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系列第192期（21篇）“四个自信”素材汇编VIP专享

目录

1．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鸿：

“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是相辅相成的整体…………1

2．广东省茂名市社会主义学院方绪银、郭柳纤、谭文韬：

“四个自信”的历史和实践源泉…………………………………………6

3．黄海：

“四个自信”的真理性来源………………………………………………13

4．喀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董正敏：

“四个自信”视域下西方“普世价值”思潮批判………………………14

5．市委组织部信息与宣传中心高峰：

“四个自信”书写“中国之治”新篇章…………………………………20

6．邝丽华：

从党领导全民抗“疫”看坚定“四个自信”……………………………24

7．谢卓芝、刘秀萍：

关于“四个自信”研究的回眸与展望……………………………………29

8．滨海新区区委党校科研室郝冲：

浅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战“疫”中的体现弘扬抗疫精神坚定

“四个自信”…………………………………………………………………38

9．中国石油大学邵鹏、梁硕、张荣华：

坚持党的领导是坚定“四个自信”的逻辑前提…………………………42

10．中共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洪向华、张杨：

坚定“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

优势…………………………………………………………………………45

11．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

主任姜辉：

讲好中国抗疫故事更加坚定“四个自信”…………………………………60

12．陶文昭：

社会主义发展史是增强“四个自信”的重要基础…………………………63

13．太原工业学院思政部陈琪、孙林叶：

十九届四中全会：“四个自信”照亮发展征程……………………………68

14．德力米拉•道吾提别克：

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深刻内涵…………………………72

15．内蒙古师范大学云泽林：

四个自信对高校思想政教育的重要意义……………………………………76

16．广州工商学院罗荣富：

提升“四个自信”的价值与路径…………………………………………80

17．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研究中心江南大学基地研究员侯勇：

伟大抗疫精神彰显“四个自信”……………………………………………87

18．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督学组督学、教授洪向华：

显著优势是坚定“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90

19．滨海新区区委党校张薇平：

在中国战“疫”中坚定“四个自信”浅谈抗疫大考中彰显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94

20．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齐卫平：

增强中国制度自信的四个落脚点…………………………………………97

21．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吴琼：

中国共产党政党自信与“四个自信”的关系探究………………………101

“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是相辅相成的整体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鸿（2020年3月12日）

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纳入我们党

实现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和有效制度。

“四个意识”“四个自信”是“两个维护”的思想认识之基和理想信念之本；“两个维护”是“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在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纪律上的集中体现。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最终要落实到“两个维护”的具

体实践和实际行动上。

2016年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增强“四个意识”，即“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2018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审议《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和《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时，要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从我们党提出增强“四个意识”，到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一个整体性要求提出，既体现了我们党在新时代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的过程，也说明了“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是相辅相成的整体。

我们党在新时代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向前进从提出增强“四个意识”，到一体提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到将其纳入新时代干部培训规划，到将“两个维护”纳入政治巡视作为新时代加强政治监督的根本任务，到完善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再到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纳入我们党实现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有效制度的过程中，可以得到一个重要启示：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

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的过程，也是引领全党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过程。这个过程及其体现的实践逻辑、认识逻辑、理论逻辑，充分证明“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因此，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集中精力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统筹抓好涉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重点任务、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都需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有力有效推进了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坚决扭转了一些领域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不力的状况。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整体纳入党实现自我革命的成功道路、有效制度之中，必将对我们党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以统一的意志和行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必将对我们党坚持以正风肃纪反腐凝聚党心军心民心，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让人民始终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磅礴力量，产生重大而深刻、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在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伟大实践中，我们党历经艰难探索、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道路、有效制度很不容易；我们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社会革命的同时，历经艰难探索、终于找到一条坚定不移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以伟大自我革命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使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有效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有效制度，同样很不容易。那么，构成实现党的自我革命成功道路、有效制度的精髓是什么呢？就是“四个坚持”，即坚持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坚持以科学理论引领全党理想信念，坚持以“两个维护”引领全党团结统一，坚持以正风肃纪反腐凝聚党心军心民心。可以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核心意涵、精神实质上，对“四个坚持”是全覆盖的。“坚

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这一条，是“四个自信”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重要内容；“坚持以科学理论引领全党理想信念”这一条，是“四个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成为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准则》提出的“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内容；“坚持以‘两个维护’引领全党团结统一”这一条，是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准则》和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关键内容；“坚持以正风肃纪反腐凝聚党心军心民心”这一条，是作为“理论自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四个伟大”战略任务的重要内容。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角度看，“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都是相辅相成的整体

从理论的角度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提出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的党的建设总体要求，实质上就已内在地蕴涵了全党同志都要自觉、全面、始终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这一整体要求。总体来说，“四个意识”“四个自信”是“两个维护”的思想认识之基和理想信念之本；“两个维护”是“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在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纪律上的集中体现。对“四个意识”“四个自信”理解越深刻、把握越准确，增强“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就越执着、越坚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最终要落实到“两个维护”的具体实践和实际行动上，落实到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来。这是因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中形成的重大政治成果和宝贵经验；是全党在历史性变革、革命性锻造中形成的共同意志；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也是新时代强化党内政治监督的根本任务。

从实践的角度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之所以最终要落实到“两个维护”的具体实践和实际行动上，是因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归根到底关系到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是14亿中国人民的“主心骨”，是全社会、全民族共同利益、根本利益、当前利益、长远利益的忠实代表和中流砥柱；党的命运同人民群众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现在，国际

上一些居心叵测的政客鼓吹所谓“反共不反华”，其险恶用心，都是企图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企图拔掉14亿中国人民心中的“定海神针”，妄图毁掉我们党和国家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制胜法宝”，妄图切割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中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而这一切又恰恰从反面证明，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民正面临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强调全党同志都要自觉、全面、始终做到“两个维护”的极端重要性、现实必要性。

中国14亿人民有目共睹、改革开放40多年伟大实践生动表明：我们党、我们国家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才成功实现了党和国家的伟大历史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才成功克服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实等不良现象，成功避免了相互掣肘、效率低下的弊端；才成功应对了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才能有效应变局、平风波、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机；才成功做到了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准确理解“两个维护”的内涵与要求，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自觉，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

“两个维护”本质上是一体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最重要的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最关键的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意见》还明确提出：“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的结合上深刻认识、强化认同，不断增强拥护核心、跟随核心、捍卫核心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以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行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防止和纠正一切偏离‘两个维护’的错误言行，不得搞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决不允许对党中央阳奉阴违做两面人、搞两面派、搞‘伪忠诚’”。

“两个维护”有明确内涵和科学要求。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对象是习近平总书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对象是党中央。党中央的权威决定各级党组织的权威，各级党组织的权威来自党中央的权威。正因为这样，党中央一再强调，对“两个维护”既不能层层套

用，也不能随意延伸。习近平总书记在2月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强调，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做到令行禁止。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增强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坚决服从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及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指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次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既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增强“两个维护”政治自觉的一次现实检验。

做到“两个维护”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对民主集中制的创造性运用，它同“以人民为中心”“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这正是我们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能够始终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也正是我们党在领导伟大社会革命中探索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道路、有效制度，以及党在伟大自我革命中探索形成的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有效制度，都能够得到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衷心拥护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四个自信”的历史和实践源泉

广东省茂名市社会主义学院方绪银、郭柳纤、谭文韬（2020年4月）

对“四个自信”，理论界往往都把解读的焦点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内涵上，而对“自信”二字未详加反思。但如果从语法来看，“四个自信”这一组词是偏正结构，即“道路的自信、理论的自信、制度的自信，文化的自信”，焦点应该是在“自信”二字上，或者说是在“自信心”上。而如果从党校的“两门主课”而言，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应该是属于理论教育课，其内容体现的是“真理的力量”；而讲“四个自信”，则属于党性教育课[1]，必须使党员干部在由衷认同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体验到“自豪的感觉”和“信仰的力量”，达到提升党性修养的效果。可见，我们很有必要从历史和实践的视角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对“四个自信”的认识。

一、“四个自信”植根于历史自信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2]任何一种经世致用的理论，它自身并不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真理性，而只能主要依据它在历史长河中对一个民族的生存繁衍、发展壮大的实际作用、实际成效，或者是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完成一个重大历史任务中的实际作用、实际成效，来检验它的科学性、真理性。我们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科学性、真理性，就必须从讲清楚它们所具有的实践伟力、所取得的巨大成效上来下功夫。

