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系列第183期（28篇）数字经济资料汇编VIP专享

目录

1．蔡怀平、李骏：

后发地区数字经济跨越式发展之路………………………………………1

2．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方亚丽：

更深层次地进入数字经济时代……………………………………………6

3．李素英、李刚：

数字经济推动企业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研究……………………………8

4．宋德勇：

“十四五”时期武汉市发展数字经济的战略思考………………………12

5．唐晓乐：

河南省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对策研究……………………………………15

6．石家庄市政府研究室谷鹏：

强化双轮驱动打造数字经济新引擎………………………………………19

7．郭全中：

发展数字经济的两大核心关键词…………………………………………21

8．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吴福象：

长三角区域数字经济的发展经验评析……………………………………24

9．潘亮：

数字经济应成为国有企业编制“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34

10．海南州委党校王昕：

高质量推进海南州数字经济建设和发展…………………………………39

11．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

“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与治理重点…………………………42

12．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纯、

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地域建筑文化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张毅：

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转型探索……………………………………………46

13．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马艺菲、唐雨辰：

“后疫情时代”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及对策…………………………52

14．王依军：

关于促进内蒙古数字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56

15．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秦海林、马涛：

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63

16．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李许卡：

把握数字经济新机遇培育高质量发展新优势……………………………67

17．羽轩：

迈向未来发展的数字经济…………………………………………………70

18．郭昭君：

河南省数字经济与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74

19．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信息政策所副所长高晓雨：

聚焦数字贸易新发展共享数字经济新机遇………………………………79

20．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吴志峰：

数字经济在十四五期间将发挥重要作用，呈现新局面…………………81

21．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胡艺：

数字经济助推高水平服务贸易……………………………………………84

22．盘和林：

壮大数字经济形成高质量发展合力………………………………………86

23．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邵春堡：

发挥数字经济的引擎作用…………………………………………………88

24．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后娄飞鹏：

数字货币是数字经济发展基石……………………………………………92

25．张洁梅、唐冰辛：

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城市实现精细化管理的路径研究……………………95

26．赵姗：

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引擎作用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105

27．芜湖日报评论员：

以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112

28．河北日报记者潘文静：

构筑河北数字经济发展重要支撑《关于落实国务院的工作方案》解读…114

后发地区数字经济跨越式发展之路

蔡怀平、李骏

（2020年8月15日）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这是首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明确将数据与劳动、资本、土地等一起作为关键生产要素，显示区别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以数据驱动的数字经济时代正在逐渐确立。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具有跨地域、跨领域、高渗透等特性，日益成为带动经济发展新的核心力量。对于长三角三省一市而言，特别是其中相对后发地区，如何抢抓数字经济与一体化发展天时、地利与人和的新机遇，对解决区域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动更高质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创新活跃，是中国数字经济的先发之

地，并保持较快发展态势。

从速度与规模来看，2018年，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增速达到18.3%，规模达到8.63万亿元，是珠三角地区的2倍，占全国总量的28%，数字经济占本区域GDP的比重达到了41%。从省域看，2018年，江苏、浙江的数字经济分别超过3万亿元、2万亿元，上海则超过1万亿元，安徽则近1万亿元；增速均在15%以上，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

从政策举措来看，各省市陆续出台数字经济相关政策，积极推进数字经济持续发展。2018年6月，《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发布，共同打造全球数字经济发展高地。

2018年，江苏省出台《新一代智能产业发展实施意见》。浙江提出把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来抓，制定《浙江省数字经济五年倍增计划（2018-2022）》，出台多项举措推动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两化融合发展。安徽则相继出台《关于印发支持数字经济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关于加快建设“数字江淮”的指导意见》等文件。2019年10月，上海市发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突出表现和原因分析

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但省际和省域内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后发地区与发达地区在数字经济规模、数字在社会经济领域的渗透度以及数字人才等方面差距较大。

从省域数字经济规模来看，2018年，长三角三省一市数字经济总体规模较大，且与GDP占比相对较高，但不同地区间存在显著差距。上海数字经济已占主导地位，占比超过50%，浙江、江苏已超过40%，安徽数字经济规模相对较小，且占比不到30%。

从城市数字经济指数来看，根据21世纪研究院和阿里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19长三角数字经济指数报告》，长三角城市在数字经济不同领域各有所长，但综合发展程度相差较大。在被评估的27个城市中，数字经济指数70分以上有2个城市，第一名是杭州市83分，第二名上海市74分；50分至70分的共6个城市，浙江、江苏、安徽分别有3个、2个、1个；最低分段40分以下的共12个城市，浙江、江苏、安徽分别有1个、4个、7个。从指数分值和城市数量可见，上海、浙江数字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江苏苏北地区、安徽绝大部分地区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与浙江相比较，江苏苏中、苏北各市数字经济指数与其经济地位或GDP位序并不完全正相关。从数字人才分布来看，上海优势较为明显，人才综合竞争力强，分布比较均衡，浙江、江苏数字人才主要集中在杭州、宁波、苏州、南京、无锡等主要城市，安徽数字人才数量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合肥市。从行业看，长三角地区数字人才在ICT（信息通信技术）行业和制造业占比较高，在零售、娱乐、交通物流、房地产、建筑等行业较低。

对于后发地区而言，制约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主要体现在认识不足、

数据壁垒、措施不力、人才缺乏等方面：

认识存在误区，“小工意识”较为普遍。当前，对数字经济认识不足的现象普遍存在，不少地方对数字经济的认识仍局限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本身，仅将其作为一种新型应用工具，或仅仅局限于信息技术与工业领域的深度融合。正如农业经济在于将土地和劳动力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工业经济在此之外增加了资本这一新的生产要素，以数据为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不仅仅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而且可以视为工业经济之后的新经济形态。因此，如果当前仍然局限于“小工意识”，把卖地、招项目作为经济发展的唯一手段，而不考虑数据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工业时代“小农意识”的翻版，难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

“数据壁垒”难破，数据共享流通不畅。数据的连通和共享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数据孤岛”“数据壁垒”是实施数字经济最大的障碍。从企业来看，国际知名企业管理智库邓白氏公司于2019年3月对北京、上海、江苏和广东等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企业进行了调查，显示92%的中国企业内部存在“数据孤岛”，长三角地区企业内部“数据孤岛”现象同样较为普遍。从政府来看，据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和江苏省信息中心介绍，当前政府部门手里掌握着80%的数据，但很多数据“深藏闺中”，各地各部门数据收集、加工、存储、利用的标准不一、缺乏统一管理，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政府数据开放的范围和水平。江苏省工信厅大数据产业处介绍，从各地层面来说，部门间认识有差异，导致整体发展缺乏一个有效的合作机制，很难形成合力，统筹推动大数据发展尚存难度。事实上，目前不少部门内部还没有实现数据共享，内部数据需求甚至需要通过腾讯、阿里等公司来购买。

政策举措不力，缺少主动作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往往与地方政府重视程度以及政策举措有很大关系。有些地方特别是一些后发地区，认为自身缺少发展数字经济的有利条件，发展数字经济只是上海、杭州、南京等发达地区的专利，没有认识到数字经济如今已无处不在，没有认识到数字对经济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没有认识到数字经济是动能转换的新动力、弯道超车的新引擎，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没有紧迫感，缺少积极作为。反观浙江常山县等一些后发地区，并没有因为基础落后而不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而是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实现弯道超车的历史机遇，积极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合肥数字经济在安徽各城市中能够“一枝独秀”，甚至在数字办公、数字商业等领域超过江苏、浙江的一些重要城市，在长三角处于领先地位，与其超前布局、前瞻定位不无关系，2017年合肥成立国有控股数据资产管理平台，2018年将进入中国数字经济第一城市梯队作为发展目标，这些都显示出合肥对数字经济的高度重视。

数字人才不足，缺乏根本动力。以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所需人才最主要的是ICT领域人才。数字人才是数字经济的核心力量，其聚集程度与数字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ICT人才聚集的地方数字经济发展往往相对较快，上海、杭州、南京、合肥等地均是如此，后发地区或相对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较为滞后，其主要瓶颈就是缺乏高水平的数字人才。

推进后发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虽然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处于相对较高水平，但与自身潜力以及发展需求相比，仍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相对后发地区也更需要在新一轮数字经济新赛道中抢抓新的发展机遇。

树立数字经济新思维，加强发展数字经济的紧迫感。数字经济是先发地区动能转换的新引擎，更是后发地区弯道超车的新赛道，需要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紧迫感，以构建经济发展新优势的立身之本。数据是未来最重要的资源，数字经济是数据与实体经济高度融合的经济，是未来区域竞争力的关键。数字经济并不仅限于第二产业，在第一、三产业同样大有发展空间，需要积极探索开辟农业、服务业等传统产业以及社会治理等领域新的应用场景。

不为所有，但为所用，抢抓一体化发展的天时地利人和新红利。人才是发展数字经济的核心，是制约一些地方特别是后发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后发地区应本着“不为所有，但为所用”的理念积极引进发达地区的数字人才。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锡常乡镇企业利用上海“星期日工程师”相比，如今浙江、江苏、安徽的一些后发地区利用发达地区的人才要便利得多。当前长三角地区已基本形成“1.5小时高铁圈”，为人才流动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同时，加上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以及一体化政策的助推，即便对于皖北地区，如今邀请上海、南京、杭州的人才已经如同近邻，可以常来常往。

优先发展数字政务，引领数字经济向纵深发展。

浙江通过“最多跑一次”政务改革，有力推动了高水平的信息基础设施和数据平台建设，特别是有效打通了部门和地区间“数据孤岛”，对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引领意义。对于后发地区，优先推行数字政务，具有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能够为数字经济打好数字平台的基础，引领数字经济理念的传播，从而带动其他各领域数字经济的发展。

突出发展工业互联网，助推产生龙头标杆平台企业。平台型企业与独角兽企业已成为企业生态与创新的代表，未来的超大型公司一定是从这两类企业中诞生。当今数字经济发展重点已由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在消费互联网领域，与浙江相比，上海、江苏、安徽明显缺少平台型龙头标杆企业，地区带动效应不强，很难为独角兽企业提供孵化平台。新一轮数字经济是以数字为基础的新实体经济，江苏等省份制造业规模优势明显，发展以工业互联网为重点的产业互联网潜力巨大，需要抢抓这一难得的新机遇，推动形成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

先做“盆景”，再造“风景”，以试验区示范区带动全域发展。当前数字经济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对于后发地区而言，需要借鉴学习先发地区的先进经验，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先行打造数字经济“试验区”“示范区”，作为发展数字经济的“盆景”，待时机和条件成熟时，再“由点到面”推广到其他地区和领域，形成数字经济全域发展的“风景”。从全国范围来看，《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于2019年10月20日在浙江乌镇发布，确定浙江、河北（雄安新区）、福建、广东、重庆市、四川等6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以“南北挂钩”“技术飞地”等形式，探索创新区域合作发展新模式。长三角一些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主要原因是缺少人才、技术和资金的支持。后发地区应大胆创新，主动出击，探索“南北挂钩”“技术飞地”等数字经济区域合作发展新模式，向上海、杭州、南京等先发地区寻求帮助或合作。在合作中，应坚持共建共享共赢的理念，确保合作持续高效，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数字经济本质的体现和要求。

更深层次地进入数字经济时代

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方亚丽（2020年8月22日）

在今年国家层面公布的“新基建”范围中，区块链与人工智能、云计算等

一同被归为信息基础设施之下的新技术基础设施，其发展重要性突显。

当前，区块链去中心化、开放性、自治性、信息不可篡改以及匿名性5个重要的特性，正逐渐成为各行业建设新规范与标准的引领技术。

在贸易、消费等领域，区块链实现了高度可溯源性，使得商品从生产商到消费者手里都有迹可循，可帮助监管机构、交易方或消费者核查某种产品的真实来源。

在医疗行业，“区块链+医疗”会形成一个分布式的医疗商业模式，利用区块链技术可以打通不同医疗机构之间的协作，让医疗资源跨机构流转，让健康档案数据跨机构流动。

作为一项新技术，区块链给实体经济所带来的价值赋能作用才是它自身的价值所在。5月，贵州发布《关于加快区块链技术应用和产业发展的意见》，将加快推进区块链与实体经济、政府治理、民生服务及新型智慧城市的融合应用，推出了23个“区块链+”项目。

