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的日子

中央军委办公厅办公室原主任 傅学正

我于1948年底参加革命，1949年入伍学习机要工作，1950年调到中央军委机关当机要员，1954年调入中央军委办公厅。1961年起任秘书、秘书科副科长、科长，1979年后任厅办公室副主任、主任，1988年离休时任844工程（即军委“八一”大楼工程）指挥部指挥。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近40年。

在40年的工作期间，中央军委办公厅发生了许多重大事情。有的我参与了， 有的是耳闻目睹知道一些。下面就我所知道的有关中央军委办公厅的机构沿革以及我的工作经历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一

在取得政权之前，全党的任务就是取得革命胜利，建立全国政权。其最高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全党为战争的胜利而奋斗。各个解放区被分割，互不连通。党中央只给各个解放区的党政军领导人通过密码电报发去政策以及作战命令。各解放区部队人员的补充、枪炮子弹的供应、军饷的发放，靠各解放区自筹。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军队的一切要靠国家供应。军队建设也和全国政权建设一样百废待兴，由单一的步兵到建设强大的海军、空军、各军兵种和机关、院校，还要制订各种条例和规章制度。中央军委与党中央分开办公了，统率着四、五百万军队，当然就需要一个为军委首长服务的办事机构——中央军委办公厅。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第三次会议，决定组成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为副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28人。其中共产党员21人， 民主人士7人（程潜、萨镇冰、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错、龙云、刘斐）。1951 年11月、1954年6月两次增补林彪、高岗、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副主席，徐海东为委员。1949年11月成立的办公厅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设立国防委员会，国家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毛主席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60多人。195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重新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由党指挥枪，统率全国的武装力量。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由12人组成：

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委员，未设副主席或常委。由彭德怀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黄克诚为军委秘书长。设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又兼国防部办公厅。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办公厅（还包括总参谋部办公室）3个名称是同一个机构。在正式行文和办理公务时，对党内、军内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对国务院、对地方政权、对外事工作对象称国防部办公厅。

中央军委办公厅前三任主任及副主任分别是：

第一任主任：罗贵波，任职3个月（1949年11月-1950年1月），在“居仁堂” 办公。

第二任主任：张经武，任职两年（1950年1月-1952年1月），在“居仁堂” 办公。

副主任朱早观（1952年1月上任，1955年因病去世，他在三座门办公）、唐永健（1950年1月-1955年3月）。第三任主任：肖向荣，任职13年（1952年10月

-1965年11月），在“居仁堂”办公3年，在“旗坛寺”办公10年。副主任王兴纲（1956年9月-1967年12月）、黎化南兼任总参管理局局长（1961年1月-1965 年5月）、潘振武兼任国防部外事局局长（1963年2月-1969年5月）、路扬（1954 年-1961年5月）。

军委办公厅的主要任务是：为军委领导人服务。从1949年到1955年底，这个时期的军委办公厅规模很小。机构有机要室（后改为秘书处）、档案处、保密检查处、外文秘书处（为苏联顾问团服务），加上总参办公室管理科。军委办公厅是个秘书服务性的机构，对部队没有指挥权，也没有财权，是一个两袖清风的单位。但是如果军委授权，它代表军委制发文电，发出通知，召开会议， 把军委的决议贯彻下去。

军委办公厅，从1949年11月成立到1955年底搬出中南海，6年的时间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居仁堂”地处中南海中海西岸，是当年袁世凯做皇帝的那栋二层工字楼。它的南侧隔墙是毛泽东居住的“丰泽园”，西侧隔墙是彭德怀居住的“永福堂”，“居仁堂”西南侧有一小门，过墙就是中南海的首长们跳舞和看电影的“春耦斋”。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时，只开会才来“居仁堂”，不在此办公。聂代总长在楼内办公，并经常召开一些会议。彭德怀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之后，大会、小会都在这里开。苏联军事顾问团在该

楼二层北头办公。

肖向荣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位对党很忠诚的老红军、老干部，他经常与毛泽东和诗。他作风正派、对上级不吹不拍，很有工作经验，有文字水平，军委的有些文电由肖亲自拟稿。在工作中他办事认真，对部下要求严格。肖向荣来中央军委办公厅之时，正值彭德怀主持军委常务工作，军队建设进入全面发展的时期。肖向荣还是中央军委的副秘书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主管军队外事工作。此外他还兼任军委总直属队的党委书记。中央军委办公厅承担国家军委办公厅、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国防部办公厅和总参谋部办公室等多个机关的职能和任务。肖向荣曾经说过：我们是直接为毛主席、中央军委首长服务的，也是军队统帅部的所在地，是“白虎阶堂”。你们到我这个地方来不容易，是经过严格审查、左挑右选来的。来得不容易，想走更不容易。肖向荣对干部的任用政治上要求绝对可靠。三分之一的干部是做过机要工作的，大多是从红小鬼成长起来的，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走过来的人。