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95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的内在逻辑，正是用我们党的“三大历史贡献”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三次伟大飞跃”，从我们党“走过的路”上所取得的“行为成就”，来达到“情感唤起”和“理性认同”效果的；他选择这个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的庄严时刻，正式提出“四个自信”，实际上就是基于“只有讲历史（成就）才能说服人”的深思熟虑。他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了解历史、尊重历史才能更好把握当下，以史为鉴、与时俱进才能更好走向未来。”[3“]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只要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就不难发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 [4]“今天之中国，同新中国成立以前之中国相比，同鸦片战争以后之中国相比，有天壤之别啊！”“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5]这些论述充分说明，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足迹，我们党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科学性、真理性，是经过实践检验过的、是经过历史历程和历史成就比对过的，“四个自信”本质上是植根于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植根于我们党的伟大历史成就和由此奠定的历史自信之中的。这正是“四个自信”所具有的强大信仰力量的源泉所在。这就启发我们，要坚定“四个自信”，首先必须从其无可辩驳的实践成果、历史成就讲起，从建立“历史自信”抓起。只有这样，才能激发人们产生“中华民族为什么能” “新中国为什么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的历史自觉，从情感上唤起人们的自豪感、自信心，积极主动地去认识中国道路的正确性、理论的科学性、制度的优越性、文化的独特性，从而逐步获得具有深厚情感基础的理性认同。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只有用心进入历史，唤醒对民族过去的记忆，才能在历史的回放中汲取继续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概而言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们必须先有发自内心的历史自信，才会有发自内心的“四个自信”（就像一个人的个人自信，也是建立在他此前的骄人业绩之上的一样）；有了发自内心的“四个自信”，才会真正有对“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探究兴趣和理性认同。历史自信是“四个自信”的题中之义，或者说，两者是一个有机整体，共同构成我们新时代无坚不摧的政治自信和民族自信。[6]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系列论述，关于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和改革开放后的历史不能相互否定的警示，关于“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的要求，其深意也在这里。他反复重申：“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7]可见，高度重视和倡导历史自信，学会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辉煌历史、中国共

产党人的百年奋斗史和新中国7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中汲取话语资源和精神力量，引发人们探究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创造人间奇迹的浓厚兴趣，对于从历史内涵上深刻理解和宣传“四个自信”，把“四个自信”真正转变为全民族特别是党员干部共同的集体意识，有效祛除历史虚无主义的心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四个自信”是无比自豪的情感体验与无比执着的理性信仰的有机统

一

这种无比自豪的感觉，既来自于已如前述的历史自信，来自于我们党对近

100年来“走过的路”所取得的历史成就的自我肯定，也来自于横向的比较：我们的今天已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远比没有这样一套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那些发展中国家要好，也就是远比那些迷信西方“普世价值”的160多个搞“选票民主”的发展中国家要好（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在西方价值观念鼓捣下，一些国家被折腾得不成样子了，有的四分五裂，有的

战火纷飞，有的整天乱哄哄的。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这些国家就是典型！”

[8]），所以我们是最有理由和资格自信的；我们的今天也远比那些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国家要好（1990—2015年，选择走资本主义“民主化”道路的前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其GDP之和由中国的1.83倍降为0.17倍。人均GDP由中国的7.38倍降为0.84倍。25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短暂一瞬，中国与苏俄两国在不同的发展道路上实现了惊人的逆转），所以我们是最有理由和资格自信的；我们的明天也一定会远比那些靠殖民掠夺起家而暂时领先的西方发达国家要好（相对于我国的繁荣稳定、凯歌前行，2007—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西方“选票民主”的乱象、民粹主义的泛滥和经济复苏的渺茫，就是其衰落的前兆），所以我们是最有理由和资格自信的。

我们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自信”的初衷，首先就是要在全民族中激发出这种自豪感。同时，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而言，则必须把这种自豪感升华为一种刻骨铭心的信仰。也就是说，“四个自信”语境下的“自信”，既是一种自豪的感觉，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理性认同，是无比自豪的情感体验与无比执着的理性信仰的有机统一。正因为“四个自信”是植根于历史自信之中的政治信仰，一个真正有“四个自信”的党员干部扪心自问，必定会拥有一种“在党信党、在党爱党”的自豪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1964年，有人向毛主席说到读《毛选》的事，他意味深长地回应道：“《毛

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9]有了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经验并不等于万事大吉、并不等于照搬照套即可，还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真正起到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同样是如此。我们党所开创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之所以能引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在苦难中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实现伟大的复兴梦想，正是因为它们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鲜血、汗水、泪水写就的，充满着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得到这个成果极不容易。” [11]既然如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能“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12]般的坚信和践行呢？还有什么理由在僵化的“老路”、西化的“邪路”之间歧路徘徊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13]西方哲人对此也有清醒认识，比如歌德就说过：“世界历史唯一真正的主题是信仰与不信仰的冲突。所有信仰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对当代人和后代人都是光辉灿烂、意气风发和硕果累累的，不管这信仰采取什么形式；另一方面，所有不信仰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都只得到一点微弱的成就，即使它也暂时地夸耀一种虚假的繁荣，这种繁荣也会飞快地逝去。”[14]信仰的本质是对真理的热爱，也就是发自内心的对真理信而仰之。要使“人民有信仰”，打造“光辉灿烂、意气风发和硕果累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首先必须明确和树立作为全国人民主心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也就是要使他们率先坚定“四个自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深刻体现“三个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作为已被成功实践证明的真理、作为来之不易弃之必败的真理内化为心灵觉悟，使根深蒂固的情感体验与口服心服的理性认同完全融为一体，从而把“四个自信”熔铸到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信仰激情和执着追求之中。

三、坚定“四个自信”有赖于打造充满历史自信的“学术中的中国”“理

论中的中国”和“文学艺术中的中国”

文化自信是“四个自信”中最根本、最基础、最广泛、最深厚的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总源头。文化自信如果建立不起来，另外“三个自信”也不可能建立起来。

中华文化曾在世界数千年文化史上独领风骚，尽得风流；但近代以来也曾在旧制度中根芽渐萎，在西潮冲击下花果飘零，丧失了全球话语权。孙中山早在1924年就曾说过，“中国从前是很强盛很文明的国家，在世界中是头一个强国，……现在还不如殖民地，为什么从前的地位有那么高，到了现在便一落千丈呢？此中最大的原因，……就是由于我们失了民族精神，所以国家便一天退步一天，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从前失去民族精神好比是睡着觉，现在要恢复民族精神，就要唤醒起来”[15]。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有很强的文化自豪感，只是到了鸦片战争时期，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自信被严重损害。”[16]“鸦片战争它最后打垮的是中华的民族精神，挫折的是中华的民族精神，感觉自己什么也不行了。”[17]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以后，很懂得枪杆子和笔杆子双管齐下，不仅在经济上敲骨吸髓地掠夺中国人民，而且在精神上绞尽脑汁地奴役中华民族！为此，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都曾在中国大办学校、输入精神鸦片。他们在中国办的教会学校达一万多所，其中大学占了民国时期中国大学的大半壁江山；他们同时也在中国大办报纸，宣扬西方所谓宪政，喋喋不休地鼓吹：“中国必须变法，但变法须不存畛域之见，由洋人为导师，走西方的道路。”由此也培养了一些亲西方、亲美国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弃绝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西方文化，否定中国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所以，虽然“中华的民族精神”被“打垮”的源头在西方，操纵者也是西方反华势力，但直接原因在于中国从1840年到1949年百年间屡屡挨打，导致我国的一些文化“精英”在西方输入的精神鸦片麻醉下丧失了历史和文化自信。

一个大国不仅要具有地缘上、经济上、军事上的优势地位，还必须拥有强大文化自信因而拥有强大文化力量，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国。中国人确实已经到了一个必须以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脑子想事情的时候了！只有重返中国文化的源流，在文化上站起来，真正实现文化独立，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复兴。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现在讲的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根本的是文化的自信。我们现在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

们这种志向它是中华文化复兴自信的这样一种志向。”[20]“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21“]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22]“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本人也是一个中华文化的热烈拥护者、忠实学习者。”

我们如果至今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民族精神曾经被打垮而且尚未完全恢复，如果低估了五四以来的疑古思潮、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危害，如果人们只能读到铺天盖地的被贬低过、抹黑过、“感觉自己什么也不行”的党史、新中国史以及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四个自信”是根本树立不起来的。因此，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守正创新，加快清除西方及其追随者利用强势话语权涂抹在我们历史上的那些妖魔化的东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支撑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没有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就没有话语权”[24]，就只有挨骂的份；而“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25]，所以当前最紧要的是“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6]也就是要加快构建与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及其文明在数千年历史上的实际经历相吻合的历史学学科体系，构建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本位、以中国发展利益为主体的历史学学术体系，构建以最新、最可信的考古学成果为依据的客观性和以新时代历史哲学为依托的逻辑性相统一的充满民族自信的历史话语体系。[27]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28]，通过打造充满历史自信的“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和“文学艺术中的中国”，逐步让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对“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的神奇中国”、“人类历史上居于领先地位时间最长的伟大中国”、“当代发展中最成功的精彩中国”、“与各国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魅力中国”、“致力

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谋大同的和合中国”的故事耳熟能详、津津乐道、心驰神往。

“四个自信”的真理性来源

黄海

（2020年）

黄海在2020年4月5日《光明日报》撰文指出，从真理性的维度和视角来看，“四个自信”的真理性来源有三个重要基点：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历史和实践一再表明，只有真正高举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我们才能充分汲取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才能更好地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好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切实增强“四个自信”。基于时代课题的规律性把握。从根本上说，我们要推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道路、理论、制度、文化，都是一种彰显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回答时代课题的社会主义。不论改革开放如何深入，我们都必须牢牢把握和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都必须在把握时代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不断增强“四个自信”。基于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四个自信”不仅源于马克思主义真理，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而且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符合人民的普遍期待和根本利益，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是历史自觉、现实评判与未来预期的统一，也是“四个自信”得以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四个自信”视域下西方“普世价值”思潮批判