此前，贵州已连续发布《区块链应用指南》《区块链系统测评和选型规范》《区块链系统测评和选型规范》等多项区块链政策，为各相关行业区块链应用、区块链平台建设和数据交易平台的建设提供规范和指导，加快推动区块链政用、民用、商用发展。

从政策层面看，贵州力度正在加大，标准正在完善，旨在鼓励将区块链作

为一门技术，与传统或其他产业相结合实现赋能与价值提升。

区块链赋能实体经济，首先是解决中心化系统的弊端，比如数据透明度和

数据隐私保护问题，强调增信：增强数据可信度，强化数据公信力。

在安全防控保障方面，贵州一方面要强化区块链行业管理，一方面要着力建立区块链安全保障体系，加强区块链安全风险研究分析，推动应用区块链监管技术，强化以链治链；同时，建立完善区块链安全保障机制，规避数据泄露风险，提升区块链安全风险应对能力。

尽管目前区块链正给社会经济带来一场“革命性”的技术突破，但就大范

围的商业应用而言，区块链技术仍有待成熟，因此夯实区块链基础建设也成为

下一步抢占新一轮经济制高点的关键。

在产业强基方面，贵州以贵阳贵安为重点，支持设立区块链创新发展联盟，围绕基础算法、系统平台、安全监管、行业应用等开展技术创新，提供共识算法、智能合约、隐私保护等区块链底层技术服务；同时，依托贵州•中国南方数据中心示范基地，提供区块链数据存储、清洗加工、计算交易等业务，建设区块链BaaS开放平台，推动区块链与云计算、云存储、云安全相结合，探索云计算区块链模式。

作为一项跨学科的应用科学，区块链的优势是建立新的生态，通过信息的流转带来价值的传输。在生态培育上，贵州将重点开展四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快推动区块链基础设施部署，支持贵阳贵安建设城市级区块链基础设施平台，面向全国提供服务；二是加强区块链标准法规及测评体系建设；三是建设区块链开放创新平台，开展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在基础研究、产业发展、国际合作等方面积极探索；四是强化人才支撑。

当贵州区块链技术在安全防控、基础夯实、生态培育等方面不断完善、不断成熟后，才能更好地与实体经济有力地结合，“区块链+”才可能进一步改变经济社会发展结构，更深层次地进入数字经济时代。

数字经济推动企业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研究

李素英、李刚

（2020年8月25日）

数字经济，其实是一种融合性的经济，在数字经济时代发展过程中需要对各种信息技术进行高效的应用，这一时代的到来，使得相关的企业的发展面临着挑战和机遇，同时数字经济时代也对企业发展方面提出了崭新的要求，为了满足这种要求，企业需要在数字经济时代当中使得自身进行高质量的发展。所以，在接下来的文章中就将针对数字经济推动企业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进行详尽的阐述，并且在文章中也会提出一定的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或者对策。

一、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需要转变发展思想观念

时代在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进行改革创新，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之后，企业需要紧跟时代的发展节奏，为了做到这一点，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中就需要转变发展的思想观念，企业需要使得自身的心态到达开放的状态，这有利于进行传统发展思想观念的转变。

首先，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重视并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现如今各种先进的信息技术已经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进行运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之后，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和发展新防卫就都能够得到提升了，这一点对于企业的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在这一过程中，企业需要具有互联网思维，在推动自身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进行转型的过程中，充分地发挥出先进的信息技术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积极作用，使得社会发展各项需求在得到满足的同时，促使企业的创新能力得到提升，这一过程也会给予企业自身充分的发展经验，在企业后续高质量发展阶段就会具有重要的参考和经验。除此之外，在数字经济时代当中，企业在必要的情况之下要摒除传统发展思维和行为习惯的不良影响，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可以将数字化转型发展意识理念传递给广大的人民群众，使得企业和社会对于数字经济时代都能够保持着“拥抱”的态度，这也是企业实现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

其次，相关的政府部门、企业单位负责人都需要加强在数字技术方面的培训工作，并且达到“一传十、十传百”的传播效果，使得国内的相关企业、人民群众都能够知晓数字经济时代转型发展的重要性，而且这项工作对于未来的信息技术与传统发展企业的融合也是极为重要的，进而就能够推动一大部分企

业在数字经济时代中向高质量发展进行转型，工作效率、质量都能够得到稳定的提升，例如企业可以建立以数字技术为中心的企业文化，促进全体工作人员提升在数字经济方面的认知。

最后，人民群众的数字技术修养方面也需要得到有效的提升，只有全体人民群众数字技术修养的提升才能够使得企业的发展得到良好的基础，为此企业需要进行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等方面的多重投入，为员工提供良好的终身教育工作，其中也包含一定的特殊群体，从细节方面提升人民群众的数字技术修养，确保企业与人民群众能够紧跟数字经济时代发展的节奏，由此，企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中就能够具有良好的发展外部环境了，这对于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具有保障和促进作用，企业自身也需要注意这一点。

二、企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中需要加强顶层设计

通过简单的观察、了解就能够发现，现如今新生的信息技术正在向企业生产、生活等等方面进行渗透，实体经济向数字经济进行转型的过程被快速地进行推进，而且数字经济也是全球经济格局的一种发展趋势。

为此，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向高质量发展进行转型的过程中，必须要加强顶层设计工作，以此为基础使得企业发展空间、深度都得到大力的拓展，使得数字化转型过程和创新布局工作都得到有效的推进；

（一）战略定位方面

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当中应当着力于明确自身的发展优势和定位，产业发展、生产过程中积极的拓展布局，以此来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现如今的时代发展过程中，各种先进信息技术层出不穷，因此企业在经济时代当中还需要积极的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数字化发展道路，唯有在这一条件之下，企业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才能够适应不同的技术诞生而产生的变革情况，例如要确保企业的发展对于人工智能等等先进的信息技术进行应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企业需要提供相对充足的再培训机遇，这样既能够加强企业的战略定位工作，也避免了数字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负面结果的负面影响。除此之外企业在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中还需要明确数字技术领域应当遵循的原则和目标，制度和发展目标的存在，可以促使企业同数字信息技术进行共同发展，并且互相促进，具有比较强的灵活性和可拓展性，企业和数字经济时代都需要这两种关键的特定，企业自身需要重视起来。

（二）组织能力方面

企业转型过程中对于组织能力方面也要给予高度的重视，此方面需要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进行协同合作，使得不同的企业、产业的敏捷度都大大增强，数字经济时代提供的各种先进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可以对市场的发展趋势和用户的深层次需求进行分析和研究，企业可以探寻发展趋势和自身能力的匹配程度，由此再进行数字化平台的构建工作，这一工作流程能够促进企业的经济发展和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也是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有效的外在表现。

例如，企业在组织能力方面，需要尽快并处行业发展与信息技术之间的隔阂，为此就需要建立相关的数字化机构来推进这一过程，譬如可以成绩数字化发展专家委员会，再定期地对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发展趋势进行研究和分析，并且对企业的重要经济发展计划进行统筹和规划，避免企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中遇到过多的阻碍，企业各项决定的制定也就能够得到重要的指导和支撑。

（三）支撑体系方面

数字经济时代是最新的经济发展姿态，企业在这一时代中进行发展，需要对先进的信息技术进行运用，而且还需要对不同的发展环境进行适应，由此发展过程中有可能会遇到比较多的问题，企业遇到这种情况需要保持积极的态度，并且在支撑体系方面做出相应的变革。

企业需要积极对“试错文化”进行推进，这样能够使得企业员工知晓：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失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这样不同企业、员工都能够积极的进行探索，虽然对经济资源、人力资源进行了一定的消耗，但是却有效地避免了企业在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中遭受到更加严重的损失。除此之外，在数字经济时代当中的企业还需要不断的而提升数字经济的管理工作水准，使得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中的各项工作都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可循，保障数字经济活动的各方参与者都具有合法的权利、权益，这样才能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转型。

例如，企业可以针对运行机制方面进行一定的改革和创新，这样能够使得现有的公众服务提供方式得到改变，促进了人民群众数字化综合素质的提升，相当于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转型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而在转型内部，企业需要建立高效的系统性的风险防范机制，转型过程发现问题情况之下保证第一时间进行处理，并且防范相同的问题的二次发生。

三、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进行高质量发展转型需要构建人才保障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和在社会发展企业当中的渗透，企业对于信息技

术人才的渴求程度也变得越来越强，因此，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进行高质量发

展转型需要构建人才保障。企业现实的发展情况是，现阶段非常缺乏在先进的电子信息技术具有建树和懂得行业制造流程的双料人才，这一类型人才也是数字化领域当中的领军人才和基础人才，这一方面得不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之下，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中的高质量转型也就得不到相应的保障。

企业在人才的选择方面，需要重视高端人才，也需要重视中端实践技能比较数量的人才，企业需要将这两种人才进行一定的融合，促使复合型人才能够产生，企业目前对于这一人才类型的需求是比较强烈的，最终通过人才方面的知识积累和能力培育，促使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转型得以实现，人才方面的保障也能够使得企业从容地面对产业的后续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变化。

所以，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进行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中，需要重视相关的人才培育，因为人才是转型过程中直接的实施者、组织者、引导者，发展过程需要人才带领，遇到相关的发展问题也需要具有知识、技术的人才对其进行处理，因此我们说人才保障是企业数字经济时代高质量发展转型最基础的一种保障。

结论

综上所述，就是本文针对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进行高质量发展转型工作的相关研究和分析，从宏观角度上来说，企业转型过程中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是同等重要的，企业需要对这两方面给予高度的重视，并且实际工作过程中，使得外部、内部的环境进行共同的提升，这样才能够使得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进行高质量发展转型得到促进、推进，当然这一过程仍旧需要不断地优化和完善。

“十四五”时期武汉市发展数字经济的战略思考

宋德勇

（2020年9月1日）

一、“十四五”时期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全球正处于新一轮科技及产业革命爆发期，数字化技术与生产生活深度融合，联合国《数字经济报告2019》显示，2018年广义数字经济占全球GDP的比重达到15.5%。发展数字经济不仅能够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智能化，培育新动能，促进多元化创新，还能够颠覆传统消费方式，重塑消费新业态，对于城市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具有重大意义。

疫情大大加速数字经济时代的步伐。疫情导致全球产业链分工合作模式、消费需求格局以及城市治理模式发生改变。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有利于各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向高附加值攀升，实现“智的飞跃”；催生多种形式的在线业态，满足人们新的消费需求；促进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城市的危机应对能力。

二、武汉市数字经济发展四大优势

一是产业基础雄厚。武汉市拥有光电子信息千亿级产业集群，数字化产业基础雄厚，数字经济发展得天独厚。从绝对产值来看，2018年武汉市数字经济增加值为5772.06亿元，占GDP比重达38.9%，位列中部第一，带动从业人员超过10万人。从内部结构来看，产业融合是武汉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数字经济中融合部分占比高达71%，而直接部分占比只有29%。

二是优质企业集聚。武汉东湖高新区聚集了2000多家互联网企业，涉及人工智能、智能硬件等重点数字经济领域，是武汉数字经济集聚发展的重要载体。其中，不仅包括斗鱼、斑马快跑等本土独角兽企业，还包括东湖大数据、极目智能等潜在独角兽企业，更吸引了小米科技、小红书等知名互联网企业的“第二总部”入驻。

三是硬件设施领先。作为全国首批50个5G试点城市之一，武汉市5G建设规模目前位居全国第三、中部第一位。武汉还扎实推进超算（数据）中心等重点互联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并积极与金山办公、小米集团开展战略合作，为武汉数字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硬件设施基础。

四是市场空间广阔。武汉正着力推进光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三大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聚焦光通信与移动通信、新型显示及智能终端、智能装备、高性能医疗器械、智能网联汽车等产业融合重点领域，为数字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此外，武汉拥有3万家制造类企业，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需求旺盛，为工业互联网等数字经济新业态提供了发展机遇。

三、武汉市“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的七大建议

1．聚焦科技攻关，释放数字创新“新动能”。要结合武汉数字技术的需求与痛点，瞄准重点项目开展科技攻关，突破一批“卡脖子”关键技术，掌握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在部分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要加快重大数字技术研发平台建设，力争把武汉建设成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研发中心。深入落实一系列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政策措施，奖励企业的重大科技成果，鼓励企业科技资源共享，促进成果转移转化。