1952年4月彭回国治病，7月周恩来提议，党中央批准由彭接替周恩来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经军委会议讨论，毛主席批准，召开了“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总结新中国成立4年来的军事工作，提出了军队建设战略转变的议题。会议于1953年12月7日在中南海“居仁堂”一层大厅召开，历时51天， 1954年1月26日闭幕。出席会议的人员为军委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负责人， 总人数达100多人，多为我军授衔时的元帅、大将、上将等高级将领。朱德致开幕词，彭德怀做了新中国成立4年来中央军委的工作总结。这次会议是我军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会议。陈毅在发言中说，这样大的军事会议在延安也没有召开过，等于全军的党代表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军队总定额、组织编制等方面。并提出要在两年内做好军队“四大制度”改革的准备工作。“四大制度”即：改志愿兵役制为义务兵役制；改供给制为薪金制；实行军衔制；颁发勋章、奖章。此外会议还研究了军事训练、院校建设、各级司令部建设、军队政治工作等10项议程，为我军建设承前启后发挥了历史作用。这次会议也是军委办公厅承办的第一次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全厅动员，积极服务， 保证了会议顺利结束。

全军高级干部会议结束后，由军委办公厅负责组织三总部起草《兵役法》、

《军官服役条例》、《薪金条例》、《勋章、奖章条例》，然后由军委办公厅汇总、印刷、分发、组织讨论修改等，这些法律、条例在一年中反复多次讨论，

上报党中央审批。我参与了“四大制度”改革的全部文件的印刷、校对工作。记得当时为了落实“四大制度”的改革，全厅上下忙成一片！经常加班加点， 但是大家心情舒畅，效率很高。在办公条件方面，主任肖向荣有车，其余包括副主任、彭办主任、处长等全厅大部分干部上下班都步行，只有师以上级别的干部配备有自行车。全厅也只有一辆大卡车保证生活供应。在彭德怀的主持下， 在苏联顾问团的建议下，经毛主席批准，中央军委机关建立了8大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干部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武装力量监察部、军事训练总监部（时间不到3年，8大总部逐渐撤销，只留参、政、后3总部）， 到“文革”前夕，在全国建立了111所军事院校。

1954年底，由于彭德怀特批了一个年轻人董安第当兵，激发了全国青年的参军热潮，大概日均有三、四百封来信。彭德怀是一个办事很认真的人，对此事也不例外。他的办公室没有几个人，所以就从秘书处抽调了几个人去帮忙， 我是其中之一。在彭办工作了一个多月，彭总对我们几个人还是很关照的，每天上班都会过来看看。

1955年冬，在辽东半岛举行了我军第一次大规模的大兵团参战的海、陆、空联合抗登陆演习。军委办公厅大批人员去现场参与安全保障、服务工作，组织专列火车供参观的高级将领使用。

在彭总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不久，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对彭总说：“咱们两个单位都在中南海办公，人来人往、车辆进出很多，妨碍毛主席办公和休息。军委是否可以搬出中南海，在北海公园西侧盖大楼办公。此事已经给北京市的彭真和万里同志说了。他们给军委驻城内的机关搞了个规划，以北海公园为中心，西侧为办公区，东侧为宿舍区。”彭德怀很尊重毛主席，欣然同意搬出中南海。由于北京市的重视与支持，中央军委在“游坛寺”的第一栋办公大楼在1955年秋建成，当年底军委办公厅就搬进了新的大楼。彭总和黄克诚秘书长在6楼中段办公，聂总在6楼东头办公。粟裕总长、各位副总长、总参的作战、军务、装备、训练、动员、机要、情报部门也都搬进楼内办公。对外称“国防部大楼”。

此时军办的机构相应地扩大了。设有秘书处、外文秘书处、保密处、档案处、信访处、警卫处、外事局、管理处、政治处（有时为政治部）统管“族坛寺”大院的行政和警卫工作。至此，肖向荣主任设想的要把军委办公厅建设成为“三局一部”，即秘书局、外事局、管理局、政治部的格局基本形成。