喀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董正敏（2020年）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强向世界各国宣扬和传播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内容的“普世价值”，从传播之始，“普世价值”的争论就没有间断过。其实，西方宣扬的“普世价值”是否真实存在，可从理论与现存事实相结合这一特殊视角予以观察和判断，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认为苏联的解体就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和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普遍胜利；把全球化进程中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正在产生的一个共同的世界文化理解为西方文化；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等谬论。集中研究和清晰辨别西方“普世价值”的理论和现实的谬误，对于认清西方“普世价值”的实质和危害，增强自觉抵制西方“普世价值”的传播和渗透的免疫力，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一、西方“普世价值”谬论的主要表现

1．苏联的解体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和资本主义的普遍胜利

在苏联解体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度认为他们倡导的自由民主制将会是代替共产主义的唯一选择，苏联的解体就意味着共产主义的死亡，资本主义将会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出现。然而，现实世界中却存在着多种形式的军国主义、民粹主义、社团主义等。中国也是因为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才把一个千疮百孔的旧中国变成今天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富裕的新中国。

2．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

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也是西方“普世价值”宣扬常用的论据之一，因为西方进行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出现了包括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水平等不断提高的现代化。由于科学的突飞猛进和工程知识的运用不断提高，增强人类前所未有控制和改造他们的环境的操作能力，现代化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它的地位可以和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相比较，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情感、社会价值观念、获取知识的途径和文化构成极大地不同于传统社会。西方得益于第一个实现现代化文明的优势，首先掌握了现代性知识文化和科学技术，当其他国家或社会进行类似的模式进行现代化改革时，西方就会认为是

“普世价值”的推行。然而，现代化有很多共性，但它们都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复制粘贴吗？如果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现代文明等同于西方文明，这是没有任何理论依据的。西方文明出现在8世纪和9世纪之间，在中世纪其独特的特征已经成形，在17和18世纪才开始实现现代化，在现代化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西方就是西方，而把西方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如：法治、个人主义、语言、代议机构等都出现在现代化之前，所以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是何等谬误。

3．把价值共识等同于“普世价值”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推进，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越来越紧密，为了人类未来的发展和利益，人们会不知不觉地形成诸多共识。如：把战争看成是罪恶、把偷窃看成是可耻。价值共识又是分领域、分层次、分差别的，它反映了主体的共同需要，不可能适用于一切国家和社会当中，只适合特定的社会和团体。

二、西方“普世价值”的实质和危害

1．否定和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西方推行“普世价值”就是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幌子来扰乱别国内政

以及干涉别国内政，其实质就是在全球推行西方霸权主义。

塞缪尔•亨廷顿曾经说过：“历史上，一个文明权力的扩张通常总是同时伴随着其文化的繁荣，而且这一文明几乎总是运用它的这种权力向其他社会推行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1]西方“普世价值”的危害就是要搞乱人们的思想，让人们在大是大非面前失去价值判断能力。近些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网络传媒，把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思想包装成“普世价值”，在全球大肆宣扬，幻想通过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他们倡导的所谓“普世价值”取代别国占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观，使其他国家思想或行为潜移默化受到西方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的误导，分散其他国家的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达到他们不动一兵一卒便可以瓦解一个国家的丑恶目的。党的十八大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次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取向和准则，也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以及我们要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是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所以每个中国人都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西方“普世价值”在本质上是不相

同的。第一，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全体人民的价值观，西方“普世价值”是资产阶级的价值观；第二，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价值观，西方“普世价值”是以资本家资本私人占有的私有制经济为基础的价值观；第三，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秉承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目的，西方“普世价值”是盘算着为少数资本家谋利益达到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

2．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西方“普世价值”所传播的自由、民主、人权理论与西方现实社会就是相背离的，可以这样说在学术领域毫无研究价值。然而，它的传播和泛滥扰乱人们的思维，对价值标准判断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涣散和削弱主流意识形态，从而降低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对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坚持和维护等，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容忍隐藏在“普世价值”背后去史灭国、改旗易帜的丑恶阴谋。在这里，龚自珍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很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思：“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堙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2]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把苏联受西方“普世价值”的诱惑导致亡党亡国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3．误导和扰乱青少年的理想信念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人民的希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靠一代一代的青少年接好接力棒才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到：“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3]但是，青少年处于个性不成熟和思想未定性的发展阶段，西方“普世价值”的传播就在青少年身上打主意，利用网络传媒的捷径向青少年传播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的西方“普世价值”，实质上是传播西方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不良恶习，试图淡化我国青少年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信仰，弱化我国青少年的国家意识和爱国情感。所以在青少年的教育上要提高警惕，培养青少年的使命担当意识；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社会主义义利观教育等，培养青少年拥有高尚的人格，提高青少年辨别对错的能力，帮助青少年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三、解决西方“普世价值”谬误的重要途径

1．道路自信是解构西方“普世价值”的历史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改造、以及改革开放的实践一步一步总结出来的，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中国的发展不仅突破了苏联的发展模式，而且还向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因为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从以前的国破家亡、任人宰割和欺侮的旧中国到富起来、强起来的新中国。这条道路把中华民族带进世界舞台并已经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今天的发展速度和前景增强了中华民族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肯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和希望。

而西方“普世价值”的传播就是要抹黑中国共产党，质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否定中国在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的重大成就，试图把中国的现代化和西方化挂钩。事实证明，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过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和几代中华儿女千辛万苦奋斗出来的成果。历史上中国也想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但以西为师的道路，从五四运动开始后的几十年间，搭上了几代中国人的血和泪，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导致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断裂；之后中国又走以苏联为师的道路，照搬苏联的发展模式，最后导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付出了惨痛的历史代价。这两个活生生的例子让我们要时刻警惕西方“普世价值”的诱惑，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要实事求是看待中国今天的发展成就和前景，擦亮眼睛看清西方发展过程中的弊病，坚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给想要发展和渴望独立的国家提供中国方案。

2．理论自信是克服西方“普世价值”的思想指南

理论自信是指党和人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积极认同、自觉信仰和坚定信念。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取得今天的成就是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革相结合而取得的胜利，在战争年代不惜任何代价进行革命，在和平年代敢于争先开启改革。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独立战争取得胜利；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邓小平理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等一系列重大时代问题，解决了当时很多人疑惑中国的社会形态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三个代表”思想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勇敢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与担当。“科学发展观”回答了“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坚定表明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大力保护生态环境，向世界呈现中国的发展是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果断地回答了“新时代应该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这个当下中国发展的时代新课题，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带领中华民族进入新时代的时代观，怎样解决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观，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人民观。

西方倡导的“普世价值”否定中国的革命理论，大力宣扬自由、民主、人权的改良主义，而西方现实却和“普世价值”宣传的自由、民主、人权相背离，如：棱镜计划表明美国政府侵犯公民隐私权和言论自由；弗格森枪击事件表明美国亵渎少数族裔的权益，采取武力清场更是对“人民主权”的公开侮辱。因而西方“普世价值”宣扬的绝对改良主义是荒谬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形态论、社会主义革命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改革论科学认识和坚决拥护形成了理论自信的主要内容。

3．制度自信是瓦解西方“普世价值”的根本保障

制度自信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肯定和自豪。我国基本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文化制度等构成了制度自信的主要内容，在我国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把市场看不见的手和国家宏观调控看得见的手相结合，更好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制度缩小了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让全民共享祖国发展富强的福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确保了人民在国家的主人翁地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了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增强了抵御国外敌对势力的力量；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现了政治民主、社会和谐、以及经济和文化的繁荣。

然而，西方“普世价值”极力鼓吹自由、民主和人权，自己却时刻践踏自

由、民主和人权。如：美国宣扬经济自由主义，但是当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对美国经济实行保护主义，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以后，贸易保护变本加厉，和中国打起贸易战；美国宣扬社会民主，然而美国的选举却成了富人的舞台；美国宣扬人权却到处充当世界警察干扰别国内政，造成了中东地区的政局动荡和民不聊生。相比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符合中国国情的；是社会主义科学原则与中国相结合的设计与安排。

4．文化自信是消解西方“普世价值”的内生动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

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

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4]在鸦片战争以前，我国是世界大国，拥有绝对的文化自信，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剥削和压迫，中国文化一度失去吸引力，但

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改革开放和几代中华儿女的艰苦奋斗，我国现在是世

界上的大国、强国，世界兴起办孔子学校、学习普通话之风。

依塞缪尔•亨廷顿所言：“软实力只有建立在硬实力的基础上才成其为实力。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以及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软实力更优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经济和军事实力下降会导致自我怀疑、认同危机，并导致努力在其他文化中寻求经济、军事和政治成功的要诀。”[5]放眼望去，今天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经济和军事实力大幅度提升，我国的文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充满吸引力，相反，倡导“普世价值”的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却一直处于低迷状态，经济、军事发展止步不前，从而大大增强了我国人民的文化自信。

“四个自信”书写“中国之治”新篇章

市委组织部信息与宣传中心高峰（2020年6月8日）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连道矣”。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含义及其作用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其对“中国之治”建设在思想上起到的“四梁八柱”作用，更有助于我们探析、理解和感悟中国共产党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人民谋大同”为己任，始终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创“中国之治”盛世局面的思想根源和信念基础。

