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理论课讲道理要在“五个统一”上下功夫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1]这为我们提高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指明了努力方向。要达到这一要求，广大思政课教师至少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硬功夫。
一、做到“道”与“理”的统一
思政课教学属于教育教学的范畴，而教育教学活动本质上就是一个讲道理的过程。人是有思想、有理性的，真正的接受是从道理上说服，正所谓心悦诚服。思政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课，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是最讲道理的。马克思最初就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平等性，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必然灭亡的社会。但是，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出于道义上的愤怒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展“外在的批判”，
“外在的批判”的标尺终究只是出于理论家头脑中的“主观想法”，没有“面向事情本身”，没有进入社会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而是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开展“内在批判”，用严密的逻辑进行理论的深入论证，从政治的批判、宗教的批判、伦理的批判转向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从市场经济条件下最普遍存在的商品开始，经过对劳动、资本、工资、剩余价值、经济危机等进行严密的理论论证，透彻地分析了资本家与无产阶级、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运动。由此可见，马克思为我们讲的是“科学的”、“客观的”道理，用科学的道理论证革命的必需，把道理讲深、讲透了，实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
讲道理的过程是“道”和“理”相统一的过程。道理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一个是“思想的核心内涵”的维度，就是方向，就是“道”；一个是“验证或者说反思思想”的维度，就是道中蕴含的“理”，是需要我们“抽丝剥茧”加以论证的“思维过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可以说是“道”和“理”相统一的典范。马克思抓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性的内在矛盾，从而认识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是“道”；而从基本的商品开始，抽丝剥茧地论证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是“理”。我们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不仅要悉心吸收他们的“想法”，同时也要学习他们的“讲法”，把这种“道”和“理”的统一、具体与普遍的统一、感性细节与概念思辨的统一真正贯彻到具体的思政课教学中。
实事求是地讲，在我们过去的教育教学中，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中，善于讲“道”，对于其中“内在的理”往往强调得不够、辨析得不透、论证得不明。古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而《论语》中强调的基本都是“道”，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择其善者而从之”等，对其中内在的道理则没有作深刻的理性阐释。当然，这与中国古代思想中逻辑思维不发达有关，也与古人注重直觉体悟的生活和思维方式有关。直到今天，我们教育者往往认为告诉学生正确的“道”就可以了，所以在讲课过程中，往往更多的是罗列观点，注重“现成知识”的传授，满足于告诉学生“是什么”，认为讲的都是正确的，学生照着办就可以了，其实，理论只有彻底才能掌握群众，不对“道”进行“理”的论证就让学生接受起码是不彻底的教学。单单指出“道”是不够的，认同需要逻辑的力量。要使学生接受和信服，必须把“道”以“理”的形式呈现出来，“道”的正确为“理”树立了自信基础，但从“理”上把“道”讲清楚仍然是符合现实需要的，许多问题只有把“理”讲清楚了，人们才能更多地理解“道”、认同“道”、坚定“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是有理论的，是有道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成就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正确性。