始，争取知识分子支持的道路并不顺利，因为比起激进的革命，知识分子更多支持温和的改良，并且他们不屑于同底层群众为伍，这样更符合他们想要保持体面的群体特征。但很快中小知识青年便意识到改良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而他们自身学养有限，不足以形成气候，而社会也未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物质资源，他们连维持基本的生计都尚有困难。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口头、游行、文字、图画等宣传方式向青年知识分子宣传共产党的知识、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等马克思主义思想[3]。如举行街头演讲，出版《新青年》《向导》《共产党月刊》等等党刊党报，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等青年组织 在一切宣传当中， 宣传口号和标题的选择是极为重要的，合适的口号能够有力激发宣传对象的民族心，引发积极的情感共鸣，从而吸引大批群体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4]。当时，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入侵，我们的政党采取了“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传口号，它把所有的贫穷、落后都归结为外来的侵略，并且强烈地谴责它，引起了青年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响，唤起他们的爱国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吴国桢在晚年回忆录中曾谈到过：“那时将中国的灾难全部归罪于外国经济和政治渗透的观点，确实对年轻人几乎有普遍的号召力，因此当共产党创造出‘帝国主义’这个词时，他们确实掌握了进入年轻人头脑中的钥匙” [5]。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探索与改革开放和建设时期

在这一时期，我们党在青年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重点在于开设高校思想政治课程和培养什么样的时代青年、怎样培养时代青年。

在整风反右运动的背景之下，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改造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我们党在青年学生之间开展了“红专”大辩论，批判了个人主义思想。为了提升青少年的理解能力，教育部根据中共的指示，在全国的大学里推出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包括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一、二、三编）》，以帮助他们深入理解并落实这些知识[7]。在学生中有力地形成了“又红又专”的政治思

想，对广大学生进行了一场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思想教育。

三、新时代青年意识形态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一个崭新的阶段。与此同时，我们党的青年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青年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也随之发生变化[9]。随着媒体形式的更新换代，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式微，而客户端、门户网站、视频网站等新媒体逐渐成为主流，其中，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等自媒体的发展又拓宽了大众充分发表意见的途径，在年轻人当中大受欢迎。

“青年是自媒体的热烈追捧者和实践者，也是意识形态争夺战中利益攸关的目标对象。”

（一）“互联网+”背景下青年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在“互联网+”背景下，当人们所生活的一切都与互联网有关时，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正在被互联网包围，极易受到互联网的影响，尤其是年轻人。一方面，网络虚拟空间为青年表达思想、交流意见提供有力的场所，另一方面， 互联网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如碎片化的信息、多元的价值观和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等。互联网以其飞速的传播力和广大的影响力让青年群体被动接受这些负面影响，甚至来不及思考孰是孰非[10]。逐渐失去思考主动性且尚处在价值观形成中的青年们，其意识形态自然极易受到蛊惑，尤其是西方所鼓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更容易在网络青年中获得市场[11]。

（二）新时代青年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

面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在青年意识形态工作中及时调整工作重点，牢牢地抓住了网络和高校两块舆论阵地。

（三）加强互联网建设，做好网络舆论引导工作“网络虚拟空间已经成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网上宣传思想工作已成为当前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13]。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我们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正气的网路空间”[14]。

四、中国共产党青年意识形态工作的经验和启示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做好青年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保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5]。中国共产党以其卓越的领导力量和强大的凝聚力，为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为了更有效地推动青年思想政治发展，我们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认真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努力营造良好的青少年思想环境；以培养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施为目标，积极引领全体青少年深入学习、实践、弘扬，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忠实追随者、积极宣传者和实际实施者；将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相关重大讲话精神作为青少年的基本任务，不断增强他们的理论素养，坚定他们的理想信仰[17]。

（二）抓住高校舆论阵地是做好青年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委要保证高校正确办学方向，掌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主导权，保证高校始终成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坚强阵地”“办好我们的高校，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18]。

谁能赢得青年？ 基于意识形态的三维推演

贾彦峰

摘要：意识形态斗争因其对象的明确性、方式的隐蔽性、过程的激烈性、后果的颠覆性和目标的残酷性被形象地称作争夺青年的“颅内战争”。“意识形态终结论”、“历史终结论”、“共产主义失败论”等论调曾一度甚嚣尘上， 描绘了一幅“自由民主制度”胜利的虚幻图景。这场战争的胜负究竟如何？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取得的非凡成绩显然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意识形态不再是一种凌空蹈虚的想象乌托邦，更不是“后真相时代”碎片化信息的拼凑，而是具有了理论、现实和历史三重维度的支撑。通过剖析其力量之源、制胜之本和前车之鉴，将中美意识形态置于平等的地位加以审视，改变西方中心主义以傲慢的上帝视角、霸权标准和自鸣正义的方式评判一切的思维定式，从一个新的视角彰显中国新型“举国体制”背后的意识形态优势。可以说，直线意识形态生成的内驱力发挥着无形而重大的能动作用，助力中国构筑起一种独特的非对称优势，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胜利的精神密码，从根本上决定着这场争夺青年的“颅内战争”的未来结果。当然，也要高度警惕蕴藏于内外部的重大隐忧。这一研究及结论从根源上批驳了意识形态终结于资本主义的谬论，阐发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差别，澄明了意识形态的发展前景，有助于增强青年的“四个自信”，提高人们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关键词：青年；意识形态；四重阶梯；两种型构；颅内战争；结构功能主义；非对称优势

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事实正是如此，思想战线、文化软实力、国际冷战等意识形态范畴内，一场争夺青年的“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从未停止，在当代复杂动荡国际局势下更是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并表现出显著特征：对象的明确性（以青年为重点争夺对象）、方式的隐蔽性（如通过隐匿网络，从教育、文化、宗教等各方面进行渗透）、过程的激烈性（双方你来我往，不断极限施压）、后果的颠覆性（执政党败亡、政权遭到颠覆）和目标的残酷性（达到洗脑诛心之目的），因此又被形象地称为争夺人心、赢得青年的“颅内战争”。正因为意识形态斗争双方都深刻认识到青年群体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争夺青年自然而然就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胜负手”。其结

果事关国家命脉存亡、人民切身福祉，已然成为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在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终结论”、“历史终结论”、“共产主义失败论”等论调曾一度甚嚣尘上，描绘了一幅“自由民主制度”胜利的图景。弗朗西斯␎福山更是鼓吹“福音来了”，宣称“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是“历史的终结”［2］。

然而，其胜负结果究竟如何，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取得的非凡成绩显然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

一、既有分析框架的局限及新方向的寻找

总览既有研究就会发现，意识形态斗争相关文献大都围绕“话语权”的争夺展开，仅以“意识形态、话语权”为主题词在CNKI搜索，就有近万条搜索结果。意识形态话语权当然重要，也正因其重要性才引起大量关注，相关研究不仅自成一脉，而且成果颇丰。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以意识形态话语权为主线的研究思路，却在引领和指导现实意识形态斗争中越来越看重话语表达技巧、方式而轻视意识形态自身结构的建设、优化，似乎陷入了一个认识误区，即认为“话语权等于主动权，主动权又等于胜利权，只要争得话语权就相当于取得了胜利权”，从而逐渐走向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决定论”，或者“话语权中心论” 甚至“唯话语权论”的方向，未免失之偏颇，在不经意间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需要重新探寻新的方向。

1. 内外关系：外部因素发力，未能切中肯綮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有一个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其下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即“内外因素论”。该理论认为：事物的内部矛盾（即内因）是事物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而外部矛盾（即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第二位的原因。虽说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但毕竟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它是第一位的，决定着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走向，而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外部条件，是第二位的，它对事物的发展只能起到加速或延缓的作用，而且需要通过内因才能起到作用。相对而言，话语权问题不过是意识形态的外部因素，不能代替内因成为意识形态斗争输赢的决定性因素。而且，话语权是否能争取得到关键还是靠意识形态自身结构及其功能是否强大来决定的，而不是相反。因此说，如果偏拗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强弱的执念，或是追求一时一事的话语输赢，以至于陷入意识形态“话语权决定论”、“话语权中心论”甚至“唯话语权论”的窠臼，很大程度上忽

视了对意识形态自身体系结构及其相应功能这一决定性因素的揭示，就不免有舍本逐末之嫌。

2. 强弱关系：以弱攻强施策，难以摆脱被动

《孙子兵法》的核心要义是：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这句话将战争主动权问题的精髓分析得淋漓尽致。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即在当前的国际舆论场中仍是“西强我弱”的话语格局，且这个基本格局短时间内很难有根本性改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偏执于揪住“话语权”这根救命稻草不放， 并仰赖其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对抗工具，很可能会陷入对方的议题设置陷阱， 无异于以我之弱攻敌之强，相当于以弱势兵力攻打重兵驻防的“中心城市”之目标。这就使得我们解决了“挨打”问题和“挨饿”问题，复又掉入被动“挨骂”的窘境，不利于增强“四个自信”，更不利于掌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中国虽然已是位列世界第二的经济体，但在国际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却依然是一个后起的弱者。长期以来，美西方媒体很大程度上主导着舆论场，使得广大青年对中国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尽管较以往有很大改观，但在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中，中国仍然相对处于下风，以至于“有理说不清，说了传不开”， 中国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一度陷于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尴尬境地。如果明知不可为（胜）而勉强为之，继续按照“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这条单行线逻辑推演，就极有可能得出中国在意识形态的青年争夺战中很难取胜的结论，这反过来又会加深一些青年的自卑心理和崇洋媚外的心态，形成恶性循环，效果自然不佳。

3. 先后关系：采取脱先策略，寻找新的方向

先后关系往往意味着一种次序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主动和被动关系。既然偏执一端在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这条战线中难以取胜，反而在话语权的纠缠中让对方借机不断积累优势，倒不如尝试采取“脱先”策略——率先、主动脱离话语权领域的无谓纠缠，将意识形态斗争重点方向转移，以取得其他地方的“先手”，从而争取到斗争的主动权。历史不远，可以为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采取放弃攻打大城市转而在井冈山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战略，最后才得以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目的。其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所选方向利益攸关，对方又不得不应；二是因为策略的合理性从根本上说来源于学理性，也就是首先需要科学认识和正确解决主体依托（人民群众）和理论前提（自身建设）的问题。本文拟暂且摆脱（不是永远抛弃）话语权领域的无

益纠缠，转而通过建立和巩固“意识形态斗争的根据地”，即聚焦意识形态本身的结构及其功能的优劣，从其内部决定性因素剖析其制胜之本，辅之以理论维度和历史维度的佐证，与既有研究形成了一条理路不同的逻辑链，由此建构了另外一种叙事风格，进而给“谁能赢得青年”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三维解释框架。

二、理论维度：意识形态的力量之源

正如列宁所深刻指出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3］。对于一个先进的政党来说，科学的理论是革命斗争的力量之源，是其内生基因， 因而主义的选择、思想的武装，不仅决定了组织建设，而且决定了组织的“大脑”、行动的方向［4］，也决定着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 始终站在时代前沿”［5］。这一思想体系包括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在这两大理论基础之上耸立起来的科学社会主义，而后者则直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要旨，在理论高度上清晰回答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必然性等重大问题，在实践上指明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条件、战略和策略等重大问题， 从而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如果某种意识形态注定会被另一种意识形态取代或者说走向衰亡，其自身衰亡的过程自然就是吸引力衰亡的过程。同样道理，意识形态是附属于相应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必然灭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然胜利”的子命题，是逻辑地隐含在“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命题之中的。也即是说，后者包含前者是逻辑之必然。而支撑后者的理论就有“两个必然”理论、“五种社会形态说”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学说。

1. “两个必然”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两个必然”理论，指出“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6］。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化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矛盾导致两个结果：经济上，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性的对立；政治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而且这种矛盾不断加深并趋向尖锐化，以至于频繁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这一基本矛盾的与生俱来性、不可抗

拒性和不可克服性，决定了任何局部的改良都不可能挽救资本主义终将灭亡的命运。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还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这两个规律共同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被比它更加先进的社会制度所代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为我们透视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判定其历史命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2. “五种社会形态说”

早在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就已经有了五种社会所有制形式的构想，即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依次更替的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它的第一阶段）。而既有意识形态的分类，正是建立在马克思提出并经过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接续阐释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基础上的。该理论强调在阶级社会中，根据社会制度的不同，意识形态划分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和奴隶社会意识形态等类型。“五种社会形态说”隐含着后面的、新生的社会意识形态必然战胜并取代前面的、落后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规律性，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然战胜并取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3.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

␌两个必然”理论和“五种社会形态说”的预言，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基于历史的考察和科学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具有缜密的逻辑体系。即便面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资本主义意识的回潮等反常现象，以及以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为代表的各种“共产主义失败论” 论调，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决不会”理论也可以提供科学的解释，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7］。这指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战胜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不是

线性方式实现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甚至有时会出现反复的过程。经过同形形色色的“非马”“反马”理论的激烈论战和反复较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显示出蓬勃生机、旺盛的生命力和对青年群体强大的吸引力。2021年，光明智库发起的网络调查

（其中35岁及以下青年占比近98%），意在了解青年群体对《共产党宣言》的认

知程度，其结果是：近八成参与者认为《共产党宣言》对个人价值观的塑造及当今社会发展都具有深远影响［8］。当代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其理论的认同度之高由此可见一斑。换言之，这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所展示出的深远影响力和巨大感召力历久弥坚，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则是利己主义的抽象人性论，如将二者相互对比，高下应不难判断。

三、现实维度：意识形态的制胜之本

本质上，“谁能赢得青年”的问题，就是“谁更有凝聚力和吸引力”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全世界数千个政党中能够脱颖而出，其独树一帜的意识形态系统影响力的发生学密码何在？意识形态的自身结构是其相应功能得以发挥的基础，提供了检验自身吸引力尺度的答案，是意识形态斗争中的压倒性因素和赢得青年的制胜之本。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如果从其自身发生发展的现实轨迹来看，呈现出从低级到高级、从微观到寰观、阶梯状分布的四重样态， 即普通意识形态-统治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国际意识形态（如图1所示）。

1. 意识形态的四重阶梯

1. 微观层面：普通意识形态

普通意识形态，是指普通群众的思想观念体系，它不仅是统治意识形态形成的丰厚土壤，还是一切意识形态的微观基础。当人们讨论“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意识形态时，都是在论述意识形态的不同类型”，这里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大致对应本文所说的“普通意识形态”。可能有人会认为普通意识形态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但依据发生学的观点，如果没有普通意识形态作为微观基础和原始样态， 那么其他意识形态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是难以生发出来并存续下去的。比如五四运动时期，涌现出了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主义学说，诸如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 正是在与其他主义和学说的激烈碰撞、比较中，马克思主义才脱颖而出，由此上升为主导意识形态， 从而成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而即便成为统治意识形态之后，仍然需要从普通意识形态的丰沃土壤和源头活水中不断汲取养分。

本文强调指出的是，与“前网络社会”和“欠发达网络社会”不同，当代网络发达社会已经进入“后喻时代”，青年已经在主导和重新建立社会的新秩序。知识、技术、信息的赋能使得以青年为代表的普通大众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而且，网络技术赋能造就了当代最为特殊的社会景观，即普通意识形

态的强势崛起。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网络技术赋能的大众传播及其催生出的“大众文化时代的呼啸到来，使得意识形态面临全新的文化图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尚未进阶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普通意识形态划归到诸种形态之列， 有利于我们全面理解意识形态的渊源流变及演进轨迹，“四重阶梯说”进而有了现实的社会根基。

2. 中观层面：统治意识形态

统治意识形态，是指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即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同时又是以普遍性形式出现的虚假的意识形态”［12］。恩格斯晚年在给梅林的信中进一步说： “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13］。纵观世界，对一般国家特别是没有解决好社会矛盾的国家而言，一些社会中的痛点都能够为大众的主体经验直观感受到：一边是贫民窟，一边是高楼大厦； 一边是富人强权，一边是穷人弱势；一边是民族入侵，一边是饱受战火之苦