道路自信有利于“中国之治”建设坚守方向和目标

道路自信是对发展方向和未来命运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经过艰辛探索最终选择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中国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向前发展，极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质量，赢得了世界其他国家的羡慕和敬佩。只有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放到这一艰辛历程中，以更宽广的视野来认识和理解，才能坚定对这条道路的自觉自信，始终做到坚定不移；只有倍加珍惜和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才能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开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历史和实践都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开辟出来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实现民族复兴之路、国家富强之路、人民幸福之路。如今，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要继续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风险挑战指明了方向和目标。中国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对未来的美好期望和信心，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共同愿景，能够更好地团结和凝聚中国人民，带领我们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使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变为现实，将是中国人民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创造自己历史的伟大奇迹，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续写的壮丽史

诗，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相结合的恢弘乐章。

理论自信有利于“中国之治”建设构建框架和体系

理论自信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信，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具有的科学性，相信它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以理论创新指导治国理政实践，推动中国不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力量持续上升。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政治价值观念、社会发展模式、对外交往政策等在国际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和共鸣。引领国家治理方向，需要科学的政治理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是推动中国发展的“秘诀”，历史已经证明也将继续证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发展。所以，我们必须在理论自信创新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客观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步，不断增强理论上的自信。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创造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成为指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制度自信有利于“中国之治”建设践行初心和使命

制度自信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无比优越性。因制度问题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还建立了政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了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方面的各项具体制度。所有这些制度既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又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的发展活力，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我们当下的制度自信，主要来自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党确立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想为引领的历史和现实地位，因为它是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思想保障。

“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能使全国各族人民上下齐心、团结互助、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在“抗击新冠疫情”这场斗争中，生动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我们党强大的号召力、

动员力、凝聚力、组织力、执行力得到了充分体现，中国政治和社会体制在这次公共卫生和人道主义危机中被证明最能发挥能量、最珍视民众生命、最能调动全国资源、最高效减轻损失、最能领导社会、最妥善应对危机，是其他制度无法比拟的。中国的制度优势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越来越广泛的共识，“中国共产党这一政治组织、制度设置、治理方式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是中国体制既高效又灵活、既民主又集中、既多样又团结的根本所在。”40年来，中国执政党建设的成就、社会经济的进步、政治局势的稳定，以及优秀精神的传承都全方位地折射出一系列制度优势的巨大定力和活力，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自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更要学习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崇高信仰。制度自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意识，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明确了自己的使命，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这一历史使命，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风雨兼程、百折不挠、不懈奋斗，取得一个又一个的阶段性胜利。制度自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大义和担当，不避困难、积极探索、勇挑重担，这些都源于对理想信念的坚定执着、对伟大事业的责任担当和对人民群众的真挚情怀。当前，面对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人肩上的担子日益加重，制度自信不仅是对我们党过去走过的道路和工作成绩的认可和总结，也是对当前工作的鼓励和鞭策，更是对未来使命的执着和信心。

文化自信有利于“中国之治”建设弘扬中国精神和价值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所禀赋和拥有的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实践，并对其文化生命力保持坚定的信心和发展的希望。我们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来源于源远流长的民族记忆和圆融大气的中国智慧，来源于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形成于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和积极实践。

只有在对其文化抱有强烈信任和发展的理想信念之下，才能获得坚持和坚守的信心，才能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才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才能激发发展创新的活力。中华文明是人类世界古代文明形态中少有的未曾间断而延续至今的文化形态。千百年来，正是凭借这种内力深厚的文化积淀与践行能力，中华文化“历经苦难而生生不息，饱经风霜而生机盎然”。中华民族才在丰厚文化精神的指引激励下，在多灾多难的历史进程中顽强生存下来，即使是在大故迭起、风雨如晦的近现代，这种文化自信与弘道精神也一直是激励着人

们回应现实挑战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最深远的来源就是传承数千年的中国文化精蕴，这是“民之好好之，民之恶恶之”的价值认定，这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境界追求，这是“参天地化育”的浩然正气，这也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特色文化，这更是“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

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样是中华精神文化的源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击“新冠”疫情精神等，不断续写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价值追求。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等倡议和理念，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并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等国际组织文件中，这些都从世界视野注解诠释着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作为以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为取向的天下文明，中华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和21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软实力，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厚的革命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文化自信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力量源泉，指引着中华民族在全球化的今天不断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中国成就。

“四个自信”有利于我们在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征途上，战胜各种风险和挑战，确保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党领导全民抗“疫”看坚定“四个自信”

邝丽华

（2020年6月）

2019年终岁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在武汉蔓延，波及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放在首位，全面领导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在这场战“疫”中，共产党员冲锋陷阵、志愿者大爱无私、医护者奋勇向前，普通民众大力支持，一幕幕感动人心的画面不断出现，一个个让人泪目的故事不断发生。党中央的从容自信，全国人民的淡定自若，给世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一、从容淡定来自澎湃的中国伟力

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这一次传播速度极快、感染范围极广、防控难度极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密集调研、科学研判、及时决策部署，防控要求层层传达，一竿子插到底。全国上下、四面八方闻令而动，全员响应。数以万计医护人员主动出征，一省包一市驰援湖北。火神山、雷神山医院10天建好交付使用，18家方舱医院快速组建，疫情爆发前，湖北有137个隔离床位，一个月左右，已经有超过1.4万个。460多万党组织9000多万党员有呼必应，成为基层防疫工作的中坚力量，基层工作者冒严寒值守测温，进社区逐户排查、送菜送药。十几亿人令行禁止，自觉做好自我防护。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战斗，联防联控、群防群控，汇聚起抗击疫情的中国力量、中国速度、中国效率、中国经验！在病毒狡猾、疫情复杂、物资紧缺、人员集结难、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只能艰难探索的情况下，感染和病亡人数不断减少、疫情迅速得到控制、态势转向持续向好，新增确诊人数从高峰时的数千例，降至个位数，直至最后的胜利，无不凸显出澎湃的中国伟力。

二、澎湃的中国伟力传递坚定的中国自信

（一）传递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征程上，我国成功实现从计划经济体蜕变为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探索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次抗击疫情中国伟力的汇聚，是党领导人民创造“两大奇迹”以及在革命改革发展征程中积累的越来越成熟的中国经验所带来的。这些历史性成就和当前的共克时艰所取得的成效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确道路。

（二）传递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坚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根本，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始终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思考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人民的理论，人民至上是其整个思想体系和全部理论观点的核心。群众史观是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观基本问题的原理在人的作用问题上的运用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全部理论都立足于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疫情发生以来，在总书记作出的一系列战“疫”部署中，“人民”一词贯穿始终。尽最大努力防止更多群众被感染，尽最大可能挽救更多患者生命，筑牢人民群众的生命防线。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效应对这一次重大危机离不开科学的思维方法。党中央把武汉和湖北的疫情防控作为重中之重，提出坚决打好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的重要部署，作出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的重要论断。强调城乡社区防控和患者救治是湖北疫情防控工作的两个关键。把疫情防控力量用在关键处、刀刃上的辩证思维方法所提供的科学理论指导，在被人民群众掌握后转变为的行动指南和推动抗击疫情走向胜利的强大力量。忠实地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指导实践形成了显著优势，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自信。

（三）传递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在新冠肺炎疫情这样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面前，没有任何人可以置身事外。处置这样的重大事件，对以国家制度为依托的国家治理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在中国这样的14亿多人口的大国，如果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甚至会引发世界性的严重后果。在疫情爆

发后，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制定了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方针。全国上下一盘棋，启动了一系列最为严格的防控措施。展现的强大的国家动员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世所罕见，背后凸显的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大的制度优势。党的坚强领导是我们制度优势的最大的具有统领性的根本所在。它实现全国一盘棋举全国之力，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预防举措，切实有效维护了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高度负责。这再次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所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它符合规律，遵循在党的领导下以全体人民的最根本的利益作为基本追求这样一个基本规律。

（四）传递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这次应对疫情汇聚起的中国伟力、强大的治理效能是在一定的文化基础上产生，内含着一定的文化传承和文化品格。它源于中华民族的先祖们，从大禹治水的壮举当中深深感悟到的部族联合、万众一心的伟力逐渐传承、形成大一统的国家传统，形成注重天下的大爱情怀，形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宽广胸怀，形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千年古训。疫情面前，人民的精神力量得到广泛激发，全国人民同心同力，“舍小家、为大家”的集体意识和爱国情怀，担当、大爱、敬业、奉献，鲜活而立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充分践行。

三、筑牢自信的基础

（一）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筑牢政治保证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在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能够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打铁必须自身硬。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严肃政治生活，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补足共产党员精神上的“钙”，探索基层党组织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长效机制，以建章立制的方式将党心党魂深入党的政治生活和党的组织运行之中。坚持光

荣传统、发扬优良作风，践行党的正确理论，激发人格力量增强群众观念和群

众感情，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二）讲好中国故事增强精神力量厚植文化优势的基础

文化自信是道路、理论及制度自信的源泉和根脉。当代中国社会理想、奋斗目标、伟大梦想有着鲜明的人民立场，它要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为基石。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把握主流和支流、区分先进和后进、划清积极和消极，构建起群众广泛认可、支持和践行的主流价值文化。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坚决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坚决廓清各种模糊思想认识，坚决抵制歪曲诋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观点，坚决反击各种歧视敌视的偏激片面言词，以昂扬的姿态坚定文化的自信。要发挥核心价值观的示范引领作用，构筑精神文明建设新高地。坚守我们既有的传统、固有的根本，着力深耕厚培、拓展延伸持续深化，讲好在全民抗“疫”中发生的平凡人的真实故事，充分展现无数普通民众人在平凡岗位做出不平凡贡献时激发出的爱国敬业奉献的精神状态，于生活细微处倡导养成无差别感恩他人的良好习惯，微光成炬集聚起全体人民的“最大公约数”。牢牢把握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以真挚的人文情怀、务实的举措，把“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相结合，创新与传承相结合，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化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新型文化业态，破解文化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充分展现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和时代价值。不断改善文化民生，使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更加充盈。

