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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提纲专题党课

一、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当今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统计有2500多个民族，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并不是一有人类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

公元7世纪吐蕃时代藏文产生，松赞干布《国王遗教》一书中，记载了“猕猴变人”的传说。后来，和宗教联系起来，还有关于高原人类是猕猴和女魔罗刹女结合产物的传说。这个故事记载在一些古老的经书中，在一些寺庙壁画中也有体现。一千多年来，藏族地区广泛流传雅砻河谷是高原人类发祥地的传说。“泽当”意思就是猴子玩耍的地方，比起“上帝造人”、女娲“捏土造人”，显然这个传说更接近科学。

4世纪，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各原始部族经过一系列兼并，在今阿里地区一带、山南雅砻河谷地带及青藏交界的藏北一带形成三个较大的部落联盟，史称象雄、雅砻、苏毗。7世纪，雅砻部落逐步强盛，松赞干布继任赞普以后，统一青藏高原，建立统一的奴隶制政权——吐蕃地方政权。“吐蕃”作为地域名称、政权名称和族群名称由此出现。随后，以松赞干布为代表的吐蕃上层统治者，在象雄、苏毗、吐谷浑和东女国等管辖区域推行统一政令和文字，逐步融高原不同族群为一体。之后千百年来，生活在青藏高原的人类与相邻地区人类长期交往、交流和交融，历经多元一体演进，形成具有共同语言文字、经济生活、文化艺术的群体。在汉代以前，称藏族为“西戎”，后称“西羌”；唐、宋时称“吐蕃”；元、明时称“乌斯藏”；清代时期，称“图伯特”、“唐古特”，后又改称“藏蕃”、“西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根据民族识别政策和本民族意愿，藏族是首批确认的38个少数民族之一。当然，现在西藏除藏族外，区内还有门巴、珞巴、纳西三个世居人口较少民族，未识别民族成分的僜人、夏尔巴人，以及汉族、回族等其他民族。我们一般讲西藏有40多个民族成份，随着人员的流动交往日益频繁，实际每年的民族成份也是变动的。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以夏、商、周的崛起为起点，历经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及宋、辽、金、元时期三次民族大融合，各民族文化不断交流、交融，至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的“中华民族观”，再到新中国成立，通过民族识别确认了我国境内存在的56个民族，在法律上确认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地位，明确规定了以中华民族作为中国多民族的统称。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宪法序言中增加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容，“中华民族”载入宪法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中有了崇高的地位。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一体多元，也就是说它所包含的56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一体就是指“中华民族”。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中华民族和藏族、汉族、回族等等，虽然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共有的大家庭，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

二、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在96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中，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占64%；全国14亿人口中，少数民族有1亿多人；人口超过千万的少数民族有4个，千万以下、百万以上的有14个；边疆9省区居住着全国近60%的少数民族人口。

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文明悠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

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各族先民胼手胝足、披荆斩棘，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自古以来，中原和边疆人民就是你来我往、频繁互动。特别是自秦代以来，既有汉民屯边，又有边民内迁，历经几次民族大融合，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开拓着脚下的土地。秦代设置南海郡、桂林郡管理岭南地区，汉代设立西域都护府统辖新疆，唐代创设了800多个羁縻州府经略边疆，元代设宣政院管理西藏，明代清代在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历朝历代的各族人民都对今日中国疆域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富饶辽阔，这是各族先民留给我们的神圣故土，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美丽家园。

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更是“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秦汉雄风、大唐气象、康乾盛世，都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历史。今天，我们实现中国梦，就要紧紧依靠各族人民的力量。

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我国各民族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作品，传承了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坎儿井等伟大工程。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就在于它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展开历史长卷，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从边疆民族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以及今天随处可见的舞狮、胡琴、旗袍等，展现了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

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敢拼会赢，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凉州会盟、瓦氏夫人抗倭、土尔扈特万里东归、锡伯族万里戍边等就是这样的历史佳话。近代以后，面对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各族人民共御外侮、同赴国难，抛头颅、洒热血，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伟大史诗。其中涌现出一大批少数民族的卫国英烈、建党先驱、工农运动领袖、抗日英雄、开国将领，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人心所归，惟道与义。”在百年抗争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中华民族精神是各族人民共同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已深深融进了各族人民的血液和灵魂，成为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才可久可大、根深叶茂。

三、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

早在远古时期，藏族先民就在开发青藏高原的过程中与周边各民族，特别是黄河流域远古文明的开发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交往。近年来在西藏的考古发掘，比如阿里地区出土的“王侯”鸟兽纹汉字织锦，当雄墓地出土的石质黑白围棋子、漆器残片、纺织物等，都反映了西藏与中原文化的密切联系，是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实证。

随着社会演进和发展，高原人类与周边地区人类交往、交流和交融不断增多。特别是从唐代起，通过官方往来、民间交流，西藏高原民族与中原汉族、西南部分少数民族、北方蒙古族、东北满族、境内外回族等民族交往交流更加频繁和长期化，大量蒙古族、回族、汉族、满族等民族有的在西藏长期居住，有的定居下来。西藏地方境内的汉族、回族、蒙古族、满族等散居民族虽进入西藏的时间不尽相同，在延续和继承本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的同时，又受其他民族文化的熏陶和感染，呈现多元文化色彩。

