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过后的七个道德愿景

2020-03-23

曹 刚

惊蛰已过，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全国各地的疫情，也开始慢慢清零。我们可以谈论疫情过后的道德愿景了。愿景不同于远景，远景是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所描绘的必然出现的远期图景，而愿景更多地带有主观的愿望，是基于疫情带给人们的反思和启示对未来的一种道德期待。那么，疫情过后，我们期待的道德图景有哪些呢？

愿景一：最可爱的人最应该享有尊荣

1951年魏巍写了一篇影响了数代人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疫情其间，XJP也称赞医务人员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确实如此，3月17日41支国家医疗队返程时，送行海报上的那行“谢谢你们，为我们拼过命”，就是对最可爱的人的注解。最可爱的人最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和关怀。前几天看到一个抖音上的视频，一个有着健硕体魄的医生和一行刺眼的文字：你问我为什么一个医生还要这么健身锻炼，当然是为了在医闹时保护自己。

我不禁在想，疫情过后，当白衣天使们回到平常的岗位，人们还能把他们作为最可爱的人来尊重和关怀吗？我们得有信心，但前提是：

第一，回归医患关系的本质。医患关系是一种什么关系，支配关系、契约关系抑或是伙伴关系？其实，疫情中，当重症病人被推进急诊室时，我看到的是滑向死亡深渊的病人，而医生是唯一可能把他拖回这个世界的人，这就是医患关系的本质，即治病救人的关系。那些所谓的技术上的支配、药品上的交易、权力上的博弈，不过是落在这种关系上的尘埃，拂去尘埃，看到的是病人对医生的依赖，在这种依赖关系中，医生对病人的回应和帮助就是医生的责任，病人的理解和感恩则是依赖者最起码的德性。

第二，我读过一篇“我不敢看医生的朋友圈……”，琪方只有16岁，她的妈妈和外公都是奋战在一线的医生，为了帮妈妈做点什么，她给患者们写了一封的鼓励信：哥们，挺住，我把我的外公还有妈妈都借给你了！大年三十，彭渝驰援武汉，怕家里人担心，她谎称自己在医院值班。她老公知道后着急地跟她打电话大吵了一架。几天后，彭渝看到了老公这样一条微信：“你是我妻，也是战友。使命在先，盼早日凯旋。”这些故事给我们展现的场景是这样的，在生死之间，在听诊器的两端，不再只是医生和患者，在他们的身后都有一群人，而所有这些人，组成了以病人的生命健康为中心的治病救人的同盟军。可见，医患关系其实包含了复杂多元的社会关系，医患伦理其实是社会伦理。疫情期间，有地区出台了为疫情防控做出贡献的医生子女加分政策，引起了争议。我以为，只要程序公正，就没什么不公平的，因为这是医患关系的社会伦理所要求的。

第三，疫情像面镜子，显现出医患关系背后的社会生态。SARS疫情中，医生同样是最可爱的人，为啥疫情过后仍然伤医事件不断？从道德眼光来看，社会资源尤其是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公是关键，一线医护人员因此成了“背锅侠”。因此，以预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健为主体的改革，势在必行，并且必须成功，否则，最可爱的人不过是一句空话。

愿景二：做有礼有爱的文明人

郑州毒王“郭某鹏”出名了，他从郑州出发，到意大利兜了一圈，途径北京，回到郑州，还挤地铁上了两天班，最后确诊传染了新冠病毒。他所接触的所有人都有可能会被感染，因此被隔离。据说，其密切接触者遍布11个城市。按道理，郭某去意大利看球，是他的私事，是他的行动自由，但现在这个私事，却变成了最大的公共事件，因为他的活动涉及到了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利益。现代社会分化为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两个领域，人们一方面通过隐私权、自由权等各种权利来明确公私边界，保护自己的私人生活，但另一方面，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边界又是模糊和移动的，难以找到一个确定的边界，特别是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原来私人生活的活动都具有了公共的属性。“郭某鹏”的游历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疫情防控凸显了公共文明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公共文明建设的重点在于：

第一，行为者要有公共文明意识。公共文明意识主要包括两点，一是行有所止。所谓行有所止，是指人能意识到行为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就是社会规则。规则意识可以说是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动物活动的边界由其本能所确定，而人的活动则受到规则的约束，只有人才会自己给自己制定规则来约束自己。二是行有所耻。所谓行有所耻，是指一个文明人在没有遵守规范的时候，会油然而生一种羞耻感。没有羞耻感的只能是动物或者野蛮人。