（三）创新顶层设计与提升基层执行力构建制度优势的基础

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程度以及治理能力的强弱，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国家间的竞争是制度稳定性、可持续性、治理实效性的竞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

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一些不够成熟的制度甚至成为制约发展和稳定的重要因素。制度的执行力是个短板，有些制度处于沉睡状态，有的制度挂在墙上写在纸上没有真正落地，制度的效能没有充分发挥。我国处于走向强起来的历史时期，也是处在国家的整个制度建设走向成熟定型的新阶段。要进一步完善制度，真正扎根基层。要树牢国家治理的

主体多元理念，党和政府是国家治理的最重要的主体力量，每一个公民都是社会治理的一份子。这次疫情开始时，一些地方出现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带来的不实作风导致错失防控疫情的好时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进入国家治理新阶段，每一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从制度优势到治理能力的关键是执行力，切实强化制度意识，自觉尊崇制度，维护制度权威，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应该是全社会的习惯思维和行为习惯。

关于“四个自信”研究的回眸与展望

谢卓芝、刘秀萍

（2020年4月）

2016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四个自信”重要命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其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强调全党同志在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要更加自觉地增强“四个自信”。这激发了国内学界对“四个自信”的研究热情。学者们主要围绕“四个自信”的生成依据及其形成过程、科学内涵、逻辑架构、价值意蕴以及实践进路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取得了诸多理论成果。爬梳、评析这些既有成果，冀望有助于“四个自信”的研究走向深入。

一、“四个自信”的生成依据及其形成过程

（一）关于“四个自信”的生成依据

一是理论依据。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四个自信”提供了最深厚的世界观基础和理论根据[1]。这一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为我们增强“四个自信”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2]。还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先进性品质为理论自信提供了支撑[3]。

二是历史根据。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三种。一种观点认为“四个自信”的形成可分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两个阶段[4]。也就是说，不能忽视“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奠定的基础。另一种观点将视线拉得更远，认为“四个自信”来源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实践[5]。还有一种观点则指出，“四个自信”是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时间跨度中萌芽、生根、坚定的[6]。

三是现实理据。一种观点从客观规律和现实状况的把握出发，认为“四个自信”来源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来源于对中国文化的历史传统、现实状况、未来发展趋势的科学把握[7]。另一种观点从中西的现实映照出发，指出“四个自信”是在“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的鲜明对照中得来的，是在直面形形色色的贬抑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问题中提出的[3]。

（二）“四个自信”的形成过程

关于“四个自信”的形成过程，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四个自信”的形成可分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两个阶段，其中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基础[4]。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是“四个自信”得以形成的孕育阶段，不能将这一阶段从“四个自信”的发展演进中剥离出去。

另一种观点则指出了“四个自信”形成的三个重要时间节点：第一个时间点是在201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等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概括。第二个时间点是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上，首次提出全党要坚定“三个自信”，即“坚定中国特色杜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第三个时间点是在2016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讲话中，习近平首次将“三个自信”拓展为“四个自信”，并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8]。

当前学界对“四个自信”生成依据的研究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何以自信尚缺乏深入的阐释和充分的论证。下一阶段应加强对“四个自信”理论依据、历史根据、现实理据等方面的深度挖掘。

二、“四个自信”的科学内涵

“四个自信”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关于“四个自信”内涵的研究，是理解“四个自信”的基础，是宣传教育需要把握的前提。学者们主要围绕“四个自信”的理论主体、理论主题、理论实质、理论要素进行了深入探讨。

理论主体，指的是理论的实践主体。习近平指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9]有学者据此认为，“四个自信”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即“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10]。还有学者进行了进一步细分，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四个自信”的主导主体，“人民群众”是“四个自信”的基础主体[11]。

理论主题，指的是理论的中心议题。“四个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自信，在理解时不能忽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特定的理论主题[10]。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理论主题，“四个自信”也就成了“他信”而不是“自信”了。即是说，“四个自信”归根结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必须时刻牢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

题[1]。

理论实质，指的是理论的本质要义。学界关于“四个自信”理论实质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两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四个自信”的实质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12]，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投射在人们内心而形成的积极向上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13]，是对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坚守和肯定[14]。第二种观点认为，“四个自信”不仅仅是“综合实力”上的强大所能支撑的，更需要占据道义的“制高点”，需要“思想之光”的引领。因而“四个自信”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超越欧美文明”的“文明自信”[15]。

理论要素，指的是理论的内容构成。“狭义式解读”认为，“四个自信”就是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16]。“广义式解读”认为，“四个自信”是指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合规律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合真理性、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正义性、中国精神的崇高性的自信[10]。

当前学界对“四个自信”内涵的研究较为丰富，从多个角度阐述了“四个自信”的基本内涵，为我们全面认识“四个自信”提供了基础。对理论主体和理论主题的论述取得了基本共识，而对于理论实质和理论要素的理解则见仁见智，呈现出一定差异。

三、“四个自信”的逻辑架构

“四个自信”是一个完整而严密的科学体系，各部分紧密相连、互相贯通。同时，它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与外部世界亦有着密切关联。学者们从内在逻辑和外部关联两个维度对“四个自信”的逻辑架构进行了厘析。

（一）“四个自信”的内在逻辑

“四个自信”是一个总体，每一个“自信”之间不是彼此孤立、割裂的，

而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四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四个自信”各部分之间是互融互嵌、互补共生关系。在“四个自信”的逻辑体系中，道路自信为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奠定坚实的实践基础；理论自信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提供思想引领和行动指南；制度自信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提供坚实的体制依托和

制度保障；文化自信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和雄厚的精神支撑[17]。有学者指出，中国道路包含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和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是“四个自信”的主体；中国理论是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四个自信”的核心；制度自信，包含理论自信的精神颜色、道路自信的实践本色、文化自信的价值底色，是“四个自信”的骨架；文化自信是对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逻辑结果和话语延伸，是“四个自信”的根基[14]。

第二种观点认为“四个自信”中的文化自信是“三个自信”的基础。有学者指出，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的坚实基础，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则是文化自信的重要表征[16]。要实现“三个自信”，就必须坚定文化自信不动摇，而要切实做到“三个自信”，首先就要确保文化自信得以彰显[18]。

第三种观点认为“四个自信”各部分之间是并列关系。有学者认为，在表现形态上，“四个自信”是一种并行并列关系。它们之间互相区别。“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分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的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制度形态和价值形态[10]。四者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过程和各方面[19]。其中道路自信为实现中国梦把准方向，理论自信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撑，制度自信为实现中国梦凝聚中国力量，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不竭动力。

第四种观点认为“四个自信”之间存在主从复合关系。其中“道路自信”是“主”、其他三个自信是“从”，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共产党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旨是把它作为指导思想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主旨是用制度来规约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行为，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旨是用精神来引领中国的发展[10]。

（二）“四个自信”的外部关联

“四个自信”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与外部的诸多理论与实践有着紧

密联系。根据既有研究成果，主要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四个自信”与“四个意识”的逻辑关联。学者们普遍认为，“四个自信”与“四个意识”具有紧密的逻辑联系，体现为互补性、协同性、统一性[20]。一部分学者着重分析了增强“四个意识”对坚定“四个自信”的重要作用，认为增强政治意识是坚定“四个自信”的根本；增强大局意识是坚定“四

个自信”的主要途径；增强核心意识是坚定“四个自信”的原则；增强看齐意识是坚定“四个自信”的动力[21]。另一部分学者着重阐释了坚定“四个自信”对增强“四个意识”的积极作用，认为“四个自信”有利于保持政治定力，树牢政治意识；有利于养成战略思维，树牢大局意识；有利于维护党中央权威，树牢核心意识；有利于强化纪律观念，树牢看齐意识[13]。

二是“四个自信”与“红色文化”的逻辑关联。主要有两种视角：一种是从单向度视角分析了红色文化对增强“四个自信”的独特优势。指出红色文化可以为树立道路自信提供方向保证，为树立理论自信提供思想源泉，为树立制度自信提供实践依据，为树立文化自信提供强大精神动力[22]。另一种是从双向互动视角探讨了作为红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长征精神与“四个自信”的内在联系。认为，一方面，长征精神是树立“四个自信”的思想依据与信念源泉，为弘扬“四个自信”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强大的精神支持。另一方面，“四个自信”延续了长征精神的内在价值，为新时代弘扬长征精神注入了时代内涵[23]。

三是“四个自信”与“意识形态建设”的逻辑关联。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把坚定‘四个自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这一重要论断为做好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有学者认为，习近平之所以强调坚定“四个自信”是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就在于坚定“四个自信”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要求；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本质要求；是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必然选择[24]。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打好意识形态领域攻坚战，离不开对“四个自信”的坚守[25]。