隋唐时期，境内各部族通过遣使朝贡、进献方物等方式，加强同隋、唐朝的联系。吐蕃地方政权建立后的200多年间，与唐朝中央举行各种会盟数十次，双方互派使臣商定会盟、互致祝贺、吊祭等来往达到290余次。唐王室先后将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嫁与吐蕃赞普，形成“舅甥如一”关系。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赤岭会盟后，唐蕃双方在赤岭始设茶马交易点，以吐蕃骏马交换内地的茶叶，开启茶马贸易的历史先河。内地的历算、典章文献、佛经及礼佛仪式、建筑艺术、医学典籍、丝绸瓷器、农牧业科技及生活技巧、音乐艺术等在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赴藏时传入吐蕃，给西藏文化带来深刻影响。尤其是茶叶由内地传入西藏以后，成为藏族必不可少的饮品。吐蕃邀请内地僧人译经、讲经，共同印证佛学，引发著名的“顿渐法诤”。吐蕃统治者屡次派人赴长安学习，在内地传授马球技艺；在向唐朝献礼时，将西藏工艺品传入内地。赴唐朝学习的吐蕃子弟还将汉文典籍《孔子项橐相问书》等带入吐蕃，孔子大名也为吐蕃所知。吐蕃在与周边地区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修建寺院、翻译佛经、举行宗教活动，留下大量艺术品。立于拉萨大昭寺的唐蕃会盟碑及所刻碑文，就是汉、藏民族之间友好交往的有力历史见证。小昭寺的修建也是由文成公主亲自主持，并由公主从内地带来的建筑师修建的，所以小昭寺的早期建筑是仿了唐时风格。

宋代，朝廷设茶司马一职，专司茶马互市，将黎（今四川汉源县）、雅（今四川雅安市）所产3000余万斤蜀茶由官府专营用于换取蕃马，每年从藏族地区输入马2万余匹。民间交往不断扩大，特别是宗教方面的交往交流尤为频繁，规模空前。我们所熟知的三国时期历史人物关羽，吐蕃对关帝及其传说，大约在唐宋时期已有所接触。藏族中流传广泛的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其中塑造的民族英雄格萨尔是一个伟大的无所不胜的战神。拉萨磨盘山关帝庙、亚东及泽当关帝庙，都曾被当地藏族群众称为“格萨拉康”。再有日喀则夏鲁寺，该寺始建于1087年，相当于宋朝哲宗元佑二年，由沙鲁万户的先世所创建。夏鲁寺的兴建、重修都得到当时中央皇室的直接支持，与祖国内地关系密切，其中大小屋顶殿的形制做法，与当时的内地建筑极为相近。还有山南的扎唐寺，该寺壁画最突出的特点是把900多年前藏、汉、印绘画风格完美地融合在壁画中，释迦牟尼像面部是典型的印度人，脚上穿的是当时藏族的长筒靴，身上着装却是汉地法衣。

元代，西藏地方纳入中央政府统一治理，确立了中央政府与西藏的隶属关系和形如家庭内部家长与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元、明、清封建王朝为治理西藏，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治藏方略，频繁派官员入藏视察、设置管理西藏地方的各种机构、建立中央政府驻藏管理机构、为稳定西藏和维护国家统一派兵入藏；西藏地方各政教势力为取得中央政府的信任与支持，派出各种朝贡使团赴京朝贡献礼。元朝时期，中央政府先后三次派人在藏清查户口，连最偏远的阿里，也在1345年派大臣巡视；元朝中央政府还任用藏族高僧在朝为官，长期留居京城。

明代，实行贡赐贸易，往返于西藏与京城之间的朝贡使团络绎不绝。明宣宗时，数千使者或藏族僧人赴京，部分僧人留住京城。这一时期，茶马古道繁荣兴盛，极大促进了藏族与内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通过茶马古道，丝绸、布帛、茶叶等物品源源不断地从内地运往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而从西藏运往内地的物品则包括马匹、羊毛羊皮、牛尾、毛毯、氆氇、药材等。通过这条道路，西藏与内地各民族文化交流也上升到一个新层次。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记载道：“汉地的货物运到西藏，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这形象反映了茶马贸易对加深藏汉民族情谊、促进民族团结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山南市加查胜乐金刚唐卡是明朝宫廷内府所造织锦唐卡，代表了明代永乐时期宫廷绘画艺术高度和织造技艺巅峰，有六字金色汉文楷书题款“大明永乐年施”。这种从内容与形式上结合的汉藏艺术品已形成了一个独特类别，是历史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典型代表作品。

清代，顺治年间，五世达赖喇嘛率蒙藏官员侍从3000人到北京朝觐；乾隆年间，设立驻藏大臣制度，随后又派清军驻藏。这不仅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而且带动了物资和商品流动。元、明、清中央政府及西藏地方各封建领主为方便交往，修复、扩展西藏与内地的交通，先后设榷场、茶马司等贸易交换或专管机构，进一步发展茶马贸易。至清代，茶马贸易进入极盛时期，无论是贸易额还是交易商品种类都不断有新的突破。尤其是清代末期，祖国内地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