2．推进集聚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高地”。以东湖高新区、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为核心，实施龙头企业专项引进计划，重点引进国际知名的优质企业，支持本土数字企业向高新区集聚，推动光谷数字经济产业园建设，加强园区的规划引导和政策扶持，把东湖高新区打造成为国内领先的智能产业集聚区和中国数字经济“新高地”。

3．落实产业数字化，发挥融合发展“新优势”。加速数字技术、产品及服务向各行业的融合渗透，打破传统边界对于行业发展的束缚，发挥光电子信息、集成电路等产业优势，探索智能高端装备、智能汽车、智慧医疗融合发展新模式，把武汉建设成为全国融合发展先行区。积极推动数字赋能传统产业，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加快传统企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支持农业智能化、集约化发展，提高农业产业链整合水平，持续推进服务业数字化创新，鼓励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4．强化基础支撑，布局5G网联“新基建”。策划和实施一批数字经济基础设施项目，重点编制全市5G通信网络布局规划。加强数字资源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数据资源和互联网数据资源整合汇聚，形成统一高效、互联互通、安全可靠的数据资源服务体系，为加快释放数据战略资源价值提供服务保障。

5．关注人才引育，形成数字科技人才“新磁场”。大力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深化百万校友资智回汉，吸引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将“武汉黄鹤英才”

“3551光谷人才计划”等人才支持计划重点向数字经济领域倾斜。探索新型引智方式，鼓励企业采取特岗特聘等方式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支持数字技术企业在境外建立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完善数字科技人才培养体系，支持高校设置数字领域相关专业，培养后备人才。

6．防范网络风险，构筑城市安全“新保障”。建立完善的风险预警、响应体系，出台数据保护的战略规划和政策法规，发布各行业数据安全标准，有效防范数字经济运行风险。统筹推进重点网络安全项目的建设，提升网络安全技术保障支撑能力。推动数字安全产业发展，依托武汉国家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加快发展面向消费终端设备、数据中心、移动支付、工业软件领域的网络安全产品与服务。

7．推进数字化治理，营造数字化发展“新环境”。改革和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切实做好数据确权、流通、交易、监管工作，提升数据的共享水平，营造数字化发展“新环境”。推动数字政府建设，优化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

河南省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对策研究

唐晓乐

（2020年9月1日）

随着现代通信技术不断的发展，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张，在2019年，我国的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已经上升至36.2%，进一步凸显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将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在2018年，河南省数字经济规模达到1.25万亿元，在全国排名第10名。2019年，由腾讯研究院发布的《数字中国指数报告（2019）》可以看出，河南省排名居全国第6位，在中部地区占据第一位。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带来了一定的衰退，但数字经济的发展进步却在某种程度上缓冲了这种衰退，人们的购物需求、娱乐需求、办公需求迅速调整至线上，丰富的线上数字经济服务是人们的生产生活需求得以满足和持续，不仅降低疫情传播风险，更是成为了稳定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在《2020年河南省数字经济发展工作方案》中，提出要以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抓手，积极培育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城市数字化“三化融合”，不断壮大数字经济产业新能级，为培育新经济发展、形成发展新动能提供有力支撑。本文试图从基础设施、产业及融合指标、政府政策指标进行分析，根据可获取的数据真实、客观地评价河南省数字经济发展质量，为河南省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的数据参考和进行科学决策。

一、数字经济的相关文献综述

目前对数字经济的界定尚未达成一致，G20峰会、美国商务部、中国信息化百人会等众多学者、部门从各个角度对数字经济提出相应的理解。本文参考中国信息化百人会提出的数字经济的含义。主要是全社会信息活动的经济总和。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信息为关键资源，以信息网络为依托，通过信息通信技术与其他领域紧密融合，形成了基础型、融合型、效率型、新生型、福利型五个类型的数字经济。

目前学界和政府部门对数字经济的测度一般分两类：一是直接法，即在界定范围之下，统计或估算出一定区域内数字经济的规模体量；二是对比法，即基于多个维度的指标，对不同地区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对比，得到数字经济或具体领域发展的相对情况。本文主要关注后者，参考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研究院、赛迪顾问机构发布的《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中提到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进行分析。该文提出由基础指标、产业指标、融合指标、环境指标等4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38个三级指标组成，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该经济指数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能反映数字经济在各个领域的渗透情况。但是数据来源不一定稳定、无法国际可比也是这类指标的共性缺点。这也是本文的不足之处。

二、河南省数字经济发展的测度及分析

（一）指标的选取

根据科学性和数据可得性的原则，本次数据的研究将产业指标和融合指标合为一类，最终形成3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对2016年至2019年河南省数字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具体指标体系如下。

（二）指数测度分析

由于各指标之间存在着数值的差异、量纲不一致等问题，需要对这些评价

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和加权综合，具体过程如下：

第一步，构建分析指标矩阵；

X=（xij）nm（1≤i≤m，1≤j≤n）

第二步，建立标准化矩阵；

对基础数据进行初值化变换，转换为可比较数列，由于本文搜集的数据均为正指标数据，其标准化方法如下：Vij=xijx1j（i=1，2，…，m；j=1，2，…，n）

第三步，采用熵值法进行赋权；

首先，计算第i年第j项指标标准化后Vij数据的特征比重％，对第j项指标，

标准化后的指标值％的值差异越大，表明该指标提供的有用信息就越多。

公式为：Pij=Vij ΣVij i=1

其次，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j。ej∈[0，1]

ej=ΣPijlnPij i=1

最后，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gj，权重wj。

gi=1-ej

wj=gj（j=1，2，…，n）Σgj

j=1

第四步，计算第i年数字经济发展质量综合指数和分类指数。n

ΣwiVij Fi=j=1 Σwi

根据图1的数据计算可以发现，从2016年以来，河南省数字经济综合发展在平稳上升，2019年发展迅猛，相比于2016年，提高了4.23倍，年均增速达到73.6%，2019年环比增速超过了100%。从分类指标来看，其中数字经济在产业及融合方面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特征，四年来，提升了5.07倍，年均增速为82.49%，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及融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率为最高，为89.13%。其次是基础设施的发展，相较于2016年，提高了近2倍，年均增速为43.24%，最后是政府政策环境的发展较为稳定，年均增速比较低。由此表看出在基础设施的发展和政府政策环境上，还应该继续优化要素投入结构，完善政府政策制度，使河南省数字经济发展实现高效率的发展。

（三）灰色相对关联度分析

对分类指数间的相对关联度进行测算，关联度大意味着指标间的联系紧密，

相对于始点而言，它们的变化速率比较接近，分析步骤如下。

1．确定原始数据序列

本文先选取基础设施发展指数作为母序列，其他分类指数作为子序列。同理，再采取另一指数作为母序列，其余指数作为子序列。以此类推，分别计算出各分类指数间的灰色关联度。

2．初值像和始点零化像Xi

对三个分类指数的原始数据序列初值化变换后的结果即为图1中各分类指数对应的数值。始点零化像，即分别用同序列的各个初值像后的数据减去第一个数据，即各数据序列始点零化像为。

3．根据下列公式，计算灰色相对关联度γ0i

由表2的数据可知，三个分类指数间的相对关联度数值分布在0.6307-0.8349之

间，其中，产业及融合指数与基础设施发展指数关联度较大为0.8349，这表明两者联系较为紧密，基础设施越完善，产业发展的规模将会越大，工业数字化、农业数字化、服务业数字化就越能得到深入发展。政策环境指数与基础设施发展指数、产业及融合指数关联度都比较低，说明三者之间存在着发展的不协调性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

（四）灰色预测

根据2016-2019年的河南省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情况，对其未来6年的发展变化进行灰色预测，主要采用GM（1，1）模型。预测结果如下：

的在进行模型构建后，相对误差值越小越好，一般情况下小于20%即说明拟合良好。在该表中，可以看到相对误差小于20%，说明拟合结果良好，方差比C小于0.35，小误差概率P=1，都能说明该模型对河南省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的拟合是较为良好的。

三、结论及建议

一是河南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处于快速发展的趋势，但在发展的过程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基础设施的发展还有待提高和政府政策环境仍需要继续改善。政策和制度的完善是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保障，能够深入地优化数字化发展环境。因此政府还应继续加强公共数据公开，实现数据互联互通，深化数字经济领域“放管服”改革，应打造资源共享、安全可信的政务大数据系统，完善公共数据资源，由政府数字化向全省全方位数字化发展。

二是培育高质量数字产业集群。打造更多的全国“两化”融合示范点，使数字技术和产业发展能够得到更有效的融合，提升数字经济集聚能级，优化数字化服务平台的运营环境。具体地讲，在制造业和数字技术融合过程中，应深度挖掘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空间，大力推进制造业向智能化、精细化方向发展。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中，应努力拉伸服务业数字化链条，使数字技术能够更好与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深入融合，发展新业态。最后，积极探索数字农业发展模式，推广数字化农业技术，不断地增加农业数字化示范基地，拓展农业产业链。

三是继续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打造全国重要的区域数据中心，加快新一代数字技术的普及率，不断推进数字化创新，强化数字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技术发展，引进数字技术人才，优化要素投入结构，为河南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后盾。

强化双轮驱动打造数字经济新引擎

石家庄市政府研究室谷鹏（2020年9月6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今年以来石家庄市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建设，以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为激励，认真落实《石家庄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20-2025年）》，新动能不断壮大。

当前，积极融入国际国内双循环正逢其时，抓住了数字经济就是抓住了未来发展。对石家庄而言，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是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关键，是时代赋予省会的新使命，必须紧紧围绕加快构建“4+4”现代产业发展格局和大力发展“四种类型经济”，强化“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双轮驱动，打造数字经济新引擎。

加速推进数字产业化

从顶层设计、政策保障、基础设施、产业培育、人才培育等多方面持续加力，建立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加快完善规划政策体系，围绕“芯屏器核网”全产业链，坚持产学研融通协同，一手抓研发创新、一手抓补链成群，努力突破产业核心技术，着力培育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进一步放大微波射频、太赫兹、智能传感器等技术优势，做大做强智能显示、通信装备、集成电路、氮化镓芯片等高新产业，重点支持有基础、有实力、有理想的本地数字企业加快发展。

加速推进产业数字化

支持企业构建数字化的生产、经营、管理体系，推动智能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制造和柔性化生产。积极探索5G、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在互联网中的技术融合和丰富应用，为各行业和各领域赋能赋智，促进产业集群数字化发展、新兴行业数字化发展。优化工业互联网，积极搭建供应链、产业链、产融对接的数字化平台，帮助企业打通供应链、对接融资链，降低使用门槛，让更多市场主体分享数字经济“红利”。实施“数字赋能提级”行动、“企业上云”计划，推广远程运维模式，促进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快速壮大数字经济规模和层次，聚焦数字经济细分领域，定位园区主导产业，加快建设数字经济产业园。

加速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数字经济能够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推动消费升级新动力。依托数字基础设施所加快建设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家居等智能服务体系，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为医疗、教育、交通、餐饮、娱乐等领域深度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形式，提升消费服务水平，切实改善民生福利。围绕优化城市资源统筹协同能力、提升城市应急响应能力和应急保障能力等加强数字化治理，促进公共服务智慧化、社会治理精细化、安全监管精准化。

发展数字经济的两大核心关键词

郭全中

（2020年9月15日）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发展进程报告（2019年）》（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保持快速增长，质量效益明显提升。通过《报告》可以发现，快速和高质量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两大核心关键词。

我国数字经济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得益于数字中国建设的加速推进，我国数字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发展态势。根据相关统计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为35.8万亿元，总量居世界第二，占GDP比重为36.2%，其中2019年占比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7.7%；按照可比口径计算，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名义增长

15.6%，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约7.85个百分点。毫无疑问，数字经济已成为我

国国民经济最为核心的增长极之一。

（一）我国数字经济一直保持远超GDP增速的速度增长

根据中国信通院的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的数字经济规模仅为2.6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4.2%，而到了2019年则为35.8万亿元，在14年里增长12.66倍，同期GDP增长4.3倍；年平均增长90.46%，年复合增长率为20.6%，同期年复合增长率为12.6%（见表1）。

2014年之后，我国数字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都高于50%，尤其是2016年当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30%之后，说明我国数字经济已经从量变期走向质变期、从起步期进入快速发展期。