1958年军委召开了“反教条主义”会议。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关于如何向苏联学习的问题上，毛主席说，我们要一边倒。在国家建设方面要全面向苏联学习，不走样的学，苏联就是我们的榜样。对苏联援建中国的156项工程很感激。但是后来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对我们也不那么友好了，中苏两党的矛盾也公开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学苏联要有选择的学、批判的学，要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于是就由训练总监部主持召开了“反教条主义”会议， 会上批判萧克、李达。会议开了一个多月，逐步升级，后来由军委主持，也就是彭德怀副主席主持。全军师以上单位各派一人来参加，共两千多人，先在三座门动员，“大鸣、大放、大字报”。

最终矛头指向刘伯承元帅，他在大会上发言，做了检讨。军委办公厅负责为会议印刷简报、分发文件、管理大字报。我也参与了这些工作。

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回到北京后，军队驻京总部机关负责人在“怀仁堂”继续批判彭德怀的会议，先后持续了近一个多月。有的人因病请假不与会都不行，说他没有与彭德怀划清界线，用担架把他抬到“怀仁堂”参加批判彭德怀的大会。在批判彭德怀问题上，军委办公厅没有发动全厅人人揭发、个个批判，只在厅党委小范围内传达文件，召开了一些会议。我参与了从庐山会议的文件到“怀仁堂”大会的发言简报的印刷校对工作。

由于彭德怀1959年秋在庐山遭错误的批判，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 毛泽东任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任副主席，罗瑞卿任秘书长，苏振华、肖向荣任副秘书长。同年10月在军委常委之下，由罗瑞卿、谭政、杨成武、肖华、邱会作、肖向荣组成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

1965年肖向荣遭批判，被免职，罪名是反对突出政治。林彪曾经说政治可以冲击一切。肖向荣说，政治不能冲击军事，也不能冲击业务。与林彪的“四个第一”有些顶牛。在林彪、叶群的指使下，总参派工作组进驻军委办公厅， 大搞机关“四清”，矛头直指肖向荣。肖向荣虽然是从四野来的，但是他对林彪不吹不拍，没有私交。毛主席说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四个第一”是个创造，你反对，那怎么行？肖向荣的下台让我们这些秘书感到无所适从，造成了军委办公厅的工作大起大落。

1958年印刷所所长转业，让我临时负责所的工作，1960年秋正式任命我为副所长。1961年起当秘书，由于军委办公厅也兼着总参办公厅，秘书处设总参秘书科，主管总参党委、总参首长的会议、总参文件传阅、印发等工作。总参

首长张爱萍、杨成武、彭绍辉等。他们在室内开会，由乔力科长做记录，我在外面照顾列席会议的部、局首长。

1962年春，有一天乔力科长找我说：“罗总长批发了一份急电，十万火急， 你不得停留去给有关单位的首长传阅。”我要了小车，去保密科取了急电，一看电文我十分紧张。得到可靠情报，xx在近日内要轰炸我国的原子基地。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立即派出一个空军师、一个高炮师去保护基地。军队与地方要传阅这个急电的有八、九个单位。先从军队传起，中午我也未吃饭。12点半我到了空军刘亚楼司令家，刘已经午睡了，工作人员让我下午再来。我说：“电报十万火急，误了事我们都有罪，必须把首长叫起来。”刘司令打着哈欠说： “有啥急事，连午觉也不让睡？”我上前一步把急电呈给他，刘一看电文马上来了精神，顺手拿起电话告诉司令部值班员，马上通知参谋长、作战部长、军务部长、通信部长等到作战室开会。他放下电话很客气的对我说：“谢谢你这么认真负责，不然要误事了。”直到晚上8点多，我在百万庄大院内转了几个圈， 才找到二机部刘杰部长，他是最后一位看急电的。

二

第四任主任：由杨成武代，任职一年半（1965年6月-1966年底），在“游坛寺”办公。

第一副主任路扬（1965年1月-1968年12月），副主任有：莫阳（1967年5月

-1969年3月）、金涛（1965年11月-1979年4月）、郑汉浩（1965年1月-1968年2

月）。

1965年11月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军委办公厅兼任总参谋部办公厅。至此军委办公厅名正言顺地成了总参谋部的二级部了。

第五任主任：路扬，任职一年半（1967年11月-1968年9月），在“游坛寺” 办公。副主任是莫阳、金涛、郑汉浩。

这时正值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各种矛盾和事件不断发生。林彪要用他信任的黄永胜当总参谋长，吴法宪当空军司令，李作鹏夺海军的权， 邱会作当总后勤部的部长。林在毛主席面前诬告杨成武，说杨成武的“大树特树”表面上说树毛主席，树毛泽东思想，不知要树何人呢？遂发生了“三、二四”杨、余、傅事件。杨成武被抓、被抄家。余立金、傅崇碧被审查。林彪把黄永胜等人调来北京，任总参谋长，并取代杨成武成为军委办事组的负责人。黄、吴、李、邱的军委办事组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