［14］，假如出现上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与客观事实背离的情况，就会导致人民对统治阶级失去信任，进而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产生怀疑，导致统治阶级公信力受损。这样的统治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虚假的”意识形态，而“虚假的”意识形态迟早会丧失凝聚力和向心力，势难完成“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向“国家意识形态”的飞跃，甚至变得和普通意识形态一样不具统摄力。

3. 宏观层面：国家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15］

（本文所说的“国家”是一个涵盖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也即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社会全体成员”在内的广义概念，而非指“统治机器”这一狭义概念）。由此，所谓的国家意识形态是指以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为主导但并非统治阶级独占的意识形态，而是或多或少包含了被统治阶级哪怕是其最低利益的反映——尽管后者一般都处于从属的、边缘的和被动的地位，否则被统治阶级将因为其利益遭到无视而难以生存下去或者奋起推翻统治阶级。在现实的阶级社会中，如果没有了被统治阶级或者统治阶级遭到推翻，无论哪一种情况，统治阶级都将不复存在。就中国而言，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始终代表最

广大人民的利益，不论是执政党意识形态，还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以及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在根本方向上都是一致的。国家是以一种“共同体”的形式而存在，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无限接近于全体人民的意识形态，也无限接近于国家意识形态。而有些国家则不然，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去甚远，就不免变成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那种“虚假的”意识形态。放眼古今中外，那些被人民所抛弃的、被人民所推翻的统治者，他们所宣扬的意识形态根本不能代表人民的意志，难以满足大众的核心诉求，因此就不成其为真正的国家意识形态，而是专属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4. 寰观层面：国际意识形态

温特认为，国际结构不是物质现象，而是观念现象，物质权力的意义和作用最终还是要取决于体系的观念结构［16］。而国际意识形态，是指在主权国家之外的公共场域表现出来的代表本国意志的意识形态，是国家意识形态在国际领域内的延伸。有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很少在国际场合得到充分体现，导致该国的国际意识形态“存在感”不足。确切地讲，国际意识形态的比较和角力成为世界舞台的主角，在“两大阵营”尖锐对立时期达到巅峰。当下的国际意识形态是冷战意识形态的延续，但又表现出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不同的特点，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凉战”或者“温战”［17］。在目前中美竞争加剧的态势下， 这种国际意识形态主导权之争由“一超独霸”向“一超多强”演变。以“国际意识形态”的理论视角分析当今的大国竞合和话语争夺，具有很好的解释力。美国对中国发起的所谓贸易战、科技战、网络战是其具体的斗争抓手，话语权争夺也不过是其外在表现形式，而意识形态主导权才是其斗争本质——具体而言，是指中国秉持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代表的“共同价值观”与美西方标榜的“普世价值观”之争。总体来看，四重阶梯式意识形态体系具有一脉相承、逐层进阶、可进可退、金字塔状、可能形变等特性。

2. 意识形态的两种型构

为了更加立体地阐明意识形态体系，我们抽象出两种典型的意识形态型构， 谓之“两种型构说”，用作横向比较研究。“型构”一词由英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提出，注重过程性的、动力性的性质，非常契合意识形态四重进阶的“动态性”特征。中美作为东西方两种性质迥异的意识形态，具有极强代表性，二者比较无疑最具典型样本意义。但仅仅认识到“按照意识形态的不同性质和服务对象，作为两种不同阶级根本利益的意识形态表现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区别体现在二者所反映或维护的不同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上”［18］还远远不够，还需进一步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新的表述形式。具体而言，意识形态具有直线型构和错位型构两种不同的类型，以及迥然相异的功能特点。

1. 直线意识形态型构

直线意识形态型构，是指上述四种意识形态基本保持一致的结构样态（如图2所示）。哈佛大学调查数据显示：2003年以来，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几乎全面提升，至2016年支持率高达93.1%［19］。事实上，中国的意识形态就是一种典型的直线型构，具有阶级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特征。那么，这种直线意识形态型构是如何塑造出来的，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是经济基础之维。中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意识形态是由公有制从根本上决定的，经济基础的一致性规定了上层建筑的一致性。这就从经济基础上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之路，保证了四重意识形态的一致性。

二是政治制度之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型政党制度概念）。首先，从政党层面充分合作协商，最大程度达成一致。其次，中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安排下，全国和地方各级最高权力机关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代表们通过各种方式密切联系群众，充分汲取群众的智慧，积极反映不同群体的意见，以求得各种提案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从政治制度源头上保证了四重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的一致性。同时也解释了中国式现代化何以一直奉行并坚持走和平与发展之路。

三是指导思想之维。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从指导思想上保证了四重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拥有一个共同的精神支柱， 一个坚实的思想基础，一面鲜明的领航旗帜。

四是治理观念之维。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观，即“民心政治观”，从治理观念上保证了四重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没有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

个运动的利益”。

五是文化传统之维。本质上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内核是一种家国利益本位的价值观，重视家国情怀和集体主义。家国本位重公而轻私，强调的是个人对集体乃至国家服从的义务性、道德性。“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特别是在国家存亡之际，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已经成为一种深入骨髓的文化理念。而且，放眼世界，中国是唯一没有对外殖民掠夺，仅凭全国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上述优点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长足发展、创造和平崛起历史奇迹、屡次绝地重生最重要的文化基因。

结构功能主义认为，什么样的结构就具有什么样的相应功能特点。直线意识形态型构具有诸如上下一致、稳定性和秩序性强、顶层设计贯彻执行阻力小、决策成本中的空耗率低、临变反应迅速、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面对外部压力承压性好等功能特征，彰显出中国“举国体制”背后的意识形态优势。特别是在“传统举国体制”向“新型举国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围绕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难题可以充分发挥其资源集约优势、整体协同优势和高效动员优势。毫不夸张地说，直线意识形态生成的内驱力发挥着无形、持久而重大的作用，助力中国构筑起一种独特的非对称优势，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胜利的精神密码。

2. 错位意识形态型构

错位意识形态型构，是指普通意识形态、统治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和国际意识形态不能保持一致而呈现出扭曲错位结构的样态（如图3所示）。美国的意识形态就是一种错位型构的典型代表，具有难以克服的固有劣势，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私有制的经济基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结构是由其私有制基础所决定的。从根本上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法实现阶级性与人民性之间的统一。资产阶级追求的永恒的目标是资本无限增殖，而无产阶级则追求自身生存境遇的改善。二者天然地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即资本无限增殖的实现必然建立在对广大无产阶级进行剥削与压迫的基础之上。各为其私，必然难以形成合力。也就是说，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不仅在统治意识形态与普通意识形态之间，而且在各重意识形态之间，都种下了错位的种子。

二是党争过度的政治制度。按理说国家利益应该与统治阶级利益相一致。然而，美国统治阶级利益因为夹杂着政党利益而更加复杂，其相关执政方略的出台不自觉地倾向于以维护和不损害本党利益为最高宗旨。过度的党争让同心

同德的成分越来越少，分裂掣肘的意味却越来越浓。作为普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野党背后拥趸（选民）的意识形态与执政党代表的统治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立场上的鲜明错位。美国统治阶级的利益周期性地表现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 而无法代表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这种“否决政治”无形中在制度源头也埋下了导致统治意识形态与整个国家意识形态错位的制度隐患。

三是“三大主义”的文化基因。美国的文化传统基因中存有“三大主义”， 即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烙印，归根结底都是一种利己主义，并从这个潘多拉魔盒里钻出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凌主义等诸多变种。在资本逻辑［23］主导下，这种利己主义集中反映在对内贪婪剥削、对外掠夺成性的文化价值取向及其所塑造的丛林法则上，从一开始就是其统治意识形态的底色， 并渗透在社会的诸多方面。

四是唯我独尊的精英迷思。“美国优先”“美国第一”是美国一贯奉行的国际意识形态，但这与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国际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是美国中心主义和极端国家利己主义的表现。与其说“美国第一”的国际意识形态是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延伸，毋宁说是它背后所谓“精英”集体，诸如“军工复合体”、金融大鳄、石油巨头等被称为“影子政府”的利益集团在操控和主导一切，并不能真正代表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意识形态。

随着金融危机等内部危机的蔓延并在世界各地不断制造纷争，美国一直引以为傲的两个基本价值理念——“美式民主”和“自由市场”也问题频出。国内，让人瞠目结舌的“杰利蝾螈”现象就是诸多怪象之一。所谓“杰利蝾螈”， 就是通过扭曲地域和种族属性的选区划分操弄选举。美联社的民调清楚地显示， 67%的受访民众认为“杰利蝾螈”是美国选举制度中的严重问题。这事实上造成议员挑选选民，而不是选民挑选议员，不仅损害公平正义，引发信任危机，而且导致美式民主日益异化、变味、变质。然而，“杰利蝾螈”现象只不过是“美式民主”的一个缩影。实际上，不仅政治领域如此，金融领域的次贷危机、人权领域的种族歧视、基建领域的“加州高铁烂尾”，以及“军工复合体”的怪胎，诸如此类的扭曲变形叠加在一起，形塑了美国资本主义国家错位意识形态体系的扭曲结构，从而催生了当今的“散装美国”［26］。同样地，错位意识形态型构也具有与其结构相适应的功能特点，诸如上下错位、顶层设计贯彻执行阻力大，决策成本中的空耗高及反应迟滞缓慢，难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稳定性、秩序性以及面对外部压力承压性差等，特别是具有风险外溢性——转嫁政

治极化、通胀高企、债务上限死循环等国内风险的冲动每每殃及世界。当然， 在共时性的视野下，绝大多数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四重阶梯，并非绝对的直线型构或是标准的错位型构，而是有些趋近于前者，另一些更多地趋向于后者，并表现出相应的功能特点。

3. 青年对两种意识形态型构的认同度变化

两种意识形态型构结构及其功能发挥在现实中的表现，诸如美国向阿富汗、伊拉克“移植民主”的失败，中东、泰国、乌克兰等地的民主乱象，对比中国模式的强势崛起及其所焕发出的勃勃生机，让青年人自然而然于思想深处就有了自己的倾向和判断。美国CBS公司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过5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国内，美国媒体由此得出结论：“在许多方面，这个国家已经支离破碎”。这进一步验证了亨廷顿对于“美国最大威胁来自内部的认同危机”的判断。盖洛普民调也显示，当下美国青年人当中对社会主义抱有好感的人已达到一半左右。哈里斯民调则表明，在18岁到24岁的美国青年之中， 六成左右明确表示“支持社会主义”，49.6%表示“不排斥生活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27］。不仅国外青年如此，统计显示，在美国所谓的“猎巫行动”搅扰下，在2019年到2021年的三年时间里，有3878名华人科学家离美回国，仅在2021年就有1400多名科学家回国，同比增加22%［28］，其中就有以颜宁为代表的大批青年科学家。另据智联招聘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回国求职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再创新高，同比增长8.6%，而其中“更认同国内的文化环境”是留学生回国的重要因素［29］。一言以蔽之，直线意识形态的本质特性可以概括为一个“和”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30］！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形成的直线意识形态体系，其魅力由内而外日益得到彰显，中国成功调停沙特、伊朗两国并达成和解， 努力斡旋俄乌冲突，相比美国蓄意转嫁危机、致使风险外溢的行径，人们有目共睹。与以往相比，青年一代对待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和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态度天平正在悄然发生反向倾斜——社会主义吸引力在持续增长， 而对资本主义的认同度却每况愈下。

四、历史维度：意识形态的前车之鉴

如果还看不清楚未来，不妨再回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因为史如镜也，知史可以鉴今。让我们看一看在历史的视域中，两种型构的意识形态的碰撞和比较孰优孰劣。

1. 战争：两种意识形态斗争的高潮

如果将二者进行历史比较就会发现，一直以来，美国错位的意识形态与中国的直线意识形态相比其实并不具备优越性和竞争力。意识形态虽然大多数时候是作为“沉默的革命”形式而存在，但其较量的高潮无疑是以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朝鲜战争中装备极差的中国军队凭借什么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军队？后来的越南战场上围绕北纬17°线双方再次一较高低，从很大程度上说， 中国凭借的正是中央到地方、党政军民学的团结一心，靠的就是直线意识形态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武器装备的劣势——就像毛泽东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美国人钢多气少，我军钢少气多。如果深究下去，所谓的“气”从何而来？ 实际上是在说，中国相对于美国建立起“钢少气多”式的非对称优势，才实现了“最后抓住弱点打败你”的战略目的。胜利归根结底来自直线意识形态型构， 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深层的意识结构基础，决定了其一以贯之的强大功能， 从而保证了意志的上下一致，同仇敌忾。

2. 影响：中国意识形态得到空前彰显

随着朝鲜半岛战火硝烟的散去，人们越来越清晰地看清一个事实，即重要的不是中美双方在这场战争中谁的战损比数据更胜一筹，而是这场战争对于此后大半个世纪里国际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塑造作用日益显现。也就是说，中国不仅在真实战场上打赢了这场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更重要的是打了一场漂亮的意识形态胜仗，其重大意义就在于，中国的国际环境因此得到明显改善，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国际意识形态得到空前彰显。正如英国战略学家罗伯特␎

奥内尔所说：“中国从他们的胜利中一跃成为一个不能再被人轻视的世界大国。

如果中国人没有在清长战场（清川江和长津湖战场的简称——笔者注）稳执牛耳，此后的世界历史进程就一定不一样”。其影响不仅体现在当时划定的“三八线”上，更体现在持续有力塑造着此后的国际意识形态格局，比如香港、澳门得以顺利回归，特别是在1997年前夕是否让香港顺利回归的问题上，英军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的一句话道出了问题的要害：你们都想把香港拿回来，关键是谁去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这让英国军官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3. 结论：直线意识形态将会取得胜利

军事战争随着炮声的消失结束了，然而胜利的余威犹存，其后衍生出来的强大而持久的震慑力就成为新的“颅内战争”的一部分，并被中国作为长期意识形态斗争重要的凭借之势和博弈之本——这也是杨洁篪委员“安克雷奇对话” 的底气：“你们（美国——笔者注）在中国面前没有资格说，你们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除了国际意识形态的激烈较量之外，在普通意识形态范畴内，作为意识形态宣传和文化软实力建设有效形式之一的影视作品——“长津湖现象”也引发了全社会关注。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长津湖》电影领衔2021年国庆档单片满意度排行榜，2022年春节档《水门桥》满意度也位居第一。猫眼数据则显示，40 岁以下观众占比86.2%，35岁以下观众占比高达77.7%。以上数据从侧面反映出历史上的这场中美战争在当代青年群体中的巨大影响力、吸引力经久不衰，特别是大量影评中对中国积极应战意义予以肯定，对赢得胜利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意识形态伟力产生了高度认同感，这让青年人越来越认识到“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33］。李大钊出于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敢于斗争的坚定信念，充满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毛泽东也从和平与战争力量此长彼消的角度，做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论断；本文则通过理论维度、现实维度和历史维度三个层面的分析，进一步就“两种意识形态争夺青年的斗争中谁能最终赢得胜利”这一问题得出新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即直线意识形态将会在赢得青年的战争中最终取得胜利。而且，特别是在以意识形态的政治合法性为核心功能的较量上， “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34］。

五、走向胜利过程中的内外隐忧

当然，我们预判直线意识形态将会最终取得胜利，这个“应然的”胜利既不会一帆风顺，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转变为“实然的”胜利；“最终的”胜利也不等于“阶段性的”胜利。在走向胜利的过程中，必然面临着数不清的艰难险阻，特别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外部和内部有许多风险挑战和安全隐患，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1. 外部隐忧——异质意识形态亡我之心不死

