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系列第166期（25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文章汇编VIP专享

目录

1．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何政：

创新“3485”模式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1

2．河北省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课题组：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石家庄模式………………………………………3

3．杨国强、李静、王大鹏、李恩泽：

山东聊城先行先试探索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15

4．浙江省衢州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课题组：

党建统领+基层治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衢州样本…………………31

5．达州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陶成：“四个维度”狠抓检察办案争

创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城市…………………………………36

6．张标：

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综述……………………………………39

7．徐汉明：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45

8．中共珠海市委党校孙莹：

以精细化治理引领珠海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65

9．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

构建城市基层党建新格局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67

10．孙涛：

新时代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问题探析以山东省青岛市为例………72

11．中共广东省汕尾市委党校林延斌：

基于“枫桥经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78

12．桂林市司法局诸葛旸：

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86

13．沈阳市公安局警务督察支队高浩、赵宏志：

打造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新模式…………………………………………89

14．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孙健：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张掖实践…………………………………………90

15．无为市司法局范彪、刘青草：

夯实“四个平台”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93

16．张颖、尹玉明：

博山区人大：积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96

17．陕西省榆林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胡立平：

依托“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贡献

检察力量……………………………………………………………………97

18．西宁市第五中学王金丽：

聚焦人民新期待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102

19．戚小倩、戴兆斌：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探索………………………………………106

20．南宁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邱明宏：

创新推进首府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的几点思考………………110

21．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基地研究员、

南开大学中国政府与政策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晓林：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探索“城市之治”样本………………………115

22．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文成：

聚力打造全科智慧网格助力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118

23．河北省承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苏铁成：

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打造平安承德新格局…………………………122

24．浙江省湖州市委副书记、市公安局长夏文星：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湖州实践与探索…………………………………125

25．中共石家庄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郭运兴：

坚持“五个着眼”实施“五项工程”争当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

点“模范生”………………………………………………………………132

创新“3485”模式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何政（2020年5月1日）

达州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对照中央、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创新“3485”模式，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努力让市域成为防范化解重大矛盾风险和群体性聚集事件的“终点站”。

——紧盯市域治理目标定位，发布最燃“动员令”。围绕市域社会治理“为什么”的问题，市委四届八次全会对全市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作出安排部署，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并审议通过《达州市争创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城市实施方案》，凝聚各方力量和智慧，精心谋划、整体设计和推动落实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各项任务，补齐市域社会治理基层基础薄弱的短板，推进平安达州、法治达州、善治达州“三个达州”建设，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理念、机制、布局、方式、能力现代化。

——完善市域治理运行机制，构筑最牢“基础桩”。围绕市域社会治理“靠什么”的问题，建立完善“四项机制”。完善党建引领机制，发挥党委总揽全局核心作用，探索在社会组织建立党支部、党小组，促进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完善部门报到机制，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着力推动社会治理资源下沉、职能下移，探索建立“社区吹哨、部门报到”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完善社区培育机制，推动工青妇等群团组织进社区，发展壮大社工队伍，让社区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力量的“孵化器”。完善多元协商机制，建立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协商制度，形成基层治理多元协商新局面。

——探索市域治理重点路径，找准最佳“切入点”。围绕市域社会治理“怎么干”的问题，探索实施“八大工程”。实施政治安全“堡垒”工程，创新国家安全基层人民防线建设，严密防范和切实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依法打击非法宗教、邪教违法犯罪活动。实施综合治理“构网”工程，突出“综治中心+网格化+智能化”，融入“雪亮”“天网”“慧眼”工程数据，让综治中心成为市域治理指挥调度中心。探索“基干+兼职+机动”模式，物建优化网格员队伍。实施矛盾化解“溯源”工程，完善城乡基层调解组织网络，建设新型调解组织培育管理平台，提供“一站式”解纷服务。实施重点整治“净化”工程，深入推

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打制贩毒品、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健全社会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净化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实施风险防范“筑堤”工程，发展民情信息员，完善公共安全风险滚动排查、监测处置机制，深化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施民生发展“护航”工程，围绕打赢“三大攻坚战”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进“减证便民”“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开展全覆盖的涉企“法治体检”活动。实施司法质效“阳光”工程，建立行使审判权、审判监督权全程留痕机制，完善执法监督机制，持续推进审判、检务、警务、狱务公开，常态化开展案件质量评查。实施立体作战“协同”工程，以川东北片区反恐防暴应急处置、外流贩毒综合整治跨区域协作和川陕甘毗邻市政法工作协作机制为牵引，推动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政法协作。

——细化市域治理保障措施，汇集最强“推动力”。围绕市域社会治理“怎么推”的问题，抓好抓实“五大保障”。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市委书记、市长任双组长的争创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及若干专项工作组。加强协调联动，推动形成问题联诊、工作联动、试点联创的工作格局。加强工作保障，探索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及财力保障水平相适应的投入机制，提升政法工作现代化水平。加强宣传发动，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善于把点上经验推广到面上并上升为制度机制。加强督查落实，完善综治督导机制，把市域社会治理纳入单位年度目标、平安建设考评，落实约谈、挂牌督办等措施，促进市域社会治理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石家庄模式

河北省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课题组

（2020年5月15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引领性的新理念，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提出了根本遵循。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中央关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部署，着眼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勇于探索、敢于实践，在健全社会治理体制、完善社会治理布局、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逐步形成了以“三个五”为重点的社会治理“石家庄模式”，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石家庄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做法

健全“五个体制”，构建社会共治的同心圆。社会治理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石家庄市着眼增强推进社会治理的向心力、凝聚力，不断健全“五个体制”，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初步形成。

（一）健全党委领导体制，把准社会治理的“方向盘”。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加强党对社会治理工作的领导，才能始终确保社会治理的正确方向。一是摆上日程，坚持常抓常议。对社会治理重大问题，党委把关牵总，及时研究决策和部署。2019年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社会治理工作6次；为应对新冠疫情，市委常委会一个月内3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和部署，确保了疫情防控工作领导有力、组织有序、防控有效。二是注重统筹，健全协调机制。按照《政法工作条例》建立健全平安建设协调机制要求，成立了由市委书记任组长、14名市级党政领导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下设了5个协调组和27个专项工作组，强化了对平安建设和社会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三是强化督导，纳入考评体系。坚持问题导向、工作导向，注重案（事）件预防和重点工作推进，制定了《石家庄市各县（市、区）平安指数考评标准》，实施常态考评，加强日常督导。把社会治理工作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激励考核评价体系，与领导干部政绩挂钩，履行社会治理责任。

（二）健全政府负责体制，守好社会治理的“主阵地”。政府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主体。

调动政府履行社会治理职能，不断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服务群众水平，守好政府治理这一社会治理的主阵地。一是纳入规划，绘制社会治理“蓝图”。把社会治理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市政府编制“十四五”规划明确要求就社会发展政策、“放管服”改革、民生工程、解决影响社会治理突出问题等编制专门规划。目前《石家庄“十四五”规划纲要（初稿）》涉及社会治理内容已近30条，直接涉及社会治理项目18个。二是问题导向，剔除影响治理“毒瘤”。针对生态环境、房地产、金融、涉军等领域突出社会问题，市政府常务会在2019年总共召开了9次工作会议，研究解决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重点问题，各类影响社会治理的“毒瘤”及时得到剔除。提出要“强化现代理政能力和治理水平”，运用“大数据+网格化”等社会治理手段提高管控能力，统筹做好服务保障、病患诊治、人员监控、服务保障、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三是以人为本，打通服务群众“梗阻”。市行政审批局推行“套餐”服务，群众按“套餐”服务清单，到综合窗口一次性提交多个许可申请，审批完成后一次性领取多个许可证照；裕华区行政审批局推行规范审批“五个一”、便民服务“四到位”，减少事项办理环节7项、减少无关证明和繁琐手续21件、减少审批时间40%以上。桥西区市民服务中心推行全科政务服务，23个部门服务窗口全部进驻中心，可办理各类服务事项1026项，让群众感受到了“进一扇门、办所有事”的便捷。振头街道积极构建以街道养老服务中心为龙头，以医疗为支撑，辐射周边家庭、社区的养老服务体系。

（三）健全社会协同体制，用好促进和谐的“润滑剂”。社会组织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注重社会协同，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润滑剂”作用，才能有效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一是注重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不断壮大。出台《关于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明确要通过专业社工、孵化基地等途径加大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培育力度。2019年投资670万元购买社工服务项目，建设社会组织孵化基地20个，截止目前，全市已培育成社区社会组织20931个。二是推广典型，引领社会组织健康发展。2019年6月，石家庄桥西区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组织为载体、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以社区志愿者为补充，实行社区治理“四社联动”，使社区服务由社区“大包大揽”转为社区搭台、社会组织唱戏，实现了社区服务的多元化、高效化和专业化，仅景祥、塔谈两个社区就已涌现出天使急救队、中医推拿站、绿地保护协会、阳光小志愿者协会、红色家园艺术团、枫叶正红太极队、汇星演绎剧社

等近40个品牌社会组织，这些社区社会组织在为民服务的影响、作用日益凸显。

（四）健全公众参与体制，奏响群防群治的“合唱篇”。人民群众是我们

力量的源泉。

创新公众参社会治理载体，广泛动员、组织群众群防群治，才能保持基层社会治理的不竭动力。一是遍地流动“红袖标”。组建“社区巡控六支力量”和“街面巡控六支力量”，统一佩戴红袖标，组织开展巡逻守望。目前全市“红袖标”队伍现已达6.3万余人。正定县“常山红”志愿者服务队，先后协助抓获犯罪嫌疑人96名，帮教失足青少年20名，成功调解纠纷3684起，见义勇为和志愿服务先进人物157名。二是“哨兵”工程效果好。在市区沿街单位，保安、环卫工人、停车场管理员、出租车司机等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人员中物建了3.6万余名治安信息员，利用“哨兵”贴近社会面、接触人员广、发现情况快的优势，及时掌握深层社情民意、违法犯罪等信息。自2014年“哨兵”工程实施以来，共接到“哨兵”报警36582起，提供有价值情报线索1491条，协助破获案件808起。三是协会作用见成效。市工商联率先在全省成立市总商会调委会，以此为依托在全市61家商会设立调解工作室或联络站，建立了遍及工商联所属各商会的人民调解网络。正定县“帮大哥•帮大姐”人民调解员协会借助“帮大哥”高瑞奎的品牌效应注册成立，在176个村（社区）成立“帮大哥•帮大姐”调解联络站（点），建成了一个覆盖全县城乡、直达基层的品牌调解服务网络。化解各类基层矛盾纠纷5600余件，解答当事人咨询21300余次。

（五）健全协调联动体制，建实部门共治的“指挥所”。协调联动是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发挥综治中心实战效能、推进乡镇（街道）治理创新、深化网格化服务管理，实现上下贯通、资源整合，才能更有效地统筹和凝聚社会治理合力。一是发挥综治中心实战效能。各级综治中心实现了与有关部门资源整合，注重实战化应用，推进“矛盾联调、治安联防、工作联动、问题联治、平安联创”，把综治中心打造成了部门联动的“指挥所”、化解矛盾的“主阵地”、服务群众的“主窗口”、诉求表达的“主渠道”。二是推进乡镇（街道）治理创新。调整乡镇和街道组织架构，在全省统一设置“4办、1队、2中心”七个机构基础上，推动县级对乡镇（街道）赋权赋能，逐步实现基层一支队伍管执法；在乡镇和街道依托综治中心建立综合指挥和信息化网络中心，牵头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各项工作，实现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实时监控、协调调度、综合监督。三是深化网格化服务管理。在科学划分网格、配齐网格员基础上，着力建强综

合指挥一个平台，完善信息采集、事件处置、运行考评三个体系，“石家庄市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平台”已上线运行，全市10338个网格普遍实现了“一格一员一终端”，仅2019年10月平台运行以来已处置各类社会信息25.4万余条。

二、石家庄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进展

完善“五个体系”，撑起风险防范的安全伞。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必须善于提纲挈领，抓住重点、带动全局。石家庄市在推动社会治理中，注重谋篇布局，按照中央关于社会治理现代化总体布局要求，完善“五个体系”，实施“五个工程”，带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整体水平不断提升。

（一）完善国家政治安全体系，实施“钢铁长城”工程。总体国家安全中，政治安全是根本和重中之重。作为首都“南大门”和河北省会，区位特殊，使命独特，历来是敌对势力渗透破坏的重点。市委、市政府着力打造捍卫首都的“钢铁长城”，不断完善“三个机制”，有力维护了国家政治安全。一是为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渗透破坏，加强境外非政府组织防范监管和违法宗教活动防范处置。二是强化各类重点人排查管控、案件侦察，强化网上危害政治安全活动的舆论反制、落地核查。三是依法精准强力打击，严密重点时期防控，开展教育转化“去存量”攻坚和反邪教宣传活动。

（二）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实施“平安守护”工程。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前提。市“两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筑牢首都政治“护城河”的意见》，出台“18条”硬邦邦措施，全面构筑了打击防范犯罪、维护百姓平安的天罗地网。一是严打开路，有力震慑犯罪。打掉涉黑涉恶犯罪团伙182个；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龙头，有力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八类严重暴力犯罪在2018年下降12.5%的基础上2019年再降1.7%。二是屯警于街，强化社会面防控。加强专职巡控队伍建设，在主城各区建立巡防大队基础上，推动其他县（市、区）建立治安巡控大队17支，巡控中队180支，巡控分队3000余支，全市专职巡控力量达15000人，社会面防控能力明显提升，仅2019年专职巡控队伍就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700余名。三是注重研判，实施重点整治。

2018年以来，挂牌整治重点地区28个，火车北站及周边、南三条市场、怀特商圈经过挂牌整治，面貌焕然一新，管理井然有序。

2019年下半年，全市集中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集中宣传活动以来，电信网络诈骗案同比下降56.3%。