四是“四个自信”与“民族复兴”的逻辑关联。有学者认为，“四个自信”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一方面，确立“四个自信”，是如期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保证；另一方面，民族复兴的实现，又必将激励我们更加坚定“四个自信”。为此，必须从追求民族复兴的视角考察“四个自信”的要求，从坚定“四个自信”层面把握中国梦的历史逻辑[26]。还有学者重点分析了坚定“四个自信”对实现中国梦的推动和保障作用。认为坚定道路自信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坚定理论自信是实现中国梦的正确理论指引；坚定制度自信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制度保障；坚定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

总之，要实现中国梦，必须坚定“四个自信”不动摇[16]。

纵观当前关于“四个自信”逻辑架构的研究成果，尽管学者们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但普遍认为，无论是透视“四个自信”的内在逻辑，还是解读“四个自信”的外部关联，都必须从总体、系统、辩证的观点出发，不能作“碎片化”“肢解式”研究。

四、“四个自信”的价值意蕴

当前国内学界对“四个自信”价值意蕴的探讨，主要从理论意义和实践意

义两个维度展开。

（一）理论意义

第一，“四个自信”升华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四个自信”作为一个整体提出的重大价值，在于其超越了对社会主义内涵认识的传统思维定式，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完善的重要内容，而坚持“四个自信”，有利于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并持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25]。

第二，“四个自信”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四个自信”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28]。“四个自信”作为整体提出，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内在契合性，为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打开了广阔的空间[27]。

（二）实践意义

由于“四个自信”在社会实践中的涉及面广、影响力大，学者们对其实践

意义的研究也呈现出“多点开花”“异彩纷呈”的状况。

首先，“四个自信”对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具有重要意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四个自信”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29]。就未来着眼，坚定“四个自信”有利于统一思想、凝魂聚力，为深化改革营造良好国内环境[7]。

其次，“四个自信”对意识形态建设具有积极作用。“四个自信”有力回应了质疑和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的错误倾向，是遏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重要法宝[30]。还有学者从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的视度提出，道路自信为构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树立了“旗帜”、理论自信为构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夯牢了“基石”、

制度自信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的举措落地提供了保障、文化自信为打赢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战提供了精神动力[31]。只有坚定“四个自信”，才能用理想信念筑牢我们的精神支柱；才能独立自主地走好中国道路；才能做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1]。

最后，“四个自信”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作用。“四个自信”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支柱，没有“四个自信”，就不可能实现中国梦[19]。党中央之所以提出“四个自信”的重要命题，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以保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民族复兴圆梦目标的如期实现[26]。从当前来看，“四个自信”是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力量[32]。它关涉到党的伟大工程的建设、伟大事业的发展、伟大梦想的实现[33]。

从既有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四个自信”价值意蕴的研究比较偏重于现实意义，今后应进一步深化、拓展关于“四个自信”理论意义的研究，使人们对“四个自信”的重大意义有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

五、如何增强“四个自信”

增强“四个自信”是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即是说，对“四个自信”的研究最终要落脚到实践进路上来，否则就会形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学界对“四个自信”实践路径的研究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夯实物质基础。真正的“自信”来自于强大的硬实力。坚定“四个自信”，必须夯实物质基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32]。要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34]。

第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是坚定“四个自信”的中流砥柱。“四个自信”能否树立，关键在于党是否坚强有力。因此，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四自能力”，为坚定“四个自信”提供根本前提和坚实保障[35]。新时代背景下坚持“四个自信”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保证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34]。

第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四个自信”的认知主体和评价主体。坚定“四个自信”，必须着力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让人民群众真切

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内心深处矗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有学者提出，坚定“四个自信”，要坚持以人民群众为最基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34]。只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全面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样才能使“四个自信”在人民心中生根发芽[32]。

第四，抓好思想政治教育和宣传教育。“四个自信”不是自发产生的，增强和巩固“四个自信”，必须充分了解其发展过程、本质内涵和价值意蕴，通过过程性建构、认识性建构、价值性建构、信念建构，将其由客观性存在转变为主观性信念[36]。有学者着眼于引导大学生坚定“四个自信”，提出必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科学理论教育、政治信仰教育以及文化知识教育[37]。增强“四个自信”，要以全面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话语权、全面巩固和提升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全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为重要前提[38]。还有学者认为，开展宣传教育是坚定“四个自信”的关键。并提出做好宣传教育，必须以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和法规引导为原则[11]。

对“四个自信”实践进路的研究，学者们大多将目光聚焦于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上，对夯实物质基础、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等方面的研究稍显不足，下一阶段应在这方面进一步拓展、丰富。

六、“四个自信”研究的不足及展望

总体而言，当前学界对“四个自信”的研究取得了诸多重要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挖掘“四个自信”的理论意蕴提供了重要基础。但由于“四个自信”主题宏大且关涉多个学科和领域，加之研究时间不长，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研究深度不够，研究方法单一，研究视野不宽，研究内容需细化等。今后应着重从四个方面加以改进，以推动“四个自信”研究向纵深发展。

第一，学理研究有待深化。当前关于“四个自信”的研究，政治宣传、政策解读较多，从学理层面做出深刻分析和严密论证较少。存在有热度缺深度、多论断少论证的问题。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加大对“四个自信”之理论依据、历史根据、现实理据的学理阐释，真正弄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何以能够自信。具体来说，对“四个自信”理论依据的研究应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思想资源；对“四个自信”历史根据的研究要充分认

清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对“四个自信”现实理据的研究应充分结合“世界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

第二，研究方法有待突破。一是要加强实证研究。当前关于“四个自信”的研究基本都是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具体呈现为概念厘定、理论推演、逻辑演绎、思辨探讨。而作为社会科学重要研究方法的实证研究则比较缺乏，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脱节。在今后的研究中，应积极开展深度访谈、问卷调查、案例分析等，将定性研究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推进“四个自信”研究向纵深发展。二是要加强多学科综合研究。当前关于“四个自信”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领域。“四个自信”问题涉及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心理学、教育学、新闻传播学等。如果仅局限于某一个学科领域，容易造成研究视角的单一化、研究成果的同质化。因而，下一阶段应加强跨学科协同研究，推进相关学科的交流、结合，通过学科贯通，深化“四个自信”的研究。

第三，研究视野有待拓宽。当前关于“四个自信”的研究视野不宽。从时间维度来看，大多数学者仅从改革开放40年出发来理解“四个自信”，而忽视了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近100年、世界社会主义500年以及中华文明5000年等的历史积淀。从空间维度来看，大多数学者仅就中国谈“四个自信”，而没有将理论触角深入到中外比较研究中去，没有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对比。下一阶段的研究应拓宽视野，加强纵向历史对话和横向国际对比，打破“自说自话”“孤芳自赏”的研究局面。

第四，研究内容有待细化。当前关于“四个自信”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宏观层面，尤其是在“四个自信”实践进路问题的研究上显得比较笼统，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措施探讨不多。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注意加强微观层面具体措施的研究，只有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才能实现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的贯通，才能取得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效果。

弘扬抗疫精神坚定“四个自信”

浅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战“疫”中的体现

滨海新区区委党校科研室郝冲（2020年7月8日）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党全社会所达成的价值共识，是国家的精神支柱。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在这场疫情大考中，党员干部群众、先进典型模范冲锋在前、顽强拼搏，用实际行动坚定“四个自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书写出了中国精神的崭新篇章。

抗疫精神凸显中国精神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江城武汉暴发，迅速蔓延全国。除夕夜，党中央吹响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号角，全国上下紧急行动驰援湖北，医疗企业开足马力保障医疗物资生产供应，人民大众自觉投入到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中，坚韧团结、和衷共济。

在抗疫过程中，分散的被集中，弱小的被强化，人民的力量被充分调动，美好的情感编织成网，可贵的品格充分发扬，最美的情愫得到升华，抗疫正气遍及全国，形成了根植于人民群众内心的“抗疫精神”。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徐艳玲在《人民论坛》刊文，将“抗疫精神”的核心要义归纳为“五种精神”：“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使命精神；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团结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奋斗精神；尊重规律、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命运与共、共克时艰的天下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共产党员争当先锋、敢于奉献，吹响了中国精神的“集结号”；中国人民团结一致、乐观坚韧，奏响了中国精神的“最强音”；中华民族协和万邦、砥砺奋进，唱响了中国精神的“主旋律”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中国精神为世界所瞩目。

抗疫精神彰显中国力量

抗疫精神统筹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自觉坚持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勇于担当、甘于奉献是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家国担当和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精神境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作出史无前例的关闭离汉离鄂通道的战略决策。湖北人民付出巨大努力和牺牲，全国上下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严防死守“硬核”抗疫，为全球战疫作出了重大贡献。党中央和中国人民的历史担当，功标千秋！广大医务工作者和一线战“疫”大军甘洒热血，迎着风雨逆行而上、驰援湖北，体现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就是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倾力扶持和众志成城、团结一心的凝心聚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全国之力，组织调派346支国家医疗队、4.26万名医务人员和960多名公共卫生人员紧急驰援；组织26个省份对口支援，19个省市采取“一省包一市”方式，将大量医疗设备、人员、物资往湖北倾斜。各省区市步调一致、统一行动，构建联防联控、群防群控体系，打造严防死守的天罗地网，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的防控局面。全国人民上下一心、众志成城，令世人动容，彰显中国力量。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就是迎难而上、不屈不挠的拼搏意志和勇往直前、无