两种典型的意识形态型构因为结构和功能的巨大差异而互为异质意识形态。也许有人会问，既然以美国为代表的错位意识形态型构如此扭曲，那为什么这个国家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等战争中都取得了胜利？—

—这也许正是我们不可不深思并提早加以防范之处。笔者以为，除了先“中立获利”再“择机参战”等“精明”外交策略因素之外，美国对付意识形态内部的扭曲和分裂有一个屡试不爽的不二法门，即靠外部的压力来强制矫正变形， 暂时弥合分裂。比如，“一战”时的“卢西塔尼亚号事件”，␌二战”时的“珍

珠港事件”，以及后来的“9␎11␍事件，莫不如此。美国政府利用外敌威胁成

功地让国家内部暂时搁置一切分歧，一致对外——此时的错位意识形态型构在外力作用下短暂趋于直线。如果没有外部压力怎么办呢？那就主动树立一个假想敌（比如俄罗斯、中国等）制造出外部压力，以勉力维持并防止意识形态由于内部的过度扭曲而彻底崩溃。虽然仅凭外部因素不能起到持久作用，一旦外部的压力丧失，意识形态的型构又将恢复原形，但是即便是临时性的直线意识形态型构，我们面对的毕竟是一个超级大国，在其强大的综合国力加持之下也颇具威力，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认识。美国虽然表面上宣称，不谋求与中国对抗、不寻求与中国冲突和新冷战、不阻止中国发展，但“背后动作”不断， 甚至建立起专门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媒体和文化传媒机构。同时，美国扶植的负责意识形态渗透的电台、电视网 昼夜不停地对社会主义国家煽动宣传 已形成“黑金、黑论、黑嘴”舆论产业链条 以此影响国际舆论［35］。抛开主观敌意不论，受“虹吸效应”客观影响，近年归国人才数量虽说屡创新高，但在全球人才环流背景下，优秀青年特别是高端青年人才外流现象仍然较为严重。

2. 内部隐忧——自身意识形态可能发生异变

早在1964年，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也发出警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 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意识形态斗争的重点是争夺青年，但如果我们在具体意识形态斗争过程中偏离了这个重点，就可能给我们国家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使得未来的胜利蒙上一层阴影。客观而言，直线意识形态型构也并非完美无瑕、无懈可击。因为直线意识形态型构难以自动性地、永恒性地保持直线的形状，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出现异变。虽然中国意识形态建设总体形势良好，但整个社会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处在转型升级期、跨越发展期和爬坡过坎期，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发展中的各

种矛盾在短时间内集中爆发，也会给对方借以混淆曲直、扰乱思想、蛊惑青年提供一定的口实。如果执政党不能牢牢抓住争夺青年这个意识形态斗争的重点， 未能识破对方意识形态斗争方式的隐蔽性并很好地驾驭以算法操控为主要手段的智能化斗争方式的特点，抑或对斗争过程的激烈性估计不足，对斗争目标洗脑诛心的残酷性准备不充分，从而将自身置于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脱离人民群众的“最大危险”之中，那么四重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出现异质性变化， 朝着错位意识形态方向发生改变，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曾在“二战”中众志成城打败德国法西斯、建立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苏联，最终竟会土崩瓦解，就是最真实的反面教材。但这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趋同论”就此成立。错位型构的意识形态经过调整和修正能否向直线意识形态型构转化？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幻灭、“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等失败的结果已经证明： 不同制度意识形态之间的鸿沟是难以靠社会的局部改良来填平的。那么，错位型构意识形态向直线型构意识形态成功转化的途径只有一条，就是资产阶级及其统治意识形态的彻底灭亡，并为更进步的意识形态所取代。不过，就其具体消亡方式而言，福山也不无担忧：自由民主制度衰败于“内爆”的可能性将远远大于被“摧垮”的可能性。

六、结论与讨论

四重阶梯-两种型构分析框架的理论构想，进一步丰富了意识形态的认知图谱，其重要性在于让我们认识到每一重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特别是普通意识形态的崛起之于意识形态阶梯整体稳固性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从而能够分门别类、精准施策，更有效地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不再是一种凌空蹈虚的想象乌托邦，更不是“后真相时代”碎片化的信息拼凑，而是具有了三重维度的支撑，甚至被齐泽克直接称为“社会存在”［38］——理论维度上，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不可调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角度，论证了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必然趋势。现实维度上，中美意识形态各自作为“直线型构”和“错位型构”的典型代表， 因为结构的不同而具有功能特点上的明显差异性。尽量摆脱外在的、抑人扬己套路的干扰，特别是摆脱西方一贯自我标榜、自鸣正义等障眼法的干扰，从意识形态本身的型构进行共时性比较，将中美意识形态置于平等的地位加以客观审视，有利于改变西方中心主义以傲慢的上帝视角、霸权标准评判一切的思维定式。历史维度上，美国错位的意识形态与中国的直线意识形态相比其实并不

具备优越性和竞争力，中美斗争的真实历史也给出了有力佐证。因此说，直线意识形态型构优于错位意识形态型构并最终取代之是历史发展的应然结果，从而在其对自身的不断完善中成为人类意识形态通往未来的光明前途。同时，这也预示了这场争夺青年的“颅内战争”的最终结果。这一研究及结论，批判了意识形态终结于资本主义的谬论，阐发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差别，澄明了意识形态的发展前景，有助于增强青年的“四个自信”，提高人们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深刻把握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冯刚

摘要：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建党百年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深厚历史，把握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形势， 提出了富有时代气息和中国风格的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对于进一步促进党和国家在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在党的不断探索和推进中，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科学指引下，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科学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新理念新思想新举措，深刻认识党和国家在科学彰显意识形态工作的时代价值、丰富拓展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内容、深刻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在规律、统筹谋划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方略等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形成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可以进一步推进党和国家在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为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障和精神力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时代价值；内在规律；创新方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1］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取得的瞩目成绩，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经验的积累支撑，更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科学指引。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研判和把握国内国际意识形态方面的复杂形势、演变趋势和客观规律，提出了一系列意识形态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举措，在意识形态理论深化与实践创新中充分彰显出中国智慧。深刻把握其中蕴含的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1. 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时代化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指南。出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需要，近年来学者们从多个视角出发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展开了系列的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等基本问题。

0. 阐析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价值和形势的研究

学界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价值和形势的理论研究，其实质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一论断的学理解读、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开展意识形态工作这一问题的科学应答。价值论研究指向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一是基于唯物史观的理论视角，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基本规律、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系统、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等观点出发，论述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二是基于传统赓续的历史视角，分别考察了无产阶级政党诞生以来、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新时代十年间意识形态工作的成就与经验，从承继优良传统的角度论证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价值。三是基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现实视角，深入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六个事关”①的价值定位，认为意识形态工作的价值表现为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巩固我们党执政的精神基础、引导复杂多变的舆论生态良性发展［2］。形势论研究对应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必要性，其代表性观点从风险挑战的角度入手，提出加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是回应国内社会转型［3］、国际格局调整［4］、信息技术革命［5］的现实要求，是应对前述因素导致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的必然选择［6］。

1． 2 解析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内容与规律的研究

学界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内容与规律的研究，旨在深入探赜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内核和实践本质，深刻阐述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内容论研究是从“做什么”的角度直接回答这一实践活动“是什么” 的问题。着眼于整体性研究，学者们的研究明确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范围。同时，更多学者聚焦于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内容的具体性研究。这类研究既有网络意识形态建设［7］、高校意识形态教育［8］、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工作［9］的研究，也有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研究［10］、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意识形态治理内容研究［11］，还有围绕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工作目标的具体内容研究等。在何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问题域中，学者们还论析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规律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形成了“九个坚持”②的规律性认识，从现有文献来看，目前规律论研究多是以解释说明经实践检验的“九个坚持”为侧重的研究。另有学者基于新中国成立70年意识形

态工作的历史经验，提出一元主导和文化多样并存、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与物质利益相协调、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规律［12］。还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工作规律是“意识形态工作中的本质关系，规定着实践活动秩序和必然趋势”， 可从意识形态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主流意识形态的守正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处理中来把握［13］。

1. 3 探析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方法及创新的研究

理论研究归根结底要服务现实。一直以来，学界在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和研究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问题时，非常注重问题导向、实践取向、创新指向，探讨并解答了新时代如何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问题， 主要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方针原则和方法路径的系列论述进行理论解读与阐释。代表性观点认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方针原则包括党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固本培元、守正创新， 重在建设、立破并举［14］，做到疏堵结合，抓住关键少数，加强阵地建设， 注重能力提高，争取内外联动等［15］。其中，学者们围绕创新进一步研讨了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路径包括既坚持正面宣传教育为主又开展积极的舆论斗争，既坚持认真总结经验又不断改革创新，既坚持科学认识中国特色又善于进行国际比较，既坚持因势而谋又做到应势而动、顺势而为［16］。另一方面，围绕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机遇与问题提出应对策略和创新方略。学者们重点分析了民粹主义、泛娱乐主义等西方社会思潮，“饭圈文化”、弹幕文化等国内亚文化，以及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数智技术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影响，进而探索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以讲清楚、说明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旨归，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统一，深化了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对象和条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提出新要求和新任务，共同决定了这一研究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应当常论常新，及时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此外，既有研究有待强化整体性和贯通性，相对缺乏基于广义理解、采用战略思维、立足宏观层面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探讨。

2. 科学彰显意识形态工作的时代价值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对意识形态工作价值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聚焦时代发展特征和中国改革实际，从治国理政的高度提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价值问题，对于进一步深化党和国家对意识形态工作的价值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2． 1 意识形态工作巩固国家根本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的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意识形态工作既要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展开， 同时也是维护和巩固国家根本制度的重要方式。新时代面对世界多样文化的交流、交融和交锋，隐藏于文化之中的意识形态风险无处不在，对我国的根本制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17］327面对如此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以及对国家根本制度的冲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度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一项根本制度”［18］309。以突出的辩证思维和创新思维，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确定下来，充分展现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作用，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支撑。

2． 2 意识形态工作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课题，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创新发展的重要命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19］91无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还是国家制度的有效执行，都需要有强大的共同思想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9］153，“我们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巩固了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17］60。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建设，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凝心聚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能更好地激发国家治理实践中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生动力，进而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同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 同样存在一定的重大风险和考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 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就可能被迫中断。”［17］81总书记的相关论述，科学洞悉并勇敢直面各种风险，突出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发展在将各种风险挑战积极转化为发展动力，进而不断增进国家治理效能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彰显着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战略价值。

2. 3 意识形态工作保障高校立德树人

高校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场域，高等教育是赢得青年和赢得未来的重要路径。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对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17］377。立什么样的德、树什么样的人，须有正确的政治方向作指引，这就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客观要求。“党委要保证高校正确办学方向， 掌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主导权，保证高校始终成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强阵地。各级党委要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加强领导和指导，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各方面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17］379 掌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主导权，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是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遵循，也是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战略地位的深刻认识， 体现了对新时代高等教育规律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规律的科学把握。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意识形态工作的落实也是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传导主流意识形态，直面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要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用科学理论培养人，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学生立鸿鹄志，做奋斗者。”［20］331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讲课有纪

律。高校课堂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能够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社会思潮，向学生传道主流意识形态，关乎青年学生对立什么样的德、成为什么样的人等问题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回应了高等教育课堂教学中出现的客观问题，并给出了具有辩证思维的创新性回答，体现了对高等学校教育教学规律以及教学过程中意识形态工作规律的科学把握和创新性分析，凸显了意识形态工作在高校立德树人方面的重要价值。

2. 丰富拓展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内容

在现代国家治理实践中，意识形态工作往往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存在于相关工作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特征，遵循意识形态工作规律，不断拓展意识形态工作内容，形成的诸多相关重要论述进一步创新和丰富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容。

3． 1 党建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相结合

在党建工作中深化意识形态工作，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创新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其一，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思想建设和政治建设，结合新时代党建工作实际，注重党建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的深度融合，体现了对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20］314－315增强全党同志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深刻体现了党建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耦合性，在思想建设和政治建设中深化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内涵和方式方法，在意识形态工作中进一步增强思想建设和政治建设实效，也饱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其二，着力提升意识形态工作的国际影响力。意识形态工作不仅是防御国外意识形态攻击，同时也是加强国际交流传播能力的客观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纳入党委（党组）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组织领导，加大财政投入，帮助推动实际工作、解决具体困难。”［18］318将国际传播能力纳入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仅是对意识形态工作内涵的丰富，也是对党委（党组）如何落实意识形态工作时代要求的最新研判。其三，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由谁来领导意识形态工作，关乎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向和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

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21］43。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建设与发挥，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离不开党的统筹规划，这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规律的深层把握。

3．2 文艺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相结合

文艺工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也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就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22］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不仅鲜明地指出了文艺工作的战略地位，同时也深刻地阐明了意识形态工作在文艺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需要有科学理论作指引，坚持遵循文艺工作规律和把准正确政治方向相结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艺的根本宗旨也是为人民创作。把握了这个立足点，党和文艺的关系就能得到正确处理，就能准确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政治立场和创作自由的关系”。［23］（27）处理好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政治历程和创作自由的关系，是对新时代文艺工作规律的科学把握，也是科学推进文艺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深度融合的中国智慧，彰显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性思维。处理好两个关系，不仅有利于发挥文艺工作的突出作用、推进文艺工作的创新发展，更有利于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聚焦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24］以意识形态工作保障文艺工作的科学方向，同时在文艺工作中进一步提升意识形态工作实效，能够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

3. 3 教育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相结合

新时代党的教育事业迈向新高度。“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21］33党的教育事业关乎社会主义

现代化发展，教育工作需要有正确的方向引领，有强大的意识形态作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我国教育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把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大力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创新。”

［20］348相关论述充分彰显了意识形态工作规律与教育规律的深度融合。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工作确保教育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确保教育工作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另一方面，遵循教育规律， 凸显社会主义国家教育工作的本质性特征，在教育创新发展中彰显意识形态工作的价值和活力。

教育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的深度融合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教育现代化发展离不开实践领域处理好教育改革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关系。“在实践中，我们就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 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25］“九个坚持”体现了对我国教育事业规律性认识的深化，这种深化的规律性认识深刻地反映出意识形态工作对教育工作创新发展的保障，体现出教育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相融合的客观规律和基本要求，对新时代学校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新时代教育工作的创新发展，需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既是新时代学校意识形态工作创新发展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学校意识形态工作守正创新的内在动力。

3. 深刻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在规律

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发展，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引，也离不开对内在规律的科学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形成的诸多重要论述，深刻展现了对意识形态工作内在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把握。

4． 1 运用人民民主话语叙事

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如何让人民群众更好地理解、信任、接受意识形态工作，将科学的意识形态转化为个体思想与实践行为，其中包含着众多影响因素， 叙事方式就是一个重要方面。作为一个特有范畴，如何表达意识形态，以什么

样的方式解释传播意识形态，这都与意识形态叙事具有直接关系。

首先，意识形态叙事遵循文化的生成与发展规律。“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20］313“飞入寻常百姓家”即是要求以人民群众熟悉的话语方式和交流习惯，让人民群众在熟悉的语言环境中理解创新理论，这既反映出对意识形态叙事规律的科学把握，同时也深刻解释了意识形态工作中人民民主叙事的话语特征。从一定意义上讲，在文化生成与发展的视角下，意识形态工作也是人类文明中的一个文化现象。文化现象的生成和发展与人密切相关，它反映着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自身的延续以及生存发展的需求，同时也反映着特定时代、特定群体劳动实践的特点， 是人们生存方式的一种突出表现。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而言，意识形态工作的生成体现着一定时代、一定群体的劳动生产与生活实践方式，是人们在探索提升自身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生成的一种凝聚了精神文化、制度文化、活动文化等在内的文化现象。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叙事需要遵循社会主义文化的生成与发展规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体现人民群众劳动生产与生活实践的实际，反映人民群众在劳动实践中的所思所想所需，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习以为常的叙事方式和叙事习惯，进一步创新叙事表达的方式方法以提升意识形态工作的实效。

