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党组书记2025年度民主生活会个人对照检查材料

根据县委关于开好2025年度民主生活会的统一安排，我紧扣本次会议主题，在深入学习研讨、广泛征求意见、深度谈心谈话的基础上，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对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对照初心使命，深入查摆了自身存在的差距和不足，深刻剖析了问题产生的根源，并明确了今后的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现将个人对照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在带头强化政治忠诚、提高政治能力方面

作为局党组书记，我始终将对党忠诚作为第一位的政治要求，但在将崇高信念转化为推动县域法治建设的具体实践中，仍存在“温差”“落差”和“偏差”。

一是理论武装的“滴灌”精度有待提升。我深知“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坚持带头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但有时学习的系统性、连贯性不足，存在“用到才学、急用急学”的现象。在将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宏伟蓝图，精准转化为符合我县实际的“施工图”时，思考谋划的深度不够。比如，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中，满足于完成上级部署的“规定动作”，但在如何结合我县产业特色提供前瞻性、靶向性法律服务，打造具有地域辨识度的法治化营商环境“金名片”上，创新性举措不多，未能完全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二是政治判断力的“前哨”作用发挥不充分。身处基层一线，本应是感知社会脉搏、防范化解风险的“前哨”。但在面对一些涉及征地拆迁、劳资纠纷、环境治理等复杂敏感的矛盾时，有时更多的是从法律技术层面进行分析，而从政治高度审视其背后可能蕴含的社会稳定风险、意识形态风险的敏锐性不足。对网络上出现的一些涉法负面舆情，有时后知后觉，未能第一时间组织力量进行科学研判和有效引导，在下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先手棋”上，政治站位还需进一步提高。

三是政治执行力的“穿透”效果有待加强。对于上级的决策部署，我能够做到闻令而动、坚决执行，但在推动政策“最后一公里”落地见效上，还存在“中梗阻”现象。比如，在推行“八五”普法规划中，虽然制定了详细方案，但在督促检查、跟踪问效上下的功夫不够，导致普法工作在一些乡镇和单位存在“上热中温下冷”的问题，普法宣传的实际效果与群众的法治需求之间还有差距。据统计，我县2025年度群众对普法工作满意度为91%，但其中反映“普法形式单一、内容不解渴”的意见占比超过35%，说明我的工作还未完全“穿透”到群众心里。

（二）在带头固本培元、增强党性方面

我时刻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但在持之以恒的党性锤炼中，仍有需要“淬火加钢”之处。

一是党内政治生活的“熔炉”温度不够高。作为“班长”，我在主持党组会、民主生活会时，有时存在“老好人”思想，担心批评太尖锐会伤了和气、影响班子团结。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习惯于谈工作问题多、谈思想根源少，提希望建议多、点要害问题少，“辣味”不足、“汗味”不够，导致党内政治生活锤炼党性、净化思想的政治功能未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

二是理想信念的“压舱石”偶有松动。在面对司法行政工作任务重、编制少、经费紧等现实困难时，偶尔会产生“先顾业务、再抓党建”的错误念头，认为抓案件调解、社区矫正等是“硬任务”，抓党员教育、组织建设是“软指标”，没有真正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这种思想上的偏差，从根源上反映出在面对现实考验时，用理想信念这块“压舱石”来稳定思想之舵的自觉性还不够强。

三是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示范效应”不突出。虽然能做到廉洁自律、勤勉工作，但在一些急难险重任务面前，冲锋在前、率先垂范的劲头有所减弱。比如，在去年防汛抢险期间，我更多的是在指挥部进行调度指挥，深入一线堤坝、与基层干部群众一同巡查排险的次数不多。在日常工作中，与普通干警“面对面”交流工作多，而“心贴心”交流思想少，作为党组书记在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方面的“头雁效应”发挥得还不够充分。

（三）在带头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方面

我始终告诫自己要心怀“三畏”，行有所止，但在具体实践中，离群众期盼、组织要求、法纪标准仍有差距。

一是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尚未打通。我坚持“法治为民”的理念，但有时习惯于坐在办公室看报表、听汇报，对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体察不够真切。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的“窗口”服务虽然规范，但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上门”服务供给不足。去年以来，我县法律援助案件的申请平均办理时长为5个工作日，虽然符合规定，但与群众“当天事当天毕”的朴素愿望相比，仍有提升空间。这反映出我“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还没有完全内化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马上就办”的行动自觉。

二是执行组织纪律的“颗粒度”不够精细。我能够严格遵守“三重一大”集体决策程序，但在一些自认为“非原则性”的干部调整和工作安排上，有时会先形成个人初步意见，再拿到党组会上讨论，存在“个人酝酿代替会前沟通”的现象，影响了集体决策的民主性。在执行上级决策时，虽然不打折扣，但有时结合本单位实际进行创造性落实的思考不多，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

三是运用法治思维的“内生动力”仍需增强。作为司法行政机关的“领头人”，本应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表率。但在处理一些内部管理事务时，有时还是习惯于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推动工作，而运用制度、规则来规范管理、激发活力的意识不强。对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等法律法规，虽然组织了学习，但对其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的钻研不深不透，导致在推动相关工作时，思路和办法还不够新、不够活。

（四）在带头干事创业、担当作为方面

面对新时代司法行政工作的新使命新要求，我感到自身的“本领恐慌”和“担当之困”依然存在。

一是改革创新的“锐气”有所消磨。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求稳怕乱的思想有所抬头，对一些需要“啃硬骨头”的改革事项，魄力不足、决心不大。比如，对于如何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提升社区矫正监管的精准性和人民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