第六任主任：肖建飞，任职2年4个月（1969年5月一1971年9月），在“游坛寺”办公7个月，在西山办公1年零7个月。

副主任金涛、刘路明（1969年11月-1971年9月）。

此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也是林彪、黄吴李邱搞阴谋的时期， 也是办公厅没落衰败的时期。所有家产统归总参管理局，外事局拨归总参建制， 秘书处一分为二：为军委办事组服务的叫第一秘书处，共18个人，由肖建飞、刘路明直接带领去了军委西山〇三〇大院办公，这就是微型的军委办公厅。为总参首长服务的叫第二秘书处，在金涛副主任的带领下，连同保密处、警卫处、政治处、管理科，于1970年底搬入中共中央党校办公。对外称总参谋部办公厅， 正式启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办公厅”印信。档案处停止工作，人员搬入总参管理局小西天大院居住。信访处仍留“海坛寺”。10年“文化大革命”， 军委办公厅是个重灾区，5届主任、副主任，个个都挨整，有的被关进监狱。全厅150名干部办了30多个专案审查；大部分老同志被送往河南“五七劳动学校” 劳动改造，少部分人留在地方“三支两军”；老帅们也被以战备为借口押送外地。当时有个顺口溜：“警卫处一窝端，秘书处剩下一、二、三，档案处上了小西天，全厅干部大换班”。到此军委办公厅仅有18个人的第一秘书处（仅有3 个人是军办的老人，其余15个人，包括正、副处长都是刚从外单位调来的）管着军委、国防部、军委办公厅的大印，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军委办事组服务，其他都没有了，军委办公厅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说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 提出要军队派1500名营以上干部，由南京军区政委萧望东带队进驻文化部，我也被抽调参加了这个队伍。开始我在京剧4团，不久由于美术馆吃紧，军委办公厅另外抽调了七、八个人，由办公厅一位处长带队进驻美术馆。当时我们也搞不清楚什么标准的人是牛鬼蛇神。每天有成千上万名中学生冲击美术馆，要求把美术馆改成“毛主席著作学习馆”。当时美术馆有一幅美术作品，画面上画着风吹红旗向东，于是就说这幅画是反动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西风压倒东风”。他们在大雨中、太阳下批斗华君武。我们进驻后，从内心里同情这位老同志，就禁止中学生在雨中、太阳下批斗他，并把他从“牛棚”中放回家。然而不久事情突变，“八·一八”毛主席检阅红卫兵之后，说军宣队不是毛主席派的，是刘少奇派的，执行的是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也就是“镇压” 红卫兵，保护黑帮。这样反过来美术馆的群众天天斗我们，要我们交待刘少奇

是如何派我们来的，为什么打击红卫兵。后来周总理替我们说了好话，说他们是军人，听指挥执行命令的，不要对他们揪住不放，放他们回去吧。回去后我就得了一场大病，患了两肺上部空洞性肺结核，住了半年医院，回家休养了半年。所以机关“文革”初期中央军委办公厅机关开展的“大鸣、大放、大字报” 我没有参加。1968年秋为促进群众大联合，军队全面介入“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城区划片包干宣传“七三、七二四”布告，推动群众联合成立革委会。我又带病参加了军宣队，在西城区街道工作到1972年秋。当时我是厂桥街道革委会常委。

1968年“三·二四事件”对军委办公厅震动很大，由于路扬的主任一职是杨成武提名的，所以他也受到牵连靠边站了。1968年年底前，叶群找了总参谋部4位二级部长谈话摸底，说：“首长是信任你们的，要好好工作，有什么说的， 可以给首长说，不要有顾虑。”这4个人中只有一个人给林彪、叶群写了“效忠信”。路扬没有写就把他降级调到河南省军区担任第二政委。后来又被捏造罪名关入监狱8年。

1971年“9·13事件”林彪叛国投敌、机毁人亡后，他的4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被罢官，受揭发批判。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建飞、副主任刘路明也受到批判。从“9·13事件”至1975年1月，4年多的时间，军委办公厅主任空缺，只剩下一位副主任金涛一边检讨，一边坚持工作。他陆续地把一些老同志调回机关。