其次，着力解决意识形态叙事脱离群众实际的问题。“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满足人民精神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着力解决意识形态叙事脱离群众实际的问题。多讲百姓能够听得懂的故事，写“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文章， 让意识形态工作更接地气，把基本原理转变成生动的道理，让意识形态工作叙事更能体现人民民主的特点，将意识形态工作叙事与人民群众的劳动生产、生活实际和文化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让意识形态工作入脑、入心。

4．2 凸显中华优秀文化力量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意识形态工作具有突出的文化属性和文化意涵，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守正创新，离不开对文化力量的深刻把握。

其一，立足文化视角，形成对意识形态工作内涵的科学理解与认识。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共同走和平共处、互利共臝之路。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本国国情， 能否获得人民拥护和支持，能否带来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生改善，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18］460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出发，充分认识并理解各国的意识形态内涵与实质，求同存异，确立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充分展现了唯物史观与中国改革发展智慧的结合，凸显出对意识形态工作文化内涵的深刻认知与科学理解。

其二，坚定文化自信，凸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自觉与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坚定‘四个自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20］ 312。坚定文化自信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保障。“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21］17坚定文化自信，发挥文化的力量，为进一步增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提供了科学指引。

其三，坚持文化自强，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创新发展的文化动力。文化自强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基础上的必然发展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强是建立在对中华文化自觉与中华文化自信基础上的发展大势， 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创新发展密切相关，不仅是中国改革发展大势的必然反映，也是中国改革发展实践的重要文化滋养。因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强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基础上的必然趋势，也必将会反哺和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各项事业，为其提供深厚的文化动力。从文化自强的角度而言，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不仅要遵循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发展逻辑，同时也要积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文化事业同向同行、协同创新、互相滋养，不断增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文化动力。

4. 3 讲好中国故事中国精神

在现代国际社会中，意识形态不应成为各种交往的壁垒。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

落地生根”［19］299。因此，不仅要看到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差异，也要看到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相通之处。讲好中国故事，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创造与各国人民的心愿连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突破意识形态壁垒，是对意识形态文化的深层解读，是对意识形态深层蕴涵和工作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是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性认识。也就是说，“要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塑造更多为世界所认知的中华文化形象，努力展示一个生动立体的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谱写新篇章”。

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面对不同文化交锋的敏感地带，也需要彰显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敢于亮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 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不同地带意识形态工作运用不同态度和方式的理念， 体现了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是中国精神的时代彰显，也是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科学化、精细化的创新性回答。

此外，讲好中国故事还需要在人民群众劳动生产与生活实践的基础上，凸显人民群众内心的普遍情感。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生存方式有所差异，生活习惯也各有特点，但是蕴含于人们心中的爱以及对真、善、美的追求却是普遍存在的。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同样需要讲清楚故事中人们的普遍情感，以情动人、以情感人，在普遍情感的感染和感动中，进一步拉近不同群体之间心与心的距离，增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感染力和凝聚力。

4. 统筹谋划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方略

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内容丰富，工作场域复杂，工作对象多样，这些特点都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统筹规划提出了新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相关论述，充分展现了系统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守正创新提供了时代方略。

5. 1 积极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安全

新时代，互联网成为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较大变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相关论述，蕴含着诸多理论意涵和中国智慧，展现出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规律的深化认知和科学理解。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要“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健全网络综合

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21］44。良好的网络生态是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任务的基本要求，面对这项要求，需要坚持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互联网事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17］336，“我们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17］337。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源于人民对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的需求，同时也服务于人民群众互联网工作守正创新的发展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保障人民群众言论自由、信息获取自由的权利， 是对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规律的深刻把握。

同时，新媒体从业人员人数的增多及网络意见领袖影响力的增大，给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及良好的网络生态提出了较大挑战。“互联网是当前宣传思想工作的主阵地。这个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这部分人我们不去团结，人家就会去拉拢。要把这些人中的代表性人士纳入统战工作视野，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引导其政治观点，增进其政治认同。”

［17］325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既是对互联网意识形态工作面临挑战的最新研判，也是对相关挑战应对策略的深刻反思和创新性探索，反映着对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规律，尤其是营造良好网络生态环境的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规律，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不是网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简单相加，而是在理解互联网思维，诸如把握互联网主客体特点、运用大数据技术、增强用户黏度、优化用户体验等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的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价值导向、工作机理、内容价值、方式方法等。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蕴涵和战略指向，不仅明确了积极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习惯，也指明了要深刻把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在规律。对此，要更加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相关重要论述，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发展，提炼并总结其中蕴含的规律，并将其作为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创新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0. 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

意识形态工作和文化构建密切相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文化建设的视野创新性探讨意识形态工作的守正创新规律。

一方面，以文化滋养意识形态工作创新发展。“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20］18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离不开文化的自觉和文化的自信，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增强意识形态工作创新发展的文化动力，充分展现了对意识形态工作深层规律的科学把握。这就要求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参与者要读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挖掘其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深层滋养。比如，从中华文化历史的角度，理解拥有5000 多年历史的中华民族在文化传承中如何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内容，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意识形态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如何呈现，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意识形态工作，在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中，如何引领文化发展，又如何在文化的发展中实现意识形态工作的持续创新。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的重要动力，也是意识形态工作创新发展的深厚滋养。

另一方面，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发展。“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20］3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科学理解意识形态工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工作的辩证关系，充分展现了对意识形态工作规律的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尤其是在人类现代化发展的今天， 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也使得意识形态工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密切相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是孤立存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发展，需要科学理解意识形态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在二者的深度融合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持续创新发展。

0. 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根本在人才，根本靠队伍”。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形势复杂，需要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专业化发展和协同化创新。构建各条战线各个部门的协同工作队伍。也就是说，“要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实践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统筹发展行政、行业、社会多支队伍的协同创新、共同用力，在理论研究领域亦是如此。“党校、干部学院、社会科学院、高校、理论学习中心组等都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必修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宣传的重要阵地。”可以说，意识形态工作离不开理论工作的研究和宣传，这就需要各方理论研究和宣传阵地协同攻关、同向同行。具体来说，要以实践为导向，把握意识形态工作实践领域的热点前沿问题，提升理论研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通过协同创新平台、课题协同攻关、队伍协同创新机制等方式， 进一步提升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两支队伍的合力。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两大领域的队伍实现协同创新发展，才能在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中推进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创新发展。

5. 结语

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特别是近十年来经历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三件大事，意识形态工作在其中发挥出无可替代的思想凝聚与精神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党建百年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深厚历史，把握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形势，提出了富有时代气息和中国风格的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通过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可以充分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内容，明晰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规律，进而为接下来如何通过守正创新统筹谋划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方略提供指导。不仅可以推动党和国家在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还可以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有力的思想保障和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提升高校意识形态制度效能的路径探究

刘迪

摘要：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高校必须提高认识，采取有效措施， 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升高校意识形态制度效能、强化高校意识形态制度执行是提升高校意识形态制度化水平，破解高校意识形态制度困境的必由之路。高校应从完善意识形态制度体系、提高意识形态制度执行力、强化意识形态制度执行的监督和问责、优化意识形态制度环境四个方面寻求实践路径。

关键词：高校；意识形态；制度效能；路径

党的二十大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高校意识形态建设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和部署，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主旋律更加响亮，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更加稳固。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中不同程度地存在队伍能力不足、工作合力不强、阵地管理不严等问题。制度具有导向、激励和约束功能，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高校提升意识形态制度效能是破解意识形态工作难题、提升意识形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必由之路。

一、高校意识形态制度效能的涵义及影响因素

现阶段，高校意识形态制度的四梁八柱已初步建成，并形成了不同分层、分类、分众的制度体系，解决了“器”的问题，然而“器”能否有效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的能力和水平。[2]在意识形态治理过程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高校必须立足意识形态制度理论与实践，不断强化制度执行力，提升意识形态制度效能。

1. 高校意识形态制度效能的涵义。制度效能就是制度绩效，制度绩效就是制度履行其功能、实现设计初衷和制度目标的能力。[3]高校意识形态制度效能是高校意识形态制度在意识形态治理实践中贯彻执行的实际程度，是既定任务和目标的完成程度，是制度执行力的现实体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目标即落实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牢掌握高校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全面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高校意

识形态制度效能体现为高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引领力等目标的完成和实现程度。

2. 高校意识形态制度效能的影响因素。制度效能是制度建设追求的结果，通过完善制度体系，提升制度执行力，制度在实践中得到贯彻落实，达到预期的方向和目标，制度优势和效能才能充分彰显。根据制度理论，影响高校意识形态制度效能的因素主要由制度体系、制度执行、制度监督和制度环境构成。

一是制度体系。制度体系与制度效能是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的整体。制度是制度效能产生的前提。邓小平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4]（P333）。习近平指出， “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5]。高校意识形态制度效能产生的前提是设计合理、体系完备的高校意识形态制度体系， 这集中体现为高校意识形态制度体系的科学性、系统性、协同性、耦合性和恰适性等。

二是制度执行。制度效能理论认为制度一经制定就必须严格执行，反之， 再好的制度得不到执行，也会形同虚设。习近平指出，“现有制度都没执行好， 再搞新的制度，可以预言也会是白搭”[6]（P129）。制度能否得到有效执行和遵守，关键在执行主体（执行人或组织）。制度执行所需要的一切要素包括执行机制、技术、工具、资源等，都必须通过执行主体才能发挥作用。执行主体的价值观、能力水平和利益倾向对于制度效能的发挥至关重要。在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中，意识形态制度执行主体（高校党政干部、共青团干部、思政课教师、辅导员、班主任、哲学社会科学教研人员、网络宣传员等）的执行意愿和执行能力直接关乎制度效能能否充分发挥。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制度执行意识， 直接决定了制度的构建和落实，并影响到制度的运行与发展，因此需要采取有效方式凝聚制度共识，使制度执行主体产生制度认同和制度自信。

三是制度监督。确保制度时时生威、处处有效，使制度执行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既要靠制度本身的约束力、强制力，也离不开各方面的有效监督。制度执行的必备前提是制度执行主体的能力素质，制度落到实处的根本保障是严厉的监督和问责机制。此外，制度建设不是一阵风的事，制度的成熟定型也需要一个动态演进、发展完善的过程。高校意识形态监督和问责机制能够有效解决制度执行主体“不能管”“不愿管”“不敢管”等问题，通过监督发现问题

根源、提出改进意见，进而推动各项制度日益完善、科学规范、运行有效，为制度效能的有效发挥提供坚实保障。

四是制度环境。制度环境是一个组织所处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社会规范、观念制度等“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制度生态理论关注制度和环境之间的动态性平衡，并认为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与经济、政治、社会、技术等外在环境因素之间存在共生关系。良好的法治环境和文化、制度意识以及目标人群对制度的认同态度会大大提高制度执行力、制度效能，反之，则会阻碍制度执行力的提升，制约制度效能的发挥。高校意识形态制度环境是与高校意识形态治理有关的法治思维、文化期待、社会规范、观念制度等的客观存在。作为一种无形的约束力量和人们无意识接受的行为规范，高校意识形态制度环境对高校各类人群的行为方式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对高校意识形态制度效能的发挥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高校的依法治校理念强、政治生态好、治理水平高、师生意识形态制度认同度高，高校意识形态制度就会得到自觉遵守，制度执行力就强，制度效能就能得到有效发挥。

二、高校意识形态制度构建和运行的困境

制度建设是高校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一环。用制度效能影响因素分析高校意识形态制度建设现状，可以发现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在制度供给、制度执行、制度监督、制度环境等方面存在诸多困境，上述因素阻碍了高校意识形态制度效能的发挥，进而制约着高校意识形态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1. 高校意识形态制度供给“缺位”“滞后”。随着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我国社会转型出现了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多元社会思潮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网络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也给思想领域带来了诸多挑战，高校意识形态制度的恰适性、协同性、动态性明显不足，高校意识形态机制存在制度供给缺位、供给滞后等问题。一是高校意识形态制度设计存在原则性规定多、实际运行机制少、实体性规定多、程序上操作少等问题。二是高校意识形态认同机制存在意识形态判研、预警和应急处理机制滞后，高校内部意识形态协同治理机制不够完备等问题。三是新主体新技术新载体融入机制，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与科研、教育融合发展机制，意识形态话语监督审查机制等方面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

2. 高校意识形态制度“空转”“空置”。随着世情党情国情的深刻变化，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对日益复杂而艰巨的任务，高校迫切需要一支政治态度坚定、思想理论扎实、工作敏锐度高的工作队伍来落实意识形态制度。然而

调查发现，部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队伍能力素质的欠缺，导致制度运行“空转” “空置”，制度执行效果不佳。一是制度执行主体制度意识不强、缺乏敬畏之心。部分高校领导、行政人员、教师的制度意识比较单薄，在执行高校意识形态制度过程中搞变通、搞形式主义，导致意识形态相关制度变异性执行、选择性执行。一些高校党委政治责任、领导责任不强，个别领导干部对意识形态工作认识虚化弱化，缺少大思政、大宣传理念，轻视意识形态及其工作机制建设， 存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二是制度执行主体能力素质不高。个别高校党政干部对高校意识形态制度领会把握不够，缺乏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统筹协调意识形态工作能力不足；个别教师对高校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认识不清、认同不足，将学术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个别辅导员、班主任思想认识不到位，工作经验单一，开展学生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有待加强；个别高校网络宣传工作者业务水平不高，缺乏风险防控意识及应对举措，难以满足维护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需要。

3. 高校意识形态制度监督“空位”“虚位”。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的“持而不久”“重视程度逐级递减”“有禁不止、有令不行”“形式主义、走过场”等问题，除了制度本身、制度执行主体因素之外，监督和问责体系缺位也是出现以上问题的重要原因。如果问责不严，制度执行与不执行一个样， 执行得好与不好一个样，长此以往，就没有人把制度执行当回事。调查发现， 部分高校意识形态监督问责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不够有力，意识形态责任不同程度上存在认识不到位、责任不明晰、分工不明确等问题。二是意识形态工作考核评价体系不健全，督查考核奖惩不落实，存在形式主义、督而不促、考而不核等问题。三是责任追究不到位，纪委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主动监督作用发挥不够。监督执纪问责宽松软，个别高校纪委尚未把意识形态监督视为组织行为纳入监督系统。纪检监督党建团建工作、学生工作、思想宣传工作及思政课教学工作都缺少系统科学的意识形态监督评价标准。

4. 高校意识形态制度环境“弱化”“异化”。高校意识形态制度环境是制约其效能发挥的重要因素，当前部分高校意识形态制度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法治文化建设滞后。长期以来，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中人治思想仍然存在，法治文化氛围不浓、依法治校观念淡薄、法治文化宣传教育不足、法治文化传播方式简单、高校法治体系不完善，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意识形态制度的运行效果。二是高校存在程度不同的政治生态异化。有的高校党组

织管党不严、治党不力，党委领导作用发挥不足，基层党组织建设薄弱；有的高校选人用人把关不严、“近亲繁殖”问题严重，甚至在工程基建、科研立项、职称评审、招生招录等领域腐败行为时有发生；有的高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不到位，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不力，甚至存在师德师风问题。三是制度认同度不高。有的高校对意识形态政策、管理审查、责任落实等缺少必要的宣传，党政干部、教师学生等对相关制度认知不足，对课堂教学、校园媒体、学术研究等与广大师生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制度设计方面，未充分调动起师生参与的积极性，工作时效性、针对性和创新性不足，导致高校意识形态制度认同度不高。有的高校师生受社会、教育、群体、个人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对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着认知不深入、认同情感不稳定、知行不统一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会影响高校意识形态制度效能的发挥。

