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内容提要】强调“两个结合”，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创性贡献，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的反映，更是其思想丰富发展的标志。明确“第二个结合”，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逻辑，强化的是民族复兴必然伴随文化复兴的自觉，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以强烈的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精神在“两个结合”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永葆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关键词】“两个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党的二十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强调“两个结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创性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丰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认识的新提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重要思想标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一、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的反映，更是其思想丰富发展的标志
“第二个结合”是“第一个结合”的延伸和拓展，是“第一个结合”发展的必然结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时代的现实需要，是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一条主线。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马克思恩格斯同各种所谓“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恩格斯曾总结说：“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他认为：“谁要是像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针对许多自称马克思主义者而在实践中竟成为非辩证论者的人，列宁在多篇著作中强调，这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们不敢正视由于客观条件的改变而必然发生的急剧变化，而继续重复那种简单的、背熟了的、初看起来是不容争辩的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确立场观点方法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一再表明，自己的理论不是教义，而是行动的指南，“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在一定意义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具体实际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转化为实践的力量。从1921年党的成立到遵义会议前，在党内，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不顾实际、“刻舟求剑”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等同志提出走农村包围城市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主张受到错误指责。所谓“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一时成为影响走什么道路的主导思想。1930年，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经过革命战争失败的教训，中国共产党真正懂得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也成为“相结合”的逻辑起点。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当然，中国共产党得出“相结合”的结论也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党成立之初，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局限，对于“相结合”的认识还不自觉、不深入。“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正是“由于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进一步的了解，由于我们的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就能够进行了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遵义会议以后，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才真正达到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完整的、统一的了解，从而领导中国革命步步胜利，并以独创性的内容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张闻天也讲过，对于我个人说来，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后来就连王明也不得不承认：马列主义理论中国化问题——马列主义理论民族化，即是将马列主义具体应用于中国，是完全对的。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理论贡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经过实践探索包括总结失败教训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党的事业不断成功的原因，也是我们党深化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规律性认识的标志。它说明，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不可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没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样不能取得这样的胜利。正像《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总结的：“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与其世界观方法论是统一的，它强调的是一般规律而不是具体结论和词句；它肩负的使命是立足实际、追求真理，而不是抱守一成不变的教条。我们不能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奉为亘古不变的“真知”，用心中形成的“郑人买履”之尺，硬生生地“裁剪”鲜活的实践发展。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具体实际出发，从现实问题出发，从时代需求出发，基于客观规律得出科学认识、作出正确回答，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我们的实践。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只有植根历史文化沃土，才能根深叶茂。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的广泛传播，自然要面对中国文化的思想土壤，而且传播越深入，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交织越紧密。在一定意义上，这一碰撞融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可以肯定的是，“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必然植根于本国的文化土壤之中。也就是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是中国人认识理解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说中国话”的思想文化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诸如天人合一、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厚德载物等这些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要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就不能脱离中国一百多年伟大社会变革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以坚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
“相结合”既是结果，也是过程。这即是说“相结合”的思想，是经过实践认识过程得出的结论。同时，“相结合”不是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是在发展中与时俱进的“结合”。在一定意义上，什么时候结合得好，我们的事业发展就顺利，反之亦然。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之时，毛泽东同志提出进行“第二次结合”。在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毛泽东同志“以苏为鉴”，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1960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十年总结》中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这里所说“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正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路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深刻认识到，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必须以理论创新引领事业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党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政治保证、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党实现了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也是不断深化“两个结合”的过程。“第一个结合”和“第二个结合”，共同的前提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于时代条件不同，“第一个结合”侧重强调的是客观现实社会实际，“第二个结合”侧重强调客观历史文化实际。毛泽东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主要内容，着重在其经济社会的具体实际。其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基本内容也是如此。“第一个结合”中的中国具体实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和条件，也是结合的对象，中国历史和文化作为土壤包含在这个具体实际之中。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过程中，也同样内在地包含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和继承。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化是经济社会的反映。“第一个结合”所包含的文化要素是广义的，“第二个结合”中的文化是狭义的。充分肯定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正在于我们认识到文化是更为基本、更为深层、更为持久的影响力量。文化一直是“无形胜有形”地深深扎根于经济政治社会领域之中。文化对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影响，不是单向线性的，而是呈现作用与反作用的相互作用关系。先进文化作为思想积淀，更加以润物无声的形式影响人、影响社会。文化通过政治、法律、哲学、道德、文学、艺术等社会意识形式发挥作用，渗透的是文明的价值，引导的是行为方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文化之“化”、以文化人更多表现出的是，文化以多种形式形态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和思维方式，而可以肯定的是，民心所向的文化必然引起人们的共情共鸣。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更加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涵，既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确证；既是“让马克思说中国话”的深化，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焕发生机活力的标志；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理论发展的必然结论。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看，“相结合”的内容和内涵需要与时俱进和丰富发展。明确“第二个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总结，反映了新时代的发展成就，体现了思想认识的新提升。
二、明确“第二个结合”，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担负的是历史和时代的责任。近代以来，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为了拯救民族危亡，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设计过、尝试过，但均以失败而告终。有人曾绝望地发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哀鸣。正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犹如喷薄的日出，让遭受苦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重新站立起来的希望。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满足了中国仁人志士的迫切需要。而这一实现民族复兴的大任，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
中国共产党人秉承人类发展之大道，承继中华民族复兴之伟业，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和使命，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成功地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