（三）完善矛盾多元化解体系，实施“定分止争”工程。预防化解矛盾风

险，是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通过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2019年全市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15261件，化解14858件，促进了社会更加和谐、百姓更加舒心。一是织密调解网络。在积极推进实现各级各行各业调解组织全覆盖的同时，借助宣传“帮大哥”高瑞奎的氛围，推进个人品牌调解室建设，全市个人品牌调解室已达200余家。截至目前，全市共建立各类排调组织近7000个，专职调解员达51000余名，在全市形成了完整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网络体系。二是建好调解平台。市县两级全部建立了诉调对接中心、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推进“一乡一法庭”建设，员额法官进驻乡镇（街道）综治中心，指导和参与域内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研发“智能精准法律咨询系统”，在各级综治中心统一安装智能终端，群众通过终端可及时查询涉及矛盾纠纷的法律问题和解决途径，既方便了群众的法律需求，又有效降低了部分当事人过高期望，提升了调解的成功率。三是完善工作机制。先后印发《关于完善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多元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机制的实施方案》《关于加强和完善诉调对接工作的指导意见》《行业性专业性纠纷多元化解工作衔接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调解工作的意见》《关于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切实加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长效工作机制不断得到完善。特别是，在全市推广了正定县、鹿泉区在综治中心建立矛盾多元化解指挥中心的经验作法，完善了“三调联动”工作机制。四是强化命案防控。2017年开始，在全市持续开展了以县（市、区）重大刑事命案和“民转刑”命案“零发案”、乡镇（街道）刑事命案“零发案”、村居（社区）刑事案件“零发案”为目标的命案防控“三零”创建活动，完善了矛盾分级管控、特殊人群管控、命案分析评议、全民常态普法等工作机制，有效预防了刑事命案特别是民转刑命案的发生，2017年、2018年、2019年全市刑事命案发案同比分别下降28.3%、18.4%、6.45%，实现三年连续下降。

（四）完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实施“阳光心态”工程。社会心态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隐性因素。在全市实施“五三五”（健全五张

网络、建好三个平台、发展五支队伍）“阳光心态”工程，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正逐步形成。一是健全服务网络。石家庄广播电视台开通了“绿丝带•心灵之约”专栏、举办了“绿丝带心灵课堂”，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开展了“职工心灵家园”建设，社会心理服务网络正努力实现全覆盖。二是建好服务平台。提供24小时心理热线咨询服务；以市精神卫生中心为

基地、辐射3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远程心理服务平台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各级综治中心普遍设立心理咨询室，县级综治中心心理咨询室覆盖率达100%，乡级、村级分别达80%、36%。桥西东里街道“心理健康服务中心”，把心理疏导干预引入基层矛盾纠纷化解，采用“线上线下”方式为大众提供不同需求心理健康服务。三是发展服务队伍。着力发展心理健康社工专业队伍、咨询人员队伍、志愿者队伍、医疗队伍及跨部门专家队伍。目前，市级跨部门专家队伍已经建立，全市心理疏导和心理抚慰志愿组织达1600个。石家庄市绿丝带志愿服务队，注册专家121人、驻乡村社长210人、志愿者每县（市、区）约100人，几年来服务队成功帮助精神障碍患者28名，组织心理家园活动50场次，受益患者7000余人，已成为一支有影响力的志愿服务团队。

（五）完善公共安全防范体系，实施“铜墙铁壁”工程。公共安全连着千家万户。坚持末端处置与前端治理相结合，从源头治起、从细处抓起、从短板补起，全市维护公安安全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一是管好重点人群。把加强重点人群服务管理作为防范公共安全事件的关键环节。在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服务管理上，普遍落实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责任险和“以奖代补”等措施，每半年或重点敏感时期开展集中清查行动，及时摸清底数、录入智能管理系统，实现患者信息实时掌控和动态管理。在社区矫正人员服务管理上，推广了“手机+手环”双定位、“指纹+人脸”双识别、同步视频等信息化监管手段，确保不漏管、不失控，全市社区服刑人员再犯罪率仅0.32‰。在刑满释放人员服务管理上，全面落实必接必送制度和安置帮教政策，全市已建成过渡性安置帮教基地120个，深泽县成立了全省首家安置帮教协会，2018年以来全市已介绍指导刑满释放人员就业586人。在吸毒人员服务管理上，探索戒毒工作社会化途径，全市已建成戒毒康复中心21个，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吸毒人员管控率达80%以上，公安部召开现场会推广了长安区戒毒康复中心建设经验。二是管好重点领域。把预防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作为公共安全的重中之重。创新交通安全治理，推广了智慧交通系统、重点车辆监管系统，开展了道路交通安全大整治活动；创新消防安全管理，完善了公安、工商、质监、住建、安监等部门数据交换共享机制，开展了创建消防安全社区、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专项检查等活动；创新食品药品安全治理，建立了“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全面覆盖、责任到人”的网格化监管机制和生产、加工、流通、消费各环节可追溯管理机制，确保了舌尖上的安全；创新危爆物品治理，构建了生产、销售、运输、存储、使用全程监

管体系，建立了危化企业监测、预警、防控、处置平台，运用科技手段提升了公共安全指数。近年来，全市未发生有重大影响的公共安全事故，2019年全年生产事故死亡人数下降到2人。三是管好新兴业态。积极探索新业态智能化、规范化管理，促进新业态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针对网约车，出台了石家庄市网约车《驾驶员证申请条件》《运输证申请条件》，严格身份资格、车辆信息、劳动协议的审核验证，全面实施动态监管；针对寄递行业，加强从业人员、寄递物品的信息化、动态化监管，推动实现寄递数据与公安相关数据对接，实现了实名寄递、收寄验视和过机安检的三个100%；针对电子商务领域，将电商主体的交易、物流等行为信息全部纳入监管范围，电信诈骗、信息泄露、网络传销等违法犯罪行为得到有效防范。

三、石家庄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经验

发挥“五治”作用，激发提质增效的多引擎。石家庄市把“五治”作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以政治强引领、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强教化、以自治强活力、以智治强支撑，基层社会治理效能不断提升。

（一）注重发挥政治引领作用，构筑“桥头堡”。党建统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大政治优势。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坚持以党建带社建，基层党建政治优势持续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优势。开展“三比一争”。以党建工作、乡村治理、产业发展“三合一”观摩拉练为基本形式，开展基层党组织书记“三比一争”活动，各县（市、区）普遍开展了县级层面观摩，县委书记参加并总结点评；乡镇层面先后安排观摩360次，涉及2600个村。“七一”前，评选表扬了100名乡村振兴“领头羊”，有效发挥示范带头效应。打造“红色物业”。市委组织部、市住建局印发《关于加强党建引领，打造“红色物业”，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水平的实施方案》，市内区427家物业企业已有244家建立了党组织，183家选派了党建指导员，实现了党的工作全覆盖；推进街道社区与物业企业建立协调联动机制，健全完善党群联席会议、“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制度，提升物业企业参与基层治理能力，2019年红色物业共收集居民反映物业管理方面问题近4000个，解决矛盾纠纷1600余件。清理农村“集体合同”。市委组织部牵头，坚持党委领导、部门协同、民主决策、依法操作，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在全市开展清理农村集体经济合同专项行动，全市农村摸排集体经济合同14.6万份，收缴欠款2.4亿元，村集体合同收入年均净增1.9亿元，集体经济空白点占比由23%降至1.5%。开展专项行动，既推动了农村集体

经济增收，又助力了农村基层治理。

（二）注重发挥自治基础作用，挂上“自动挡”。基层群众自治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直接形式。注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调动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群众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成效不断增强。实现民主选举，让优秀人才成为带头人。坚持发扬民主，制定选举方案、酝酿提名人选，广泛征求群众意见。

2019年，全市所有村（居）全部完成换届工作，选举产生“两委”成员26547人，党支部书记、村（居）委会主任“一人兼”的有3648余人，占比76.3%；农村“两委”主要负责人中，致富带头人、农村优秀青年2824人，占比63%。通过换届选举，选出了群众满意、领导放心，有决心、有能力带领村民和谐发展的带头人。坚持民主决策，让群众的事群众说了算。积极搭建议事会、理事会、会客厅等议事平台，推进基层议事协商制度化；认真落实村级权利清单，推行“四议二公开一监督”机制，发挥村监会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创新村民议事制度，对村内为民服务的实事、扶贫帮困的好事、经济发展的大事、影响和谐的难事，财务收支的廉事，通过“说、议、办、评”等活动，做到民事民提、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办、民事民管、民事民评。用好村规民约，用“村民的话”管“村民的事”。按照“一村一策”原则，所有村在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基础上，修订了村规民约，引导群众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各村普遍建立红白理事会，由红白理事会主持本村红白事宜，红事都规范了婚宴和烟酒标准，提倡新事新办、俭办；白事基本取消了酒席，实行了馒头、大锅菜，既节省了支出，又受到了广大群众拥护和支持。新乐市南苏村的“自行车迎亲”、西曹村的“一揽子红白标准”成为移风易俗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三）注重发挥法治保障作用，把牢“定盘星”。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保障。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营造深厚的法治氛围，市域社会治理逐步纳入法治化轨道。让法治成为决策思维和治理方式。积极组织宪法宣誓，近年来全市参加宣誓12738人次，使国家机关公务人员受到宪法警示、内心约束和全面监督。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重大决策部署和重大项目建设的前置程序和“刚性门槛”，落实社会公示、公开听证、专家咨询、合法性审查、评估备案等制度，确保决策和项目既顺应民意又合法合规。完善“两法衔接”机制，建立以市检察院为中心的专用保密网络信息共享平台，实现行政执法机关执法信息与刑事司法机关共享互通，行政执法中随意执法、以罚代刑、降格处理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治理，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不断提升，

2019年11月司法部在石家庄市召开了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工作推进会。把法律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县、乡两级全部建立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实现法律援助、公证等公共法律服务与诉讼服务、社会服务有机对接。推进落实法律顾问制度，政府机关聘用法律顾问人数745人，基层乡村配备法律顾问4541名，建立村居法律顾问微信群4580个，实现了法律顾问全覆盖。扎实开展法律九进，注重发挥政法干警、行政执法干部和法律工作者作用，深入基层开展法治宣传，2019年组织法治讲座80多场，普法宣传500多场。开展民主法治村创建，2019年全市创建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70个，平山县东回舍村建立法律顾问列席村班子会制度，建立法律服务站、法治学校和公证顾问咨询群，设立“十户普法宣传员”，依法治村水平明显提升。依法治访，深厚法治氛围。组织开展涉访案件集中抽查活动，2019年对50余件存在问题和瑕疵的案件逐一督导整改，让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推进律师参与信访工作，聘请律师入驻接访中心，为信访人员答疑解惑，提供法律服务，引导群众变信“访”为信“法”，2019年，新华区接访中心为72批83人次信访群众提供了律师服务，由信访转诉讼的案件占44%。加大打击非访宣传力度，2017年以来先后制作4部打击违法上访案例宣传片，组织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在重点敏感时期集中播放，全市共累计播放49000余场，收看人数达到780余万人次，群众法治意识不断强化。

（四）注重发挥德治教化作用，高扬“先锋旗”。德治是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传统。注重发挥德治的先导性作用，通过加强道德教化，提高城乡居民的道德修养，促进了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宣传道德模范，引领道德新风。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健全了道德模范、时代楷模、最美人物、身边好人的推选宣传机制。时代楷模吕建江、“帮大哥”高瑞奎的事迹家喻户晓。藁城区岗上村坚持用《功德录》记录好人好事，《功德录》已记录211本，记载好人好事14万余件；杜村开设了“德善杜村”微信公众号和记录好人好事的“德善档案”，强化了对村民的正面引导。建设道德银行，吸纳道德储户。长安区荣景园社区推进“道德银行”项目，按照“存储爱心、支取服务”理念，社区居民通过参加社区各类志愿活动为社区做贡献、献爱心，所有爱心、善举都清晰记入储蓄账本，以积分形式存入“道德银行”；根据个人需要居民可选择相应社区服务项目进行支取，道德币可在部分机构直抵现金使用。社区通过“道德银行”方式，引导广大居民投身道德实践，让爱心“量化存储”，让美德“保值增值”。截止目

前，该社区“道德银行”储户已达100多名。打造文化阵地，弘扬特色文化。栾城区龙化村以创建“知青小镇”为载体，充分利用知青资源，按照“现代农业+休闲+生态+文化+旅游”的建设理念，将知青故里景点与民俗文化相结合，投资

300余万元建设知青楼，宣传讲解知青文化，弘扬当年知青不怕艰难困阻投身革命建设的珍贵品质，累计宣讲300余次，受众共计约30000余人。知青文化作为龙化村的独特符号，既吸引着外来参观者流连忘返，也促进农村和谐稳定。

（五）注重发挥智治支撑作用，点燃“助推器”。智能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注重运用科技手段，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信息化、智能化，促进了基层社会治理效率的不断提升。打造数据传输“高速路”。为解决原政法网原有带宽不足、数据“堵车”问题，投资5亿元进行了政法三级（市到县）、四级（县到乡）网扩容升级，纵向联通省、市、县、乡四级政法单位，横向覆盖市直政法各部门，三、四级网带宽分别达到30G、40G，市直政法各部门之间带宽升级到5G，数据传输通道提升为“高速路”。同时，积极推动政法网与政务外网融合，预留了10G政务外网专用通道，为实现政法业务数据、政府部门管理数据、公共服务机构业务数据、互联网数据集成应用提供基础保障，努力创造更多的利益切合点、共赢新亮点。“雪亮工程”助力社会治安防控。持续实施视频监控增点扩面和视频资源整合联网工程，全市形成了以核心区域为重点，以主要路口为节点的“网格化”视频监控全覆盖，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利用“雪亮工程”开展视频巡查，有效解决了重点部位人员聚集问题。建设完成全市铁路沿线视频监控系统，实现了全市铁路沿线视频监控全覆盖，为确保铁路沿线安全提供了有力支持。依托“雪亮工程”平台，研发了新一代情报指挥平台“昆仑镜”系统、区域安保指挥平台“玲珑塔”系统和智能社区指挥平台“玄天伞”系统；在全省率先建成市级视频图像智能应用平台，视频应用智能化、便捷化水平大幅提升，在案件侦破等治安防控中发挥了明显作用。信息化平台提升综合治理成效。建成政法系统远程视频提讯业务平台，政法干警足不出户就能远程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讯，并实现全程视频监控留存和审讯笔录回传，推动执法办案更加快捷、规范、公正。综治视联网系统与所有县、乡及200多个村（居）和18个市直部门实现直连直通，联通点位达到506个，利用综治视联网平台可搭建“远程视频调解室”，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利用综治视联网组会，减少了人员聚集。市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平台已与45个市直部门实现互通共享，综治中心通过平台将各类社会治理事件交办给有关部门，并进行跟踪督办，提升了综合