三、高校意识形态制度效能的提升路径

为提高高校意识形态制度效能，高校应该从完善意识形态制度体系、提高意识形态制度执行力、强化意识形态制度执行的监督和问责、优化意识形态制度环境四个方面寻求提升路径。

1. 优化高校意识形态制度供给是提升制度效能的前提和基础。制度设计和发展完善就要不断提升制度的有效性和适应性，高校意识形态制度体系完善应发挥制度高效、协调、持续的优势，逐渐完善体制机制、补齐制度短板， 推进制度成熟定型。高校意识形态制度体系的完善需要从思想引领、人才队伍建设、阵地管理、党的领导、责任落实等方面持续着力和多元联动，加强制度、体制、机制的衔接，使实体性规范和保障性规范相结合，增强制度的完备性、联动性、针对性和恰适性。一是补齐高校意识形态制度的短板。高校可以通过微观-中观-宏观多维度制度构建，实现意识形态工作整体优化；建立意识形态工作评价机制，找准意识形态工作的着力点；完善安全预警机制，以达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健全舆情会商机制，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新情况、新问题的定期分析研判。二是增强高校意识形态各体制机制的协同。完善不同制度之间衔接、配合的体制机制，实现高校意识形态各项制度的无缝衔接、系统集成和有效运行，使“建起来”的制度在实践中“转起来”。建立党委统筹、职能部门和院（系）联动的组织动员机制，落细落实党委宣传部门的牵头协调，有力推动有关部门和院

（系）的共同参与。高校应整合意识形态应急处理体系、常态化管理体系、

闭环管理系统、责任追究机制，构筑完备的意识形态安全防火墙。三是深化高校意识形态制度创新。促进制度进一步成熟定型，关键在于推进意识形态相关政策在高校落地，并以实践检验改进高校意识形态制度体系。高校应结合自身现实条件，从师生思想动态的现状出发，创新具体运行机制，提高工作的预见性和时效性。

2. 提升高校意识形态制度执行力是提升制度效能的关键。制度执行能力是影响治理水平进而影响制度效能的关键因素。一种好的制度必须掌握在具有相应能力的人手中并加以合理运用，这种转化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执行者要“掌握”并运用好制度优势。[8]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提升高校意识形态制度执行能力，进而提升制度效能是当前高校意识形态制度建设的迫切需要。一是凝聚制度共识，强化制度意识。有效的制度执行，有赖于高度的制度认同和制度自信。一种制度只有在被社会成员普遍接受并内化为信念的条件下才可能真正被奉行，发挥其应有作用。[9]通过常态化长效化学习培训制度，学懂弄通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度优势、价值内涵和精神实质， 解决“知”的问题。加强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理论武装，让高校领导、干部、教师发自内心地理解和认同制度，解决“信”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坚定意识形态制度自信。二是高校党政干部率先垂范，维护制度权威。把制度建设作为高校意识形态治理的根本遵循，将高校意识形态制度执行主体的活动都纳入法治和制度框架，确保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杜绝非制度化手段和做法。作为重点关注的人群，高校党政干部要增强高校意识形态制度观念，树立法治观念，自觉维护制度的刚性约束力，影响和带动广大师生自觉遵守制度，形成依靠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良好氛围。三是提升制度执行素养，把好“入口关”“培养关”和“考评关”。高校应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把制度执行能力作为任用、考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重要依据，通过有计划的培训， 增强队伍的价值引领能力、思想动态研判能力、同错误思潮斗争的能力。四是创新制度执行方式。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制度执行方式，建立线上线下有效衔接和融合的制度执行机制，确保高校意识形态制度执行力的充分发挥。

3. 强化高校意识形态制度监督和考核问责是提升制度效能的必然要求。监督和问责既是强化执行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惩治违反制度行为的重要手段。有效的监督是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力运行迈向程序正义的唯一保障。[10]

因此，提升高校意识形态制度效能要把相关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相结合，形成制度执行的强大推动力。一是落细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列清责任清单，明确具体任务分工，确定高校各领域、各阵地的具体责任人，形成自上而下的全面责任网。二是形成一套科学合理、完整严密而又切实可行的意识形态考核机制。高校应完善考核标准、程序和方法，提高考核效率，将意识形态工作考核作为衡量各部门各级领导班子考核和办学质量考核的核心标准，实现意识形态考核的常态化。三是强化意识形态制度监督，形成全方位意识形态监管防线。高校应突出问题导向，聚焦意识形态监督的重点问题和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的薄弱环节，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日常监督和全过程监督，监督好关键人、关键领域、关键时刻，用监督传递压力，用压力推动落实。高校要明确纪委的职责和作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常规监督和重点监督， 避免各项意识形态工作条例和规章制度成为“纸老虎”，切实增强制度执行效力。四是加大高校意识形态问责追责力度。只有责任而没有追究和奖惩，责任也将淡化。高校要从政治高度把握意识形态问题，坚持严的主基调，紧密结合意识形态治理实际，明确问责的内容、对象、事项、主体、程序、方法，推动意识形态工作问责的硬落实。高校应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增强监督的严肃性、有效性，以高质量的监督和考核问责促进意识形态制度效能的发挥。

4. 改善高校意识形态制度环境是提升制度效能的重要保障。优化高校意识形态制度效能需要营造积极正向的高校法治文化、政治生态和制度执行文化。高校意识形态制度运行环境的培育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需要从法治文化、政治生态、制度执行文化等多方面着手。一是加强高校法治文化建设。制度与法治文化之间具有内在的契合性。法治文化是法治理念、法治意识和法治行为的总和，具有教育、规范、整合等功能。良好的高校法治传统、法治思维、法治行为能为高校意识形态制度良性运行提供重要保障。高校应以依法治校理念为指导，重视程序正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管理各项事务；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开展法治文化宣传活动，在高校形成学法、尊法、守法、护法的良好氛围。二是营造风清气正的高校政治生态。高校政治生态是高校党风政风教风学风的综合反映，是政治发展状况和教书育人环境的集中体现。构建高校良好的政治生态，使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对于拥护“两个确立”、坚定“四个自信”、防范意识形态安全、落实高等教育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大力加强党对高校工作的全面领导，规范权力运行与

监督，加大高校反腐力度；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培育高尚的师德师风和和谐的党群干群关系，营造积极的校园文化和优良的人才培养环境。三是培育高校意识形态制度执行文化。只有体现公平正义原则且为大部分师生所认同的制度，才能得到有效执行。高校要将刚性制度约束与柔性治理相结合，各项制度出台前，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了解和掌握师生的诉求，切实解决师生利益关切；采取有效的激励办法，对遵守制度者给予积极鼓励，增强师生获得感和幸福感；改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话语，完善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机制，发挥家庭教育的正导向， 激发朋辈群体的正效应，进而推动高校意识形态制度效能的提升。

完善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制度机制的思考*

王慧

【提要】完善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制度机制，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的意义。目前面临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机制亟待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机制尚不健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机制还需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体制有待强化的现状，需要不断健全制度框架，筑牢根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切实加强意识形态管理。筑牢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确保党的全面领导、实现党的初心使命；创新新闻舆论引导制度、思想政治教育育人制度，创新方式方法，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完善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制度，全面落实党管意识形态的原则，明确党委（党组）、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构成了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统一体。

【关键词】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制度机制构建路径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上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1]，进一步明确了构建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制度机制的根本方向。

一、完善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制度机制的必要性

意识形态工作肩负着为党举旗、为国立本、为民族铸魂的重要使命，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意识形态制度建设对于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话语权、管理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极端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确定为根本制度，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这既是我们党对现实问题的有效回应，也是谋求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也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暴露和集中凸显的时期。虽然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文化发展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斗争和压力仍是有增无减，这就亟须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凝聚各方共识的作用，适时提出能有效解决现实问题的新见解、新思路、新办法。在此过程中，需要加快构建和完善意识形态领域制度体系，促进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发挥更加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 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重要支撑。

（二）坚持和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保障

回顾百年党史，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深刻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僵化的体系，而是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我们党正是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中，探索和把握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建设规律，创造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得以永葆生机与活力。从制度体系建设的角度，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逐步深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也有利于有效反驳西方国家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进一步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

（三）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深刻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2]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力量，最终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并日益彰显其独特优势。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意识形态工作面临诸多新挑战，在此形势下加快构建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制度机制，将直接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有力抓手，进而更好发挥意识形态的组织动员、思想整合和政治认同功能，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四）提高意识形态工作水平的应有之义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新任务，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制度体系建设方面存在的制度零散、缺乏系统性等问题较为突出，在制度实践层面，执行监督和保障体系仍不健全。因此，加快构建覆盖全面、内容科学、上下贯通的意识形态工作制度体系，就成为提升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水平的重要切入口。在制度内容层面， 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探索积累的各项相关制度，在新的形势下已日益呈现出内容有待完善、举措有待具体、规范有待明确、监督有待强硬等弊端。为更好开展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务必对这些不合时宜的内容进行破旧立新或创新发展。

因此，积极构建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制度机制，就成为适时完善意识形态领域制度、切实解决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具体问题、大力提升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水平的必然选择。

二、完善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制度机制的制约因素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综合而言，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在新时代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依然面临复杂形势，在构建和完善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制度机制面临诸多制约因素。

（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机制亟待加强

随着社会生活不断发生变化，意识形态话语建设也被注入新内涵、面临新挑战。在此过程中，首当其冲的是传统话语表达形式和内容。一些传统话语需要进行重塑和创新运用，使其更好地融入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更好地传递时代之声。譬如，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中，提炼出更多新的范畴、概念和话语，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内容体系，不断增强传统话语的亲和力。

在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中，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机制亟须实现创新发展。随着人民群众个人意识不断增强，人们的思维习惯已发生巨大变化，在此情况下， 意识形态传播持续呈现出差异化趋势，以往长期采用的行政命令式话语表达已不被受众轻易接受。因此，能否采用社会大众普遍接受的话语表达方式、表达符号，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成效。在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机制创新方面，必须不断转变话语方式，注重以大众话语取代文件话语、通知话语、命令话语，注重以日常话语替代理论话语、学术话语、抽象概念， 最终以平等对话的方式传播意识形态理论，在深入浅出中讲出群众内心想听愿听且能听懂的话，最终实现意识形态工作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目的。尤其结合互联网新特征，学会网络话语表达新形式，全方位将网络话语表达与意识形态传播结合起来，在拉近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交”距离的同时，及时回应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现实问题，进一步发挥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突出作用。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机制尚不健全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让人类进入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在此形势下，相较于已经非常成熟定型的传统意识形态传播工作，不仅这些依托互联网日益兴盛起来的意识形态新阵地、新主体尚未受到科学、全面、有效的体制机制的约束， 相应的意识形态传播体系、组织架构、传播渠道和队伍建设等工作也存在不足。

因此，为进一步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务必结合互联网新特征，有针对性地制定切实可行的传播机制，推动新时代意识形态传播机制加速优化升级。

新时代也是互联网时代，人民群众获取信息、传播信息的渠道和方式得到不断拓展，人民群众的思想得到空前解放，其认知水平和意识主动性得到进一步提高。在此情况下，原本鱼龙混杂、目不暇接的信息在广大群众之间频繁交互，诸如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等敏感信息更是在顷刻间造成情绪渲染，这无疑给社会治理和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较大挑战和压力。由此可见，单纯依靠传统意识形态传播机制已难以适应时代变化，亟须优化意识形态协同传播机制， 综合运用各种新兴传播载体，打造意识形态传播交互平台。因此，加快形成各类媒体的联动传播机制，充分发挥各类媒体的独特传播优势，推动各种媒体在意识形态传播中形成深度融合、资源共享全新格局。

（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机制还需完善

在百年意识形态工作实践中，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的意识形态工作经验，有效确保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人心、推动社会发展作用的发挥。但在新媒体日益发展和境外意识形态势力持续渗透的综合影响下，意识形态传播工作正面临严峻挑战。譬如，部分党员、干部存在信仰不坚定、信念不牢固等问题，对意识形态的认同流于形式。“我们大多数干部理想信念是坚定的，政治上是可靠的。同时，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也有的对共产主义心存怀疑，认为那是虚无缥缈、难以企及的幻想；有的不信马列信鬼神，从封建迷信中寻找精神寄托。” [3]譬如，在经济社会多元化发展影响下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多元思想文化的冲击下，部分群众不再单纯地接受信仰说教和理论灌输，转而是自主追求“西式思维”，不自觉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了疏远心理。为此，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必须适应这些变化，致力于构建行之有效的认同机制，引领社会成员更好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对此，根据受教育者的不同情况，统筹创新新时代意识形态认同机制，采用不同的教育方式方法，切实增强受教育者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解和认同。这就要求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创新意识形态认同引领的方式方法与载体，顺应发展形势，适时适度转变话语方式，注重沟通民心民意，努力通过通俗化大众化的传播活动，实现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引领群众、提高群众的目标。体现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覆盖面，打通联系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4]，确保意识形态传播内容与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相契合，进而增强人民群众对意识形态认同感。

（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体制有待强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充分显现。与此同时，各种敌对势力对我国根本制度、发展道路和内外政策的攻讦之声此起彼伏，一些西方国家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企图昭然若揭，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变得异常激烈。面对严峻的内外形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需要做出相应调整，新时代党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体制机制需加以完善。

高度重视发挥意识形态在凝心聚力、引领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我们党干事创业的宝贵经验。但在具体实践中，诸如领导弱化、党员领导干部意识淡化等问题仍时有发生，一定程度影响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整体质量和成效。譬如，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弱化，堂而皇之为西方国家的价值观摇旗呐喊。长期以来，以“历史终结论”“普世价值”“金钱万能”为代表的西方意识形态在国内大行其道，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造成冲击，部分党员、干部在此过程中对西方制度产生幻想，把西方理论奉为圭臬，我们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此外，近年来，西方思潮打着“自由”“普世”的旗号公然挑战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此背景下，一些人打着“寻找历史真相”的幌子，行历史虚无主义之实，公然抹黑、歪曲党史和新中国史，污蔑贬损革命先烈，也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各级党组织在具体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必须落实好党中央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相关决策，坚持齐抓共管，注重过程，抓出实效，加强完善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管理机制，确保意识形态工作能够环环相扣、抓铁留痕、循序推进，为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三、完善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制度机制路径

推动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制度机制的不断完善，要不断健全制度框架，筑牢根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切实加强意识形态管理。筑牢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在守正上下功夫，确保党的全面领导、实现党的初心使命；创新新闻舆论引导制度、思想政治教育育人制度， 创新方式方法，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完善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制度，全面落实党管意识形态的原则，明确党委（党组）、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这些我国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制

度、重要制度、基本制度构成了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统一体。

（一）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明确提出来，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伟大创举，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长期领导思想文化建设的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和形成的方针原则，充分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

第一，贯彻落实党的创新理论为基本遵循。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 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在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广泛宣传这一最新理论成果，全方位、多维度涵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推动全党全社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通起来，深刻把握伟大思想的理论逻辑；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贯通起来，深刻把握伟大思想的历史逻辑；同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联系起来，深刻把握伟大思想的实践逻辑。

第二，加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加快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新时代赋予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特殊使命，是增强我国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保证，也是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的内在要求。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与完善。正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5]在构建与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过程中，运用发展的眼光、辩证的态度，具体地、历史地理解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道路等一系列现实问题， 进而逐渐形成科学的话语体系，更好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第三，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基础工程，是一项重大的理论创新工程。在新时代，准确把握时代新要求，把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为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与时俱进推动党的理论创新，运用

创新理论武装头脑，着力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实理论支持和学理支撑。大力开展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问题研究，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为党和国家战略决策提供高水平高价值的参考。立体式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师生头脑，使广大青年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积极传播者、坚定践行者。