但是，目前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理化阐释较弱，没有完全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发展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理论和话语优势，提炼出的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标识性学术概念不多。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些学科对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较强的学徒心理，注重模仿，而没有形成更多主体性、原创性、本土化和有竞争力的本土理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世界上的形象一定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必须练好把“理性的具体”、“内在的必然性”呈现出来的“讲道理”的功夫。
二、做到“学”与“术”的统一
目前，思政课教学还存在一些问题，形式与内容的不统一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思政课的讲授，难就难在既要把形式的必然性讲出来，又要把内容的鲜活性讲出来。有了形式的必然性，思政课教学才能摆脱教师个人的“主观性”和“任意性”，才有了“逻辑的”力量，才能经得起怀疑和冲击，对学生才有说服力。但同时，思政课教学如果只片面强调形式，则会讲成单纯的形式逻辑的推演，有流于空疏之弊。
形式与内容的脱离，造成了一些思政课课堂教学中令人忧心的现象。比如，有的思政课课堂上，只有教师讲到“实例”、“经历”、“经验”乃至“段子”的时候，才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一旦“有趣的东西”讲过之后，整个课堂气氛和学生的注意力就“俱归于寂”了。这就是讲课过程中的例证和内容的“任意性”，也就是说有的思政课教师没有按照相关思想本身的内在逻辑来展开、组织具体的教学内容，到底讲什么全凭教师一时的心血来潮。这样一来，学生最终也就只能记住几个“例子”或“段子”，至于思政课教学本身所要传达的价值、立场和知识，却没有进入学生的脑海。这样的教学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又如，有的思政课课堂上，教师讲出了逻辑的一贯和推理的必然，可以说在形式上做到了严整一致，但一看整个课堂氛围，讲台上老师讲得铿锵有力，讲台下学生却听得昏昏欲睡。这就是所谓流于空疏，把思政课的“真知识”讲成了单纯的形式推理，只有“骨架”而没有“血肉”，把本来饱满充沛的教学内容讲成了干巴巴的东西。这样也就谈不上教学效果，而且其根源不见得在学生那里，而在于教师的讲课方式上，讲课的形式和内容相互脱离、互不统属，让学生无所适从。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要求我们把鲜活的内容融入必然的形式之中，这样思政课教学才有感染力，才能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
思政课教学中内容和形式不统一的问题，初看起来是一个单纯的教学问题，但在根底上，却是一个研究问题，是“学”与“术”不统一的表现。众所周知，尽管学术一词一直放在一起使用，但其实“学”和“术”是有相当的语义差别的。梁启超认为：“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2]这也就是说，“学”更多地强调学术的道理、理论的侧面，强调学术“虚”的方面；“术”则更多地强调学术的功用、用途的侧面，强调学术“实”的方面。实际上，这两个方面与思政课教学中的形式和内容是存在某种对应关系的。
当前，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定程度上存在“学”和“术”不统一的问题。有的学者重“学”不重“术”，为学而学，为玄而学，把学术完全弄成“务虚”的东西，弄成单纯的形式推理和概念堆砌，至于研究的价值、意义则概不过问。有的学者为“术”而“学”，把学问当作技术，当作没有理论必然性的“手艺”，甚至是谋取名利的“工具”，由此制造了大量学术垃圾，降低了学术的尊严感、知识的神圣感。把“学”和“术”当作一定程度上相互独立和对立的“两端”，把它们割裂开来加以研究和发展，最终既损害了“学”，又损害了“术”。这样的状况为思政课教育教学带来了诸多困惑：教师或者把道理讲成概念的“罗列”、“逻辑的枯骨”、“毫无内容的形式”，又或者讲成事实和案例的“堆积”、“毫无形式的内容”。这样讲授的思政课尚且不能说服我们自己，又如何能与“爆炸的信息”竞争从而说服学生呢？归根到底，课程讲授中存在的问题有其深刻的“学术研究”的根源，即“学”和“术”的不统一。
其实，“学”和“术”的内在精神是统一的，而且只有统一才是真正的学术。“学”应当回应时代的呼声，摄取时代的内容，从而以“术”为重要的取向参考；而“术”也应该以“学”为基础，突破一般经验常识的局限，从而取得更广更深的发展。只有“二者如辅车相依”，实现“学”与“术”的统一，才能做好真正的学术，为构建表达当今时代精神的自主知识体系打下基础。
我们要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锻造为“思想中的时代”，要在思想的“理”中表达时代的“道”，既要不断摄取时代的内容，又要把它熔铸进清晰一贯的理性形式中，总之是要体现在“学”与“术”的统一中。有了统一的“学”与“术”，也就有了生动的“教”与“学”，思政课教学才能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和任务。
三、做到“讲”与“授”的统一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理论要变成物质的力量。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