治理成效。“互联网+”助推服务群众效能。桥西区政务服务中心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全流程网上办理，开通微信公众号，实行预约取号和办件查询，办事效能同比提高160%。

四、关于石家庄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几点建议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会议要求，以及河北省社会治理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会议部署，需要全面分析和科学把握新形势下社会治理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深层次矛盾和根源。如何把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作为政治之责、为政之要，又要坚持服从服务大局，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把风险矛盾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市域，同时还要清醒认识市域社会治理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新时代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一是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之下，人民需求多元、诉求多元化，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保障水平仍不充分、不平衡，引发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二是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病”与农村“空心化”并存，公共安全风险隐患突出；三是社会流动新增强，“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传统管理与组织方式效果弱化；四是科技水平领导最新讲话，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猛，网络空间日益庞杂，而治理理念手段相对滞后；五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不同价值取向的思想观念活跃，主流价值体系受到冲击，引导舆论凝聚共识的难度凸显；六是社会治理体系升级亟待加速，一个核心的社会治理矛盾——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对接极不顺畅，也不匹配，企业、公众、政府未能形成有效的合作能力。由此，关于石家庄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几点建议如下。

（一）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着力完善“首都护城河”和平安河北建设体系。为期三年的总目标，今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胜决战之年，发挥大数据技术的独特作用，为扫黑除恶斗争的收官之战作出精准分析、研判、打击，为实现完美收官之战奠定基础。应当依托大数据平台，对2019年扫黑除恶、破网打伞的情况进行深度分析，确立2020年的主攻方向；对黑恶势力的现状、趋势、特点作出归纳、总结，提供2020年的斗争策略。从而为“首都护城河工程”、平安河北建设构筑固若金汤的防范体系，真正实现京津冀地区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国家长治久安。

（二）全力创建全国首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围绕中央全国市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指引的总目标、重点任务、基本要求，制定工作任务清单和区域特色工作方案。如何谋划治理思路、设定治理任务、规划治理路径，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推进社会治理系统化，增强社会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进石家庄市域社会治理科学化，促进社会治理更专业、更集约、更高效；推进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使循法而行成为市域社会治理的价值准则和自觉行动；

（三）推进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通过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使石家庄实现市域社会治理跨越式发展，社会治理更精准、更具前瞻性，更好地呼应人民群众的需求，推动社会治理决策科学化和治理方式精细化，达到更优质、更关注细节和更加人性化的治理效果，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建设一个更安全、更美好的理想城市。

（四）打破信息孤岛，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平安信息码”建设，建立跨省份互认机制。以“平安码”为基础，推动赋予“平安码”更多的信息内容和信息功能，推动人口管理信息化建设，实现人口管理更加科学、便捷、精准、全面，也应是“平安码”跨省互认、“一码通行”的题中之义。

山东聊城先行先试探索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杨国强、李静、王大鹏、李恩泽

（2020年5月15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高度，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社会主义中国发生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这明确了新时代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部署。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把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深入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从场域范围来看，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在设区的城市区域范围内的具体实施和浓缩反映。设区的城市既有城区，也有农村，还有相当面积的城乡结合部，是不同社会形态的结合体，市域是统筹城乡一体化的有效载体。因此，市域社会治理具有不同于传统城市治理的本质特征，即鲜明的枢纽性。市域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与基层实战之间，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既要贯彻落实好中央的大政方针、制度安排和上级部门决策部署，又要对下指导基层工作，必须立足实际对本市域范围社会治理统筹谋划、周密部署、推动实践。可以说，抓住了市域这个关键环节，就可以起到“一子落而满盘活”的效果。2019年12月3日，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会议印发了中央政法委研究制定的《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指引》。这是中央政法委借鉴全国各类试点工作经验，以改革创新的思路，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整体谋划基础上推出的崭新试点工作方案，确定了试点总体要求、试点工作指引、试点方法，这标志着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正式启动。试点工作具有许多创新特色：一是不限名额、机会均等，不定比例，不定数量；二是试点工作敞开大门，所有地市都可以做“参赛者”；三是不论快慢、均抵终点，实行对标式试点；四是不施外力、激发内力，实行自愿式试点，充分尊重地市意愿，从实际出发，自主决策、自愿参与、自我加压、自发奋进；五是不求速成、稳扎稳打，实行接续式试点，真正实现“成熟一批、验收一批、授牌一批”；六是权力下放，地市入门把关权限、考核验收的初审权限下放给省

级政法委，实行授权式试点；七是齐抓共管，实行联动式试点，明确中央、省、市三级党委政法委抓试点的工作职责，形成三级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全国范围内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正式启动之前，各地区立足实际，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政法委部署要求，积极探索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山东省立足省情，通盘谋划，整体联动，把加强市域社会治理作为重大政治责任，作为推进现代化强省建设的关键一环，纳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与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一体部署、同步推进、一并考核。2019年初，山东省委省政府印发《平安山东法治山东建设三年规划》，把市域社会治理作为平安建设、法治建设的重心，量化任务指标，明确抓市域社会治理，主体责任在市级。2019年4月30日，山东省委政法委召开全省社会治理创新座谈会，启动山东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状大调研、大摸底，按照“边试点、边总结、边推广、边提升”的思路，制定《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方案》，将全省16个市根据地域、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等情况，划分为东、中、西三类，全面开展试点。试点工作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为切入点和突破口，以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基层基础建设为保障，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山东、法治山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聊城市开展市域社会治理主要任务被确定为：建好实体化“四级综治中心”，组建网格员、基层法律顾问、人民调解专家、社区自愿者“四支队伍”，打造网格管理、督导考核、视频应用“三个信息化”，提升市域社会治理整体水平。

一、聊城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先行先试的探索

聊城市位于山东省西部，全市总面积8715平方公里，8个县（市、区）和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136个乡（镇、街道），5782个村（社区）。常住总人口604万人。其中，东昌府区是聊城市级机关驻地；莘县是聊城市域所辖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县；高唐县是山东省最具竞争力、最具成长性和最具发展潜力的县市之一，是聊城市域内经济社会发展较好的县。

为了应对新形势、新挑战，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平安聊城，聊城市委政法委按照山东省委政法委确定2019年上半年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试点工作部署，以先行先试、走在前列的原则要求，坚持科学

方法论，立足试点任务，对标先进省市经验，突出问题导向，边试点边完善、边总结边提高，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取得突破性进展，努力为全国试点工作提供借鉴作出贡献。

（一）探索“四联四化”工作模式，全力推进综治中心标准化建设

聊城市坚持把综治中心建设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的主抓手，围绕“创新治理、维护稳定、协调各方、服务群众”职能定位，通过“数据联通、力量联合、工作联抓、平台联动”，致力打造四级联动实体化综治中心，为市域社会治理注入强劲动力。

1．数据联通，构建“一体化”信息系统

一是对接网格化服务管理系统。系统全覆盖，依托政务外网，结合2.5维全景地图，投入300万元开发了集“人员管理、数据传输、办公应用、信息共享”等功能为一体，涵盖市县乡村网格员“五级联动”数字网格管理信息系统。平台全链接，将信息系统分级分权限接入各级综治中心，运用平台综合查询、信息采集、绩效考核等功能，每月对重点工作开展定向监测，适时发布工作指令。数据全录入，开展网格基础数据“二次采集”，为每名网格员设立手机APP账号，实行网格员实时上报、综治中心统一调度、各部门协同联动。目前平台共录入人口信息248万条，事件信息7356条，排查整治问题235处。二是对接视频监控信息系统。推进视频共享平台建设。按照增点扩面、提档升级、覆盖城乡、延伸入户的要求，大力开展视频监控“二期”“三期”工程，先后投入资金1.6亿元，用于综治中心视频前端和共享平台建设。推进视频资源联网整合。依托视频专网，将全市1.7万路高清视频监控信号（含纵向11个县、135个乡镇、5646个村，横向公安天网、行政服务、食品安全、寄递物流等部门资源）接入综治中心。推进视频数据深度应用。将超市、车站、广场等重点区域人脸识别系统56套接入综治中心，运用人车识别对比、人流热力图、GIS地图等技术，实现“出知去向、入知行踪、动知轨迹”。三是对接智慧城市信息系统。借力“智慧城市”建设东风，按照“智慧城市+雪亮平台+网格化”模式，构建“1云2中心”市域社会治理信息化体系。“1云”即政务服务云，“2中心”即综治中心和“智慧城市”指挥中心，由大数据局负责数据整合，由综治中心负责提供网格化数据信息，逐步实现政务外网与综治中心平台联通，目前已实现7000余万条数据共享共用。

2．力量联合，构建“多元化”治理队伍

（1）专兼职网格员队伍。一是统一要求“建”，根据省方案精神，经市委深改会审议通过，与市委组织部联合下发《实施方案》，统一党建引领、统一网格编码、统一事项准入、统一运行机制。二是严格标准“选”。在抓好“绿色平安网格员”队伍基础上，按照《方案》要求，打造“一专多能”网格员队伍，在有条件的社区招聘专职网格员。目前，全市已登记在册专兼职网格员7770名。三是多元培训“育”。邀请外地专家或技术人员进行网格巡查、数据采集、事件上报等业务培训，提升网格员基本业务和智能终端操作能力。四是绩效考核“管”。由市县两级政法委负责网格员考核，根据网格员工作业绩、日常表现、群众满意度评价等，利用信息化手段对网格员进行绩效考核。

（2）法律顾问队伍。一是线下“坐班问诊”，在县乡两级中心，设立法律服务窗口，法律顾问到中心轮流值班，解答群众法律咨询，依法调解群众纠纷。二是线上“手指受理”，将“一乡镇一团队、一村居一顾问”系统嵌入网格化系统，为每名法律顾问配备APP账号，法律顾问随时受理网格员上报的矛盾纠纷。

（3）调解专家队伍。成立矛盾“多元化解中心”，设立人民调解室、行政调解室、司法调解室和巡回法庭，探索远程视频调解和专家现场调解相结合的方式，第一时间对接调解。设立调解“专家超市”，组建了21类225名调解专家库，录入了26项293部法律法规，方便群众自主选择调解专家，高效解决问题。开通微信公众号，提供在线法律咨询服务，实现“指尖调解”。目前，各级中心共调解矛盾纠纷2.7万余件，调解成功2.65万件，调解成功率达到98%。

（4）服务志愿者队伍。组建心理服务“微信群”，打通心理健康服务团队与综治中心对接渠道，邀请心理咨询师到综治中心，为生活失意、心态失衡人群及性格偏执人员进行风险预测。目前，在各级综治中心开展心理咨询服务的专业人员已达126人，已为520名群众提供心理疏导。探索“四社联动”机制，依托社区综治中心，推行社区、社工、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四社联动”机制，在社会救助、社区建设等领域，设置社会工作岗位，开展社会工作服务。目前，全市社会工作专家库正在筹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增至17家。

3．工作联评，构建“长效化”治理体系

一是网上评、比绩效。一周一统计，利用网格化信息系统，自动生成考核数据，实时统计网格员在线离线、信息采集、事件上报、网格走访情况，情况每周下发县（市、区）。一月一通报，对县（市、区）工作进展每月排出名次，下发工作通报，发县（市、区）负责同志，倒逼县（市、区）责任落实。

二是检查评、比成效。专门下发通知，对每项重点工作，逐一严格时间节点，明确目标任务。同时，采取不打招呼、直奔现场方式，不定期深入乡村暗访，对综治中心建设不达标、网格化服务管理开展不到位、“雪亮工程”推进缓慢的，下发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

三是群众评、比实效。将综治中心发挥实效情况作为重点，委托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对群众满意度进行测评，以最直接的方式了解群众满意程度。同时，结合全省开展的“双星双优”活动，明确综治中心“五星”标准，由市级验收合格后授牌，给予通报表扬，激发争创“五星”综治中心积极性。

4．平台联动，构建“实战化”运行机制

一是事件办理清单化。设置事件问题清单，实行销号管理，凡入驻中心的部门，均列出本季、本月、本周、每日工作清单，对多部门参与的事项，由综治中心明确牵头单位和责任人，交办责任单位，开展专题督导，推动工作落地。目前，各级综治中心共督办事件1.3万件。

二是事项分流程序化。创建双向反馈制度，对网格化服务管理涉及的职能部门，分别明确一名联络员，为其配备网格化信息系统APP，网格员发现问题直接通过APP“一键上报”，综治中心和部门联络员同步接收，并由联络员负责交职能科室处理，及时反馈办理结果，形成“前端发现报告—网上分流移交—部门联动处置—全程跟踪督办—办结回访问效”工作流程。

三是网上巡查常规化。建立网上巡查制度，赋予县乡两级综治中心巡查权限，两级中心明确专人对网格员上报的信息进行网上巡查，对录入平台的数据信息层层把关，并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及时办理。

（二）多网融合，夯实城乡社区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大量任务在基层，推动党和国家各项政策落地的责任主体在基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也在基层。”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家园，是党和国家许多政策措施落实的“最后一公里”，事关居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2017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这一纲领性文件提出了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是新时代社区治理创新的根本遵循。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有效社会