第四，建立健全思想理论学习制度。党的性质和担负的使命，要求我们党始终注重学习、善于学习、不断学习。一是不断完善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二是推动党内集中学习教育和全社会宣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结合具体落实情况来看，其一建立健全学习教育组织机制。其二建立健全学习教育规划机制。其三建立健全学习教育交流机制。其四建立健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机制。三要加强重大思想理论问题辨析引导，并不断制度化规范化，这有助于全党、全社会在思想上正本清源。在健全思想理论学习制度过程中，我们既要科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 又要在实践基础上对其进行丰富和发展，做到始终坚持以科学的系统思维、历史思维和战略眼光审视重大思想理论问题。

（二）创新新闻舆论引导制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要“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6]，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完善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意识形态制度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

第一，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决定》强调新闻舆论工作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7]”的基本方针，这是客观反映当代中国社会主流思想和文化的需要，也是激发全党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的现实需要。其一是旗帜鲜明讲政治，壮大主流舆论。聚焦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等主题，准确、科学、全面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准、及时、系统宣传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其二是广泛关注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多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工作生活，切实将党和政府所办与群众所盼统一起来，不断

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作品，增强新闻舆论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其三是创新方式方法，提高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充分运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提供差异化、分众化的新闻信息服务，构建舆论宣传新格局。其四是统筹好正面宣传与舆论监督。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和阴暗面，激浊扬清，针砭时弊。

第二，推进网络治理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加快建立新时代网络空间综合治理体系，全面推进新时代网络空间治理现代化。其一，推进网络空间治理的法治建设。加快建立健全网络空间治理法治体系，形成上位法与下位法、专门法与援引法以及法律与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法源之间协调统一的格局，实现“网络无边界、法律无死角”。其二是发挥多元网络主体力量。政府、社会团体和组织在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和提供网络服务方面应积极发挥作用，形成协同效应。其三是加强多维治理。加强对社交媒体的宏观调控以及组织协调的主导作用，加强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防护，加强网络安全信息统筹机制、手段、平台建设，加强网络安全事件应急指挥能力建设，做到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

第三，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媒体融合的助力下，全媒体应势而生，并以其强渗透与场景附着、社交增能及传受时空关系重构等传播特点，深刻改变了我国的媒体生态与传播格局。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形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8]这已成为我国媒体行业转型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 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了我国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中的三个着力点和未来发展目标。一是以内容建设为根本，构建全媒体传播内容体系。二是以先进技术为支撑，构建全媒体传播技术体系。三是以创新管理为保障， 构建全媒体传播的管理体系。统筹处理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大众化媒体和专业性媒体的关系。

第四，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交汇期，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既能有力反击西方舆论攻击和恶意抹黑，也能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第一，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制定国家总体对外战略和国际传播总体规划，明确总体发展思路，确定中长期和短期目标。第二，调整力量布局和拓展渠道平台。强化国际传播主体的多元协调，打

造政府部门、媒体平台、社会大众三位一体的多元国际传播主体格局，推动舆论传播更加适应全球治理新变化。第三，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打通和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文化，充分了解国外受众的历史传统、文化风俗以及语言表达习惯，寻找双方对话的最大公约数，求和存异，努力形成中国表达、中国修辞、中国语意。

（三）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育人制度

习近平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9]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育人制度，以立德树人为主线，增强育人实效， 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筑牢意识形态主阵地。

第一，深化理想信念教育。党的二十大指出，“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10]。百年党史深刻表明，铸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是我们党在壮阔征程中把稳思想之舵的重要保障，也是在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动力之源。其一，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始终坚持把充满科学性和真理性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不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其二，利用红色教育资源。将红色资源有效运用于广大干部群众的宣传教育中，加深其对红色文化内涵、党史的深刻理解，引导其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增强其国家意识和家国情怀。其三，健全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教育长效机制。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 让全体党员始终牢记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让“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内化成理论信仰，外化成行为习惯、实践遵循。

第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保持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其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全过程。即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细化为各项法律条文，进而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行为操守和行为习惯。其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道德建设全过程。充分结合各地域、各行业、各单位、各人群的特点，将其全面融入乡村民约、社会公约、行业准则建设，使之成为广泛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公共法则。其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国民教育全过程，坚持面向基层、面向群众，尤其是要面向青年学生；同时注重社会实践的养成路径，让书本知识与社

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第三，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紧迫、艰巨而复杂的工作。其一，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大力弘扬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大力弘扬改革开放精神、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优秀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使之成为人民精神生活、道德实践的鲜明标识。其二，面向全体公民展开。一是塑造先进典型，以先进模范作引领。二是以主流声音引领新时代主流价值取向， 彰显社会道德制高点。三是将道德建设融入群众生活，增强宣传教育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其三，体现到法治建设全过程。发挥法治对道德建设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将“最大公约数”体现到法治建设全过程，在法律法规中鲜明呈现道德取向。

第四，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面向未来，务必将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项战略工程、固本工程、铸魂工程抓实抓好。一是强化政治责任。明确办学方向，从战略高度认识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落实立德树人中心任务，把牢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把人才培养作为第一要务，努力为党和人民培养一大批时代新人。二是优化教育教学。统筹教师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一方面教育引导学生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另一方面引导广大教师正确处理学术自由与政治正确的关系，积极宣传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主张。三是完善保障机制。把思想政治教育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宣传部门牵头、群团主抓、部门联动的多管齐下、全员参与工作格局。同时，强化相关学科建设， 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优化思想政治教育骨干队伍，切实解决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后顾之忧。

（四）完善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制度

完善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制度，是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重要手段，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党管意识形态、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举措。

第一，坚持和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一是健全党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体制机制，包括“谁负责”“如何负责”“为何负责” 等基本要求。抓好“关键少数”，在党管意识形态工作过程中真正实现各级领

导干部守好“责任田”的目标。二是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意识形态战线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原则，理直气壮弘扬新风正气，推动相关单位相关部门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三是构建大宣传工作格局。加快形成上下互通、横向联动、齐抓共管的大宣传工作新局面。各级党组织加强对重大问题的研判，切实推动意识形态工作重大部署、重大任务的统筹和落实。

第二，健全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制度。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是完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任务。首先，强化阵地意识，守住守好意识形态阵地。始终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落实和强化主管主办和属地管理原则。其二，提高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的信息化水平。紧密结合科学技术发展，善于将现代通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运用到舆情发现、分析研判、应对处置、评估反馈全过程和各环节。其三，提升意识形态管理的制度化水平。各级党委宣传部门从战略层面加以高度重视，树立全局观念、系统观念，坚持把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制度化、法治化作为保障意识形态各项工作有序开展的制度支撑点，稳步推进、力争实效。

第三，健全意识形态（舆情）分析研判和通报制度。我们需要准确把握广大干部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变化、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发展及其对舆论生态的深刻影响，不断提高对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发现力、研判力、处置力。其一，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即全面加强对重点领域、重要节点、重大事项的监测监管，及时排查风险隐患，及时掌握各种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下好先手棋。其二，建立信息共享的合作机制。综合运用各方面掌握的信息数据资源，加强大数据挖掘分析，构建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其三，强化联动工作协调机制。坚持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密切联系、互相协调的原则， 强化应急联动，统筹调度管理，加强“情景式”的应急演练和培训。

第四，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检查考核制度。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我们需要把握意识形态工作规律，总结意识形态工作经验，紧扣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新变化，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一是始终坚持正确政治导向，自觉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放在首位，坚持服务大局、服务决策。二是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日常监督检查。各级党委（党组）把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落实到日常工作当中，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考核机制，明确检查考核的内容方法程序。三是在巡视巡察中

开展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专项检查。通过严格的巡视巡察，各级党委（党组）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思想自觉、责任自觉、行动自觉得到显著提升，许多长期困扰意识形态工作的问题、难题得到及时发现和有效解决。

网络舆情生态视角下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探析

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赵靖

摘要：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及各种新技术的普及应用使得网络舆情生态变得日益复杂，成为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变量。在网络舆情生态中加强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有着重要的价值意蕴，是新时代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引导研究的重要课题。然而，舆情生态、媒体格局、信息传播样式的深刻变化，使得高校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面临主流价值导向、舆情风险管理、技术风险管控等挑战。有效应对这些挑战，需要构建集领导机制、管理机制、传播机制、协同保障机制于一体的全新引导机制，以期更好地在网络舆情生态中提升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效果。

关键词：网络舆情生态；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探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一贯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巨大变化是互联网高度发达，网络舆情纷繁复杂，这是以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所没有的背景。党的十八大以来，互联网综合治理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1]。互联网综合治理是具有高度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重大课题，涵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个领域，其中网络舆情生态系统的综合治理是关键部分。

舆情是指各阶层人民，对自己比较关心或者与自身利益具有很大关联的事情所表达出来的意见与态度等。网络舆情是舆情的一种，是指广大网民的利益会受到一些公共事务的影响，网民通过网络来发表自己对这些公共事件的看法、意见等，这种舆情就是网络舆情[2]。将生态学引入网络舆情中，实际上是以生态学的观点研究网络舆情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共同演进，网络舆情其自身诸多要素组成的特定结构，其内在的系统性与生态学系统观点具有天然的耦合性。生态学ecology一词源于希腊文“oikos”，表示“住宿”或“栖息地”，词尾“logy”表示“学科”，是“研究生物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与生物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3]。网络舆情生态是指影响网络舆情产生、发展、变化的复合生态环境，是包含各种网络舆情及其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生成的动态空间[4]。网络舆情的复杂性造成了网络舆情生态的复杂性。在

网络舆情生态系统中，舆情事件、舆情主体、舆情环境，各要素彼此不断交换信息和能量，使整个系统在彼此联系中保持动态平衡状态。网络舆情生态中各要素的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使高校意识形态斗争处于前所未有的复杂环境。因此，本文以网络舆情生态为视角，分别从价值意蕴、时代新特征、风险挑战三个维度着手，深入探讨网络舆情生态中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构筑网络舆情生态中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引导的创新机制，以期因应变局、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和引领力，积极推动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工作落地见效。

一、网络舆情生态中加强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引导的价值意蕴

将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放在网络舆情生态视角下考量，高校大学生在网络舆情生态中承担着重要角色，既是高校网络舆情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也是高校网络舆情的制造主体，还是受到高校网络舆情影响的客体。网络舆情作为意识形态的新型传播载体，传播受众面较传统媒体大大增加，但面对当前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依然激烈的严峻局面，大量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涌入正在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在复杂的网络舆情场域中，部分大学生网民对网络舆情的本质问题认识不深，容易形成偏激、冲动的非理性认知并感性发声，由此衍生的错误思想和言论容易成为高校网络舆情危机的温床”[5]。大学生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更容易受到心理干预和各种思潮影响，部分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价值观念混乱，自主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觉悟不高。在此背景下，提升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引导能力关系到人才培育、高校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一）维护和强化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迫切需要

意识形态安全事关国家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大学生是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争夺的重要人群，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程度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网络空间多主体参与、泛媒介化、拟态化的特征加剧了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难度。一方面，大学生作为高校网络舆情的主体，其主体结构同质性强，舆情传播圈层现象泛化，社群茧房效应凸显。大学生正处于“半社会人”的状态， 价值观和人生观发展还不够成熟，面对纷繁复杂的舆论场，容易产生困惑、迷茫和怀疑，从而引发过激言论和行为，造成高校舆情危机蔓延；另一方面，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国际形势风云变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网络意识形态的斗争从传统实体场域向网络虚拟场域延伸。意识形态

领域斗争从以往的“明争”和“阶段化”散播向“暗斗”和“常态化”转变， 通过技术管控、舆论传播、话语掌控等多种手段企图加大意识形态渗透力度， 培养所谓的国内外“公知”“大V”“意见领袖”，在国内媒体发表各种“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等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相违的有害信息，借此抨击我国国家体制，企图对高校大学生进行舆论渗透、思想迷惑和精神管控。“任何政治力量或社会力量，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必须夺取和掌握阐释的权力”[6]。据此，我们须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高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旋律，加大主流意识形态的阐释能力和宣传力度，高度重视网络舆情和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工作，牢牢把握网络舆论主导权，站好守稳高校意识形态阵地。

（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内在要求

高校与国家政治、社会生活关系密切，是社会重要的窗口，是社会各种文化思潮和矛盾的集聚地，也是防范各种意识形态网络渗透的前沿阵地。网络舆情生态的复杂性加速了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拜金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思潮的传播速度和范围，多元化的非主流意识形态挤压了正常舆论空间， 内忧外患的大环境使高校极易成为网络舆情危机事件的敏感场所，主流意识形态面临“失语”风险。同时，由于高校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极易形成庞大的网络信息源，左右社会事件、干扰社会稳定。一方面，大学生作为网络舆情主体的重要力量，教育者只有全面把握网络舆情状况，才能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互联网的交互性、渗透性、快捷性为意识形态的渗透和衍生提供便利，普通民众不仅是单向信息的接受者，也可以成为发布者，只有真切了解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和利益诉求，才能有的放矢地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引导； 另一方面，只有科学运用网络舆情，才能实现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引导的现实性。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是现实的一种虚幻表现：它是人们实现他们与现实关系的方式”[7]。以网络舆情生态为视角深入分析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相关问题，正是立足于意识形态与高校大学生的现实关系，有利于创新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方法，更好地提升大学生对国家政治制度、社会现象、政策法规的理解能力，高效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功能、引领功能、抵御功能，促进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完善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提升教育治理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三）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时代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8]。深刻解读了新时代党和国家对人才的需求，为高校在新时代的人才培养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即“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新媒体技术改变了传统媒体格局和信息传播方式，重构了信息流通体系，舆情信息的承接转移、扩散与互动在各层媒介之间流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全媒体传播生态链。高校网络舆情“不同于其他社会舆论的热点问题，它表征出的状态具有突发性和广泛性特征，与青年学生密切关联的舆情信息极易在事件发生后被自媒体迅速传播和放大，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9]。一方面，高校要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以网络舆情生态为视角，要求高校深刻把握网络舆情传播规律和大学生身心特点， 重视高校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和教育手段，巩固和壮大主流意识形态，提升大学生网络素养和水平；另一方面，大学生是网络舆情中最活跃、最积极、最敏感的群体，其特殊性容易被各种错误思潮误导影响成人成才。高校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阵地与各种新思想交锋地带，正确的观点不去占领，错误的、反动的观点必定去占领。在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日益激烈的新情况下，高校必须系统而深入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开展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和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增强大学生对待网络舆情事件的认识和判断力，自觉抵御各种错误思潮在高校的影响和蔓延，正确引导舆论正向良性发展，强化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对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人才有着重要价值。

二、网络舆情生态中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引导的时代新特征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舆情成为大学生运用网络载体表达观点的重要平台。高校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是我国教育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体现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关系着高等教育如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大计。据此，在网络舆情生态环境中，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在舆情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样态下呈现的时代新特征必须引起我们重视。