（二）我国数字经济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依然会保持快速增长

虽然我国数字经济的基数已经很高，但由于经济的数智化转型已经成为共识，新基建的快速推进以及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生态化运营都为数字经济提供了更好的基础，可以预测的是，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我国数字经济仍然会快速增长。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大幅度提升数字化生存水平。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线下活动遭遇很大的困境，线上数字经济对比线下经济的优势凸显，而全民通过线上的“强制体验”，更好地体验了线上经济的便捷乃至高性价比。当然，

未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消退，线下经济会重新回暖，线上经济的火热状态也会有一定回调，但是数字化生存水平一定会远超疫情之前，而这为数字经济提供了庞大的用户基础。

第二，新基建为数字经济提供更好的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3月4日召开会议指出，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新基建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整体的技术升级、产业升级、经济结构升级和治理能力升级。新基建作为新型基础设施，能够显著提升我国的技术实力、产业核心竞争力、经济结构合理度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彻底转型升级。可以看出，新基建是为了应对“三期叠加”（即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存在的突出问题而提出的，其目的是通过投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本质则是通过系统创新激活新需求和促进新消费。新基建的快速推进，无疑能为数字经济提供扎实的基础。

第三，互联网平台企业为产业互联网赋能，也将大幅度助推数字经济发展。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平台企业在消费互联网取得巨大成功且布局了规模巨大、良性发展的生态系统之后，正在积极为产业互联网赋能，助力传统企业更好地实现数智化转型升级，这无疑也会大力促进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

我国数字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快速融合，数

字经济的质量效益明显提升，实现了高质量发展。

（一）数字经济结构继续优化升级

第一，产业数字化的占比进一步提升，数字产业化的占比持续下降。《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产业数字化增加值规模为28.8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16.8%，占数字经济比重从2005年的49.1%上升到2019年的80.2%；数字产业化增加值规模达7.1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1.1%，占数字经济的比重从2005年的

50.9%下降到2019年的19.8%。产业数字化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发展，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

第二，数字产业化内部结构持续优化。《报告》显示，2019年，软件产业和互联网产业占比继续小幅提升，分别同比增长2.15%、0.79%，而电信业、电子信息制造业占比则小幅降低。

第三，产业数字化服务业和工业数字化进展顺利。《报告》显示，2019年，服务业数字经济增加值占行业经济增加值比重为37.8%，同比提升1.9个百分点；工业数字经济增加值占行业增加值比重为19.5%，同比提升1.2个百分点；农业数字经济增加值占行业增加值比重为8.2%，同比提升0.9个百分点。可以看出两点：一是我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继续高速增长。

2019年，我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高达8.5万亿元，同比增长19.5%，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0.7%，同比提升2.3个百分点；移动支付业务1014.31亿笔，金额347.11万亿元，分别同比增长67.57%、25.13%。二是面对巨大的、专门的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需求，出现了大量的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提供商，包括互联网巨头旗下的淘工厂、蚂蚁金服、京东数科等，传统产业领域头部企业的三一重工“树根互联”的“根云”平台，传统IT领域软硬件企业的新华三等。

（二）各地区的数字经济都在快速发展

我国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当地经济高度正相关，经济发达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领先，而其他地区的数字经济也正在快速发展。

《报告》显示，2019年，江苏、浙江、上海、北京、福建、湖北、四川、河南、河北、安徽、湖南等省（市）数字经济增加值超过1万亿元，辽宁、重庆、江西、陕西、广西等省（区、市）的数字经济增加值超过5000亿元；从占比来看，北京、上海数字经济在地区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数字经济GDP占比已超50%，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省份的数字经济增加值占比超过40%；从增速来看，贵州、福建增速超过20%，重庆、浙江、河北等省（市）的增速超过15%，其余大部分省（区、市）的增速都在10%~15%之间。尤其在产业数字化方面，2019年，各省（区、市）的产业数字化占数字经济的比重均超60%，新疆、青海、内蒙古等西部省（区、市）产业数字化占比甚至超过95%。可以预测，未来我国数字经济的区域间发展会更加均衡。

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技术驱动的数字经济无疑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优化的核心力量，尤其是通过促进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深度有机融合，我国数字经济将交出更为出色的答卷。

长三角区域数字经济的发展经验评析

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吴福象（2020年9月24日）

数字经济现状及发展阶段划分

自2017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数字经济”以来，围绕数字经济的讨论和研究成为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区域一体化、实体经济发展等实践领域的热门。2019年10月20日，在浙江乌镇开幕的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发布了世界互联网大会蓝皮书《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全面总结了当前中国数字经济方面所呈现的高速增长态势。比如，中国数字经济总量2018年就已经达到31.3万亿元，占GDP比重高达34.8%。[1]另外，2020年4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系统全面地揭示了当前我国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网民规模及结构、互联网应用发展、互联网政务发展、产业与技术发展和互联网安全等方面的快速增长态势。

实践中，全国不少城市尤其是长三角区域城市，都在围绕“两化”深度融合国家示范区和信息经济示范区建设，探索如何让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新优势。比如，2018年，浙江提出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经济转型升级的“一号工程”来抓。当前，浙江省在数字产业化方面，已经涌现出以阿里巴巴、海康威视等为代表的优质企业。尤其是在电子商务、云计算、信息安全等领域取得了大量先进经验，代表了国际领先水平，在产业数字化方面探索出许多新的模式。

数字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93年至2010年为初创期，即1.0阶段，本阶段以互联网应用为主，主要形态为电子商务。2010年至2016年为成长期，即2.0阶段，本阶段的突出特征是以移动互联网应用为主，同时以各类平台为载体，以数据为基本驱动力，主要表现为“互联网+”形式。2016年起为成熟期，即3.0阶段，至此中国正式进入后移动互联网时代，本阶段的突出特点是以云网端等新一代基础设施为基础，正逐步走向万物互通、万物互联的发展阶段，同时开始全面进入以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为主流方向的数字化转型（见图1）。

不过，就全国范围来讲，当前数字经济发展仍然存在数字产业化总体水平

不高、规模偏小、比例偏低、传统产业数字化主体动力不足、产业间发展不平衡、赋能平台经济不足等方面的问题。本文重点解析数字经济的现状、特征及功能，揭示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字化治理之间的联系。

数字经济溯源及作用路径分析

从源头上讲，数字经济的概念可以追溯到美国学者唐•泰普斯科特（DonTapscott）在1996年撰写的《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希望与威胁》中的相关论述。其中，泰普斯科特预见性地提出，美国信息高速公路普及之后，将会出现新的经济体制，这一论断宣告了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此后，泰普斯科特在《数据时代的经济学：对网络智能时代机遇和风险的再思考》一书中，更是站在经济学的理论层面，颇具预见性地展示了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之路。[3]该著作从科斯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如何影响整个互联网经济的制度框架设计出发，对以下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包括在数字经济概念对生产性消费、即时性、分子化、不调和性、去中间化与“再中间化”的影响思辨性分析基础上，对网络智能概念的兴起、分类学研究和语言研究对数字革命的影响、网络与数字经济对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影响、网络经济对企业及企业领导活动的深远冲击，以及网络时代对个人隐私的影响、数据时代的危险与不确定性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论述。

以1996年泰普斯科特《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希望与威胁》为起点，从1998年起，美国商务部连续五年出版了从《浮现中的数字经济》到《再度崛起的数字经济》的研究报告。进入21世纪之后，数字经济的概念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接受和使用。比如，2016年9月在浙江杭州召开的G20峰会公布了《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对数字经济进行了规范化的定义，即“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正是基于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形态，从2017年开始，国内将数字经济的内涵界定为构建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基本分析框架。当前，围绕数字经济的内涵又延伸出两条研究路径：一是数字产业化，二是产业数字化。前者通常被称为数字经济的基础和核心部分，属于信息通信产业的基础领域，具体业态包括：基础电信业、电子制造业、软件及服务业和互联网业等；后者比较复杂，通常被称为数字经济的融合和延伸部分，主要表现为传统产业

由于信息技术的改造，借助应用数字技术所衍生出来的生产数量和生产效率的

提升。

不过，在2019年9月20日由江苏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19年度南京市长国际咨询会议上，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学鹏提出，数字经济应当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其一是数字产业化，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信息通信业、软件服务业等；其二是产业数字化，包括传统产业由于应用数字技术而带来的生产数量、质量和效率提升；其三是数字化治理，即数字化的社会管理与服务，包括智慧政务、智慧交通、智慧警务等。

事实上，无论是二重分类，还是三重分类，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作用路径是一致的。当前，数字产业化的发展较为成熟，产业数字化则处于快速上升期，是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的主流方向。而数字化治理，即数字化的社会管理与服务，则是前二者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

数字经济不仅是牵引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也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之所在。比如，裴长洪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更高级、可持续的经济形态，作为以信息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技术手段，对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起着前所未有的促进作用。[5]因此，数字经济所强调的不仅是数据信息，而且通过所传送的技术手段，融入到传统经济，实现经济“质”和“量”的提升。一方面，依托数字经济可以培育出新的产业生态，形成新经济、新动能；另一方面，数字经济通过改造传统工业及服务业的生产方式、销售渠道和消费模式，能够促进产业升级。比如，《中国制造2025》就十分强调从“物理”到“信息”、从“群体”到“个体”的过程，其主线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主攻方向是智能制造、互联制造和数据制造，实质是从资源驱动变为信息驱动。

2017年11月14日的《人民日报》第22版刊文指出，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通过技术植入所催生出来的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这种以平台技术为典型特征的技术形态，更容易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正在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新要素、新动能。据此，本文认为，所谓数字经济，本质上是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性投入要素，以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作为基本传播载体，同时以数字化的技术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再通过信息网络技术的有效链接和贯通，最终借助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促进技术效率的提升，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最终使得社会治理模式得到重构的新型经济形态。

数字经济本质及产业升级功能

从本质上讲，数字经济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关键是科技。数字经济的产生，不仅源于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时以数据资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以全要素的数字化转型为最重要的推动力。数字经济的发展，以数字产业化为基础，以产业数字化为主导，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提升产业竞争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根据京东科技CEO陈生强在《中国经贸导刊》和《学习时报》上发表的观点，[6]数字科技作为实现数字经济的手段，驱动了“产业×科技”的无界融合，突破了产业增长的传统边界。以数据和平台技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形态，正成为“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引擎，催生了继蒸汽机革命、电气化革命、计算机信息和通讯革命之后的数字化科技革命。从此，以数字科技革命为主要载体的技术变革，驱动了全球经济社会由当初的人类社会和物理世界所组成的二元结构，逐渐向由人类社会、物理世界和信息空间共同组成的三元结构进行转变。数字科技同时也是“数字中国”的重要驱动力量。其间，那些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科技，不仅是第四次产业革命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而且通过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传导，实现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类型学来看，所谓科技，通俗来讲就是“科学+技术”，包括基础性科学和应用性技术两个大方面。前者的本质在于如何将金钱或者说资本转化为知识，后者的本质在于如何将知识转化为金钱和资本。

正如区域经济理论所揭示的，在区域创新系统的构建过程中，科技创新一体化的空间和主要载体是城市。而依照区域和城市禀赋结构的差异和特点，不同类型的科技创新发展模式应当匹配不同的城市等级。从理论上讲，高等级的城市由于具备相对完善的各类高级生产要素，因而，能够定位和匹配科学层面上的研究活动。相反，那些等级较低的城市，由于资源和要素禀赋的限制，只能定位和匹配技术层面上的实践活动。而处于同一等级的城市层面上，则可以匹配对应层次的城市功能。因此，在不能接受外围技术溢出和辐射的前提下，小城市匹配的自然是低技术产业，中等城市匹配中技术产业，大城市匹配高技术产业。

比如，在长三角三省一市省会城市层面上，科技创新的战略选择优先考虑

的自然是该城市应当承担和如何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战略层面上的内容。结合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区域实际，在现有的41个核心城市中，那些处在东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和平台，作为区域中心城市或特大甚至是超大型城市，其功能定位应当首要考虑如何充分利用自身优越的科教资源和技术优势，在将其被塑造成为以中国为主的全球价值链的链主角色的同时，更要打造产业和技术创新的高地，肩负起引领国家重大科技创新战略的国家使命。相反，对于那些处在地市级层面的城市，更多应考虑在应用产业领域，如何承载更多技术职能和应用技术创新的产业化基地。