治理。

社区作为基层单元和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是各种统计信息的源头，最有利于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共享。聊城市根据山东省委政法委、省委组织部《关于印发〈完善提升城乡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结合聊城市域现有情况，坚持“党建引领、各方联动、科技支撑、融合推进”原则，紧紧依托城乡社区基层党组织，通过整合各类服务管理资源，搭建社会治理信息平台，推动服务管理力量向基层下沉延伸，实现“网格体系全覆盖、社情民意全掌握、矛盾纠纷全调处、为民服务全方位”的目标。并制定了实施步骤，到2021年底，网格化服务管理的城乡社区（村）覆盖率达到100%，重点人员、特殊群体动态掌控率达到100%，网格内各类矛盾纠纷排查率超过95%，90%以上公共服务资源整合进入“一站式服务”大厅，全市域范围网格体系规范、高效、常态运行，实现服务管理方式扁平化、内容精细化、手段信息化、主体多元化，社会治理“多网融合”模式基本形成。

1．坚持党建引领

（1）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加强对网格划定、规范、整合和运行全过程的领导，实行各级党组织有关负责人兼任综治中心负责人制度，充分发挥网格化服务管理平台作用。

（2）加强社区网格党的建设。以城市居民小区“红旗驿站”建设和农村多村一社区体制改革为契机，把支部建在网格上，在每个网格建立党组织，把同一网格内的党员编入网格党小组，构建“社区党委（党总支）—网格党支部—楼院党小组”三级组织构架。

（3）组建“党建+治理”团队。加强城市居民小区党建工作，组建由驻地单位、红旗驿站和居民党员、物业人员、楼院门栋长及社区志愿者等组成的网格服务团队，建立由网格、红旗驿站、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四方参与的议事协调协商机制，在社区和网格党支部统一带领下，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开展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联系社区党组织、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工作，推进共驻共建。

2．实行“一网统筹”网格设置

（1）统计摸底。原则上按照城乡社区以常住300—500户或1000人左右为一网格、行政村为一个或多个网格的标准，围绕农村多村一社区建设，对辖区内网格设置集中进行规范整合。在中心城区，原则上以居民小区为中心单位划分

网格，较大的小区可划分为多个网格，并与红旗驿站建设相衔接。市里统一对部门设立网格情况进行摸底，对各部门自行划定的网格予以撤销，凡涉及党的建设、社会保障、综合治理、应急管理、环境保护、社会救助等工作统一归属新网格管理，从源头上防止网格重复、多头管理。

（2）编制编码。各县（市、区）按照《城乡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规范》，统筹考虑地域面积、人口分布、发展布局、复杂程度等因素，明确网格划分，统一编制编码。

（3）固定网格。网格一旦编码固定，即作为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基本单元，未经批准，任何部门不得自行设置网格，不得随意更改网格边界，不得再新划网格。

3．建设“一专多能”网格员队伍

（1）人员配备。根据核定的总网格数，每个网格配置1名网格员，规模较大的配置2名及以上网格员，配置多名网格员的设网格长1名，相邻多个网格设网格指导员1名。网格员配备应因地制宜，原则上为党员。有条件的县（市、区），鼓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办法聘任专职网格员，可从社区工作人员、红旗驿站成员等具有丰富群众工作经验人员中招录，并定岗定责。专职网格员选配条件、程序等由县（市、区）政法委制定。城市社区网格员的配备，参考《山东省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试行）》执行；暂不具备配备专职网格员条件的，以社区（村）“两委”成员及其他社区工作者、村（居）民小组长、警务助理、人民调解员等人员担任。网格长和网格指导员优先从村（社区）两委成员中或网格党支部书记中产生。

（2）工作职责。网格员主要负责基础信息采集、社情民意收集、安全隐患排查、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重点人员协控、政策法规宣传、公共服务代办等职责。

（3）考核管理。市县两级政法委、组织部负责网格员考核，根据网格员工作业绩、日常表现、群众满意度评价等，运用网格化信息系统，对网格员进行绩效考核。考核结果与报酬、奖惩、培养使用挂钩。

4．打造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平台

（1）规范中心建设。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建设规范，在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综治中心）场所、硬件设施、科室设置、工作制度、职责任务等方面，逐一改造升级，确保达到建设标准。

（2）建设工作平台。县（区、县）、乡镇（街道）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综治中心），要做到有人员、有场所、有设施、有机制、有经费，形成功能集成、反应灵敏、扁平高效的实战平台。

（3）整合公共服务资源。按照《关于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实施意见》要求，整合综治中心、党群服务中心、便民服务中心等功能，统筹建立乡镇（街道）“一站式服务”大厅和村（社区）综合服务站点，实现审批、服务、执法等事项“一门办理”。

（4）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通过直接资助、以奖代补、购买服务等方式，加大社会组织孵化和支持力度，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引进社区社会工作者、政府购买城乡社区服务等相关配套政策，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5．建立信息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深化网格化信息系统应用。各县（市、区）负责指导乡镇（街道）、社区（村）将网格化信息系统接入中心，做好汇集信息、分流交办、反馈结果、建档立卷、通报考核等工作，实现基础信息建档、事项流转办理、工作指挥调度、队伍考核管理等全程信息化。其中，网格内人、地、物、事、组织等基础信息要于2019年7月底前录入完毕，并实行动态管理。

（2）配备手持信息采集终端APP。各县（市、区）要按照“一格一机”原则，统一招标采购、统一编号管理，为每个网格员配备必要的手持信息采集终端，通过照片、文字、音频、视频等形式，实现对信息的实时采集、实时上报。

（3）加强“雪亮工程”平台建设。加强视频监控共享平台与网格化信息系统、综治视联网的综合应用，为网格员提供和推送必要的可视化支撑服务，并对网格员进行实时监管和指挥调度。

（4）推进信息资源融合共享。依托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将网格化数据信息与部门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实现一次采集、共享共用。实行信息使用管理分级准入授权制度，确保数据及服务管理对象个人信息安全。网格员在履职过程中知悉的信息，按照保密有关规定使用和管理。

6．完善规范化网格管理运行机制

（1）建立事项准入机制。制定准入事项清单，将法律法规和上级明确规定需下沉网格的事项，明确纳入标准和程序，纳入清单范围。对清单以外的事项，确需纳入的，由相关部门提出申请，经同级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批准后纳入。

严格下沉网格条件，市县两级要科学评估基层网格对工作任务的承载能力，与网格员能力不相匹配的事项，一律不得下放到网格，对不再适宜由网格承担的事务，按程序退出。落实“费随事转”，对纳入网格的事项，相关部门应当提供必要的教育培训、工作条件、经费支持，乡镇（街道）负责将部门拨付的经费整合为网格工作经费。

（2）建立职责划分机制。县乡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负责对网格员排查发现、下级上报或上级交办的事项，根据部门职责进行责任划分，指定属地和属事责任单位。相关部门负责在规定时限内，对交办事项进行处理，并及时反馈处理结果。

（3）建立事件处置机制。网格员负责将采集的信息（发现的问题）统一上传至网格化信息平台。各级中心根据“采办分离”、“分类分级”处置原则，按照乡镇（街道）—县（市、区）—市的顺序进行层级处置，形成“发现报告、调度派遣、协调处置、跟踪回访、评价结案”五步闭环流程，实现“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办”的工作常态。

（4）建立经费保障机制。健全市、县、乡分级负担的经费保障机制，应由政府承担的经费要按规定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保证各级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综治中心）的建设、运行等工作顺利开展和网格员劳动报酬与工作补贴落实到位。原则上，专职网格员薪酬不低于同地社会工作者待遇，兼职网格员由各级财政给予工作补贴，并根据经济发展和财力情况，完善网格员待遇正常增长机制，确保留得住人、管得好事。

（5）建立工作激励机制。2019年起，全面开展“星级网格化服务管理（综治中心）、星级网格”管理和“优秀网格化服务管理（综治中心）和干部、优秀网格和网格员”推选活动，对网格化服务管理（综治中心）和网格实行“星级”管理制度。各县（市、区）精心打造“星级”中心和网格培育，发挥“星级”管理的激励作用。

三、聊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课题组主要对聊城市、莘县、高唐县两级综治中心和东昌府区、莘县、高唐县部分街道乡镇综治办以及城乡社区（村）进行了调研。结合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对标山东省委政法委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的任务要求，面临的挑战主要集中在四级综治中心实体化平台建设、“四支队伍”建设、打造三个“信息化”等方面。总之，聊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正处

于全面推进的阶段，与上级要求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要求还相差较大。

（一）“四级综治中心”实体化建设不足

聊城市初步形成了市域社会治理的实践框架，尤其市、县（市、区）、乡（镇、街道）三级基本具备了有效解决社会矛盾的资源和能力，构建起了将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的较为有效的治理体系。但是在四级综治中心的实体化建设方面存在较多突出问题，不同层级综治中心建设更是存在较大差距。

1．市级综治中心面临的挑战

作为全市的综治调度中心，配套设施齐全，体制机制相对健全，人员配备比较完备，工作流程、相关制度有章可循，基本上能够满足市域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但是与发达地市相比存在一定差距。挑战主要有：大数据云平台建设有待加强；数据的整合共享开放机制不畅通；大数据人才相对短缺；网格化治理服务体系不够完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体系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评估体系尚需完备等。

2．县级综治中心面临的挑战

虽然县级综治中心建设存在差异，但整体来说，县级综治中心硬件建设相对齐全到位，制度建设相对完善，工作流程、工作制度等有明文规定，各项工作有规可循。但是，县级综治中心尚不能有效运转，面临较大挑战：综治中心人员不足与经费不足并存，以兼职人员为主；综治中心配置的“四室一厅”中的“四室”利用率低；未能与相关职能部门实现有效对接，影响治理的有效性；网格化管理基本能有效运转，但对视频数据缺乏深入分析及有效利用，未能提升治理的深度。

3．乡镇（街道）综治中心面临的挑战

从乡镇（街道）综治中心看，各综治中心建设及运转情况存在较大差异，

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

其突出问题表现在：城区街道的综治中心的软硬件建设及运转情况明显好于乡镇的综治中心，乡镇综治中心制度建设不到位、部分设备闲置、人员不足明显、人员全部为兼职以致存在不在工作岗位的情况；部分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有待改善；综治中心通过网格系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较弱，网格化管理平台对于辖区内企事业单位、商户、居民所提出的问题处理的能力不足，与相关职能部门的对接联动有待加强；综治中心的职责划分不够明确细致，更多的是

模糊的责任界定；综治中心的考核评价机制不够成熟，考核评价没有一个科学严谨的数据和经验支撑，评价考核的指标体系不够合理；综治中心对于网格的划分方法较为粗放，仅按照所在区域和人口进行划分，未能对辖区内的商户等经营性场所进行有效的管理。

4．城乡社区面临的挑战

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存在较大差异，城区街道的综治中心软硬件建设及运转情况明显好于农村社区。城市社区基础设施相对健全、管理制度建设基本到位，能为社区居民提供有效的专业化程度高的便民服务，且能够较好的发挥党建引领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而除了几个典型乡村社区之外，很多乡村社区都存在办公场所不明确、办公场所无人值班的现象，综治中心在最基层的乡村落实情况不理想。

（1）城市社区还存在如下问题：基层社区事项繁多，人员数量配置不足；基层社会治理所配置的“四室一厅”中的“四室”利用率低，居民普遍对其功能不了解；网格员工资水平偏低，绝大部分为兼职；网格员考核体系不健全等。

（2）偏远农村社区的问题则更突出：综合治理的基础设施落后；组织机构松散，制度不规范，绝大部分无人坐班，难以确保公共服务的供给；网格员年龄普遍偏大，文化水平低；党组织的梯队建设不合理，党建引领作用弱化严重；部分村务公开涉及泄露村民隐私，村务公开栏信息长期不更新；村庄空心化严重，村里主要以老人为主；小额盗窃事件时有发生，限于警力不足或案子太小，未能及时破案；男女当地出生比例失衡严重，导致男方结婚成本过高，引发严重的社会治理困惑等。

（二）网格员、基层法律顾问、人民调解专家、社区自愿者“四支队伍”协同治理能力不足现阶段，聊城市各级已组建完成四支队伍，但是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多元主体合作协同机制，也没有建立完善的协同共治制度规范，“四支队伍”协同治理能力不足。

1．“四支队伍”建设水平有较大差异

在市、县和城市社区中，由于人口密集，商业发达，人才比较聚集，因此政府聘请相关人员组建“四支队伍”相对容易。而在一些偏远的乡镇和农村地区，由于人才缺乏，队伍的组建面临重重困难，网格员年龄普遍偏大、基层法律顾问和人民调解专家缺乏，只能靠上级派驻，志愿者人员缺少。乡村地区很难克服先天存在的不足，需要政府进行统筹规划。

2．协同治理理念滞后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打造需要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当前政府各部门并没有实现完全数据共享，导致各部门合作协同性较弱，而在社会治理主体之间也存在彼此孤立，联系和交流较少的状况，导致无法实现多主体协同治理，因此要全面加强社会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上下联系，形成完善的协同治理理念。

3．相应制度保障不足

目前聊城社会治理协同方面的制度仍然不完善，影响着协同共治机制的构建。首先，社会自治制度不健全，一些自治组织形同虚设，社会治理的能力较弱，无法与其它治理主体进行协作。其次，信息共享制度不完善。信息共享不充分、信息分布不均衡等问题，增加了社会治理的成本，影响协同治理的绩效和水平。再次，“四支队伍”的协同治理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和制度设计，无法实现协同治理的长效运行机制。

（三）打造网格管理、督导考核、视频应用“三个信息化”能力不足

1．网格化治理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

聊城市的市域社会治理主要以网格化治理为抓手，但是存在以下几方面突

出问题。

（1）社区等基层管理人员紧缺。网格化管理标准高、项目多、程序规范等要求需要人力和现实人手紧缺的矛盾凸显，同时，一些基层干部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与网格化管理的要求也存在较大的差距，工作开展和执行力度不强，落实也存在一定难度。