（一）舆情生态：拟态化和去主流意识形态化的典型样态

一方面，网络特有的隐匿性、虚拟性、自由性使传统的舆情生态系统出现

拟态化倾向。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加速了网络舆情生态系统技术性、交互性、人文性和社会性特征，推动了各大新媒体的形成和应用，加速了信息传播的内容和范围，为网民提供了选择议题、发布言论、讨论话题、制造舆情方式和手段。网络技术因其便捷性加速了信息传播的效力，打破了传统由官方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扩大了舆情主体的参与范围和表达观点的权力。在所营造的这种生态环境中，也促使大学生网络舆情群体思考与舆情传播方式的迅速变化，使得高校网络舆情生态自然出现拟态化特征。这使得原本就复杂的舆情生态环境更加复杂。另一方面，网络舆情生态的拟态化特征一定程度解构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使网络舆情生态面临去主流意识形态化的趋势。在拟态化的网络舆情生态环境中，舆情主体可以借网络平台更加自由真实地表达意见、宣泄情绪，加速了多元社会思潮和价值观的传播，增强了网络舆情生态系统去主流意识形态化的趋势。同时，网络舆情生态环境中的“泛娱乐化” 趋势加速了主流意识形态引导的难度和风险。“网络‘泛娱乐化’所滋生的价值虚无主义，不仅造成主流意识形态崇高价值的遮蔽与消解，而且对作为凝聚社会价值共识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精神进行分化”[10]。“泛娱乐化”的传播趋势为大众营造出一种“娱乐至死”的网络空间，其借助大数据、“算法” 等技术精准推送各类娱乐信息，其宣传的内容逐渐稀释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带有反权威性和去中心化的价值误导性，一些非主流的理念挤压了正常的网络舆论空间，大学生沉浸在其营造的虚拟的娱乐陷阱，极易忽视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色彩，一定程度解构或重构着主流意识形态，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和向心力。

（二）媒体格局：多主体参与、多价值导向、舆论动向多变

其一，互联网多主体参与呈现出价值多元化特征。网络特有的开放性、自由性和交互性特征使微信、微博、抖音、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成为信息传播的主力军，出现“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发言人”的信息交互性特征， 大学生网民扮演着信息的传播者、舆情传播者、意见表达者的多重角色，呈现出信息双向互动的传播过程，弱化了传统传播过程中的“把关人”的作用，增强了信息去中心化的趋势。其二，多重价值导向叠加。在技术赋能的传播技术下，网络媒介多主体参与，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涌入且快速扩散，多种意识形态以社会舆论的形式反作用于受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主体行为中，对高校大学生现有的社会价值体系和行为方式进行重建、摧毁或再造，

这对思想理论格局构建和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构成潜在风险。其三，舆论动向多变。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拓宽了舆情主体的话语权，网络用户可以自由表达诉求、参与议题设置。大学生作为网络舆论空间的主体，社交媒体中“意见领袖”， 可以是高校某社团的领导者，也可以是校内外的“网红”，其成为舆情传播中的最有能量和活力的引导者，影响着舆论价值导向。高校网络舆情主体同质性强，以及舆情内容开放复杂的特点极易产生“信息茧房”，甚至引发网络群体极化现象，最终导致舆情危机事件产生，影响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成效。

（三）传播样式：扁平化和去中心化的全媒体传播体系

一方面，全媒体传播下的信息流动打破了传统金字塔式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呈现出扁平化和去中心化的传播特征。进入全媒体传播时代，颠覆了传统单向度、线性的传播模式，多向度、散播式的传播格局逐渐形成，互联网的网状分布式和开放的结构特点使得网络不受中心控制，传统“把关人”角色被淡化，人人都有机会成为舆情的制造者、传播者、消费者，促使网络舆情的传播样式呈现扁平化的特点。高校作为网络舆情信息传播的重要阵地，面对纷繁复杂的舆情信息，加之大学生身心发展的特殊性，极易产生圈群效应，对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引导造成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全媒体传播下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舆情传播，表现出去中心化的特质。信息的平等加剧了主流意识形态被舆情反噬的风险。网络时代中“诸如‘片面、重复、倒位’等负面效应便将中国人原有的理性逻辑肢解成碎片化的理性认识，‘偏激、武断、情绪化’等负面心理效应便对原有的理性空间进行挤压”[11]。网络公共领域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信息，同时也混杂着一些不良信息，整个社会传播结构被重塑，舆情传播呈现出扁平化、去中心化的新型传播样态。在此传播样式下，一些暗含错误社会思潮的舆情信息依托新媒体平台隐匿于大学生群体中，在大学生圈层中渗透和传播， 易引发异化共鸣现象，高校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随之而变化，表现出的社会行为也随之调整，直接或间接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效果构成威胁。

三、网络舆情生态中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引导的风险挑战

网络舆情的发展一定程度反映了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和价值取向，大学生又是各大意识形态阵营争夺的重点对象。面对新时代复杂的网络舆情生态，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在价值导向、舆情风险管理、技术管控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这对当下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提出了新的现实挑战。

（一）价值导向风险：多元社会思潮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

互联网中多主体参与必然带来价值观多元化，每个网民都成为舆情信息的发布者、传播者和表达者，从而实现信息的多向互动。海量信息充斥着网络空间导致“信息泛滥”，多元化、碎片化的信息呈几何式传播，健康信息和有害信息混杂，舆情传播主体多元、舆情传播信息繁杂琐碎、舆情传播内容价值多元、舆情传播模式多样化等，这些都造成舆情传播的“去中心化”，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作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主阵地’，高校始终是西方敌对势力的主要渗透对象”[12]。一方面，大学生群体作为网络舆情传播的重要力量，其中既有“意见领袖”，也有“沉默群体”， 由于身体和生理正在发展期，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正在形成阶段，极易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产生不理性的行为，其主体结构相似、群体活跃度高易产生跟风行为，形成“同群效应”，这为多元社会思潮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网络信息的自由性和开放性增强了网络监管的难度，负面舆论挤压正面舆论空间，非主流话语权挤压主流话语权，严重破坏高校网络舆情生态环境，干扰大学生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冲击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对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引导造成威胁。

（二）舆情管控风险：新的舆情传播模式威胁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力

网络信息的传播模式改变了传统的舆情生成和传播样态。在舆情传播过程中，传统传播媒介作用被弱化，舆情传播过程融合了单向传播、双向传播和多向传播，呈现出多层多向的动态发展传播样态。从传播结构来看，传播媒介以多向度的网状结构高速传播，舆情传播打破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传播模式，传播客体与传播主体相互转化，由传统的单向度、线性的传播模式向多向度、散播式的传播模式转变。在新的舆情传播模式下，一方面，网络舆情突发事件易演化成危机事件，影响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成效。大学生群体活跃度高、对网络舆情事件以及网络热搜的敏感度和兴趣性强，容易成为不实舆情信息传播者，若被某些利益群体利用，在“意见领袖”和“网络推手”的助推下， 网络舆情倍速传播，小舆情变为大舆情，简单问题复杂化，负面情绪和群体焦虑蔓延，给高校舆情管理者带来一定压力，若处理不及时，突发舆情事件将转变为危机舆情事件，从而引发舆情危机。另一方面，网络舆情生态环境复杂多变增加了舆情风险管控难度。网络新技术的多元传播模式加速了新时代网络舆情生态环境的复杂多变，网络舆情中蕴含的多元价值观挑战着马克思主义的指

导地位，容易诱发各种舆情风险隐患，加大了高校舆情管控的难度，而目前许多高校在舆情管控方面缺乏整体的系统性，重事中应对，轻事前应对，重视具体事件的处理而忽视整体舆情环境的塑造。一些高校在处理舆情时仅停留在对敏感信息和有害信息的排查、删帖、监管等初级阶段，而缺乏对舆情主体合理诉求的深入了解和人文关怀，在舆情管控中重“堵”不重“疏”，这样粗暴的管理方式无疑增强了高校大学生的逆反心理，这都使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工作面临风险，强化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功能成为当前高校意识形态治理的迫切需求。

（三）技术管控风险：新技术裹挟资本加剧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

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5G、算法等新技术的发展和大规模应用，加速了舆情传播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趋势，网络信息呈现出海量聚集、加密传输、精准推送的新特点，加之资本与新技术合流更是加剧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的风险。一方面，资本与技术共谋下舆情内容真假同构，加大了有效信息的甄别难度，也加剧了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的风险。“全球化时代，要特别注意技术和资本合流干预乃至侵入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问题”[13]。网络全球化下， 西方国家利用各种新技术和新手段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方式。流量至上的年代，资本为获取更多流量和点击率，利用各种新的技术和平台，在大数据加持下以用户偏好为导向进行算法推荐，根据受众特点实现精准化推送，由“人找信息”变为“信息找人”，实现对信息和人的精准与高效匹配，这造成新闻把关权转移和意识形态传播效果评价体系的重塑。网络化背景下，“把关人”角色被弱化，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在国内外新媒体平台，如抖音、快手、Twitter、Facebook等平台有意无意散播意识形态领域相关信息，许多错误思潮涌入侵占正常网络舆论空间。另一方面，部分高校网络舆情技术管控能力较弱易引发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在新技术裹挟资本情况下，网络舆情生态中舆情主体多元化、舆情内容多样化、表达方式纷繁化，增加了舆情信息的精准化和高效化传播，舆情信息中所暗含的意识形态问题也随之传播扩散。高校是传承国家创新知识和思想文化的重要场所，是国内外社会思潮传播发展的集聚地，是各种新思想、新知识、新理念、新思潮的发源地，多元思想文化在高校的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但是目前许多高校舆情技术管控能力跟不上技术发展的速度，网络舆情监测技术较为落后且设备陈旧，这些直接影响高校对网络舆情所诱发的突发事件的处理水平。因此，高校应及时更新网络舆情监测

技术和设备，提升网络舆情技术管控水平，增强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科学化能力和专业化程度。

四、网络舆情生态中加强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引导的机制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站稳高校这一人才培养“主阵地”，就要“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使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14]。当前，各大高校逐渐重视并建立起一套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的意识形态管理体系，但是面对网络舆情生态中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工作呈现的新特征和需要应对的风险挑战，亟需进一步完善高校现有的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工作体系。基于此，高校必须立足于新时代下的网络舆情生态，从以下四个方面创新完善主流意识形态引导的工作机制，推进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一）领导机制：以党管媒体为根本原则构筑高校网络舆情治理的顶层设

计

一方面，坚持党管媒体的根本原则，壮大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党对网络媒

体的全面领导，必须全面落实网络舆情工作的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筑牢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高校应强化价值引领，利用大数据、算法等先进技术强化“议程设置”，提升议程设置主体的政治素养和媒介引导力， 创新议题设置的内容表达，激活高校群体中“沉默的大多数”，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成效。另一方面，注重以互联网思维贯穿于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落实，构筑高校网络舆情治理体系。“规范网络文化，利用网络创新净化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阵地”[15]。高校管理阶层应以习近平的网络安全观为指导，加强党对舆情工作的领导，积极利用网络舆情这一新的载体创新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开拓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渠道。同时统筹线上线下两个“舆论场”， 并结合自身文化特色塑造网络文化育人品牌，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守正创新、壮大主流舆论阵地。

（二）管理机制：以高校舆情防控技术治理为契机构建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管理体系

一方面，提升网络意识形态主体责任意识，构建高校网络舆情技术监控体系。压紧压实高校各级党委责任，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尽管高校管理人员对网络舆情的管控重视程度逐步提升，但是对管控方案的研究依然处于起步阶段”[16]。面临网络舆情生态中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呈现出的意识形态斗争白热化、网络公共领域拟态化、信息传播多样化等诸多特点，以及高

校管理方面的主体观念陈旧、理论创新不足、问题敏感度不够、监管技术滞后等问题，更应根据网络舆情传播和发展特点，利用大数据建立高校舆情自动分析系统，为高校舆情治理提供技术支撑，通过技术治理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成效。“要充分发挥大数据技术能够迅速从海量技术中提取有用信息和区块链技术关联性强等技术特点和作用，加快信息提取速度，加大信息搜索范围， 加强风险因素的关联分析，实现由单一风险因素模糊预警向多元风险因素精准预警的转变”[17]。同时，构建驱动型利益诉求机制，深入学生内部开展调研工作，充分了解学生所思、所想、所求、所做，在充分把握网络舆情传播规律和主体利益诉求规律的基础上精准施策，构建有效的高校网络舆情技术监控体系，做到对高校网络舆情危机及时发现、精准分析和高效处理。另一方面，注重运用网络最新技术，以科技赋能构筑高校舆情预警防范机制。“在融媒体时代，高校需要与时俱进，学习最先进的网络技术，建立一套与自己高校相匹配的舆情监控系统”[18]。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增强科技治网用网能力，用主流意识形态驾驭和导向“算法”，及时捕捉舆情传播的各类风险挑战，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舆情信息，并实时监测预警。同时，高校应建立舆情中心等专业机构加强涉意识形态舆情的分析研判，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从技术和制度两方面整合线上线下两个舆论场，加强舆情分析的前瞻性和预测性，提升网络舆情生态中高校主流舆论引领力。

（三）传播机制：以网络舆情平台为载体构建立体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大宣传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宣传报道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宣传思想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就要放在哪里”[19]。一方面，加快高校自主网络舆情平台建设，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力量。高校应加快媒体技术革新，建立自主可控的网络舆情平台，减少对商业平台的依赖，壮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发挥新旧媒体融合优势，将传统校报、宣传栏与抖音、微信、微博等相融合，运用议题设置等方式拓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宣传路径和引导力，将主流意识形态输入到网络舆情平台中，以互联网思维增强对热点舆情事件的分析，挖掘网络舆情正能量在价值导向和宣传引导的作用，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空间。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战斗力，提升高校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使青年大学生将主流意识形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并成为其学习、科研、工作的行动指南。二

是创新网络教育载体，增强高校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话语形式的时代感和鲜活性。“当前，敌对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方法更加隐蔽、更加灵活，需要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斗争意识、警惕意识和工作意识。善于在新媒体空间传播正能量， 主动占领网络阵地”[20]。高校可培育新型“意见领袖”，加强与正能量的网络大V、“网红”合作，创新主流意识形态引导的教育形式和话语方式，也可就具体舆情事件为载体，通过拍摄小视频、微电影、舞台剧等方式吸引大学生进行话题探讨和正向价值引领，拓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渠道，丰富主流意识形态引导的话语本体、话语主体、话语载体。“利用新媒体平台的技术优势，以亲和方式进行裂变式传播”[21]。充分把握网络舆情传播在潜伏期、扩散期、爆炸期、回落期的传播规律，挖掘网络舆情事件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因子和现实依据，运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鲜活语言做好网络舆情引导和话语阐释，创新话语宣传机制引发学生共鸣，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作用。此外， 积极利用数字化、网络化战略，以科技赋能构建高效能的技术传播机制。运用大数据、算法等新技术，结合高校信息技术优势宏观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和舆情发展态势，积极发挥高校网络舆情引导作用，更好地把握意识形态教育的主导权和主动权，更有针对性地对大学生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及时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领域危机。

（四）协同保障机制：以多元主体参与为原则构建网络舆情综合协同治理体系

当前许多高校在舆情引导方式方面比较陈旧，无法适应新媒体时代多元、复杂、广泛的网络舆情生态环境。一方面，高校应打破传统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固化思维，成立高校网络舆情管理领导机构，搭建多元主体共治的新型组织构架。高校各级党委要强化主体责任意识，把握新时代网络舆情生态的时代新特征，深刻认识到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对国家安全、社会发展和学生成才的重要作用，形成宣传、教学、学工、信息部门等多部门多主体多元共治的组织构架，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加强舆情监督和管理，及时监督和掌握高校大学生的思想动态，积极把控主流舆论导向，有的放矢地增强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效果。另一方面，构筑高校与社会机构多主体参与的舆论引导范式。“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工作，理想的构架无疑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学校党委、教师、市场要素与社会机构等各个方面，构筑共治化的舆论引导范式”[22]。长期以来，单纯依靠高校进行舆情监管治理，成效相对低效，简单的舆情事件经

过圈层化传播极易引发“蝴蝶效应”，对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必须形成政府、企业、高校、媒体、网民等多主体参与的共治化综合治理格局，以权责清晰、职责分明、协同治理为原则，运用经济、政治、法律的综合手段，打造社会——网民——高校等多层次的利益共同体，增强网络舆情生态治理的保障力。另外，紧密把握新时代网络舆情的特点，利用大数据优势搜索网络空间中各环节传播的重要主体和关键点，提升其在主流意识形态舆情引导的频次和导向性，更好地实现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多主体合作模式，构筑多主体参与的网络舆情综合协同治理格局。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鲜明特征