所畏惧的必胜信心。

从重症病房争分夺秒的救治到城乡社区挨家挨户的排查；从工厂车间加班加点的生产到科研实验室夜以继日的攻关；从大量基础实验到新冠疫苗志愿者以身试“苗”；从“火神山”“雷神山”的神速建成，再到一座座方舱医院开始收治患者，每一场都是硬仗。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没有后退，只有冲锋；没有妥协，只有战斗。从中我们看到伟大的中国人民在面对重大挑战时的不屈身姿，听到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在经历磨难时迈出的坚定步伐。

抗疫精神展现中国效率

尊重规律、求真务实就是把握规律、精准施策的战略举措和尊重生命、科学防控的严谨态度。疫情面前，我们尊重科学规律、加快科研攻关，在与时间赛跑、与病魔抗争的过程中高扬科学精神，坚持用事实说话。从病毒生成和发展的规律入手，进行科学研究、认知和解读，50天内探索出7版诊疗方案、6版防控方案。依靠由疫情追踪系统、人群防疫管控追溯系统、联防联控机制、法律监督机制、城市供给保障机制等编织而成的治理体系，实现防而不乱、控而不停，人民生活、物资保障、交通运输、国际交往没有中断，市场井然，社会稳定。

命运与共、共克时艰就是相互协作、共渡难关的天下情怀和文明精神。在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最严峻的时候，国际社会给予了中国人民宝贵支持和援助，中国对此深表感谢、铭记在心。中国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疫情信息，第一时间在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发布病毒基因序列，积极同全球180个国家、1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分享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为全球战“疫”争取了黄金时间，贡献了宝贵经验。当其他国家和地区深陷疫情时，中国尽己所能、无私相助，先后派出29支医疗专家组，向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物资援助；承诺两年内将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支持发展中国家抗疫斗争和经济社会恢复发展。

这场大疫是一场大考，中国在这场大考中体现的强大领导力、超强凝聚力、负责任大国担当，是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的充分展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在疫情防控中展现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展现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誉。”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四个自信”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

标志着我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神实质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了当代中国精神，当代中国精神集中表达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体验与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也只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内在情感认同和外在实践自觉紧密融合起来，才能真正在全社会得到全面普及。

一是把抗疫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融为一体。在这场疫情大考中，驰援者与被救援者，记录者与传播者，还有许许多多的观察者，都被这伟大的抗疫精神深深感动着、震撼着。抗击疫情斗争既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的精神风貌，更悲壮书写了爱党、爱国、爱民的鲜活教材。要把抗击疫情斗争作为培育民族精神、弘扬人间大爱的伟大实践，用伟大民族精神汇聚战“疫”强大合力，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要把抗击疫情斗争作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华章，凝聚众志成城抗疫情的强大力量。

二是在抗疫战斗全过程生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对这场疫情，中国以负责任、有担当的姿态向全世界展示出众志成城、坚韧不拔的伟大民族精神，始终贯穿以人为本、大爱无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旗始终高高飘扬在一线、在基层、在最危险的地方。广大党员干部挺身而出、身先士卒，靠前

指挥、公而忘私，充分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抗击疫情斗争，是全员战役，休戚相关、人人有责成为广泛共识，从而不断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抗击疫情斗争，是救援行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成为开年之初的“最美风景”，从而有力培养了社会公众的敬畏之心、同情之心、关爱之心和奉献之心。

三是以抗疫先进典型示范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在这场抗击疫情斗争中，天津市涌现出单玉厚、张世林、韩艺超等一大批先进典型人物，这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最生动、最鲜活、最感人的教材，是我们在抗争苦难中汇聚的宝贵精神财富。一定要充分发挥抗疫典型的模范效应和引领作用，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抓手和有效途径，汇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和不竭动力。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要充分发挥抗疫典型的榜样力量、示范作用和辐射效应，通过卓有成效的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内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和道德信仰，外化为他们的自觉意识和实际行动，从而全面构建起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坚持党的领导是坚定“四个自信”的逻辑前提

中国石油大学邵鹏、梁硕、张荣华（2020年11月24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最显著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充分说明了坚定“四个自信”，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坚定“四个自信”的内在逻辑

坚定“四个自信”实质是坚持对党的领导充满信心。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必须坚定“四个自信”，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坚定“四个自信”，就是坚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信心，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创的伟大事业，因此，坚定“四个自信”实质上是对坚持党的领导充满信心。

坚定“四个自信”的根本前提是坚持对党的领导充满信心。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了较深的理解和掌握，坚持对党的领导充满信心，依然是坚定“四个自信”的逻辑起点、自信之源、思想基础。

“四个自信”来源于坚持党领导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坚定“四个自信”，即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道路自信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在

党全面领导人民不懈努力的条件下，“十三五”规划目标即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十四五”规划目标清晰，前景广阔。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力和水平，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党的全面领导为中国人民铺就了通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是党正确领导的结果，这是我们的道路自信之源。

理论自信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面系统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开创了党和国家全面发展的新局面。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辉煌成就，这是我们的理论自信之源。

制度自信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进程中，坚持实事求是，不断将经过历史筛选的、适宜中国发展实际的方针、政策上升到更有力的制度层面，将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制度优势更加具体化，逐步探索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安排，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已经被“中国奇迹”的实践所充分证明。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与发展，为改革开放以来各项事业稳步前进方面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在世界制度文明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是我们的制度自信之源。

文化自信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实践者，而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在党的领导下，文化教育事业逐步恢复活力，人民思想文化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积极勇敢、创新实践、吃苦耐劳、全面发展等更加符合时代特色的思想文化蓬勃发展，诞生了“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北京奥运精神”“伟大抗疫精神”等，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先进文化的理论内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这是文化自信之源。

人民对党的领导充满信心是坚定“四个自信”的群众基础

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维护党的自身形象。全面从严治党，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塑造更好的党的形象，赢得人民更多的支持和拥护，获得更加巩固的执政地位，为了坚定人民对党的领导的信心。全面从严治党，要始终保持党的先进

性和纯洁性，让人民群众在不断增长的获得感中增强自信，只要跟着共产党，

只要坚持党的领导，就能不断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全面从严治党，让人民对党的领导充满信心。中国共产党要在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中敢于亮剑，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坚定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

中国共产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不变，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始终不变，以人为本、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目标始终不变；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使人民发自内心拥护党的领导，进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

坚定“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中共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洪向华、张杨（2020年7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不断探索形成的一系列制度体系，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具有鲜明的、独特的制度优势。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逐步形成的，也是在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以及与资本主义制度的鲜明对比中得出的，这些显著优势对于我们坚定“四个自信”，并满怀信心地投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功立业具有重大意义。

一、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1］这是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与当前世界所存在的其他制度和治理体系相比所具有的显著优势。

（一）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

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党的领导无论是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而言，还是对人民的切身利益而言，都是根本性的因素和力量。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我们看到，党中央始终靠前指挥、全国总动员，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显著优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显著优势，不仅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确保党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为保持政治稳定提供思想保证，而且能够确保在党和国家一切事务中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国家发展始终不脱离社会主义轨道。坚定不移、不受任何干扰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主题的内在要求，也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向和道路保障。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通过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成功，这让我们对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有了更大的信心。

（二）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

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

“中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2］（P288）这样一套制度安排，一是最大限度地确保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并以制度的形式规范了人民群众的权利和自由，使其社会主体地位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得以有效实现；二是对国家政治关系作出科学安排与调节，形成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国内各团体、各社会组织、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能够和谐统一于独立探索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之中；三是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使中华民族能够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条件下实现了重大科技项目的创新与突破，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落地生根，在改革开放短短四十多年间，中华民族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四是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独立自主，坚决维护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尊严和福祉，这是我们党吸取沉重历史教训的经验总结，也是我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独立自主发展的重要前提。实行这样的制度安排主要是为了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治国理政中的主体作用。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只要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就会汇聚起磅礴的力量。我们组织人民群众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和安排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形成了联防联控的合力。

（三）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

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优势

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的突出表现就是依法治理国家。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国实现了政党、国家、社会等多元主体的治理格局，因此，依法治国相应地也要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以此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在法治实施程序层面上讲，就是要在立法、执法、司法以及守法等方面做到科学、严格、公平和公正。立法要坚持科学立法，就是要继续完善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把国家治理的各项工作纳入法治轨道，加快完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体系，完善社会规范体系，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使国家治理有法有规可依。执法要严，以健全、完善的执法程序确保执法过程中的法治化，在执法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法律规范严惩一切违法行为，

在执法保障中要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形成行政执法责任制，并通过信息化建设实现信息共享，避免执法过失，提高执法质量和效率。司法要公正，就是要健全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的法律制度，要完善严格司法的制度机制，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保证庭审在刑事诉讼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保障严格司法的办案责任制。守法是对全民的要求，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四）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分散的社会组织、团体和个体凝聚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并且使党和政府成为人民群众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因此，在一切关乎群众利益的重要时刻或重大事件面前，党和政府具有强大的集中决策、组织动员以及统筹协调能力，以化解威胁人民群众利益的矛盾和危机，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诉求和期盼。凭借这一优势，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共克时艰、砥砺前行，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每当面对洪水、地震、疫情等自然灾难，面对金融危机、贸易摩擦等社会困境，我们党总是能够在第一时间作出统筹应对举措，无论是在调动集体智慧、社会物资上，还是在统筹分配、具体落实中，都能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共同抵御风险、化险为夷。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关注疫情形势，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疫情防控工作形成了全国一盘棋，这种举国体制确保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中国用最短的时间、最大的牺牲抑制了疫情在国内的蔓延和扩散，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经受了这次疫情大考，再次用实践证明了高效而强大的组织动员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五）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