（2）投入资金不足，激励机制有待完善。目前，社区网格化管理需要支付内部维护费用，比如党建、治安、卫生医疗、文体活动等诸多工作都需要设备维护。但聊城社区尤其是基层乡村社区自身筹资能力有限，社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各异，缺乏有效的经费，筹资渠道单一。当前聊城的网格化管理资金仍主要依靠政府投入，社区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等的赞助及社区自身收入和积累在资金来源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同时，聊城的社区网格化管理激励机制也不够完善。随着社区工作人员的年龄趋于年轻化，一些年轻的社区工作者对社区工作热情不高、信心不足，难以全身心投入到社区工作中来，进而使整个网格管理团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足。

（3）基层治理职责不清，网格化管理被动。基层自治机构和社区管理在职责上存在界定不清的问题，党政部门尚未摆脱传统管理机制的束缚。在开展网

格化管理活动时，所采用的方法比较落后，思维也比较保守。在设置社区网格工作时，下发的任务多，考核流程复杂，职权划分不具体。这些问题导致聊城市网格化管理比较被动，无法保持高效稳定的运行。

2．督导考核体制机制尚不完善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监督考核和评价的现代化，在传统的指标考核之外，重在加强根据数据分析实现的过程监督和考核，保障监督考核的实时性、真实性和有效性，以更有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聊城市域社会治理现有的监督和考核机制多是对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考评，缺少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监督和考核，并且仍多采用定性考核方法，缺乏科学、量化的考核标准和评估依据。同时，在评估过程中缺少对群众意见和建议的考量，难以保证监督考核的实时性、真实性和有效性。

3．视频系统深度应用不够

目前聊城市视频监控系统建设主要用于对街（路）面、繁华地段、重点部位及社区内街内巷的治安状况进行实时监控，在更深层次的应用上，如对出入城卡口的车辆进行自动识别，特定目标对象（车辆）监控、人像识别、监控点自动跟踪复位、自动报警、灯光照射后的反背光以及电子地图功能等信息系统整合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已建成的监控系统大都自成体系，相互间缺少统一协调，不能有效实现网络的信息资源共享，没有形成综合应用系统集成平台。视频监控建设发展迅速，而视频监控人员不足、结构不甚合理、素质有待提高。同时，对监控人员的教育培训工作相对薄弱，开展力度不够，致使视频监控应用工作得不到长足发展，得不到更好推进，导致巨额投资建设的系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四、推进聊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建议

聊城市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必须着重在几个方面下功夫：制定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总体规划和推进方案，注重落地落实，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整体完善；加强四支队伍建设，夯实四级综治中心的实体化运行；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域社会治理大数据云平台，加强信息共享，做好融合数据模块分析应用能力；构建科学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等。

（一）加快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

现代化一要加强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形成全覆盖治理格局。运用大数据技术构

建整体化、系统化的社会治理体系，以及网络化、智能化的社会治理模式，成为当今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此背景下，构建智能化社会治理体系成为创新治理模式和治理技术，提升治理效率和治理效果的必经之路。通过组织、规范、服务和防控四大协同机制，通过对社会治理海量相关数据进行系统化收集和智能化应用，推动社会治理民情（诉求）汇聚、社会治理风险动态评估和基于知识库的诊断式政府回应等功能，为社会治理向数字化转变提供了制度和技术保障。尤其要加强党建引领，完善党委领导体制，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通过强化政党组织的能力和作用，调动和整合各类主体和资源参与市域社会治理中。在政党层面要形成网格化、区域化的党建体系，在政府层面形成了网格化、平台化的治理体系，在基层社区层面形成了以协商为中心的自治共治体系。新形势下的社会治理又要求更全面的社会公共服务、更全面的社会利益综合和更全面的社会多元参与。因此，党组织推动社会治理的第一个反应是推动党组织体系的全覆盖。通过社区党建的网格化健全党的组织体系，起到基层党组织“划块明责”的作用，党的组织体系通过网格化的形式深入到社区基层。通过网格化与平台化治理，建立层次有序的四级综治中心、组建权责明晰的四支队伍，在政府与群众建立起良好的纽带。通过民主协商，建立多元主体参与、集体自治善治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另外还需完善政府负责体制，扎实推进政府职能体系优化协同高效。完善民主协商体制，广泛凝聚治理共识。完善社会协同体制，积极发挥各方面优势。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切实调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二要加强市域社会治理与社会合作机制，健全五级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党政领导指导机制、市级统筹协调机制、县级组织实施机制、乡镇（街道）具体落实机制、社区治理机制，高标准完成国家试点任务。

三要加强重点难点问题解决，加快补齐社会治理短板。深入推进6个领域清理规范，着力解决破坏和扰乱市场环境问题。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着力解决效率不高和服务不优问题。深入抓好公共服务提升，着力解决群众生产生活问题。深入实施20项民心工程，着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四要加强治理方式创新，切实增强社会治理的动力和活力。完善政治引领机制，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完善居民自治机制，发挥人民主体作用。完善法治保障机制，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各类问题。完善德治先导机制，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善科技支撑机制，切实提高治理效能。

（二）全面加强平安聊城建设，切实提升维护社会稳定工作整体水平

一要防范政治领域风险，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深化反恐防暴斗争，推进网络综合治理，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强化宗教领域治理，坚决维护政治安全。

二要做好信访工作，严格落实领导包联制度，市县主要领导带头包联重点信访积案，加强系统治理和源头治理，突出非法集资、金融、房地产、征地拆迁、劳动权益纠纷、涉法涉诉、国企改革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建档立卡，加快解决到位，完善群众来信来访办理机制，认真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坚决当好山东省的排头兵。

三要加强社会治安防控，织密织牢社会治安防控网络，有效预防和减少各类违法犯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一案三查”，稳妥处置涉众型经济案件，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着力防控各类风险，坚决维护社会安定和人民安宁。

四要强化安全生产，深入抓好冬季安全清洁取暖、危化品安全防范、重点行业专项整治，持续开展重点领域隐患排查，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防止发生重大事故，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三）加快推进聊城市域社会治理大数据云平台建设

大数据开发与应用能够有效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大数据的开发应用是支持市域社会治理科学决策和准确预判的有力手段，建设大数据云平台能够将大数据运用到政府和公共服务领域中，能够起到增强政府决策科学性以及提高服务效率的效果。大数据可用于提升政府在城市规划、交通管理、舆情监控、安全规范等多方面的治理能力，有利于形成以互联互通、充分整合、协同运作、创新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发展新模式。因此，建设市域社会治理大数据云平台应是聊城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工作载体和抓手。

1．以公众需求为导向。建设大数据平台，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满足公众需求。在建设和完善大数据平台的过程中，应强化服务意识，积极推进数据共享和开放。利用互联网新媒体平台建立政府服务新模式。将信息的发布、交流与反馈，事件的受理、处置与办结以信息化的方式呈现，形成让技术多跑路，民众少跑腿的新型服务模式。

2．多元参与，群防群治。多元主体参与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在社会治理中，尤其是社会安全领域，各级群防群治组织在协

助政法机关打击和防范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社会和谐稳定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数据云平台的建设为群防群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群众可以通过新媒体信息化渠道，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政府可以通过大数据云平台及时抓取信息，为社会安全提供保障。发展壮大群防群治队伍，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协同共治。

3．建立统一的信息资源管理机构。大数据云平台建设的基本要求就是整合信息资源、打破信息孤岛、实现信息共享。这就需要各相关部门步调一致、标准规范，要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坚持统一标准、统筹规划、整合发展、互联互通原则，构造完整、系统、多层次、全方位的政府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实现信息一体化发展规划，将管理机制纳入到协同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中，建立统一的信息资源共享协调机构。

4．深化大数据分析应用。大数据云平台建设应在数据资源和数据共享的基础上，深入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利用大数据分析提高社会风险预测预警预防能力，为社会治理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和科学决策参考，为精准防范打击犯罪活动，提高群众安全感，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治理层面提供强大的智能化保障。

5．建立完善绩效评价机制。推进大数据云平台和数字政府建设，将大数据发展纳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和城镇化发展规划，将数字政府建设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范围。建立和完善数字政府建设考评机制，增加有关数据共享和数据开放的评价指标，提升协同配合的动力，形成跨部门、跨地区数据资源共享、开放的格局。

6．加强数字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数字人才是建设大数据云平台和数字政府的基本保障。一方面，要加强对于新兴数字人才的引进，为数字人才提供良好的发展机会和生活保障。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于现有人才的培训，信息社会技术革新领导最新讲话，要不断进行人才的持续培养，使其能够始终保持较高的数字素养。

7．增强新技术应用。增强新技术在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系统中的集成应用力度，将拓宽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资源在各领域的应用覆盖面，提升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智能化应用水平。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应当依据自身职责，积极主动参与公共安全视频图像资源新技术建设工作，并自行运用各信息资源开展技术应用，充分运用智能预警、无线射频、地理信息、北斗导航等新技术。

党建统领+基层治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衢州样本

浙江省衢州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课题组

（2020年5月15日）

近年来，浙江省衢州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决策部署，以习近平总书记对衢州“三民工程”重要批示为指引，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融合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新要求新部署，由衢州市委书记徐文光主抓顶层设计，创新构建“党建统领+基层治理”体系，系统化、体系化地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一、“一根红线”贯穿始终，“党建+治理”推动治理有方

衢州市坚持“党建统领活的灵魂，一根红线贯穿始终”，把政治引领贯穿

于社会治理全过程和各方面，把党的政治引领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

一是坚持党委领导总揽统筹。坚持和加强党对治理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健全完善党委领导社会治理体制机制，衢州市委把基层治理纳入市域发展战略体系，作为市委三大战略任务之一，与经济发展、乡村振兴、平安稳定、队伍建设等一体布局、融合推进。以市委全委会专题抓部署，以“一把手”工程抓推进，以“一月一会一督查”钉钉子抓落实，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市域社会治理体制。

二是坚持顶层设计系统治理。坚持以系统融合思维推进市域社会治理，进一步强化社会治理的系统设计、制度设计、顶层设计。市委以“大党建统领、大联动治理、大数据应用、大融合推进”和“网络+网格、线上+线下、制度+技术、公转+自转、共性+个性”的治理理念，系统构建以基层党建工程为核心、市县乡村三级纵向治理架构为关键、人民当家作主为最高标准的“党建统领+基层治理”治理体系，体系化、系统化抓基层治理工作。这套体系，具有系统集成架构完备、资源下沉重心下移、唤醒党员唤起群众、坚守初心人民至上等时代特征和衢州特色，充分发挥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五治”作用，真正让“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制在衢州重重落地、深深扎根。

三是坚持党建和治理深度融合。积极探索党建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的途径和载体，实现党建、治理“一张皮”。深入推进组团联村、两委联格、党员联户“三联工程”，用好乡镇（街道）党（工）委服务指数、村社党组织堡垒指

数、党员先锋指数“三大指数”考评，落实乡镇（街道）主体责任、发挥村社组织主体作用、激发党员群众主体意识“三大主体”，切实发挥各级党委总揽全局作用、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9097名市县乡干部下沉组团联村，7.2万名党员联户，建立“周二无会日”制度，每周二开展集中服务、解决问题，累计服务群众20余万人次，帮助解决问题6万余个，党员联户处理各类事务15余万件。在城市小区推广“网格支部+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业主+各类社会组织”的“红色物业联盟”，1500多个基层党组织与1100多个社区（小区）结对，3万多名机关党员干部下沉社区服务，有效破解城市小区治理难题。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狙击战中，市区两级203个部门2800多名党员人员向58个社区、300多个小区报到，“包区清楼”，投入一线清楼排查、居家人员硬隔离、小区卡口驻守管控等防疫工作。

二、“一张网格”全域覆盖，“基层+基础”推动治理有力

衢州市坚持把村社网格作为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以网格为载体，进一步

健全完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切实发挥好自治强基作用。

一是深耕做实村社网格。全市1579个村社划分为4243个网格，每个网格成立党支部（党小组），组建“联村（社）组团成员+网格‘一长三员’+联户党员+N”的红色网格联动3.8万余名。制定出台了全国首部网格化服务管理条例，健全完善网格考核管理办法、网格事务准入和退出机制、网格服务管理标准体系等一整体机制，抓实网格运行标准化、规范化、法治化。2019年网格采集矛盾纠纷信息近3万条，96.5%在乡镇得到化解，有效处置各类信息和问题隐患130余万件，实现“小事不出格、大事不出村”。

二是推动治理关口前移。大力推动市县乡条块力量叠加沉淀到村（社）网格，落实“网格+检察”“网格+调解”“网格+警务”“网格+消防”，部门资源在网格叠加、力量在网格沉淀、工作在网格联动、任务在网格落实，形成“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办”的工作格局。村（社）网格在服务管理、民生待办、化解矛盾、维稳安保、项目推进中发挥实战作用，如在推进“一户多宅”整治中，发挥网格自治作用，整治一户多宅4.5万宗、其他违建26.7万宗、面积1490万平方米，非法“一户多宅”整治工作基本清零，全面重构农房体系，提升农村风貌。

三是打通群众自治“最后一米”。依托技术支撑，深化创新基层群众参与自治的实现形式。在农村，全面推广“村情通+全民网格”式的治理模式，村民

通过手机即可参与村务管理和开展政府民生审批服务事项，真正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全市共有超过70万群众关注参与其中，家庭覆盖率达80%以上，被评为“浙江省公共管理创新案例十佳创新奖”。在城市社区，全面推广“邻礼通”平台，建立“声望+贡献”双积分激励模式，推出线下“邻礼中心”和线上“未来社区”小程序，有效解决物业缴费难和居民身边的小事、急事、难事，有效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水平。