1972年秋，叶剑英指示说，揭批林彪及其余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是大事，要抓好。但那是少数专案人员的事情，全军不能停止训练，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决定由军委派出赴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3个战备小组，督促部队加强训练，因为“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要“深挖洞，广积粮”。金涛副主任让我和刘振杰同志参加赴兰州的战备小组，组长是原防化兵部主任张乃更。

我们去之前，叶帅指示说，你们去了多看少说，要强调军事训练不能停， 生产不能停，战备工作不能停。

1972年8月我们到了兰州军区，皮定均司令员热情接待。张乃更主任说，叶副主席派我们来军区传达中央精神：批林彪反党集团要搞好，那是少数人的事， 军队训练不能停，生产不能停，战备不能停，要贯彻毛主席的“深挖洞、广积粮”指示。我们都是小人物，是来学习的，请皮司令多多批评指正。皮定均司

令说：“什么大人物小人物，就是叶帅派一个公务员来，也是军区的贵宾。” 我们几个人分为兰州以东、兰州以西两个小组。将近2个月的时间，跑遍了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4个省区的所有驻军单位以及军工企业、人防工程、县市武装部等。天天钻地道，看部队设防工事，有时跑一天看不到一个村落，风起黄沙蔽日，体会到“晨穿皮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的西北气候。公路上看到的车辆多数为部队的送水车、后勤保障车。部队住在地窝子或坑道内， 每到一处部队负责人报告的内容基本上都是部队还存有多少日用水、用粮、咸菜。战士的脸都是黑红黑红的，因为缺水长年洗不了澡，更别说洗衣服了。有的地方人喝的水中含有大量的氟，很多人生了大脖子病。

四十七军刚从湖南鱼米之乡调来兰州以北一条山驻防。南方人不吃窝窝头、土豆，很多战士吃不饱饭。10月1日我们去一个连队看战土过节吃什么。坑道口有几十个战士蹲在地上，就问他们在干什么？回答说等着吃饭，前一拨人吃羊肉泡馍，他们吃西红柿鸡蛋炒大米饭。我们当时真的没想到基层连队生活这么艰苦。我们还去了一些武装部，这些部门大多为3-5人，自己做饭吃，轮流当炊事员，出门办事步行3天才能到地方，祁连县东西近千里，林彪的“一号命令” 直到“9·13事件”后还没有传达下去。科研生产单位都忙着打派仗。在西宁， 省军区领导人汇报说有个国防科委的研究单位，给他们分配的地道工程他们不挖，致使全城无法连通。他们还把实验用的导弹扔到山头上，谁也不往回扛。我们批评了这个单位不执行毛主席的“深挖洞”指示的行为，告诫他们说如果不把科研用导弹扛回单位，我们就带回北京了。回京给军委写了报告。经军委批准为边境县、市武装部都配了吉普车。从兰州回到北京后不久，我被任命为秘书科副科长。

第七任主任：胡炜，任职2年3个月（1974年12月-1977年2月），在“旗坛寺”办公。

副主任先后有：王岳西（1974年2月-1977年8月）、金涛、郑汉浩（1975年7 月-1983年10月）、黄宗汉（1976年8月-1977年8月）。

此时中央由叶剑英、邓小平主持军队的工作。在叶、邓的支持下，对此前设立的30个专案逐个进行平反，恢复名誉，落实政策。军委办公厅的工作开始恢复：档案处又重新恢复工作；把第一、第二秘书处合并为军委办公厅秘书处， 下设3个组：军委秘书组、总参秘书组、综合秘书组。文件的综合摘要、资料的收集整理，军委的行政事务性工作，如军委首长的外出，大军区首长来京、离

京的迎送，国家丧事和军队高级干部丧事的办理都正常进行。1975年6月9日， 军委办公厅克服种种阻力，为贺龙元帅举办了骨灰安放仪式；7月23日至8月30 日，中央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叶、邓都在会上讲了话，提出军队要整顿的问题，实际全国铁路也在整顿，对全国、全党、全军震动较大。军办全力投入会务工作。到1975年底，由于“四人帮”兴风作浪又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把已好转的局势又带回到混乱之中。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9月9日毛主席逝世，全国人民、全党、全军都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在胡炜主任的带领下，军委办公厅派出若干工作人员参与了这3大丧事的办理。7月12日福建前线司令员皮定均，因公坠机去世，军委派杨成武、梁必业、张震3人代表军委去指挥演习和办皮司令的丧事。金涛副主任带工作人员随行，我也到了福州。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死伤几十万人。军委办公厅参加了党中央组织的抗震救灾工作机构。