此外，数字科技通过从离线的“记录过去”，开始向在线的“预测未来”的战略转变。尤其是要在对产业数据进行在线化、标准化、结构化改造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对相关生产要素和对运营流程的数字化技术改造，并通过对关键的生产和经营环节进行精准预测，优化功能布局，实现精细化运营，并通过实时反馈信息和动态技术进行修正，进而突破传统产业增长的既有模式和边界，促进产业升级。比如，冯瑶在《金融时报》撰文指出，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主要体现在公司层面、产业内部层面和产业融合层面等三个层面的价值链重构。[7]这里，公司内部的价值链重构主要集中于流程再造和智能化生产方面，产业内部的价值链重构改变了产业整体价值的获取模式，产业融合的价值链重构是利用数字经济中的平台化模式。在这种以平台化技术为主体的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全面重构中，传统制造业的战略优势就不再仅仅局限于成本方面的单一维度。相反，个性化方案和增值服务逐渐成为新的经营理念和核心价值的增长点，使得制造业的品牌价值空间陡然增加。在此背景下，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的跨界融合，推进了产业的质量提升。

另外，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于喆的相关研究，数字经济通过个性化服务，塑造了需求端新的生活方式，丰富了数字经济的内涵，开启了以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商业范式、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生产要素，和以信息物理系统为载体的新基础设施的产业空间。

长三角两翼产业带的数字经济

当前，“数字经济是培育新动能、发展新经济的驱动力”已经成为广泛共识。全国各地都把数字经济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新引擎来培育，最为典型的是浙江省，其不少地市都在把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来抓。比如，一大批像阿里巴巴、海康威视等数字经济企业、经济基地和平台，正引领浙江省成为长三

角甚至是全国的互联网产业，从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转变、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拓展，打造数字经济产业化的示范区。例如，杭州市滨江区以物联网产业为基础的基地，已成为国家新型工业化创新和示范基地；而城西科创大走廊的云谷智慧园区，已成为全国云技术领域最大的示范平台；阿里云已成为全国最大、全球第三大的共有云公司；网易“严选”已成为电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杆性模式。此外，宁波市舟山港的数字平台和模拟中心，也已成为重要的行业支撑平台，通过大数据的集成和共享，宁波江海联运大数据项目，已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重大项目，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平台。

事实上，除了浙江之外，长三角在数字经济均有不俗的成就。比如，根据《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的数据，在2019年全国113个城市数字经济综合排名中，上海位列第一，杭州第五，宁波第八，无锡第九，苏州第十三，南京第十五，合肥第十八，长三角一共有七座城市进入第一梯队（见图2）。[8]

以南京市为例，首先，南京重视“一谷两园多点”的空间布局。以“一谷”为先导，“两园”为双翼，多点发力的空间发展格局业已形成。近年来，南京注重软件、信息电子等产业的发展，依托丰富的高校资源，尤其是985、211、“双一流”高校的软件、信息电子等的专业优势，推动软件、信息电子等产业发展。“一谷两园多点”空间布局，不仅为南京数字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前期保障，也为南京产业数字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其次，南京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瞄准平民化、全民化方向，立足便利南京人民工作和生活的目标，着力营造良好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目前南京在发展数字经济的环境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在硬件环境和政策环境两个方面为发展数字经济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再次，南京市不断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资源基础，拥有数字经济发展的创新动力和数字产业化的优势之源，为推动数字领域的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提供了强大的资源保障。同时，南京还紧紧围绕ICT（信息通信技术）主导产业，深度发展数字经济，从数字产业、数字创新、数字企业、数字人才和数字应用等方面扩大数字经济规模。

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议题中，园区开发、产业合作、科技创新，尤其是长三角南北两翼产业带的数字经济，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比如，2018年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刚刚上升为国家战略之际，一条覆盖长三角三省一市九个城市（区）的G60科创走廊便呼之欲出。在这条覆盖“一廊一核九城”，即上海松江、嘉兴、杭州、金华、苏州、湖州、宣城、芜湖、合肥的“人字形”

南北两翼产业带中，处在“人”字形“捺”笔画的南翼产业带，覆盖了上海松江区，途经浙江的嘉兴、杭州和金华。处在“撇”笔画的北翼产业带，从上海松江区出发，途经江苏苏州，与浙江湖州相连，最后经安徽宣城、芜湖，一直延伸到安徽省会合肥。

而在数字经济语境下，南翼产业带的一个的突出特点是，在阿里云大数据平台支撑下，整合了浙江众多的中小企业集群。在这些中小企业集群当中，聚集了各类轻工、纺织和小家电等轻资产的中小微企业。与之相对比，长三角北翼的产业带则聚集了大量的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重资产的产业。正如2019年5月笔者在《浙江日报》撰文所言，长三角南翼产业带的最突出特点，是以浙江温州商人闯世界市场和义乌小商品城开发建设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模式。[9]这种外向型经济模式之所以产生，源于众多集中扎堆的中小微企业对世界市场的商品需求信息的渴求，由此催生了淘宝等大型互联网和电商网络交易的平台经济。与之相对比，长三角北翼产业带以“订单经济”为主，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企业大多来源于早期的乡镇企业改制，以及之后陆续被政府规划入工业园和高新区的企业。

长三角的科技创新，成功演绎了“无民营经济不活，无产业集群不富，无龙头企业不强，无名牌产品不响”的亮丽景观。2019年6月笔者在《浙江日报》撰文进一步指出，如果说十年前长三角以中小企业集群为主体成功演绎的是“小产品积极创造大市场、小概念产生出发展大前景、小企业引发专业化的大合作、小集群造就了发展中的大作为、小产品形成了产业的大配套”的时代画卷的话，那么，如今以G60为主要载体和通道的科创走廊，通过数字经济一体化，正在演绎的是长三角真正走向世界科技创新前沿的升级版。

当前，长三角南北两翼产业带正处在全新的一体化窗口期。在数字经济方面，南翼产业带向北翼延伸。突出的特点是浙江模式中“需求拉动”的电商平台经济，正在向制造经济模式转型和融合。以支撑南翼电商平台经济的核心元器件芯片为例，阿里、海康威视等以平台为依托的运营模式，其早期的核心元器件和技术支持主要依赖国外市场。大抵出于摆脱国外种种技术锁定和产业安全的考量，目前，长三角尤其是浙江这些巨型网络平台企业，正迫切需要依托北翼产业带，发挥长三角北翼产业带在电子信息产业研发和制造等方面的优势，并且紧紧围绕“中国芯”的研发和生产，逐渐向产业链的上游逆向延伸，一直拓展到芯片材料和芯片研发等环节，从而形成国际营销→信息集成→电商平台

→芯片研发→芯片材料的切换，即完成从市场到技术的模式切换。

基于同样的逻辑和思路，当前长三角北翼产业带的代表性企业，由于早期在参与外资代工和配套生产时，严重依赖外资经济模式，形成了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主要特点的被动技术升级的路径。目前，长三角北翼这条产业带，正面临着房价过高等因素导致商务成本攀升过快的倒逼，使得园区内的企业，必须依托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园区开发和园区共建，发挥园区飞地经济优势，开拓国内外市场空间，推动产业向外转移，实现从技术到市场的模式切换。

长三角园区合作中的数字经济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中的数字经济，不仅仅体现在南北两翼产业带数字平台的信息共享，更多还体现在园区的互动与协作中。以2016年4月公布的首批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为例，17个区域示范基地中长三角地区占据了4个，分别是上海市杨浦区、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浙江杭州未来科技城和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4个高校和科研院所示范基地中有2个位于长三角，分别是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企业示范基地中，浙江省的阿里集团成为7个企业示范基地之一。此外，截至2018年底，在156个国家级高新区中，长三角三省一市中占据32个。

2019年国务院批复并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正式明确提出，要“共同打造数字长三角”。同时，还明确要求，要“协同建设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共同推动重点领域智慧应用”“合力建设长三角工业互联网”。可见，数字经济作为实现长三角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和新动能优势，正在重塑区域经济主产业发展形态。而数字经济一体化又将使得劳动力、资本、人才、技术等优势资源，能够得到最合理的调配和使用，使得数据最终成为最为核心的区域资源。

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区域内部的园区合作，最重要的成功经验是能明晰区域内每个城市的功能定位。[11]不同城市依托现有的产业基础和禀赋条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承担符合其定位及发展状况的经济和产业职能，发挥不同城市的力量，实现总部经济和工厂经济的有机协调，推动长三角内部的区域一体化协作发展。其中，总部经济可以分为综合性总部、区域性总部和专业性总部三种类型。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园区经济良好的发展基础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持。其中，上海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主要致力于发展综合性总部经济和数字中心建设，引领整个长三角的发展。南京、杭州和合肥作为省会城市，苏州、无锡、宁波等作为制造业发展良好的城市，都重点发展区域性总部经济，并辅以其区县的专业性总部经济发展；而周围其他城市，专注发展与其自身禀赋情况相符的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特色工厂经济。通过数字经济纽带和清晰的区域职能分工，实现长三角内部的合理分工协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目前，长三角园区经济呈现出多功能专业化的发展态势，有经开区、高新区、保税区、双创示范基地、飞地经济等多种灵活的形式。比如，2017年新成立的中新嘉善智能传感现代产业园，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新苏州工业园区的升级版。现代园区的共同特点是，均是由两国政府牵头，都在经济最发达和产业基础最好的区域，位置毗邻，人文背景相近。长三角园区合作的数字经济成功经验和遵循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贯彻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互动的发展理念。园区合作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统筹设计，需要企业自下而上的主动参与。长三角坚持以国家政策为指导，根据国家出台的相关指导意见，有针对性地围绕重点产业和重点领域开展园区共建。在操作层面则坚持以加快培育园区合作为载体，出台相关文件保障区域联动共建合作园区，围绕产业链对专利分布进行分类，实现对园区规划建设的精准招商。同时，企业主要依托上海以及苏南模式的成功经验，积极主动参与园区合作共建。

二是严格遵循产城融合发展的基本原则。这里，“产”主要是指园区中以工业经济为主体的产业，“城”则是指产业发展当中所必须依托的城市空间和载体。园区建设的目的是实现当地经济的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只有“产”没有“城”的园区，不能实现其历史使命，无法推动一体化进程。相反，利用合作园区内的数字共享，有助于将产业融入载体城市，使之具有城市形态和城市功能。因此，长三角一体化中的园区建设，充分考虑到园区所在城市的能力及禀赋结构，通过建设不可替代的产业园区，实现产城融合发展。

三是利用输出区域和目标区域的推拉力。一方面，由于现有区位产业集聚的经济要素成本大幅提高等因素，推动了相应的过剩产能必须借助“飞地经济”向外地产业转移。其中，既包括土地成本的提高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利润的压缩，也包括环境及生态管制和强迫使耗能高、污染大的长三角企业向外转移生

产环节。另一方面，充分考虑到目标区位低廉的成本优势和良好的投资环境等拉动力，主动实现转移产业与目标区域的自然资源、劳动力等禀赋状况的匹配与耦合。比如，苏州很早就选择了人口结构年轻化的埃塞俄比亚以及政策宽松的东南亚等地进行投资。

总之，长三角数字经济的经验，源自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源自统筹谋划和整体布局。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应继续重视数字经济生态圈建设，重视“以人为本、信息共享”的数字化治理模式，并使其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数字经济应成为国有企业编制“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

潘亮

（2020年10月8日）

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兴经济形态。2020年是“十四五”规划编制之年，国有企业必须将数字经济纳入“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切实将数字经济的创新成果融入实体经济，有效推动国有企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形成以数字经济为创新驱动力的新经济。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席卷全球，数据价值化加速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集成融合，产业数字化应用潜能迸发释放，新模式新业态全面变革。

（一）数字经济将对社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刘鹤同志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一书中指出，重大的技术革命总是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程度的解放，这不仅改变着生产函数和产生“毁灭”的创新效应，而且每次技术革命都对社会结构、地缘政治、国家力量对比产生深远而根本性的影响。实践证明，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正推动人类有史以来最为迅速、广泛、深刻的变化，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日益重要的驱动力。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自然界的竞争法则，也是商场的生存规则。埃森哲研究显示，数字化时代，企业的发展不再延续从生产、发展到灭亡的正弦曲线，而是短期内爆发式的竞争和潜在骤亡。只有能够准确判断形势，并顺应形势制定和调整企业的发展战略，才能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反之，就会被时代无情地抛弃。