三、“一条竖线”上下联通，“制度+技术”推动治理有效

衢州市坚持把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市域社会治理深度融合，进一步理顺市县乡村三级纵向治理机构，以“智慧+”优化治理形态、提升治理效能，切实发挥科技支撑作用。在制度设计上，健全智慧治理联动指挥机制。市县层面，建立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把指挥调度、信访接待、矛盾调处、司法服务等集于一体，“多中心”整合为“一中心”，打造“一站式、一体化”的矛盾纠纷化解“综合体”，实现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最多跑一地”。乡镇（街道）层面，深化乡镇（街道）基层治理“四平台”建设，实行大党建、大治理、大协调、大执法、大经济（大生态）、大服务等“六大模块”化运行。村（社）层面，以网格为底线，深耕做实网格治理。以信息集成平台和联动指挥平台为“竖线”，搭建“市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综合指挥中心）+乡镇综合信息指挥室+村社综治工作站+村社网格+群众村情通式移动终端”五级贯通的联动指挥平台，完善市县统筹指挥、乡镇（街道）分类响应处置、村社网格实时反馈的线上线下、闭环回路、高效联动的指挥运行机制。

在技术支撑上，打造市域社会治理智慧中枢。与阿里公司合建中国基层治理数字化研究院，打造“城市数据大脑2.0”，打通46个部门平台数据，归集近300亿条数据，构建完成市域社会治理中心“数据池”，开发完成17个平台68个应用模块，为市域社会治理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和算力支撑。建成具有全国标杆意义的“雪亮工程”，将雪亮工程视频数据拓展应用到社区管理、治安管控、灾害防控、行业监管等各个环节，如村社网格管理中，网格员持手机就可实现辖区视频统一调度；治安管控中，在重点场所对重点人员实行信息智能比对，预警核查隐性吸毒人员3.6万人，违规出租房5.7万户，对重点行业、场所进行视频24小时巡查，实现平安风险预警管控常态化。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衢州市巧妙运用大数据“找到人”、大系统“管住人”、大平台“看好门”和大网格“守好门”，将人工智能转化为防控疫情新型战斗力，通过数据筛查、卡

口过滤、网格兜底，将防疫工作真正落地、落细、落实。

四、“一套法规”破解难题，“良法+善治”推动治理有序

衢州市坚持用法治思维破解治理难题，用法治规范社会行为、引领社会风

尚，切实发挥法治保障作用。

一是强化地方立法工作。良法是善治的前提。积极用好地方立法权，围绕市域社会治理急需、满足人民新期待新要求，全面加强社会治理领域的地方立法工作。先后出台实施《衢州市城乡网格化服务管理条例》《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餐厨垃圾管理条例》《信安湖保护条例》等6部实体性地方法规和2部政府规章，有效解决地方治理中的突出问题。如2020年1月1日日正式实施的《衢州市城乡网格化服务管理条例》，是全国首部网格化服务管理的创制立法，为打造做实网格治理提供法治保障。地方立法工作吸引了全国20余个地市来衢州学习，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被央视多次专题报道。

二是加强法治政府建设。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决策部署，把法治建设工作纳入市委巡察内容，在全省率先创立法治监督员工作制度。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法治政府建设考核连续两年位居全省前列，目前正积极争创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

三是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积极构建“线上＋线下”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建成全省首个互联网“云仲裁”平台，累计受理互联网仲裁案件20余万件，标的额超10亿元，结案率达99.9%，在全国仲裁工作会议上介绍推广经验。全面推进民主法治村创建和全民普法，社会公众法治意识不断提升，连续三次荣获全国普法先进城市，全市28.5%的村（社区）被评为市级“民主法治村（社区）”，100%的村（社区）配备法律顾问。

五、“一方文化”崇德向善，“有礼+诚信”推动治理有魂

衢州市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市域社会治理的各方面、全过程，挖掘用好市域内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以文养德、以礼化人，切实发挥德治教化作用。

一是建设“一座最有礼的城市”。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提出的“让南孔文化重重落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打响“南孔圣地•衢州有礼”城市品牌。落细落实《衢州有礼市民公约》20条，出台实施《衢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构建完善媒体大屏曝光、行政执法处罚、通报单位村社、纳入诚信记录的惩戒闭环，全力打造一座“车让人”的城市、一座“烟头不落

地”的城市、一座“自觉排队”的城市、一座“使用公筷”的城市、一座“没有牛皮癣”的城市、一座“推倒院墙”的城市，真正让“衢州有礼”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是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完善公民诚信志愿“信安分”积分考评机制，大力弘扬“最美”精神，健全“最美衢州人”选树激励机制，营造“诚实守信、自律互信”的社会氛围。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衢州落细落小落实。大力培育公共服务、公益慈善、扶贫救助、化解矛盾、民主协商等领域的社会服务组织，全市平均每4个市民中就有1名志愿者，志愿者组织3173个。

三是推进乡村移风易俗。全面推进居民公约、村规民约修订执行工作，依托村规民约等褒扬善行义举、贬斥失德失范。积极开展“乡村振兴”大讲堂，教育引导广大农民学文化、学思想、学政策、学技术、学法律，提高整体素质，推进乡村移风易俗。

“四个维度”狠抓检察办案争创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城市

达州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陶成（2020年5月28日）

达州市检察机关在市委和省检察院的坚强领导下，深入贯彻中央、省委、市委关于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系列部署，围绕市域“安全稳定、发展大局、民生民利、矛盾化解”四个维度狠抓检察办案，积极助推达州争创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城市。

一、强化政治担当，精准维护市域安全稳定

（一）突出打击重点，持续聚力维稳创安。建立常态化业务数据分析研判机制，加强对非法宗教、暴力恐怖、网络谣言、故意杀人等危害安全稳定犯罪发案态势的常态化预警监控，做到精准监督、高效打击。深度参与禁毒综合整治等专项行动，严格执行重大敏感案件请示报告、命案由市检察院审查逮捕、四类人员出庭作证等工作机制，确保高质量办理大案要案，达到“办理一案，警示一片”效果。

（二）紧盯疫情防控，持续助力复工复产。出台《关于疫情防控期间依法服务和保障民营企业的意见》，为办理涉疫案件提供规范指引。依托批捕起诉、立案监督等职能，从严打击抗拒防疫措施、哄抬物价、侵财诈骗等严重妨害疫情防控犯罪，为经济秩序恢复、防止疫情反弹创造良好内外环境。深入开展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医用防护口罩、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监管场所疫情防控工作等专项监督，持续延伸监督触角。

（三）强抓扫黑除恶，持续助推决战决胜。紧紧围绕“六清”工作部署，保持涉黑涉恶案件集中攻坚态势，针对案件类型、办案进度和难易程度制定督办清单，用好提前介入、繁简分流、快捕快诉等手段，全力以赴缩短办案周期，确保优质高效打赢收官战。坚持质量效率并重，严格捕诉法定标准，做到“一个不凑数”“一个不放过”。强化源头治理，做到每案必查“保护伞”线索，对涉案财物必提处理意见，实现“打伞破网”“打财断血”同步推进。

二、聚焦中心工作，精准服务市域发展大局

（一）紧扣重大决策部署履职。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建设国家战略，聚焦征地拆迁、生产安全、基础建设、国有财产等领域，在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强化“行刑衔接”、深化“两项监督”、

推进公益诉讼等方面持续用力，不断提升护航发展的质效。与重庆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会签《关于加强跨区域检察协作服务保障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的意见》，进一步细化实化两地检察机关共同服务发展的载体和措施。

（二）立足三大攻坚战役履职。建立脱贫攻坚领域司法救助工作细则、依托司法救助促进就业实施意见等机制，严惩扶贫领域腐败犯罪，会同有关部门落实好涉案财物快速返还等工作要求，不断深化脱贫攻坚成效。综合运用犯罪打击、诉讼监督、公益诉讼等职能，保护好绿水、青山、蓝天。严惩“套路贷”、网络传销、电信诈骗等犯罪以及涉众型经济犯罪，把立案监督、追赃挽损、法治宣传结合起来，充分提升办案效果。

（三）围绕民营企业发展履职。对接落实好定向联系、走访调研等机制，准确把握民营企业司法需求，针对办案中发现的问题，及时通过咨询答疑、检察建议、调研报告、以案释法等方式，帮助民营企业防范风险、化解矛盾。坚持“依法”和“平等”保护理念，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等司法制度，贯彻少捕慎诉理念，慎用人身、财产强制措施，切实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三、推进综合治理，精准保障市域民生民利

（一）依法惩治民生领域犯罪。加强与市场监管、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

部门的协调对接，

落实信息共享、线索移送机制，持续加大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破坏生态资源等犯罪打击力度。紧盯制毒贩毒、制假售假等犯罪，用好快捕快诉、监督立案等措施强化打击力度。围绕“盗抢骗”、交通肇事、危险驾驶等易发多发犯罪，深化认罪认罚从宽、常态化典型案例发布等机制，适时发出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持续推进平安达州建设。

（二）不断深化公共利益保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围绕整治“群众最不满意10件事”活动要求开展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有力助推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依法办理公益诉讼“4+1”领域案件，以“小专项”行动为载体，探索安全生产、未成年人权益、网络侵害、扶贫、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等5个公益诉讼新领域，有序拓展公益保护范围、积极助力依法行政。

（三）着力保护特殊群体权益。健全完善工作体系，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建立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信息披露、教职员工入职查询等工作机制，加快打造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和一站式询问取证中心，严格执行涉罪未成年人办案特别程序，全方位强化未成年人综合保护。深入开展打击侵害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对性侵、严重暴力伤害、拉拢强迫等犯罪依法从

严追诉、从重提出量刑建议。

四、坚持理念更新，精准促进市域矛盾化解

（一）坚持质效并重理念。建立健全“案-件比”业务质效管理体系，通过压缩案件退查延期、强化诉前主导、落实“捕诉一体”等方式，努力把每一个办案环节做精做实，切实防止司法程序空转。自觉把释法说理贯穿于信访办理、接访、办案、结案全过程，增强重要节点法律文书的说理阐释，以点带面提升检察监督效果、引领社会法治风向。

（二）树牢司法为民理念。全面落实“群众来信件件有回复”制度，对各类涉检信访诉求全部建账督办、跟踪落实，做到七日内回复率达100%，三个月内答复办理结果或进度。不断完善12309检察服务中心建设，搭建“一站式”为民服务平台，定期公开法律文书和重要案件信息，常态化依托新媒体发布重大检务动态，持续传递检察声音、讲好检察故事。

（三）落实人和政和理念。加强民事诉讼全链条监督，扎实推进积案化解专项攻坚、虚假诉讼深层次违法行为监督，促进监督更加精准、效率显著提升、矛盾有效化解。加强行政诉讼精准化监督，通过部门联动协同排查线索、行政非诉执行监督、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等措施，集中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行政争议，努力在检察环节实现“案结事了政和”。

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综述

张标

（2020年5月30日）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市域治理现代化是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市域范围的具体体现。

一、关于市域治理现代化的研究现状

目前研究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资料不多，主要是报纸论文类和文件报纸类。截止到2019年12月18日，在CNKI上以“市域治理”为篇名进行搜索，报纸类文章共57篇，期刊类的文章有20篇，其中CSSCI只有一篇，总体来说理论性文章较少，研究深度不足，多数文章主要是围绕地方的具体实践来展开。比如郭勇的《加快推进山西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戴大新、魏建慧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路径研究——以绍兴市为例》，甘文华的《优化南京市域治理体系新方略研究》等文章都是从实践的角度谈及了各地市域治理现代化的内容，遇到的问题以及今后的提升路径。从实施路径来看，比如杨安的《大数据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厦门实践与探索》，韩冬梅的《加快构建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保障体系》，成伯清的《市域社会治理：取向与路径》等文章为我们阐释了新时代提高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能力和水平的若干路径。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成就

1．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概念的提出和意义

2018年6月4日，在延安干部学院新任地市级党委政法委书记培训示范班开班式上，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首次提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概念。[1]学者们主要从国家治理和市域治理对比的视角下探讨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定义。从字面意思上来看，所谓市域，当视为包含一定乡村在内的自成一体的空间体系，聚集了一定规模的人群，内部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分工和交换体系，同时也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居于特定的位置。[2]它的提出不仅标志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进一步提高，而且还为国家治理体系搭建了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桥梁。其次从我国社会治理的着力点来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将社会治理的重点从县一级转移到市一级的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体系，社会治理以“市”为基本单位，可以更好的覆盖乡村，更好的实现城乡联动。值得强调

的是，市域社会治理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实施方法多样，没有一套固定的模式。这是由于不同城市在其历史传统、文化习俗、风俗习惯、经济发展等情况上各有差异所造成的，因此，市域社会治理是我国已有的国家治理在市域范围的自然延伸、具体实施与因地发展。[3]

对于市域社会治理概念提出的时代背景，有的学者分四个方面来展开。一是从我国社会治理的进程和现状来看，以往我国社会治理采取的改革碎片化、创新个体化等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现状了，社会治理需要从“初级阶段”向更高层级的阶段迈进。二是从我国社会发展的脉络来看。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城市结构和人际关系复杂化。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城市人口由于受教育程度、年龄、职业等不同，人际交往也因时间、区域等诸多因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涌现出来了诸多的矛盾，在这种层面上，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变得尤为重要。三是坚持问题导向。始终围绕人们反映最集中、最突出的问题，着力解决社会治理精细化、系统化过程中的短板问题。四是互联网的发展为人们的交往、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并且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那么如何更好的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城市化中的作用，提高城市的智能化水平，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已经成为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的重点内容。[4]

市域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中间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指出，市域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夯实平安建设根基”指示要求的顶层设计。也是契合中国国情、中央部署、时代要求和基层实际的具体实践。而且也是对基层开展社会治理创新的科学指引。[5]有的学者提出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一是以治理理念现代化为行动先导；二是以治理方式现代化为有效手段；三是以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动力；四是以治理体制现代化为重要保障四个方面。[6]

还有的学者从战略层的高度来说明其对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建设的重要意义，第一是事关顶层设计落实落地。这表明其既要贯彻中央关于国家治理的相关政策，也承担着市域范围内社会治理规划、实践的关键枢纽作用。第二是事关市域社会和谐稳定。将社会治理从县级层面转变为市级层面，不仅表明我国社会治理迈向了新台阶，同时也表明市域社会治理是具有更加完备、更加能统筹基层治理的社会治理体系。第三是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将市域治理提升