1976年10月6日，中央果断采取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国欢腾，中央决定组织群众在天安门游行3天，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管理局、军委办公厅抽人协同北京市委、北京市公安局、卫戍区组成游行指挥部，在天安门一带维持秩序，我参加了这一工作。

三

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剑英副主席主持军委的工作。十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全面恢复了工作。罗瑞卿任军委秘书长，军委办公厅的日常工作走上了轨道， 形势有所好转。1977年秋，中央军委调广东省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肖洪达任军委办公厅主任。

第八任主任：肖洪达，任职9年（1977年9月-1986年9月），在“旗坛寺” 办公2年，在三座门办公7年。

副主任有：金涛（任职到1979年4月）、郑汉浩（1975年7月-1983年10月）、李希庚（1977年11月-1987年9月）、刘野亮（1979年5月上任，同年10月病故）、展征（1982年4月上任，1983年3月病故）、张辅枢（1982年12月-1987年9月）、刘振杰（1983年12月-1984年10月）、李新民（1983年1月-1984年12月）。

肖洪达主任上任之后，撤销保密处，建厅办公室、秘书处、档案处、新建解放军档案馆、警卫处、信访处、政治部、又新增加研究室、管理处等，人员稍有增加，老同志逐渐回来的多了。厅办公室主要职责是：承办厅首长交办的工作；负责军委的行政事务，如迎来送往、大型会议的会务工作；参与承办国

丧与军队高级将领的丧事；负责军委的文电运转、复制、分发的工作等。我担任厅办公室副主任兼秘书行政科长，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工作压力很大，精神也高度紧张。

此外，军委恢复了办公会议，办公厅只能跟随军委首长的意图安排工作。总参谋部的会议、首长活动也很多。1978年底，肖主任向叶剑英副主席提出： 军委办公厅兼总参谋部办公厅工作担子太重，有时应付不了。可否从总参建制内独立出来，像中央办公厅一样，不在中央机关的任何一个部内。军委是个实体，统率着几百万军队，军委首长工作很忙，担子重，作为军委的办公厅理所当然的要为军委首长当好助手、服好务。总参谋部也是个实体大单位，光是在北京地区的机关、部队就有10万之众。由于军委办公厅的主要精力在军委，有时对总参谋部首长和有些活动就照顾不到，会引起误会。因此总参谋部有个独立的办公厅也是理所当然的，总政治部不是就设有办公厅吗？！

叶剑英副主席觉得肖洪达说的有理，经过再三考虑，在与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副主席商量之后，把这件事提交军委办公会议讨论，军委常委们一致同意军委办公厅从总参谋部建制之内独立出来。并决定：军委办公厅的行政工作， 如医疗、补兵、退伍等工作由总参谋部负责；政治工作、党的工作由总政治部负责管理；后勤保障由总后勤部负责管理。并指定军委秘书长洪学智分管军委办公厅的工作。中央军委于1979年4月正式发文批准两厅分建。军委办公厅于1979年4月搬入景山前街20号（原为军办的招待所，也称三座门俱乐部）办公， 长达20余年。

两厅分建时考虑到军委首长的秘书、警卫、服务工作由一个口管理为好， 就把总参管理局第一服务处拨归军委办公厅的建制，同时把军委办公厅的管理处并入第一服务处内。这样一来军办的机构就显得庞大起来了，光是服务处（包括为其服务的首长、住地人员）就有七、八百人，全厅总人数上升为千人以上。

1977年2月间，叶剑英安排邓小平一家人住在军委西山大院25号楼，并指定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天天给邓送文件，让邓了解党中央、国家、军队的全面情况。由于工作关系我知道了这一情况，意识到邓小平不久就会出来工作。大约在4、 5月间，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同志找我，说邓小平不久就要搬入地安门米粮库胡同5号新房，让我先去看看新房的通信线路情况，能否安装中央红机和军委一号台。我带着总参通信部科长陈林同志一起到了米粮库胡同的新房察看，发现军线线路还在，中央保密红机的线路断了。我向办公厅主任肖洪达、副主任金涛

报告之后，以军委办公厅名义向中央办公厅送去报告：“邓小平同志将入住米粮库胡同新房，请中央办公厅批准借给两条保密红机线路，为邓小平同志安装两部红机电话。”未果。7月1日邓小平一家人搬入新居，因为没有红机线路， 只好多装了几部军委一号台。