（二）世界主要国家都在竞相发展数字经济

当今世界主要国家围绕数字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美国相继发布《大数据研究和发展倡议》《维护美国人工智能领导力的行政命令》等战略计划，并于2016年成立“数字贸易工作组”，帮助本国企业扫清阻碍全球数字贸易的壁垒。欧盟积极构建数字经济相关监管规则，2018年颁布实施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堪称最严厉的个人数据保护法。此外，法国、德国、西班牙等成员也

在欧盟整体部署下，纷纷更新了本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划。2017年，日本发布“互联工业”战略，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科技手段应用到生产制造领域。同时，其还发布《下一代人工智能推进战略》等文件，从战略规划、制度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为“社会5.0”和“互联工业”铺平道路。

（三）新冠肺炎疫情为数字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李克强总理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

“电商网购、在线服务等新业态在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要继续出台支持政策，全面推进‘互联网+’，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云办公”“线上经营”“智能化制造”“无接触生产”，数字经济极大地促进了“万物互联”。从复工复产和企业发展新情况来看，复工最快、最迅速的是通过互联网；复产最快、最到位的是通过互联网；成长最快、发展最好的是数字产业；增长最快的是数字经济。马云表示，过去互联网技术让企业活得好，未来互联网技术更是企业活下去的必要条件。可以见得，以互联网为核心要素的数字经济已迎来发展的窗口期、黄金期。

加快“十四五”期间数字产业的布局

近日，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6.2%，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按照可比口径计算，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名义增长15.6%，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约7.85个百分点。可见数字经济的浪潮来势迅猛，国有企业必须牢牢把握数字产业发展的时代脉搏，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数据价值化”为主线，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努力形成发展新优势。

（一）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

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重塑战略思维、业务流程、组织架构和商业模式，加快构建以数字经济为重要驱动要素的价值创造体系。一是培育壮大优势产业。国有企业要发挥和集中资金、技术、人才、资源等要素的优势，统筹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增强产业协同发展能力，在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移动通信、核心芯片、操作系统、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智能制造、网络数据安全等领域，形成一批重大科技成果，突破一批核心关键技术，培育壮大一批优势产业。二是大力培育龙头企业。加大数字产业及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产业和创业项目的投资力度。通过战略性重组、专业化整合、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方式，大力引进和培育一批

创新能力强、市场前景好的优势企业，培育一批数字化服务企业和创新应用企业，打造一批具有较高行业水平及市场竞争力的龙头企业。三是不断提升创新能力。积极培育和发挥企业技术中心、企业技术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等研发创新平台的作用，遵循技术发展规律，围绕数字经济发展需求和关键领域，组织实施重大科技基础研究、重点创新产业化升级等工程，强化核心技术攻关，促使数字产业科研成果转化为数字技术、数字技术转化为数字产业。同时，大力实施数字产业标准化战略，努力参与或承担国家标准乃至国际标准的制定和修订。

（二）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

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促进传统产业新旧动能转换。一是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既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补齐产业短板，也有利于加快产业升级，有效推动投资。由于历史原因，国有企业中传统优势企业比重较大，产业转型升级任务繁重而迫切。要用好用足国家的相关政策，持续推进传统企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加快设备换芯、生产换线、机器换人步伐，促进数字化为传统产业赋能，实现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二是全面推进“互联网+”行动。优化传统业务流程，提高业务运作效率，推动企业“上网入云”，实现数字化管理相适应的体制机制转型，推动企业内部管理决策链、生产制造链、客户服务链反应更加敏捷高效精准，加快数字企业、智慧企业建设。三是加快营销方式的革新。数字经济对营销和服务产生极大影响，大数据将推动个性化服务，成为未来商业的发展方向和新驱动力。国有企业要主动提升个性化营销和服务水平，从单一的产品制造商，向研发、设计、制造、管理、运营的综合性、集成化服务供应商转变。要大力推进线上线下融合的业务发展模式，提升企业发展活力。

（三）加快推进数字化治理

一方面，加快管理模式变革。数字经济为传统管理模式带来巨大冲击，必须主动适应数字经济生产要素的变化，及时转变管理理念，充分发挥和利用智能管理的优势，促进生产、流通、服务降本增效，推进建设智能工厂，实现生产过程透明化、生产现场智能化、工厂运营管理现代化。要发展基于平台的数字化管理、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的新模式，丰富企业上云应用场景，更多为企业发展赋能，形成良好发展生态，切实通过数字化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治

理能力。另一方面，拓展数字化治理市场。要在市场化的前提下，积极抢抓地方建设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的历史机遇，在智慧政务、智慧交通、智慧旅游、智慧城管、智慧医疗等方面主动作为，为地方政府治理提供专业化服务，进而实现企业自身增长。

（四）加快推进数据价值化

进入数字化时代，以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资源开始向生产要素形态演进，数据融入经济价值创造过程，对生产力产生重大影响，被称之为“第三大战略资源”。2019年11月，中央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把数据纳入生产要素，并参与分配。这是国家层面发出的重大信号，国有企业要从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建立数据管理制度，不断提升数据管理和数据应用能力，在前沿技术开发、数据开放共享、隐私安全保护、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作出前瞻性布局。要在数据采集、数据标注、数据存储、数据安全、数据交换等方面深度挖掘数据价值，培育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形成企业新的增长点。

（五）抢抓新基建发展机遇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充电桩、换电站等设施，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这既是我国面对当前国际疫情的不确定性，主动发力扭转国内产业局势的重要应对策略，也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国有企业要主动担当作为，成为以互联网技术、电子商务为主要内容的新基建主力军，为数字中国贡献国企力量，提供强大支撑。

同时，要将自身发展融入新基建发展战略，实现传统基建与新基建的有机融合。通过提供产品、配套服务，积极参与和巩固新基建供应链的地位，形成企业新的发展优势，实现自身的提升和发展。比如，国网电商公司以新基建战略为契机，推动国网新能源云平台以新能源资源分析、规划设计、消纳评估、投资建设、并网运行、智能运维、交易结算全场景全流程一站式服务为抓手，促进传统的新能源经济业态的重构，新能源经济商业模式的孵化，以及新能源产业数字生态的构建，这种做法值得借鉴。

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国有企业要切实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关系企业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在顶

层设计、体系建设、人才支撑、要素支持等方面持续发力，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

（一）强化顶层设计

积极参与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建设，聚焦国家发展大局和自身发展重大需求，开展数字经济的前瞻性、战略性问题研究，编制中长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谋划中长期数字经济发展的重大思路、重大任务和改革举措。针对“十四五”期间，国际竞争形势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明确“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思路、发展目标、实施路径和保障措施，形成中远期统筹衔接的战略部署。

（二）强化推进体系

按照既要规范、更要放活的思路，把握数字经济的内在规律，加强相关制度设计与安排，对现有规章制度进行全面清理，破除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合理束缚和“隐性壁垒”，激发各要素的活力动力。围绕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应用导向，研究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包容审慎监管制度和考核评价体系，完善监管和决策流程。进一步优化统计监测系统，加强数字经济动态运行的监测分析。

（三）强化人才支撑

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崇尚创新、宽容失败的理念。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大力保护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建立完善试错容错机制，鼓励企业大胆创新创业。加大数字经济领域人才引育力度，努力搭建有利于引才、育才、用才、成才的平台，大力引进高端技术团队和产业领军人才。建立健全人才培养、评价、选拔、使用和激励机制，大力营造人才引得进、能培养、用得好、留得下的良好发展环境。

（四）强化要素支持

争取政府注资、社会资本、金融机构融资及鼓励企业投资等多种形式，加大对企业数字经济发展重点领域、重大平台、重大项目及试点示范的支持力度，促进数字经济领域重大项目优先列入重大项目库，推动数字经济创新产品和服务的行业应用。成立物联网、虚拟现实、大数据、人工智能投资基金，支持有条件的数字经济领域企业对接境内外资本市场，在“新三板”市场和区域股权市场挂牌。加强规划、科技、投资、财务、人力资源等部门的协调联动，集中资源，形成合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高质量推进海南州数字经济建设和发展

海南州委党校王昕（2020年10月10日）

数字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出的一种新经济形态，当前已成为了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海南州紧跟青海省“一优两高”战略部署，提高站位，抢抓数字中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积极整合资源，狠抓绿色集约发展，加快数字经济这一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步伐，大数据、云计算、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充分结合我州的发展目标、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等，走出一条深具海南特色的数字经济发展之路，将数字经济打造成经济提质增效的新引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一）明确发展定位，统一思想，加强组织学习，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组织和制度保障。海南州的大数据产业发展已有明确的目标定位，即将海南州大数据产业园建设成为省级大数据产业园，发展成全球领先的“藏语区信息化高地”、全国共享的“清洁能源大数据产业基地”、国内一流的“国家级战略灾备中心”和西部“云计算”大数据消费中心。我州的大数据产业发展应摆到政府的重要日程，全州要加强对大数据学习认识和专业培训，党政主要领导要亲自督办，强化州数字经济发展局组织职能，要加快促进大数据产业集聚发展，加快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加快改善民生服务水平，以及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多个方面实现快速突破。

（二）夯实大数产业基础支撑，全面加速海南州大数据产业园的建设和发展。一是全面加速海南州大数据产业园（二期）工程项目建设进程。充分利用海南州充沛的清洁能源优势，打造全国首个100%利用绿色能源建设和发展的大数据产业示范基地。二是营造有利于大数据产业发展的电力消费政策环境。三是做好产业园区建设开发用地的相关工作。四是狠抓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全面补齐短板，持续加大投入，加快园区道路、电力、供水、电信等方面基础设施，提高园区基础建设档次，为入园企业创造良好的条件。。五是加强网络建设。

（三）推动大数据全产业链发展，为全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一是加快海南州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通过加快推进建设全国首个创新型州县两级共建的智慧城市，促进海南州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产业层次、优化

产业布局，释放智慧产业新动能，实现智慧城市建设和大数据产业培育一体推进。二是实施大数据产业深度融合行动计划。开展实施“大数据+现代生态农牧业深度融合专项行动”、实施“大数据+新型清洁能源产业深度融合专项行动”、实施“大数据+文化旅游和服务业深度融合专项行动。三是加大宣传推介力度，推进国内国际合作。通过定期举办大数据高峰论坛、大数据商业模式大赛等活动扩大影响力。

（四）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谋划和布局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主体产业，促进三次产业数字化融合，推动海南州实现历史性新跨越。一方面发展数字经济，首先发展资源型数字经济，释放数据资源新价值。其次是发展技术型数字经济，打造信息产业新高地。再次是发展融合型数字经济，激发转型升级新动能。最后是发展服务型数字经济，培育数字应用新业态。另一方面，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积极培育数字化、网格化的现代服务新业态，着力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支持与数字技术相融合的商业模式和产品服务创新，为新服务业态提供宽松包容的发展环境，探索建设服务型数字经济先行先试区。

（五）社会服务，通过大数据服务改善民生，让百姓生活更智慧更美好。加快推动公共卫生、医疗健康、养老服务、教育文化大数据服务体系建设。建设全州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建设统一的卫生云数据中心、在线医疗服务平台，构建全州电子病历数据库，居民健康档案数据库，卫生资源数据库。构建州级养老服务系统，提升相关器械设备智能化、信息化应用水平，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依托教育云平台，建立州级教育资源服务系统，完善全州教师、学生、校舍资源三大数据库，对接国家、省级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提高全市教育管理整体效能。建设文化传播大数据综合服务平台，推进数字博物馆、数字图书馆、数字档案馆、非遗数字文化保护、珍贵文物和精品展览等方面的项目建设。

（六）加强财政金融支持。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切实推动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数据中心开放、资源开发应用、企业落地鼓励、企业运营扶持、科技研发支持、企业融资扶持、人才引进培育等政策落到实处。加大政府采购力度，对大数据相关创新成果，纳入政府采购目录，推动大数据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和推广。鼓励设立大数据股权基金、债权基金、夹层基金等，支持大数据产业发展。

（七）依托海南州大数据产业园，全面提高和加快全州藏语信息化水平和产业规模。加速云藏平台和大数据的深度融合发展，依托海南州的大数据产业园，积极拓展省内外藏语信息服务外包业态，打造国家级藏文信息化综合应用和推广平台，为民族进步先行示范做出更大贡献。