到国家层面，充分体现了市域治理是解决基层矛盾和防范风险隐患最直接、最

有效、最基本的治理层级。[7]

2．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容和路径

陈一新指出，市域社会治理共有三个维度方面的内容，分别是治理理念现代化、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治理理念现代化要树立“五个导向”，坚持目标导向、政治导向、为民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治理体系现代化要优化“四大体系”，构建政治体系、自治体系、法治体系、德治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要聚焦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新技术防范社会风险等方面，切实提高统筹谋划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政法改革能力、创新驱动能力、破解难题能力、依法打击能力、舆论导控能力。[8]

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以来，福建、南昌等地都根据自身情况，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城市治理方案，对我们探讨市域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方案提供了实践经验。

整合当前学者们对建设市域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树立正确的政治导向。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以满足人民需求，提升人民的幸福感为目标。[9]二是要统筹规划顶层设计，形成市、县、乡、村、格五级贯通的联动平台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充分激发基层社会组织的活力。[10]三是要坚持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融合。建立以党建为引领，自治为主，德治为先导，法治为保障的四层立体治理体系。四是结合创新驱动和智慧治理，积极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构建立体化、智能化、协同化的社会治理综合信息平台，突出服务实战导向、突出融合共用导向、突出便民利民导向，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五是各方联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11]六是坚持问题意识，着力解决人民关切的突出问题，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七是要抓龙头牵引，落实综治、法治、国家安全、信访四个责任制，明确社会治理责任。八是要抓机制创新，推进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把网格化管理打造成基层治理的重要保障。总之，市域社会治理的主要手段，是运用社会政策，来改善民生，协调社会各方利益关系，应对结构性的社会问题。[12]

3．当前市域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

市域社会治理是基层治理的主阵地也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关键一环，

目前来看，由于各地区市域治理的方式不尽相同，所以面临的问题也多种多样。

有学者分别从公共安全风险、社会结构调整、网络技术革命、履职能力不足四个角度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进行了梳理。[13]一是公共安全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已经成为了当前公共安全风险的最突出特点；与以往相比，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导致的风险相互联系，互相影响，导致公共风险易触发和复杂多变。而面对这些公共安全风险呈现出来的新问题、新挑战的时候，我国的风险管理、监管仍有不足，体制上仍有欠缺。二是由于社会结构调整加快，人们不能及时适应社会结构的改变，从而出现了更多的矛盾纠纷和群体性事件，尤其是新旧观念激烈碰撞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人们的心理问题和价值取向发生错位。三是网络技术革命的发展在为人民生活提供更多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隐患。在用大数据构建网络平台时，各平台的数据整合、共享仍有差距。网络空间治理的措施、网民的行为规范还有待完善。值得警惕的是当前网络犯罪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犯罪类型。四是社会组织和社区治理的参与度和效能还有待提高。一方面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程度还不够，社会协同治理还有不足，另一方面，市域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基层治理的核心在社区，而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统领、政府治理为主导、居民需求为导向、多元化参与为补充的城乡社区治理新格局还未形成。

有学者对福建厦门在市域社会治理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总结。第一，关于市域社会治理的相关概念范畴的界定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例如市域治理和国家治理在内容上部分重合，所以对市域社会治理的认识仍存在实践和理论上的局限性。第二，收集大量数据以后，如何促进公共参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依然有很大的潜力。第三，相关法律、制度亟需完善。第四，大数据相关平台的建立受限于具体地区、不同情况，所以无法形成一整套的全国智能系统。第五，大数据平台自身的集约化、智慧化、系统化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第六，相关人才缺乏，动力不足。[14]由于市域社会治理自身的复杂性、多样性，不仅对人才的专业化、知识化、技能化有了更高的要求，而且更亟需跨专业、跨学科的多方面人才的参与，才能更好的打通顶层设计和基层治理的通道。

4．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建议和思考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项系统性、全局性、基础性、时代性的重大工程，所以有效提升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能力、加速构建新时代市域治理现代化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有学者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导向出发，提出要提升党组织统筹能

力，提升依法办事能力，提升文化引领能力，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能力，提

升工作推进保障能力和强化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保障等能力。

有学者基于实践的角度，用“首、难、重、贵、关键”六个字贯穿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全路径。首就是夯实基层基础，难在打通“最后一公里”，重在源头防范化解，贵在创新方式方法，关键在共建共治共享。其次要明确市域社会治理基于“新时代”的历史定位，这是基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上取得的伟大成就，基于我国主要矛盾的转化，基于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伟大征程上；再者要把握好“破与立关系”。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全局性、系统性的工程，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内容，重点是什么，从那个方向入手，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都需要进行严格的设计安排。所以既要善于找到“破”的点，也要善于找到“立”的基础，要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完善相关方案的前提下再进行突破，更好的发挥市域社会治理建设的能力。最后，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有“新发展”的思路。[15]推动社会治理理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由单一主体向多元协同主体转变，由“应急运动”向“长效机制”转变，突出智能化建设和法治保障的手段。有学者提出提升市域社会治理能力需要做好4个方面

的工作。第一，提高群众工作能力。要牢牢把握发展是为了人民，始终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治理的重心就是如何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幸福感和获得感。第二，提高解决难题能力。当前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来自于长期以来尚未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这些都给我们市域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提高解决难题的能力就是要求我们转变思维方法，不断发展和创新“枫桥经验”，不断提升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第三，提高专业化服务能力。随着科学技术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社会矛盾的复杂性、专业性、集成性越来越高，社会治理向精细化不断发展，社会治理对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队伍的要求也更加迫切。第四，提高舆论导控能力。[16]社会舆论有积极和消极的方面，积极的社会舆论可以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而消极的社会舆论严重时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的安全稳定，要做好消极舆论的引导，若事情属实，那就及时整改，并将整改的内容和措施向社会通报。若事实不实，要及时澄清。

三、亟待深入研究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市域社会治理的提出至今仅一年多的时间，虽然很多市区都进行了实践、探索，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受限于时间和经验的不足仍然存在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更深入的研究发展。

其一，目前市域社会治理的相关概念与理论体系还没有明确的定义。虽然从传统的县域治理到市域治理的转变，体现了我国社会治理体系不断“成熟”的过程，但是两者在内容和形式上也存在着许多重叠之处，所以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不能明确的认识到是否属于市域社会治理的范围。

其二，缺乏市域社会治理的地区差异研究。由于各个地区的经济水平、文化建设、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等方面不同，市域社会治理不能形成统一的治理模式。而市域社会现代化建设取得良好成效的地区又往往集中在沿海或经济发达的地区，从而与中西部地区形成了明显的差异，且难以推广。所以市域社会治理的研究要加强先进地区成功经验的归纳总结，助力中西部地区发展。

总的来说，当前对于社会治理问题的研究更多的集中在具体实践的总结上，理论分析仍有不足。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明确政府治理职能，明确分工，责任到人，向智能化政府、服务型政府、创新型政府转变。二是要注重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三是要保证市域社会治理的长期性、有效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导向；坚持问题意识，着力解决社会治理中遇到的难题；坚持智能化管理、智能化建设、法治保障为一体的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体系。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徐汉明

（2020年5月31日）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加速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日益成为政界和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紧紧围绕改革与法治“双轮驱动”战略的实施，把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纳入改革与法治“双轮驱动”战略部署之中，成为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最具标识性、原创性的理论与实践命题，其意义重大而深远。市域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在市域层面的空间表达，既具有国家治理“规定动作”的普适性，又具有市域社会治理“自选动作”的独特性。如何揭示和诠释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范畴的科学内涵及其质的规定性，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谋略、政策、规则及行动提供智力支持，从而为在市域范围内压实治理主体的治理责任、凝聚共识、调度资源、释放潜能、激发活力提供学理支撑？如何运用市域资源禀赋、制度安排方面的比较优势，妥善处理市域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县域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的关系，为市域治理在把握机遇、有的放矢、谋划政策、实施行动方面精准发力，有效发挥市域社会治理承上启下的地位及其功能作用？如何使中央有关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顶层设计、战略布局在市域范围内精准对接、有效展开，形成市域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有序衔接，市域社会治理与县域社会治理有效互动，市域社会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有为落地，从而为加快推进社会治理法治体系与法治能力现代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拓宽渠道、提供新的路径选择？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尝试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施路径角度提出些许见解，以求教于同人。

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

（一）市域社会治理的内涵及特点

市域社会治理是由“市”“市域”“市域社会”“社会治理”多类范畴所构成的一个范畴体系。在公共行政管理话语体系中，“市”通常被理解为一个行政区划概念；在法律范畴内，“市”被定义为由法律制度框架所界分、确定及其职权分配所构成的权力运行体系。依据行政区划级别的不同，中国的市可以划分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地级市和县级市。由于地级市具有一定规模，在中国的市中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是一个特定的行政层级，其治理事务具有

特殊性。为此，我们认为应该从地级市这个层面理解市域社会治理中的“市”，

即市管县体制下的地级市。

市级行政区是连接省级行政区与县级行政区的重要纽带，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对于市域的具体理解，学界有两种比较典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市域”是一个城市概念。由于市域与县域相对，而县域包括了农村部分，“市域”则是指市级政府所辖区域内除了县域之外的部分，也就是城市区域。另一种观点认为，“市域”是一个地域概念，它是指以地级市为行政区划所确定的区域范围，包含市、县、乡、村在内的所有区域范围。笔者认为，市域不仅是一个城市概念，而且是一个地域概念，其既包含以行政区划范围为基础所确定的地域范围，即地级市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地域范围，又包含城市及其市辖区域的县域范围。由此，对市域社会的含义可概指为“以市为行政区划的地域社会”，其是具有区域性、层次性、综合性、集聚性、扩散性等特征的社会系统，是一个功能比较完备和健全的社会系统单元。依据市域的地域范围，可以将市域社会总体上划分为两个系统，即城区社会和县域社会。

目前法学界、法律界对于社会治理的解构一般按照法制度经济学视角划分为多元主体的结构系统。结合公权力大系统之中的政法综治子系统的职能及其运行机制，笔者认为，社会治理概指在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体系位阶下，“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①进程中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一系列活动及其过程。它要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功能体系、评价体系、保障体系逐步形成，政治、法治、自治、德治、智治相互融合（以下简称“五治融合”）的社会治理方式逐步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逐步形成，社会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跃上新台阶，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到21世纪中叶社会治理现代化全面实现，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全面建成。②作为社会治理大系统之中的市域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活动在市域范围内的逻辑展开，是社会治理理念确立、社会治理目标细化、社会治理工作布局实化、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转型、社会治理政策行动提速、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实践表达。其具有如下特征。

（1）治理结构的层级传递性、相对单独性、对外开放性。市域社会治理处在国家治理与县域治理及基层治理的中枢地位，其职能体系与上下层级结构之

间构成密不可分的衔接、传递与实施体系；其自身区域范围、制度结构、资源禀赋及其治理空间确定性对自身治理事务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具有相对独立运行的特点，因而表现出治理决策过程的“游刃有余”，治理效能则呈现由中心点向边缘传递辐射而形成同频共振的递增效应。市域社会治理具有层级结构运行特点，还兼有层级范围内扁平化管理的开放性，这使市域社会治理能够获得更多的治理资源及其信息，常常因分享外部传递的治理经验、政策、方法乃至立法经验，以弥补自身治理资源禀赋的不足。这三个特性的交织互动使其能够获得更多治理资源的投入，有效分散治理过程中潜在的或正在滋生的或突发的治理风险，节省治理投入成本，减少因治理层级众多、区域空间相对狭小、治理空间封闭导致治理效能的执行成本、协调成本、监督成本，破解市域社会治理“边际收益递减”难题，实现治理效能的“帕累托次优”状态。因此，其治理经验和治理模式，常常被党和国家作为推动全局性治理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行动或治理方案。

（2）治理资源禀赋的独特性、可相容性、效用放大性。市域要素资源禀赋

不仅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质量和可持续性，而且影响和制约市域社会治理的方向、重点、规划、行动、政策及其效能的实现。任何违背治理资源禀赋独特性规律、人为放大治理的主观设想，都会受到治理规律的惩罚。在中国现阶段国家治理、社会治理阶段性同质化的条件下，各独特的市域治理单元要破解的难题，是从实际出发，形成市域各具特色的“民呼我应”治理方案，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例如，湖北省武汉市水资源禀赋丰富，因城市规划发展的“短视行为”所带来的社会治理诸多难题，以及突发事件风险的显性化问题，成为其“民呼我应”治理的新话题，即唯有治理方略的现代化与城市规划、公共设施建设、城市发展统筹谋划，方能破解武汉内涝导致“威尼斯”现象频繁出现，从而有效预测预警预防权力机关运行停顿，公共交通秩序混乱，市民生活失序，局部地区人身、财产、公共秩序骚乱现象滋生等难题。又如，海南省曾发生春节期间因应对气候变化出岛交通设施贫瘠问题失策，导致数万人数日无法“出岛”的全球典型性公共安全危机，其破解治理出岛显性危机难题，需要具备全球视野、大数据思维、综合性、系统工程多维结构的治理模式方能实现。

（3）治理空间的多维性、区域的叠加性、效度的互动性。就市域治理而言，其管辖范围内聚集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产业、金融、商贸、人流、物流等

各类治理要素，具有完备的党的组织、政府、企业、社区、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同时兼具城市与乡村两个系统，是一个相对完整、开放互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社会治理生态大系统，因而在空间上是多维的。其居住空间、生产空间、交换空间、生活空间、街头空间等的独特性与交织性，增加了市域城区治理的难度。

（4）治理规则的融合性、政策的引导性、地方法制创制的引领性。一方面，

市域层面拥有有效解决社会治理中重大问题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资源体系与动员能力，具有地方立法、主导发展规划，以及灵活选择治理模式等治理方式有序转换的调整空间。另一方面，其直接面向基层，对社区治理需求信号、治理难点及治理隐患能够及时捕获、反应敏捷，因而制定的治理政策、规划、方案、措施，及其治理的针对性、及时性、效能性能够协调平衡，防止顾此失彼；在探索“五治融合”①治理体系的创新方面，更具有国家法实施，地方法跟进，社会自治法规范，行业规章协调，城市公约、社区公约、道德规范融合的条件及其优势。