中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始终是我们党对待民族问题的重要思想指导。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以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一发展主题的指导下，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相结合，创造性地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为基本内容的民族

政策，形成了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当前我们要实现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梦想，因此，我们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把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形成实现中华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最大合力。

（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不断在实践中创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使其释放出优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潜力。我们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地位，同时也结合现代市场经济对国家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的实际要求，大力推进所有制结构调整和改革，支持一切有利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力的经济成分。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结构中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并得到健康发展。在分配制度上，我们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利于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同时，我们也承认物质利益原则以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必然出现的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为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让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因素充分涌现，允许和鼓励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等其他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我们在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等方面的创新，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预设的创造性发展，使生产力各要素借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得到大力解放和发展，而且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解决发展困境、推进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借鉴。

（七）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

中国有14亿人口，要把这么多人团结起来，靠什么？要靠共同的理想信念，要靠共同的价值观，要靠共同的道德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3］（P63）共同的理想信念是在相同的文化滋养中、在长期的共同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促使每个个体紧密相连的精神纽带。这种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接受和认可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在时间上跨越了历史、现在和未来，统一于当下的奋斗目标；在空间上超越了

地域、民族和血缘等的物理阻隔，达成了命运与共的思想共识。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已经融入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之中，成为共同的文化基因，使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更加紧密地凝聚在一起。

（八）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走

共同富裕的道路。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群众作为历史活动的承担者和受益者，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不断满足人民生存与发展需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来抓。民生问题是国家发展的根本问题。人民群众在教育、收入分配、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住房、养老等各方面的要求和需求，在我国不断改善民生的实践探索中已得到极大改善与提高。2019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到30733元，全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67元，距离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已经非常接近。我国所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已达到世界水平，仅基本的养老保险覆盖人数在2019年就已超过9亿人。这些成就的取得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独特而显著的优势。

（九）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使社会始终

充满生机活力的显著优势

当前世界上存在两种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的必然，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发现了人的历史主体地位，并致力于解放禁锢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异化与劳动异化下的绝大多数人，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通过制度自身的完善与发展实现了与时俱进，又在挖掘和激发人的主体性以及促进人的解放和发展方面展现了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之处。近年来，我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让一切有利于社会发展、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因素竞相迸发。人的发展空间得到扩展和提升，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生产关系得到优化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在经济领域最为直观的表现就是，近年来我国市场主体的数量不断攀升，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市场主体不足50万户，截至2019年6月，我国市场主体已达到了1.16亿户。从这些指标可以看出，

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在不断改革与创新中坚持与时俱进，能够通过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不断激发社会活力、释放制度红利，使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预判在21世纪的中国得到验证。

（十）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更多更优

秀人才的显著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管人才原则，高度重视人才工作，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列为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随后，《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等文件陆续出台。这些人才激励措施使人才不断涌现。人才活力的进一步释放使得人才在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突出贡献。从“神舟”系列遨游太空，到嫦娥探月工程圆满成功；从取得第四代核电技术、高性能计算机等领域重大成果，到量子通信及组网、高温超导研究等重大科技成就，其中都凝聚着人才的贡献，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才制度具有的显著优势。

（十一）坚持党指挥枪，确保人民军队绝对忠诚于党和人民，有力保障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显著优势

坚持党指挥枪，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和克敌制胜的成功法宝。长期以来，我们在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积极推进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不仅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最新科技成果实现了武器装备的历史性突破，而且在创新思维的指导下实现了治军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当前，人民军队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进入新时代，面对当前国际局势的巨大变化，中国军队所承担的使命和职责也越来越重。一方面，要依据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要求，坚持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为巩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战略支撑；另一方面，要以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统一和领土完整为指向，坚决与一切威胁我国国家安全、国家统一的行为作斗争，为维护我国海外利益以及世界和平发展提供战略支撑。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关键阶段，人民军队按照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增派2600名医务人员支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分两批投送一线，参照武汉火神山医院运行模式，承担武汉市泰康同济医院、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确诊

患者医疗救治任务。人民军队听党指挥、勇挑重担、不辱使命，向党和人民交

上了合格答卷。

（十二）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祖国和

平统一的显著优势

我国“一国两制”实施以来，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展现了制度优势。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用事实证明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是切实可行的，也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选择。香港和澳门回归以来，与祖国内地形成了紧密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联系，祖国内地成为香港和澳门实现经济飞速发展的强有力的后盾和支撑。例如，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各国甚至日本和韩国经济发展都受到了重创，而中国香港却依托中央政府及时有效的宏观调控，避免了这次巨大的金融风暴所带来的经济冲击。对于台湾问题，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积极主动推进两岸交流合作与积极对话。当前，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经济贸易、人员往来、文化交流等越来越频繁和密切，两岸融合发展进一步推进，实现台湾和平统一已经成为包括台湾同胞利益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我们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牢牢掌握着两岸关系发展主导权和主动权。

（十三）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的显著优势

我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与时代主题相适应的和平发展道路，既坚决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又积极致力于维护国际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在国际舞台上以及在参与全球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我们也深刻意识到推动全球发展要坚持互利共赢，因为这是推动人类共同发展的必然要求。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中通过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共建“一带一路”等实践活动，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全球发展的重要理念和重要倡议，为全球发展甚至是人类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还远不及发达国家，但中国始终是全球减贫以及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和实践者。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越来越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政策的优势。

这十三个显著优势实际上是对这十三个方面工作从制度层面进行的概括和总结，“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1］

二、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

我们为什么能够有底气坚定“四个自信”？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显著优势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转化出来的治理效能，为我们坚定“四个自信”提供了基本依据。

（一）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为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自信提供了基本依据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道路自信是对发展方向和未来命运的自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内涵。长期以来，我们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又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既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又发挥了市场经济的优势，经济社会的发展领导最新讲话，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飞跃。这种飞跃的主要表现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财政实力由弱变强，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影响力日益彰显。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来，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把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伟大实践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适合时代发展要求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唯一正确道路。只有这条道路而没有别的道路，能够引领中国进步、增进人民福祉、实现民族复兴。

（二）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为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自信提供了基本依据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显著优势实际上讲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十三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这十三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和阐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更进一步说，这十三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几乎都有论述，这些论述一脉相承，为做好这十三个方面的工作提供了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使这十三个显著优势能够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邓小平理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重大理论创新，在此基础之上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理论，科学回答了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以及如何结合具体国情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基本路线，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形成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为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科学发展观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尤其是关于发展的问题，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协调处理好发展中的各种关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发展与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回答新时代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总的来看，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显著优势是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的前提下形成的，这十三个显著优势的发挥也验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让我们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

（三）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为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自信提供了基本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这一制度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个方面。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显著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十三个领域彰显的优势，也可以说这十三个显著优势反映了十三个领域的制度优势，成为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基本依据。这十三个显著优势整体上可以划分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四）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为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自信提供了基本依据

在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怎样把亿万人民的力量凝聚起来，同心同德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这一理念，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结合起来，画出了最大的同心圆，凝聚了全体中华儿女梦想的最大公约数，把国家的、民族的利益与个人具体利益紧密结合，把国家、民族和个人作为命运共同体，直抵人心，中国梦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梦想符号。我们提炼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利用各种途径和方式宣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宣传改革开放40多年的成就，宣传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活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我们采取各种措施大力支持发展文化事业，使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我们积极鼓励和实施一系列文化交流、文化贸易和文化投资并举的“文化走出去”政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新格局已逐渐形成，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得到提升。我们在文化领域采取的各种措施，取得了巨大成就，使人民群众在文化领域的获得感不断增强，这些成就和人民群众的感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提供了基本依据。

三、巩固和扩大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更加坚定“四

个自信”

既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成为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在新时代条件下，我们应该巩固和扩大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这样才能更加坚定“四个自信”。而巩固和扩大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的重要举措就是坚持和完善有利于坚定“四个自信”的制度。

（一）坚持和完善有利于坚定道路自信的相关制度

我们在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向方面的制度比较多，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方面。在坚持和完善有利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方面的制度，我们主要谈两种：一种是保证党能够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这种制度包括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和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另一种是保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能够实现的基本经济

制度。

1．坚持和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要以党章为根本依据，不断完善保障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机制，严格执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等党内法规，严格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等党内重要文件。尤其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以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的贯彻执行情况，需要落实严格的督促检查以及督查问责机制，以确保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切实得以贯彻、落实和执行。此外，还要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制度安排增强“四个意识”，为做到“两个维护”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和思想定力。

2．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要通过对公有制经济的巩固与发展以及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鼓励、支持和引导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要通过建设和发展与所有制结构相协调、与具体国情相适应的分配制度，促进社会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要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建设与国际接轨、与时代同行的高标准市场体系；要通过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运用科技创新带动国家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要通过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促进国家各方面开放程度、范围、层次的不断扩展与提升。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