“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与治理重点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2020年10月10日）

近十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研究显示，数字

经济增加值已由2011年的9.5万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35.8万亿元，占GDP比重从

20.3%提升到36.2%。数字技术支撑的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十四五”期间，数字经济的作用和地位将继续提升，是今后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是促进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维护和提升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稳定性安全性的重要依托。

发展趋势：全面发力，整体形态初步显现

“十四五”时期，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物联网、先进机器人等数字技术的支撑下，数字经济将继续快速发展、全面发力，新型数字消费、数字生产、制造业服务业数字化融合、数字化网链、数字化产业生态、数字化资源配置等都将有显著提升。

数字化消费将向新领域延伸，继续创造重量级新消费形态。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数字技术和数字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展示了更为广阔的应用前景和更为强劲的增长潜力。在5G等新技术支撑下，数字消费将出现多个百亿级、千亿级的新突破，网络办公、网络会展、数字学习、数字医疗、数字文化、数字传媒以及智能家庭居住、智能个人穿戴、智能交通出行等都将较快发展。

数字化生产将加速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一方面，数字化向企业生产核心环节延伸，通过传感器接入大量设备和工具，实时获取生产和运营信息，提升生产过程管理的时效性精准性前瞻性，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数字化向企业外部多端延伸，连接供应链销售链，提升全链条资源配置效率。例如数字化智能化可同时实现个性化定制和低成本制造，客户可以实时提出需求，全程参与研发生产过程。精准制造还能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

数字化融合将加速推进。长期以来，在制造业和服务业谁更应该优先发展这个问题上存在困惑。数字时代，两者很大程度上呈现融合发展之势，三次产业相互内置形成新的产业形态将成为趋势。智能制造系统依托于传感器、工业

软件、网络通信系统，形成新型物—物、人—人和人—机交互方式，实现人、设备、产品、服务等要素和资源的相互识别、实时联通，促进生产制造和多种生产性服务紧密结合，其本质就是制造业和服务业两种业态的深度融合。例如依托产业互联网的行业性解决方案，制造商主导形成包含制造服务全过程的闭环解决方案，各个环节交互匹配、全程数据实时反馈，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全程高效服务。

数字化生态将跨界成长，提供全新消费场景。今后，消费者的需求越来越向场景化发展，期望能一站式获得智慧家居、智慧出行、智慧学习、智慧娱乐等全场景解决方案。数字技术可以打破行业壁垒，跨界连接多个企业、多个产业和多种生产要素，形成提供解决方案的产业生态圈。生态圈内的消费者、企业和各种生产要素彼此相连，不断挖掘用户需求图谱，同步迭代，实时互动，动态满足用户需求。例如海尔智家体验云，通过海量数据形成用户实时生活画像，为生态圈内各方提供共同演进的机会和能力，共创共享。

数字化连接将形成网链，提升全球产业分工的稳定性安全性。数字化网络平台能够聚合产业链上多环节多种类企业和多种生产要素，为各方提供多种类型的交互机会，提供业内所需的各种服务。在特殊时期，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当原有的产业链断裂时，平台可以智能化地在供需双方之间进行匹配，迅速寻找替代或调整方案，快速补链接链。与线下单点连接的传统产业链相比，数字化平台能形成多点连接的产业网链，使全球分工体系的稳定性安全性大大提高。数字化配置资源不断扩展，成为社会资源分配的重要方式。例如，互联网银行以各自的算法进行风险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向。再如，物联网互联网能够收集、识别和连接每台机器、每件工具、每位员工，并以他们为基本单位来管理生产过程，这将为生产从集中化到分散化并形成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开辟广阔前景。目前已有一些正在发展中的数字化社会化制造管理平台，这类平台本身没有制造能力，而是将区域内数量庞大的企业设备和信息接入平台，当接到制造订单后，就通过平台寻找闲置设备，智能规划生产线，组合出所需的制造能力。这种模式可以实现设备资源组合的柔性化和智能化，生产组织效率高、速度快、成本低，是一种全新的数字化智能化资源配置模式。

治理重点：政策促进、有效运用、严格监管“三管齐下”

治理数字经济与治理传统经济有很大不同，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以积极有效的制度和政策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一要提供必要的应用场景。和外卖、网购等消费不同，许多新的数字消费应用场景在公共部门，例如数字教育、数字医疗和数字体育等，如果庞大的公办教育体系、医疗体系和政府及学校所拥有的众多体育场馆身处其外，就无法全面推进。政府要积极稳妥地促进新的应用落地。二要推进高水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将5G相关技术群及跨界多场景融合技术“一揽子”纳入眼界，鼓励以企业为龙头推进产学研合作创新。三要大力推动政府数据公开，在对个人信息和商业机密等信息做适当处置后，加快开放数据。数字政府建设应立足信息公开、服务输出、数据开放的要求，统一数据开放标准和数据质量，让更多机构和个人能够挖掘和创造新的数据价值，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四要关注数字弱势群体，多措并举，使其更好地共享数字红利。

利用数字技术更有效地调控经济、监管市场。在经济调控方面，应利用数字技术探知经济实时状况，并通过不同来源数据的交叉复现把握事态真相。例如，疫情之下农民工返回就业地的实时情况，主要来自通信数据平台和就业者密集的网络平台；各地复工复产情况特别是基本建设项目的进展情况，主要来自数字化工程机械平台的“挖掘机”指数即这些设备的开机工作情况。这些数字指标不仅实时精准，而且能相互印证，可信度高。在市场监管方面，新的技术手段可以根据市场主体的多方面信息，筛选出需要重点跟踪的企业和产品，并与更多已知信息进行交叉比对，识别异常现象，及时发现那些违规违法可能性较大的市场主体，有针对性地加强监管；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依规依法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干扰。

对数字技术的应用进行有效监管。一是要对代码、算法等数字技术的基本规则进行监管。现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广泛应用，机器学习能力快速增强，数据、代码和算法越来越多地决定着每位公民在信息方面的可知与不可知，在资源分配中的可得与不可得，在社会活动中的可为与不可为。数字技术如果被滥用，就会违背公共利益和社会价值观，例如因收入、地域、性别等因素被机器识别而导致的各种歧视行为。因此，需要引导形成数字技术的价值遵循和基本原则，划定出底线和边界并严格监管。二是要在促进数据产业发展、数据权益分配和个人隐私保护等各方利益之间把握好动态平衡。当前的突出问题，是要对个人隐私进行有效保护，明确数据平台企业的责任、数据权利的建构、数据治理规则的确立等。同时，对数字领域的新生业态，要坚持包容审慎的监管

原则，既不能放任不管，也不能简单封杀。三是要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我国是数字技术应用大国，数字产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推动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和应用，既是我们的发展需求，也是我们的发展责任，要平衡好我们自己的发展、安全和与世界共赢的关系。

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转型探索

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纯、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地域建筑文化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张毅（2020年10月15日）

当前，数字化浪潮奔涌而至，世界正处于从“信息时代”到“数字经济时代”的嬗变时期，已进入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深化阶段，越来越多的传统产业开始注重数字化改造提升，寻求新的发展空间。疫情期间，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为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未来，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模式将得到充分认知，数字经济将从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变为经济发展的主形态，产业数字化全面发展、数字产业化高端引领的时代即将来临。

工程建设行业作为传统行业，仍面临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率的发展窘境，工程建设行业“产业体量大、建设周期长、资金投入大、项目地点分散、多专业、多关系方、流动性强”等特征，使其无论是在工业化方面还是数字化方面，都落后于其他行业。工程建设行业要跟上时代节拍，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依靠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进行从生产要素到创新体系、从业态结构到组织形态、从发展理念到商业模式的全方位变革。本文对数字经济的概念、主要内容、重要特征，以及数字化变革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思路和措施，以期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数字经济时代认知基本概念

《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中显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可以理解，数字经济是电子信息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又一引领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型经济形态[1]，其生产要素由原来的物理资料变为了数据，生产关系的发生基于网络和数据，不再受限于时空而产生新的业务模式[2]。

数字经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表现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经济形式上表现为商务行为不断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即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

二是在内容上表现为传统产业的不断数字化转型，以及新兴的电子及数字化产业的快速孵化；三是就本质而言，在电子信息技术发展到一定的基础上，将数字化信息扩展到整个经济社会中，促使社会生产实现从创造到创新的转变[3]。

主要内容

数字经济由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大部分组成，其中数字产业化是指互联网、软件和电子通信等信息化行业；产业数字化是传统的第一、二、三产业利用数据智能技术带来的产出增量。因此，数字产业化是前提，产业数字化是保障。由于传统产业基数相比信息产业非常巨大，不难判断未来产业数字化的增量将超过数字产业化的存量，数字经济在其他产业领域的应用带来的效率增长和产出增加，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引擎，产业数字化将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主流[4]。

重要特征

数字经济时代的突出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数据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资料，是未来企业和国家之间竞争的核心资产，智能预测和决策是数字经济重要的产品形态。当数据成为一种关键的生产要素，只要有人的活动，数据的生产就会无穷无尽，加之数字化技术可复制和共享，从根本上打破了稀缺性生产要素的制约，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5]。第二，数字化基础设施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其形式具有平台优势。在数字经济时代，平台成为了能够支持原供应链中各种角色自组织协作的数字基础设施，平台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数字基础设施方便协作的二维生态。和传统的一维供应体系相比，二维的自组织协作平台体系能够自生长，不断聚集更多的行业资源，加速孵化未来的数字经济创新。第三，数字经济产品呈现出人人可用的普惠特征。数字经济将为全世界不同阶层提供无差别的数字化服务，数字化技术的成熟，推动供给侧和需求侧逐渐走向融合。

数字化变革的现状

2020年以来，中央对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作出系列指示和部署。“新基建”是智慧经济时代的革命性成果，是以5G网络、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创新技术为驱动，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形成的新地域、新模式、新市场[6]。我国经济正在向以“新基建”为战略基础、以数据为生产要素、以产业互联网为赋能

载体的新经济迈进。“新基建”将推动整个国家从信息化走向全面数字化，抓

住这个机遇，将加快中国建筑业的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目前，工程建设行业的发展方式仍较为粗放、效率低下，发展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背景下，传统建筑行业受到较大冲击，旧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迫切需要通过加快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集成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形成涵盖科研、设计、生产加工、施工装配、运营维护等全产业链融合一体的产业体系，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式高质量发展新路。在此大背景下，工程建设行业需要把握契机，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能，推动行业转型升级。

企业数字化转型思考

数字化企业是指由于使用数字技术，改变并极大地拓宽了自己战略选择的企业。数字化企业具有自己的战略特点，它们建立了一种企业模式，能够以新的方式创造出捕捉利润，建立新的、强大的客户和员工价值理念，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数字化企业是建立在集成化企业战略框架和先进的企业经营理念、管理方法、信息技术的基础上，能够不断改进和持续创新的企业，有以客户为中心、多元化能力、智慧大脑、敏捷能力、AI加持、“云＋5G”延伸运营空间、驱动型IT组织7大基本特征[7]。

主要思考

适应新形势

主动认知外部环境发展变化，时刻保持敏感度。在城市重要的变革时期，行业企业要把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总体战略中的先行战略、核心抓手，综合运用好空间规划技术、工程设计技术，实现与新一代信息技术、城市管理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在新型城市基础设计建设中聚焦打造优秀的示范片区，在数字经济大势下，为企业实现智慧建造、转型升级贡献力量。

扮演新角色

盲目追求“高大上”和应用的完善程度，是企业转型较为普遍的问题，大多数企业尚未认识到数字化转型要“轻概念、重应用”的重要性；要加深对数字化趋势和价值的认识，从需求出发，按照自身的节奏落实数字化应用；要规划适当的发展路径，找准转型着力点。

同时，企业应努力搭建政府和行业各端的平台、健康完善的数字生态环境，

辅助构建以数据为核心导向的数字经济体系，共同推进建筑行业的转型升级。

找准新伙伴

伴随着数字经济应用的不断深入、业务和技术融合的不断深化，传统业务应用的升级与业务模式的创新已离不开新兴数字技术的支撑，企业想要在经济时代转型，需要厘清市场逻辑，积极搭档新科技伙伴，拓展行业的边界，实现产业数字技术升级。