1977年9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落成，我参加了落成典礼的筹备工作。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一同出席了落成典礼仪式。此后党中央机关、中央国家机关、驻京的军委总部机关、部队、北京市4个口分别组织干部群众瞻仰毛主席遗容，一时间成为天安门广场的一个盛大的活动，在全国影响很大。军队应全军老红军的要求，军委办公厅、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抽人组成接待军队老红军来京瞻仰毛主席遗容办公室，办理此项活动。总参谋部管理局副局长汪洋任组长，我为副组长。我们拟定了接待计划，11个大军区按照计划安排来京，3天为一批，还组织老红军们参观游览一些名胜古迹和市容，老红军们都非常满意。有的人说：“毛主席是个伟人，我们跟随他干革命几十年。但是他在世的时候我们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他逝世后军委安排我们来瞻仰他老人家的遗容，我们也心满意足了。”

邓小平恢复职务不久，中央军委安排了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人在天津杨村机场检阅空军。空军司令张廷发要求军委办公厅派人和他一起去杨村机场进行事先安排。我跟随他在检阅的前一天下午4点到达杨村机场。不一会儿机场负责人报告说，机场旁边的陆军某师今天发现丢失了两支冲锋枪、2000发子弹。张廷发一听就紧张了。经过与总政治部保卫部、北京军区、公安部协商， 决定：由于检阅日期不能改变，时间太紧，只好采取断然措施：在检阅的当天上午由北京军区一位领导来某师大院作政治时事报告，某师全体干部、战士、公勤人员、家属都来听，一个人也不准请假，以营为单位点名；派天津市公安局的200名警察从早上6点至中午12点包围某师大院，不准一个人进出；机场由空军戒备，不准人员进入。当我们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已经是深夜11点，我把这一重大情况向军委办公厅首长作了汇报。第二天一切活动按计划进行，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军委领导登上检阅台后，张廷发随即下令检阅开始， 飞机一批批震耳欲聋低空飞过检阅台，检阅顺利结束。送走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3人之后，张廷发长长地出了口气：“真吓死人啰！”不久盗枪案告破， 原来是该师复员老兵所为。

1978年6月12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逝世，我参加了治丧班子的工作。

8月3日，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在德国治疗腿疾，手术后对心脏监护不周，引发了心肌梗死逝世。消息传来，军委领导和全厅都感到震惊，决定由军委办公厅主任肖洪达乘专机去德国接罗瑞卿的遗体回国，我负责在西郊机场组织迎灵活动。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组织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宣布军委办公厅要为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做准备。12月24日中央为他和陶铸同志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追悼大会。彭德怀恢复名誉后，在浦安修同志的参与之下，军委办公厅还承办了《彭德怀传记》的编写工作。

1979年2月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海军政委苏振华逝世，他的丧事由中央办公厅、军委办公厅和海军联合办理。我参加了全部治丧活动，并组织专机去海南岛榆林基地外海为苏振华同志撒骨灰。

1980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给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央军委办公厅、北京市委4个单位抽人组成治丧班子。我与中共中央组织部老干局的同志以及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同志一行5人去济南与山东省委商量撒骨灰的有关事宜，其实也就是规模大小的问题。到济南后，山东省委一位姓王的秘书长陪同连夜去了青岛，与青岛市委、海军等单位领导一起商量。他们提出来的方案比较大：如青岛党政军机关、工厂、学校一律下半旗；从机场到海军码头道路两旁组织群众迎骨灰致哀；骨灰登北海舰队旗舰后，由4艘护卫舰护航，奏哀乐、鸣礼炮，空中4架战机护航。双方意见相持不下，最后我们觉得盛情难却，也就不再坚持北京的意见。5月17 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礼堂为刘少奇举行追悼大会，会后将骨灰运往青岛。在运送刘少奇同志骨灰的专机抵达青岛的时候，青岛几乎全城的群众聚集在公路两旁，大声喊着向刘少奇同志致哀，向王光美同志致敬。青岛全城下半旗志哀！

四

1981年7月，中央决定：中央军委不设常委，由军委秘书长、副秘书长组成中央军委常务会议。即由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张爱萍、洪学智等组成。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我参与了这次大会的会务班子，负责后勤保障方面的事宜。在1982年11月26日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前，耿隐秘书长告诉军委办公厅：鉴于当时社会上对许世友有很多谣言，本次大会就不要派专机去南京接他，让他坐一次民航班机，在群众面前露露脸，辟一辟谣言。许世友将军对安排感到非常满意。

1982年9月，军委主席是邓小平，副主席是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常务副主席是杨尚昆。杨尚昆正式到军委上任指示说，军委办公厅机构要大大精简， 只留秘书机构就行了。1984年将第一服务处交回总参管理局，将档案处、档案馆交给总参办公厅，将信访处划归总政办公厅。