第二，要有公共文明行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汪勇只是武汉一名普通的快递小哥，但现在却成为了“志愿者汪勇”，从疫情爆发后，他主动组车队接送金银潭医院的医护人员，帮医护联系到每天几百上千份的公益供餐，为金银潭医院的医护人员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汪勇说，做这些事不为什么，“就觉得我应该做一点什么”。志愿者汪勇是公共文明的模范，也许我们做不到像汪勇那样，但我们起码要做到：一是在公共场所，要爱护公共设施；要维持公共卫生；要遵守公共秩序。譬如，在疫情防控期间必须要戴口罩，必须要遵守社区的管控措施，等等。近日有澳籍返京女拒绝隔离，外出跑步还不戴口罩，社区工作人员劝阻时，竟大声叫嚷：“救命啊！骚扰啊！”我们可以称其为撒野，这个“野”就是野蛮的意思。二是在公共交往中，要注意文明礼貌，要乐于助人，起码不能损人利己。三是在公共参与方面，不但自己要遵守规则，还要勇于监督、检举和矫正他人的违法行为，同时，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第三，公共文明建设要有制度作为保障。公共文明行为一方面要靠自觉，另一方面也需要法制。这几年各省市相继出台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其中设置了鼓励和禁止的两类规范，并通过对行为者的奖励和惩罚的方式来促进公共文明行为。这种惩罚与促进并重的立场与基调，无疑是正确的立法姿态。

愿景三：谣言和暴力不再肆虐网络世界

宅在家里，就是挂在网上。网络生活成为现代人的基本生活形态。但网络谣言和网络暴力就像另一种病毒在网络世界中扩散，搅得人心神不宁，甚至造成精神伤害。一部Discovery探索频道8年前拍摄的纪录片被翻了出来，这个视频中，钟南山儿子钟惟德接受采访时，系了一根爱马仕皮带，由此对钟南山父子的恶意指责便汹涌而来。73岁的李兰娟，为疫情防控拼命工作，每天睡3小时，却有谣言称她推销儿子旗下公司的药，攻击辱骂随之而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匿名的键盘侠往往借助网络谣言，以道德为面具，以攻击性的言论为武器，四处寻获道德猎物，以逞一时之快，其结果不但伤害了当事人，更污染了网络环境。

网络谣言与网络暴力往往随影而行，又因此产生了一种衍生的暴力，即任性删帖，暴力的叠加又进一步恶化了网络生态。怎样才能阻止网络谣言和暴力的肆虐呢？在虚拟世界里，要做到这一点确实很困难。这是因为，与现实生活空间相比：一是网络谣言和暴力的参与者是匿名的不特定的网民们，谁是造谣者，谁是施暴者，难以确定。二是网络信息传播具有即时性、扩散性、流变性等特点，网络谣言和暴力事件一旦发生，就变得难以控制。三是网络谣言和暴力的伤害程度有多大、扩散的范围有多广、持续的时间有多久，难以预料。

因此，要治理网络谣言和暴力，不但要多下功夫，关键是要换思路，要用互联网的思维，来治互联网的“病”。

第一，传播者要有他者思维。网民是挂在网上的存在，先有网，才有“民”。每一个网民都是网络上的一个纽节，也都是一个传播中心，他们搜索、收集和传播各种各样的信息，并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链，向广阔的网络世界传播。可见，要消除网络谣言和暴力，网民作为传播者的道德自律极其重要。问题是这里的道德是什么道德？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我认为是关系为本的道德，可以叫连带主义，其基本原则是“以对方为重”，这是开放的、多中心的、平等的主体间的网络关系所决定的，翻译成网络术语，也就是数年前互联网大咖们热衷讨论的“用户思维”。意思是，每个网民，也就是每个传播者，在你敲下键盘时，就要设身处地地理解挂在网上的对方，尊重对方的差异性，并友善地回应对方的需要。

第二，平台管理。如今的网络平台多元而丰富，微博、微信、抖音、快手，不一而足。平台对网络谣言和暴力的整治责任重大，删帖就是一种管理责任，但任性删帖却演化为另一种暴力。其实删帖的主体有三个，个人的发帖或删帖是个人的自由，无可厚非；网警删帖是职责，只要依法依规，合乎程序，也无可非议。关键在于平台的删帖。平台通过“删帖、封号”，可以及时的切断网络谣言的信息来源，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网络暴力，但在网络管理的实践中，却常常因“删帖”权力的任性和对事件的定性不清，不但助长了流言和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