张俊

〔摘要〕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是习近平立足新时代对我国意识形态工作作出的科学分析、研判与应对，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新时代的创新性发展。特征揭示本质，本质决定特征，本文从理论底色、政治立场、全球视野、传播理念、实践品格、话语风格六个维度揭示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鲜明特征，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唯物辩证性、价值取向上的人民中心观、对外文化交往的开放合作性、以斗争求团结的改革创新性、工作作风的问题导向性以及表达方式的鲜明生动性。全面把握这些特征不仅有利于深刻认识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本质、地位与作用，更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与感召力。

〔关键词〕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文化自信

为迎接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为什么要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怎样加强意识形态建设”这一时代课题，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地位与作用、特点与规律、理念与方针、策略与方法、原则与目标①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深入阐释，形成了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这一论述具有鲜明的理论特征和时代特征，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新时代的创新性发展。特征揭示本质，本质决定特征，为深入理解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本质、地位与作用，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与感召力，本文从理论底色、政治立场、全球视野、传播理念、实践品格、话语风格等六个维度探讨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鲜明特征。

一、理论底色：彰显指导思想上的唯物辩证性

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针对新时代日益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作出了系统的理论阐释和路径指引，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彰显其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属性。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学习与运用。习近平在2013 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

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①只有扎扎实实地抓好经济发展工作，才能为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否则一切美好的理想和愿望都将成为空谈，最终必将影响意识形态工作的成效。这是习近平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与教训的科学总结，为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意识形态工作要主动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提供了基本遵循。

从事物的对立统一性出发，习近平认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他首先要求“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②。与此同时，他也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③。基于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和上层建筑的能动反作用，习近平明确指出：“既要有硬实力，也要有软实力”④，“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⑤。在实际工作中， 我们有的同志缺乏辩证思维，不善于运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想问题、办事情， 严重影响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开展。习近平的这些论述为我们辩证处理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问题、做好新时代的宣传思想工作指明了方向。

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习近平明确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尤其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他要求党员干部要“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①。

二、政治立场：彰显价值取向上的人民中心观

意识形态具有极强的政治属性和阶级属性，站在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就会体现出什么样的阶级属性和阶级本质。关于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习近平多次强调指出：“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重大底气”，“我们要坚持人民民主，更好把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②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遵循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的基本观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提出并回答了“为了谁、依

靠谁、我是谁”的历史命题，彰显其鲜明的人民属性。

一是科学论述了党性与人民性的辩证关系。习近平专门就“党性和人民性” 的关系作了详细阐述。长期以来，一些人片面地把党性和人民性绝对对立起来， 要么以党性而否定人民性，要么以人民性而否定党性，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来自人民也为了人民，因此“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③。就本质而言， “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 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④。习近平的这一论述廓清了知识界、舆论界长期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

二是强调了人们利益的维护与实现问题。“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⑤当前，我国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发展很不平衡，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要不断巩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不动摇， 集中精力抓好经济建设这个牛鼻子，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努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办好各项民生事业、补齐民生领域短板。”①抓意识形态工作要善于将意识形态的价值追求转化为现实的政策措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使人民群众有真实的获得感、幸福感，并进一步将拥护党的方针政策转化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如在抗击新冠疫情中，中国共产党忠实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②的价值观，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

三是强调教育和引导群众的重要性。习近平指出：“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我们在继续用好发展这把钥匙的同时，必须把思想教育这把钥匙用得更好。”

③针对人民群众的教育和引导问题，习近平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 即“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

④。具体而言，要善于根据不同群众的思想文化需求开展工作，要弄清楚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群体需求的共性和个性，以便做到有的放矢；对于因社会分工而出现的新阶层，要根据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工作。习近平还特别重视知识分子工作，要求宣传思想部门“加强同高校知识分子的联系，多关心、多交流、多鼓励，善交朋友、广交朋友、深交朋友”⑤，把他们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 为实现中国梦而共同奋斗。这些论述都极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有利于做实、

做细、做好新时期的意识形态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敢于亮剑，勇于发声， 意识形态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党的理论创新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深入人心”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做到不忘初心、一心为民，这是我们党得到人民群众拥护和爱戴并最终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根本所在。

三、全球视野：彰显文化交往上的开放合作性

任何意识形态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并与其他意识形态相比较而存在。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既立足于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与国情， 又以开放自信的眼光看待世界，建构起“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的解释框架。面对全面对外开放条件下的宣传思想工作，习近平强调指出：“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①

在宣传阐释中国特色方面，体现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自信。正确看待中国国情，既是采取相应策略的先决条件，也是科学理解中国道路的关键所在。如何宣传阐释中国特色，习近平高屋建瓴地提出“四个讲清楚”②的使命和目标，并从三个“独特”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即“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③。这充分体现了我国既不走封闭僵化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邪路的高度实践自觉和理论自信。在2018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了“展形象”的新要求，强调“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④。

在如何做好对外宣传和交流互鉴方面，提出了明确的目的、基本态度和基本方法。习近平明确指出，了解和参与世界的目的是服务自己和发展自己，对外宣传“我们要主动发声，让人家了解我们希望人家了解的东西，让正确的声音先入为主”⑤，避免以讹传讹；对于别有用心的人散布的谣言和奇谈怪论， “不能默不作声，要及时反驳，让正确声音盖过它们”⑥；对待世界各种文明“必须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⑦。这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对历史教训的吸取，

直指问题之所在。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形势加速演进，出现了新的事物和新的情况，同时出现了很多新思想、新观点和新知识。对此， 我们的态度是，“加强宣传报道，以利于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

⑧。习近平还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以胸怀天下的使命与担当庄严承诺：“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①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②。

当前国际舆论格局西强东弱的态势并未根本改变，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仍然被西方国家所把持，我们还没有完全摆脱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尴尬境地。为此，习近平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出发，要求“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③，为做好新时代的对内对外宣传，增强针对性与实效性指明了方向。

四、传播理念：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改革创新性

任何意识形态要想获得民众的持续认同，就必须随着时代的变迁作适当的调整，如果意识形态工作形式老套、方法陈旧，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坚持在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和经验做法的基础之上，不断在改革中推进宣传思想工作创新性发展，要求“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④。

一是明确提出宣传思想工作需要改革创新。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化的时代，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广泛应用，宣传思想工作既面临发展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过去有效的不等于现在有效，过去不合时宜的不等于现在不可做，过去不可逾越的不等于现在不可以突破。为此，习近平提出宣传思想工作要进行三大创新，即“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⑤。他要求宣传部门要“创新宣传理念、创新运行机制，汇聚更多资源力量”⑥，主动适应新变化，善于运用新技术，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这些论述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宣传视野和运用手段。

二是明确提出将思想舆论场划分为红黑灰三个地带。目前，争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的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和激烈，也增加了人们辨识正误对

错的难度。为此，习近平将思想舆论场划分为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指出：“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 要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①习近平特别强调，各级党委“对各种政治性、原则性、导向性问题要敢抓敢管，对各种错误思想必须敢于亮剑，帮助人们明辨是非，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②。这些论述便于人们认清意识形态的本质，分清敌我，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三是明确提出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问题。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 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有计划的文化和价值观渗透，妄图利用互联网“扳倒中国”。习近平以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作出重大战略判断：“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③，“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

④。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需要同现实社会一样，在提倡自由的前提下保持秩序。当前，网络斗争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舆论斗争形态，必须加强网络社会管理和网络新技术新应用的管理，

“确保互联网可管可控，使我们的网络空间清朗起来”⑤。

习近平站在宣传思想阵地前沿，以“不日新者必日退”（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五》）的时代紧迫感与责任担当，发出“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创新”⑥的时代号召，提出了一系列宣传思想工作的新理念、新观点和新方法，为有效应对宣传思想工作的挑战提供了理论指引。

五、实践品格：彰显工作作风上的问题导向性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⑦，凸显了实践之于理论的决定性意义与作用。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标准，在实践中总结提炼宣传思想工作的丰富经验，又以系统化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实践，为加强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性。

其一，鲜明的问题意识。实践是以问题为中心展开的，问题是最好的老师， 只有以问题为导向发现真问题，才能为探讨问题和解决问题开辟道路。从宏观层面看，习近平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列的七个方面问题，包括关于中心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关于远大理想和现实目标、关于党性

和人民性、关于正面宣传和舆论斗争、关于总结经验和改革创新、关于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关于全党动手和部门负责，都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体现了鲜明的问题意识；从中观和微观层面看，习近平在每一个大问题之下都列举了若干具体问题并一一抽丝剥茧进行深入分析，如网络舆论斗争怎么抓、知识分子工作怎么做、对外宣传工作怎么办等等，直指症结和问题所在。针对美国关于“中国搭美国便车”这一论调，习近平提出“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 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①，不仅体现了中国的共享理念和大国风度，也直接粉碎了美国的抹黑言论，广交了朋友，拓展了外交空间。

其二，明确的责任指向。职责不清不明是造成工作推诿和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为此，习近平就宣传思想工作的直接责任和领导责任作了明确界定，有利于克服长期存在的推诿扯皮现象。他指出，要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②。要做好宣传思想部门的工作，领导干部和班子首先必须强起来，“各级宣传部门领导同志要加强学习、加强实践，真正成为让人信服的行家里手”③。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履行好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以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积极投身宣传思想领域斗争一线”④。

其三，科学的策略方法。习近平不仅提出了宣传思想工作的要求，而且提出了明确具体的策略和方法，将宣传思想工作抓什么、怎么抓讲得清清楚楚。习近平要求“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⑤。他还特别强调各级党委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要求“加强对宣传思想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不断提高领导宣传思想工作能力和水平”⑥。这些论述有利于强化大宣传工作理念，消除宣传思想工作与具体工作“两张皮”的顽疾。

2018年5月4日，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①问题是时代的先声，实践是理论的源头。问题导向性既体现在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之中，也体现在他的政治实践之中，为我们破解当代中国面临的意识形态工作难题、传播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好新时代中国可亲可敬的和平包容形象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和中国梦往深里走、往实里走提供了实践示范。

六、话语风格：彰显表达方式上的鲜明生动性

话语既是认知世界的手段，也是掌控世界的工具。话语风格也体现一定的立场、态度和方法，关乎话语的传播力、渗透力和影响力。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与创新，构建起了崭新的政治话语体系，彰显其清新的文风，具有鲜明的话语特色。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论述话语融入了历史的经典、群众语言和恰当修辞，既生动活泼又言简意赅。

一是旗帜鲜明，针对性强。习近平在论述中心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的辩证关系时明确指出，“我们要深刻认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深刻认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②，但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实践中明显存在说起来清楚、做起来不清楚的现象。在谈到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时他强调，“党性原则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原则”，“党性原则不仅要讲，而且要理直气壮讲，不能躲躲闪闪、扭扭捏捏”。③他批评一些单位和个人党性意识淡漠： “党的宣传思想阵地不为党服务，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者不愿意甚至不敢坚持党性原则，岂非咄咄怪事？”④针对社会上存在的不良习气，他要求新闻舆论工作“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同时发表批评性报道要事实准确、分析客观”⑤。

二是引经据典，引人入胜。为了增强新闻舆论工作者的看齐意识，习近平将各种干扰诱惑比喻为“乱花渐欲迷人眼”，要求新闻舆论工作者“保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政治定力，决不能发表同党中央不一致的声音，决不能为错误思想言论提供传播渠道”⑥。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他引用《礼记

␎大学》中的“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突出党群关系的重要性。⑦谈到网

络生态建设时，他引用古人名句“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王充

《论衡␎书解》），要求发挥好网络引导舆论、反映民意的作用。他解释道： “网民称自己为‘草根’，那网络就是现在的一个‘草野’。网民来自老百姓， 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①习近平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更好地开展工作。

三是群众话语，通俗易懂。在谈到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时，为凸显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者挺起精神脊梁的重要性，习近平指出，“山无脊梁要塌方，人无脊梁会垮掉”②，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比作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定盘星”。

他批评有些地方和部门遇到敏感复杂事件，习惯于采取“捂盖子”的做法，有的还通过宣传部门“灭火”，认为“这种观念和做法在信息社会无异于掩耳盗铃”③。2016年4月，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将互联网核心技术比作“命门”，认为“供应链的命门掌握在别人手里，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④。又如， 习近平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比作“中国梦”，将理想信念比喻为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认为“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 就会得‘软骨病’”⑤。这些修辞形象生动，传播甚广。

综上可见，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不仅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 而且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极大地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政治话语体系树立了榜样，有利于全面指导和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深入开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

安徽中医药大学 方林莉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内容丰富深邃，形成了一系列新阐述新论断新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顶层设计，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发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对筑牢全民族共同思想基础，凝聚中国力量，促进世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时代价值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波诡云谲的国际国内形势环境，习近平总书记以博古通今的智慧、高瞻远瞩的格局、宽广宏阔的视野从时代和全局的高度，在多种重要场合发表了有关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讲话，形成了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一系列重要原创性新阐述新论断新观点。系统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对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筑牢全民族共同思想基础，创造中国智慧、凝聚中国力量、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一、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I

伟人的思想智慧是科学理念生成发展的重要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意识形态理论成果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来源。同时，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

（一）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意识形态思想理论一脉相承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本质，他们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且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二者的辩证关系充分说明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至关重要，对维护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推动社会变革

发展起着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人民性、实践观充分有效地运用到意识形态理论中，科学而系统地阐述了“什么是意识形态”“如何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等重大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解释了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因其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性，能动地反映着经济基础。马克思指出：“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2]（P170）意识形态能通过主导的生产方式向社会各个层面渗透，从而支配人民的思想、巩固自身的统治，对社会制度起到一种重要的建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阐释了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3]（P178）统治阶级为了达到维护自身合法性、持久性、稳固性目的，需要将自身利益披上“普遍性外衣”， 伪装成全社会的普遍利益，以此巩固统治地位。可见，意识形态代表和反映的是本阶级政党的根本利益。此外，马克思、恩格斯打破了以往思想史和观念史的神秘性，将视野关注到“现实的人”，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具体的阐释：“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3]（P152） 这指明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实践的主体，并阐述了实践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要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去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从人民的生产实践出发，才能巩固统治阶级的执政基础，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列宁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他坚持社会意识阶级性的观点，指出要“牢牢把握住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4]（P30），同时阐明了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进行对抗时要有代表自己阶级的意识形态并提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这一观点，而兼具科学性与真理性、进步性与价值性的马克思主义无疑成了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服务的意识形态。他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将本国的革命运动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从而推动社会主义运动，这也是首次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从理论运用到了实践。而要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胜利，就要将革命的、先进的思想理论传播到广大人民中去，正如列宁所言：“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5]（P16）列宁提倡“灌输” 思想，把意识形态上升到党性层面，强调要将意识形态工作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不能教条式地开展工作，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明确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矛盾，采取不同措施进行宣传教育，有的放矢，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统一思想，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对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辨别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赓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点，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在社会主义和敌对势力的博弈中尖锐地指出：“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政权安全面临的现实危险。”[1]（P37）他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直接关乎党的执政根基、国家繁荣、社会团结、人民幸福，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砥砺前行，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是巩固执政基础和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支撑。因此要把服务群众和满足他们的需求同教育、引导、提高他们素养相结合，培育引领人民群众追求远大理想信念，胸怀崇高道德情操， 掌握科学文化素养。习近平总书记这些论述充分阐释了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 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振民心、聚民力、凝民智，主动培育和积极引导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才能促使人民拥有无坚不摧的磅礴意志，以坚定正确的思想认知投入到国家各项事业的建设发展中，这也为意识形态建设明确了方向。

（二）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现实中，聚焦理念、手段、基层工作等三个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指明了具体的实施路径。首先，理念创新。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要“打破传统思维定势，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