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性修养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和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党性修养作了许多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成为新时代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的重要指导思想。新征程上，共产党人如何进一步加强党性修养再次成为时代课题。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把“提高党性觉悟”作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的重要内容，这就为新征程上继续修好共产党人“心学”指明了方向。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修养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修养重要论述生成的背后，有五个方面的逻辑，即理论基础、文化承继、历史赓续、实践体认和时代背景。

（一）理论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修养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之一，源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性理论。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献文本并没有对党性概念提出明确清晰的界定，但是他们克服了旧哲学的局限和不足：一是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党性原则。xx首先使用“党性”一词，早在18xx年《xx》的结束语中，就针对当时xx的“绝对的社会主义”写道，“这种社会主义，由于自己在理论领域中没有党性，由于自己的‘思想绝对平静’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点精神和力量”。二是将党性问题延伸到政党层面。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毫不掩饰历史唯物主义鲜明的党性旗帜，高度赞扬无产阶级具备的党性原则和合作精神：“在社会党内，党性和团结精神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列宁在18xx年底至18xx年初所写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书中指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列宁这样阐述党性的重要性和鲜明的阶级性，“哲学上无党性的人，象政治上无党性的人一样，是不可救药的蠢才”，“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反过来说，为了进行公开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这句话意思是，党性与阶级斗争相伴而生，残酷的阶级斗争孕育出党性这一鲜活的政治产物。“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对立的结果和政治表现”，列宁基本完成了对党性概念的科学明确界定，强调了党性的哲学维度。

（二）文化承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修养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之二，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修养思想，如“知行合一”、“修身正己”、“慎独自省”等。“知行合一”的重要思想是由王阳明提出，并得以继承发扬的关于认识论和实践论层面的哲学问题，以“心即理”为逻辑起点，以“知行合一”为实践品格，以“致良知”为理论核心，以“天下一家”为政治理想。尽管“知行合一”的修养思想从世界观层面来说是唯心主义的，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实践论有着本质不同，但其表达的含义是人要通过正确认识“知”与“行”的关系，不断提升自身的修养水平，最终达成“致良知”的高度，即在哲学思辨和道德理念的层面上，对于新时代共产党人党性修养问题的有效解决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由此可见，“知”与“行”的辩证统一关系并不专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也有其根源，这也对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认识党性修养这一重大课题，并形成系统性、理论化的相关重要论述，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

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是对阳明心学的扬弃，是规律之学、成己之学、“知行合一”之学。从发展历程和内容来看，中国传统心学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发端于尧舜禹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孕育于孔孟的“仁义之道”，承接于程朱的“理学宗传”，成就于陆九渊和王阳明的“良知良能”。共产党人的“心学”，坚持唯物史观，在承认外部客观世界优先地位的基础上，通过初心、正心、忠心、民心四个基本概念，“不忘初心”“正心明道”“赤诚忠心”“凝聚民心”等命题，以及蕴含着阶级性、人民性和党性的辩证逻辑，揭示了从“小我”到“大我”以至“无我”的内在逻辑，体现了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方法论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

“内圣外王”是古代修身为政的最高理想。《论语·宪问》有“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说法。儒家学派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看作一个人修为渐次递进的过程，其中蕴含的家国情怀不仅是个人提升自身修养的基本途径，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所在。《论语·为政》有“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说法，即孔子从十有五立志于自身学习，到三十有所成就和突破，直到七十岁才能够随心所欲而又不抛却规矩，集中体现了个体修为和历练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对党性修养的认识有着相似的感悟，强调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

关于“慎独自省”，《礼记·中庸》有言：“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大学》也同样提倡“慎独”，指出君子在独处的时候，也要使自己的行为谨慎，一丝不苟，也就是个人要不断提升道德修养。因此，我们能够深刻体悟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修养思想是个体安身立命的重要精神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修养的重要论述，既是将传统文化中的自我内省转化为新时代共产党人对主观世界的改造，也是将先哲的心灵觉悟转化为阶级觉悟，还是将个体修行上升为个人修养和集体修养的结合。

（三）历史赓续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修养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之三，源自中国共产党党性修养的优良传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党性修养阐述最多的就是毛泽东同志和xx同志。毛泽东同志特别重视全党全军的思想理论修养。在我党成立初期，大多数党员、战士或因自身知识水平，或因小资产阶级的出身成分局限，无法完全领会党章规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同志通过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支部建在连上”等基本原则和制度，加强对全党全军的理论教育，关注思想状况并及时纠偏，防止部分党员和战士偏离革命方向。同时，毛泽东同志经常写文章宣传、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引导全党全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制定路线，开展革命工作。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共产党员的作风修养，在抗战时期曾针对形式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等错误倾向进行剖析和批判，大力开展整风运动，旨在通过政治性运动来强化党员的作风修养。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提到“党性”一词，是在19xx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在毛泽东同志看来，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一大表现，而实事求是才是有党性的表现。毛泽东同志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良好作风与政治觉悟概括为“三大作风”，又以“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回应历史周期率之问，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坚定立场，准备好经受长期考验。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共产党员的纪律修养，在19xx年《论新阶段》中首次正式提出“党内法规”这一概念，即“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可以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关键在于确立并执行了严格的组织纪律，使革命队伍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大大增强。因此，针对当时党内出现的各种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一系列要求，并使之逐渐成为党的优良传统。19xx年x月x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发布，“党性”一词由此在党内广为传播和使用。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党性是共同的性质、普遍的性质，全党每一个人都有的性质”，“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对如何加强党性进行了持续探索，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党性理论之先河。

xx同志主要是从阶级性角度来阐述“党性”涵义的，如“党性，就是人们这种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所以人们也有各种不同的党性：有封建阶级的党性，资产阶级的党性，无产阶级的党性等”，“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和修养，是党员本质的改造”。xx同志还是我们党对于“共产党员修养”概念的最早提出者，他于19xx年秋在豫西省委举办的党员干部训练班上发表了题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又于19xx年x月在x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详细阐述了共产党员修养的内容和方法。xx同志在革命工作中深刻认识到党性修养的重要意义、丰富内涵以及强化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出全面系统论述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纲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