杨尚昆有一次问我：军委办公厅原来不是在“蔚坛寺”吗？什么时候到三座门的？我向他介绍了军委办公厅办公地点的搬迁历史。并建议：军委应该早日盖座办公楼。1984年，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士元带领一帮人来三座门视察文物，说景山西侧的西花园、“大高殿”都是故宫范围内的文物。希望军委早日把这两处地方交给他们。因此，军委办公厅给军委打报告，建议早日盖楼以便搬出三座门。军委秘书长以及4位副秘书长一致同意为军委办公厅盖一座办公大楼。军委副秘书长洪学智还建议：就在军博东侧、被基建兵和总后勤部某建筑部队占用的地方，那是1958年征用的土地属军产，盖军委办公厅办公大楼。但是当时军委办公厅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进行工程的筹备工作。于是就决定把军委办公厅办公室与秘书处合并，恢复保密处，让我去844工程指挥部担任副指挥。我本来不懂建筑方面的业务，但是厅里决定了，我就只好服从。此后我还负责军委办公厅北戴河办事处的筹建工作，由于是外行，所以这两件事情让我费劲不小。

1985年5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肖洪达主任对我说，你虽已经到了844指挥部，但是你的军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的头衔还是没有撤销，本次大会新上来主管会务的同志还不熟悉，你就再当一次会务组长吧。我欣然同意。这次会议为期半个多月，主要讨论军队的精简、整编、大军区的裁并以及大军区领导人的任命。会议最后决定：撤销乌鲁木齐、昆明、福州、武汉4个军区，分别合并到兰州军区、成都军区、南京军区和广州军区。在会议结束前一天的早饭前，肖洪达、李希庚带我去杨尚昆的房间。到了之后，杨尚昆指示说：明天下午3点会议结束时，请邓主席讲话，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随即他问我和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人熟不熟？我说由于经常在一起配合工作，所以比较熟悉。他就让我去那里请他们向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报告一下，说邓小平同志有重要讲话，并问他们有哪些首长可以参加？我去了之后，他们告诉我说政治局的同志都参加，另外中直机关也要在西大厅拉线听讲话。第二天邓小平的讲话震惊了世界：他透彻地分析了国际形势，说20年内不会有大的世界性战争，我们要争取20年的和平时间搞经济建设。同时他还宣布：中国将裁军100万人。

1986年，许世友、刘伯承、叶剑英等老人先后去世，我参加了他们的治丧活动，并且受刘伯承元帅夫人汪荣华同志的委托，带领刘帅的长子太行、幼子太迟、小女儿雁翎为刘帅撒了骨灰。

肖洪达这一届主任任职近10年，对军委办公厅的机关建设和业务工作的开展，是有很大的成绩的。首先，经过再三的努力，在军委首长的支持下，军委办公厅从总参谋部建制内独立出来，摆脱了派性的干扰，可以独立思考、独立的工作了。档案工作从停止工作又恢复运转，并建立了解放军档案馆。从零开始创建了军办自己的家业，如筹建“八一大楼”、建成北戴河办事处、办成了大同煤矿、建成了六里桥供100户居住的房子、办成了天津养殖场等。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决定：邓小平任军委主席，第一副主席为赵紫阳， 常务副主席为杨尚昆，军委秘书长为杨白冰。1989年11月，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由江泽民任中央军委主席，刘华清、张震为副主席。1991年， 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为常务副主席，刘华清、张震为副主席；1992 年10月，党的十四大决定：由江泽民任中央军委主席，由刘华清、张震为副主席。1996年，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为常务副主席，张万年、迟浩田为副主席。

第九任主任：刘凯，任职3年（1987年12月-1990年12月），在三座门办公。

副主任有：李际均（1987年12月-1992年11月）、程建宁（1987年12月-1996 年11月）。

第十任主任：李际均，任职2年（1991年1月-1992年11月），在三座门办公。

副主任有：程建宁（1987年12月-1996年11月）、魏斯晴（1992年8月-1996 年11月）。

第十一任主任：程建宁，任职3年（1993年1月-1994年11月），在三座门办

公。

副主任有：贾廷安（1993年4月-2003年）、魏斯睛。

这时期军委办公厅的机构，撤销了厅办公室，恢复了保密处、秘书处、研究室、政治部、管理处，并把处升格为局。从总参拨来军贸局（后来又划走了）、法制局。

第十二任主任：董良驹，任职3年6个月（1996年4月-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