瞄准新市场

数字经济发展要素众多，行业企业在实践中要以产业数据的聚合为有效抓手，实现数字经济发展效率的最大化，提升数字化水平，建立云上数据中台和业务中台，持续为企业发展赋能，适应规模不断增长的市场。

主要措施

明确战略目标

要实现建筑企业以设计咨询为主业，带动相关领域多元化、产业化发展，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战略目标达成的重要支撑，是企业发展的内生需求和外部市场的发展趋势，需要提升到企业级战略进行整体谋划；要在在高层次上面向未来，在方向性、全局性的重大决策问题上做好顶层设计，以战略为指引开展数字化转型，才能够最大程度地提高数字化转型战略实施的绩效；要实现战略解码，解决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性、协作性、可持续性问题，一定要善于做好价值发现工作，评估现状、分析需求、对标业界典型等，发展数字化转型的业务价值；设定目标蓝图，围绕解决内部管理和效率、完善业务解决方案和创新商业模式三个方面分解总体目标，设定目标、制定举措；识别转型面临的约束条件与资源需求，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规划，确保目标达成。

建立保障制度

要明确责任主体，建立建筑设计院数字化转型工作领导小组，尽快建立院数字科技中心，打造空间载体，内部整合与外部引进数字化转型研发和管理团队，构建协同创新的良好氛围，关注新产品、新服务孵化工作；要分解数字化转型总体目标，配套考核激励机制，激发和保障存量业务和增量业务的数字化转型工作；要充分发挥平台赋能作用，构建一个支撑数字化转型的平台，提供场景应用机会、硬件软件支撑、资源共享支撑等，形成将业务经营、企业运营的新功能、新需求不断在技术系统中落地实施并反哺业务发展的良性机制等，从而通过组织和机制保障数字化转型战略有效落地。

实施关键行动

就技术层面而言，数字化转型实际是业务的转型升级，新技术可以给业务带来巨大的提升潜力，建筑设计院要在新技术探索上做适度超前投入，从业务视角主动思考转型突破点，技术赋能业务，推动业务持续转型。一是存量业务要实施“六化”策略，着力在专业化、区域化、规模化、多元化、数字化、一体化六个方面实现协同发展，助力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数字化在“六化”引领格局中处于核心位置；二是增量业务要实施“流创新”和“源创新”并举的策略，基于主业数字化转型的科技赋能需求，采用问题导向的开发模式，实现产品化并提升商业价值。基于未来城市场景应用集成的探索需求，采用未来导向的开发模式，积极做好创意产业板块增量业务的规划、布局和拓展，下好先手棋。

就发展模式而言，企业要实现转型的自我驱动，识别和聚焦核心能力，自我提升实现核心能力内化；对于非核心能力，以开放的心态，充分利用外部力量，快速补齐短板，为自身发展构建互利共赢的生态体系。具体来说，围绕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需要在咨询服务、应用服务、技术平台服务、系统集成服务、运营安全服务和投融资服务等方面，构建起企业数字化转型落地生态。比如，在TOD业务的拓展中，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构建了以“院内为主+院外为辅”的TOD技术生态圈，形成了“自主+合作并重”生态产业链价值的良好示范；和COT公司一起申报未来城市场景应用实验室，整合城市建设领域行业生态，为数字技术融合应用提供了重要保障。

就统筹行动而言，在大战略方向指引下，要积极引导、支持和促进一线业务部门进行探索和创新，将新技术和具体的业务场景结合起来，从而找到价值兑现点，实现“短周期迭代”；要坚定推动几项自上而下的重点工程，一方面将短周期迭代成果沉淀在平台中；另一方面不断增加平台土壤的肥力，实现平台整体功能的不断提升。此外，要在未来3年和5年的中长期节点，进行战略审视并及时作出调整，确保目标适宜、路径畅通、资源保障和行动持续。通过三个层次的持续迭代，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完善、业务能力不断提升、战略目标逐步实现。

结语

创新发展，与时偕行。2020年爆发诸多危机，不确定性和危机在困扰着每个人、每个组织。面对新的局势，思考新的模式，是特殊时期赋予企业的特殊使命。对于企业来说，需要争取足够的业务增速、应对当下的变化，需要持续

转型变革来获取自身的成长、应对不确定性的未来。

企业转型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将主要力量集中于比较优势领域。要在细分领域精准培育新兴业态，坚持顶层设计上创新与跨界融合，聚焦数据中心，加强与其他行业协同配合，构建新型产业生态圈，提高行业未来的话语权。

“后疫情时代”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及对策

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马艺菲、唐雨辰（2020年10月15日）

引言

2020年初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我国的三次产业带来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据统计，2020年第一季度我国GDP增速下降了6.8%，预计全年同比增速下降5.8%。①疫情虽然给我国的农业、制造业、旅游业等传统产业带来了严重冲击，但是却使数字经济得到了强有力的发展，办公、教育等一系列传统产业以云端、线上等数字经济运作方式出现，并刺激着我国5G、人工智能等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发展。李克强总理指出，要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这为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指导性意见。目前，我国新冠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即将进入“后疫情时代”，我们要重新审视后疫情时代下的数字经济，引导数字经济的良性发展，找准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一、后疫情时代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趋势

（一）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情况

《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以知识和信息的数字化为主要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发展平台，以有效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为目的来提升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近年来，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迅速，占据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已成为中国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艾媒咨询中心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的规模已超过31.3万亿元，占2018年GDP总比重的34.8%，数字经济已成为当前产业发展增量引擎。2008 —2018年十年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持续增长，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广度与深度在逐步加深。2020年的新冠疫情为数字经济提供了迅速发展的平台。数字经济有着广阔的使用前景，其表现不乏以下几点：一是疫情防控期间，以电商平台、本地配送等为代表的无接触式经济成为新风向。二是数字文娱平台在疫情期间得到井喷式增长，特别是直播平台以及原本就较为流行的以淘宝、京东为代表的电商平台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三是受疫情影响，办公、教育等传统产业结合了数字经济，催生出了在线办公、在线教育等新兴形式。这些迅速催生且发展猛烈的行业为接下来的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我国数字经济未来发展走向

据统计，2020年新春复工期间，我国共计超过4亿用户在使用远程办公系统。鉴于近10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占GDP总比重的不断增加，以及疫情防控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有利推动，我们认为，在后疫情时代，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规模预计会不断增大，这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此次疫情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各个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利契机，未来数字经济将会呈现出常态化、全球化的趋势。数字经济在助力后疫情时代各地区有序复工复产、公众日常生活平稳运行、促进社会消费以及经济重振、推动数字化世界加速构建等方面将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后疫情时代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表现

（一）产业数字化转型加速

产业数字化即数字经济的融合，是指传统产业应用数字技术提高生产效率的过程。②随着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技术的迅速发展，制造业已进入体制转型期，物联网、数据驱动、软件定义和平台支撑将成为制造业发展的新形式。首先，智能制造稳步发展，智能化工业装备和数字化工厂等智能制造将成为发展的主攻方向，这将显著提高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速度。在工业互联网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的同时，工业互联网平台将立足于垂直行业需求，加速应用创新和推广，进一步重构现代产业体系，增强制造业提高质量和效率的能力。

（二）数字产业化规模扩大

数字产业化即信息产业，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服务业等。据图1所示，①2014—2019年五年间数字产业化规模呈上升趋势，但上升幅度不是很大，此次疫情为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高速发展提供了先发优势。我国应在后疫情时代夯实发展基础，巩固优势产业，加快构建以开发、利用数字资源为核心的大数据产业链，加快推进数字资源与各类产业的融合发展，进一步提升数字产业、数字技术、数字资源与民生应用、公众获得感的融合度，为我国数字产业进军国际市场奠定基础。

（三）数字化治理模式创新

此次疫情加速了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数字化转型。在后疫情时代，数字化治理将呈现出模式创新的趋势。第一，将进一步深化政府数据资源开放共享模式，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的应用，建立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促进跨部门、跨区域的整体业务协作推进。第二，数字政务服务将迎来新的发展阶段，围绕

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办公环境、便利企业和群众办事等发展。第三，将进一步提高我国应急产业管理数字化水平，建立“平战结合、高效互补、相互支持、按需开放”的数字化应急管理体系。

三、后疫情时代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策

（一）完善政策监管体系

数字经济在当前经济时代发展过程中，愈发体现出其开放性与多元性的特征，因此，也在极大程度上会有信息安全、信用风险等问题的存在和发生。为了使数字经济健康而持久的发展，政府须要颁布一系列制度、政策，以保护受众的信息安全，使各项风险具有可控性。而目前并没有相关具体监管政策的实施，因此完善监管体系变得尤为重要。政府应把握住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与特点，创新监管体系，更新法律手段，在不妨碍其积极发展的基础上，发挥好政府职能作用，促进数字经济监管体系的完善。

（二）推出制度创新机制

我国应通过战略创新手段及企业强大的创新能力推动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强化数字经济的战略引领地位，加快转型升级，将数字经济的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同时要借助疫情时代该产业的发展优势以及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发展趋向，积极发展数字经济，抢占优势地位，使之变成公众常态化的日常生活所需。此外，要不断建设好基础设施，为后疫情时代的数字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提升我国数字经济的实力与国际地位，并借此推动数字经济的全球化，以达到互惠共赢的战略目标。

（三）加强技术研究力度

后疫情时代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其发展也会促进多个产业的发展，如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各个产业的发展也反向推动数字经济的进步，二者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这些也会为数字经济研究领域带来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只有做好科研工作，才会为我国数字经济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为经济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带来数字经济领域新的产品与功能，便利我国居民的生活，将其变为常态化工具。

（四）高质量推动新基建

2020年，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出现在了中国各省市公布的未来项目投资计划中，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崭露头角。因此，我国应把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总体规划和技术升级的整合机制提升到后疫情时代的战略地位，使信

息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下一阶段全国各省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推动各省市技术创新开放化合作，建立数字产业创新科技合作体系，逐步升级完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

关于促进内蒙古数字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王依军

（2020年10月20日）

近年来，内蒙古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取得显著进步和成就，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特别是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内蒙古顺应时代潮流的重大战略任务，必须结合实际、把握机遇，紧扣发展需要，聚焦短板弱项，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努力做大做强数字经济。

一、充分认识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重要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多次强调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下，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特别是在这次疫情防控大考中，智能制造、无人配送、在线教育、医疗健康等新兴产业展现出强大成长潜力，成为抗击疫情的尖端利器和对冲疫情冲击的重要力量，保障了社会的正常运转和人民的正常生活，增强了经济发展的“韧性”，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了坚实保障。对内蒙古而言，发展数字经济尤为紧迫和重要。

（一）发展数字经济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要求

当前，数字经济正在开启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加速向各领域广泛渗透，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降低了资源匹配成本，培育了新增长点，形成了新动能，带动了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共识、发展大势，也是共同的发展机遇。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顺应时代潮流，抢抓发展机遇。浙江省将实施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山西省将其作为“一把手工程”，河北、福建、山东、四川等地纷纷出台政策措施大力支持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各省区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发展大势、抢

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重大举措，明显具有“不进是退、慢进也是退”现实紧迫

性。内蒙古必须加快适应新的发展历史方位。

（二）发展数字经济是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必然要求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内蒙古经济运行受到较大冲击，一季度主要经济指标出现不同程度回落，其中地区生产总值下降5.8%。但是，这种冲击主要集中在传统消费和产业，新形态、新模式和新产品出现逆势成长。网购快递、生鲜电商、在线教育、远程办公等信息服务业快速扩张，全区电信业务总量增长36%，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31.2%。数字经济展现出巨大发展潜力和良好发展势头，一定程度上对疫情冲击进行了对冲。发展数字经济有利于内蒙古克服疫情影响，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序，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三）发展数字经济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前，内蒙古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新路子需要新动力，数字经济大有可为。一方面，可以通过数字产业化，发展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培育新产业、新动能、新增长极，形成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产业格局。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产业数字化，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升区域供给质量和水平。

（四）发展数字经济是补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短板的必然要求

随着数字技术的出现及其广泛应用，国家治理正逐步从线下向线下线上相结合转变，从掌握少量“样本数据”向掌握海量“全体数据”转变，运用数字技术推进政务公开，有利于帮助政府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决策施政，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从而实现治理模式变革。在这次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中，内蒙古的治理体系和能力暴露出不少短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