（5）治理目标的坚定性、方式的适度性、谋略的灵活性。伴随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市域社会治理面临各类新问题、新难题，如企业改制、征地拆迁、老龄化社会加速；城市发展过程中围绕工业、教育、医疗、民生等空间发展布局的“短视行为”带来诸多治理难题，如环境污染，食品卫生安全风险突出，弱势群体的生存与保障问题凸显，“城市病”问题理不清剪不断，管理体制机制缺陷滋生自然犯罪、超自然犯罪以及卖淫、嫖娼、赌博等易发高发，城乡接合部管理缺位使恶势力、黑社会故态复萌，社会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等在市域范围内持续呈现。面对这些市域社会治理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既不能简单模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治理模式，又不能沿用传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所固化的治理方式方法，因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进城乡要素资源有序加速融合、提高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性急迫性凸显。这需要科学谋划治理目标，设定与市域社会市情、社情、民情相适应的路线图、时间表，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最恨、最烦、最难、最急、最盼”（以下简称“五最”）问题出实招、见实效。与此同时，市域相对于国家层面，在政策的试错性上具有更大的容错空间和转圜余地，应当鼓励解放思想、先行先试，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

（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及核心要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经济社会发展与各项管理活动，形成了一整套与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相匹配的社会治理理念、策略、政策、制度及方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传统的管理理念、制度、方法呈现一些不适应不协调的状况。为此，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明确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和工作措施。同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走上法制化轨道。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社会管理”的概念。党的十六大提出“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①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并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②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大提出“四个加快形成”③的部署，强调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强调“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建议）》，提出“加强社会治理基础制度建设，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实现社会充满活力、安定和谐”。2016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给全国综合治理江西现场会的致信中明确提出“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以下简称“四化”）④。2017年9月，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习近平同志在全国政法综治工作“双先表彰会”上提出“提高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水平”。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强调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加强社会治理“四个体系”建设。⑤与此同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把城市治理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根治“城市病”，提高城市生命力，推进城乡要素资源融合，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

真正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提出了

城市发展与治理的系列经典观点。⑥

可见，治理已成为党的最高决策部署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范畴，已由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向经济领域治理、生态环境治理，由基层治理向市域治理，由国内经济社会事务治理向参与全球治理等多层次多途径全方位扩展。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法治中国” “平安中国”的大战略；把握“公共安全、人民权益保障、社会公正公信、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命脉；应对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给社会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对接人类治理文明体系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大主题所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范畴、新命题新论断，是一个内容丰富、体系完备、逻辑严密，体现成熟哲学方法与鲜明实践面向的科学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治理成果，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人类治理文明规律的理论升华。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道路、制度、文化、理论及其实践的标志性成果，是指导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遵循。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对于践行“坚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执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社会治理共同体”意义重大而深远。何谓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笔者认为可以界定为：它是指承担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在统筹组织领导和推进市域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现代化进程中，依靠公权力系统、社会自治系统、市场运行系统，运用法律法规、制度规则、自治章程、城市公约、乡规民约、道德规范等方式和手段，在公共安全、社会矛盾、网络安全、文化生活、社会心理服务、权益保障、公共服务、公共秩序等“社会治理公共品”方面，更加充分更加均等更加精准更高质量地供给，从而有效调整社会关系，激发社会发展活力，全面实现人的现代化，形成城乡要素资源融合，城乡发展与治理一体，市域发展规划与市域治理方案统筹，市域治理与基层治理衔接，和谐社会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现代化同步，市域、县域、基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的治理功效同频共振，体现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市域特点的共治共管、共建共享的持续治理行动及其社会

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实施过程。

市域社会治理的要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治理的核心。就是凸显“红色引擎”，彰显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统领体系地位。治理的格局是“共建共治、共管共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组织担当、公众参与、基层响应、科技支撑、法治保障”的体制机制。

（2）治理的方式。就是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的“五治融合”，创新市域社会治理资源融合的体制机制，破解自治、法治、德治、智治规则壁垒，形成“政治统领、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智治支撑”协调互动的治理规则体系，有效预防预测预警和化解市域社会治理领域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生态环境风险，以及有效处置和应对市域内破坏要害设施与重大突发事件，加速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康宁、生态优美、人民安居乐业。

（3）治理的资源融合。就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有效破除制度壁垒、规则

冲突、资源垄断、体制困扰、机制障碍、保障束缚、各自为政、部门利益至上等影响和制约治理资源融合的难题，根治市域治理“灯下黑”问题，优化市域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市场资源、社会资源、法治资源以及域外资源配置，形成“民呼我应”，“社区吹哨、部门报到”等共建共治、共管共享的体制机制，释放市域治理资源融合的效能。

（4）治理的目标。就是推进社会治理理念现代化、社会治理工作布局现代化、社会治理体制现代化、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下简称“五个现代化”）①，且须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加快城乡要素资源融合、城乡发展一体，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市域治理与基层治理衔接，城市发展与市域治理协调，和谐社会现代化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现代化同步，市域、县域、基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的新路子。

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正当性与可行性检视

（一）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释放承上启下治理优势的必然要求

我国正经历并处于全球人类发展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经济社会发展正在实现传统“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向“信息社会文明”跨越的大背景下，城市的数量、规模、人口急剧扩张，特大城市以及城市群发展迅猛。社会治理则呈现从“社会控制”“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现代化三重转

型并举的进路。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将国家治理向市域层面延伸拓展，夯实国家治理的县域、乡村、社区之基，实现由党和国家的治理理念、谋略、政策、制度、规则、行动、目标、绩效在中央、省域、市域、县域、乡域、社区六个层级有序有效有力贯通，从而使市域治理社会关系协调，治理规则融合，治理活力迸发，治理效能良好，人民群众对市域社会治理成果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速推进，被急迫地提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事日程，并被赋予新时代的丰富内涵。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推进“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建设迈入新时代，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迫切要求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去认识、去谋划、去部署市域社会治理，实现在国家治理综合统领下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城市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交通、教育的基础性平台和复杂系统，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策逻辑、政治逻辑、制度逻辑、实践逻辑在市域范围内的展开，是国家治理在市域这一治理层级内容的强化和拓展，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宏观行动进程的一个重要节点。另一方面，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能够夯实国家治理大厦的根基，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道路、制度、文化及其实践的优越性与磅礴伟力。

（2）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对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引领、推动作用。市域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统领和龙头。社会治理的难点在基层，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在市域。从市域层面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基层社会治理范式转化和创新的突破口。一方面，市域层面具有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具有有效解决社会治理中重大矛盾问题的资源和能力①，还具有地方立法、主导发展规划以及灵活选择治理模式的政策空间，这是基层社会所不具有的优势。另一方面，市域治理作为区域治理的龙头，其政策、策略、规划、方案的初始材料来源于基层，选取基层的实践样本，反映基层的治理需求，又由基层实施并检验这些政策、策略、规划、方案的灵敏度与实施效度，从而为市域决策检验校正及治理理念、策略、方案、方式的创新提供不竭动力。这种由一般到个别、由个别到一般的循环反复的辩证逻辑运动，使市域治理与基层治理密不可分，从而释放市域治理决策行动在回应社会治理需求、预防社会治理隐患、处置社会治理难点方面的活力，具备

将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的现实可能性，可以有效避免基层矛盾向上传导堆积，小问题拖大拖炸，损害基层执政根基。

（3）传统市域社会治理体系的低效能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矛盾，迫切要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城市治理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要把人民群众当作治理的主体，而非管理的对象。在实践中大部分城市依然延续“以居住地管理为核心”的传统管理模式，习惯以行政管理体系覆盖城市治理领域，以运动式管理的被动方式解决城市社会治理难题，现代化的治理理念、模式、体制机制并没有有效确立，治理效能呈现“边际递减效应”。在从管理向治理转型跨越之际，传统市域社会治理模式的不适应性被急剧放大。为此，改革不适应市域治理现代化的体制性障碍、机制性困扰、保障性束缚，加快构建市域治理体系，消解传统市域社会治理体系的低效能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矛盾，加速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被提高到应有高度。

（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应对现代治理难题的关键举措

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三重跨越转型的当下中国，城市呈现出农业文明时代“熟人社会”、工业文明时代“陌生人社会”，以及信息文明时代“网络人社会”的多重复杂、交错交织的样态，社会领域各种矛盾交织交错，社会治理新旧问题叠加爆发，线下风险与线上风险纠缠扩散，环境污染、征地拆迁、下岗就业安置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实施触及区域发展、产业结构等深层次社会矛盾，改革进入“深水区”所面临的社会治理领域的矛盾呈现出不可预测性、不可控制性，农业人口的大量迁徙导致“市民化”加速转型，进而暴露出市域社会治理在外来常住人口的管理、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短板，由此引发诸多社会治理难题，呈现出多领域的治理薄弱环节，因此，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刻不容缓。这些治理薄弱的环节或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网络欺诈迅猛增长。城市网络传销、微信传销、智慧传销、网络诈骗、网络洗钱、“套路贷”等犯罪爆发性增长，“涉毒村”“诈骗村”“造假村”等“整村犯罪”屡见不鲜；农村的骗婚、拐卖妇女儿童等犯罪持续增加，难以遏制。

（2）黑社会性质犯罪、恶势力犯罪与“保护伞”滋生发展。城乡接合部黑社会性质犯罪、乡村恶势力犯罪，与个别司法执法干部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问题交叉感染，破坏社会安定团结，社会不确定性风险增强，直接挑战政权安

全、制度安全，因此，做好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系统治理迫在眉睫。

（3）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错交织。城市“五毒”（邪、毒、黑、腐、赌）与农村“五害”（赌博、恶势力、传销、传教、彩礼）相互影响蔓延，构成基层社会的腐蚀剂，普通刑事犯罪高发与刑事破案率低、被害群体实体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相交织，基层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难以提升，邪教、贩毒制毒、黑恶势力、基层微腐败犯罪等社会问题呈现滋生蔓延之势，城乡接合部治安混乱问题“剪不断、理更乱”。

（4）城市化高速发展与社会转型相伴。全面深化改革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加快了人口的迁徙与流动，少数民族人口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使城市社区文化呈现出多样化与社区居民聚集多民族化的特点，为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社会基础及前提条件，同时对城市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城市少数民族人口其生存权发展权的样态，可概括为“八多八少”：一是少数民族居民聚集总量多，但社区分布存量少；二是聚居人员呈散状式居住的多，但跟踪管理与服务较少；三是聚居人员以“候鸟型”“飞鸽型”居多，但“常住型”“稳定型”较少；四是聚居人员以餐饮、贩运、建筑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居多，但在高科技领域、执法司法机关从业的偏少；五是聚居人员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收益，以短工、临时工、贩运等临时性体力劳动收入、商业收入居多，但以股权收益为主的非常少；六是聚居人员可支配收入的恩格尔系数处在社会中下层水平的居多，但体育文化旅游等方面的支出偏少；七是聚居人员的居住条件，以租住式、合租式陈旧简易的出租房居多，但以稳定性的房产、公寓等偏少；八是聚居人员子女的入托、入学、就医、养老等，以原聚居地公共服务保障管理归属与现聚居社区相分离的状况居多，但融入社会一体化服务的偏少。这种状况既遭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的诸多难题，又带来融入城市社区发展的新困境。

（5）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面临新问题。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利用文化交流、捐资助学、项目培训等手段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搜集我国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情报；制造舆论，混淆视听，煽动人民对政府的对立情绪，等等。这些活动在城市里表现得尤为突出，且都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带来严重威胁。

（6）城市要害部位设施安全隐患居多。城市作为地区的中心，是军事国防、关键基础设施、核心战略资源、高科技企业、高尖端科研人才的聚集地，是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命脉之所系。因此，从构建风险识别机制、快速反应机制、危

机处理机制、强化专门队伍训练等层面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刻不容缓。

（三）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内生性动力与外在条件基本具备

我国在市域社会治理层面已经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和组织结构。一些城市甚至已经探索出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市域社会治理的新经验新做法。因此，通过挖掘本土经验与学习转化发达国家城市治理经验相结合的方式，创新出我国市域社会治理所需的政策导引、制度安排、组织优化、机制重塑等是可行的。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的成熟完善，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磅礴的精神力量和正确理论指引的“方向标”。改革开放40多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大力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相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其标志性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治理法治理论”。这包括：社会治理战略布局论、社会治理性质论、社会治理格局论、社会治理主体论、社会治理动力论、社会治理基本原则论、社会治理体系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论、社会治理机制论、网络社会治理法治论、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论。

围绕网络社会治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命题，这包括：关于网络强国战略的观点；关于网信事业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让互联网更好地造福人民的观点；关于建设网络良好生态，打造亿万民众共同的网络空间精神家园的观点；关于党政机关干部要提高在互联网背景下做好工作的本领的观点；关于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的观点；关于核心技术突破的观点；关于依法治网、办网、上网的观点；关于正确处理安全与发展的观点；关于互联网企业共同促进互联网健康持续发展的观点；关于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网络事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的观点；关于适应新型技术发展，推动教育变革和创新的观点；关于联动融合、开放共治的观点；关于共同构建人类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观点。

这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其理论体系的特征在于其实践性、时代性、科学性；其理论品质具有高屋建瓴的战略思维、求真务实的实践思维、勇于创新的改革思维、哲理厚重的辩证思维；其时代价值集中体现在，它是对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与社会管理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的创新发展，是互联网时代人类治理文明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中国版”。①它对于新时代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目标的实现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2）基层社会治理可复制的新鲜经验，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智慧库”。基层作为社会治理的末梢，能够最灵敏地捕捉到人民群众的所思所盼信息，能够最及时地回应人民群众的所需所愿要求，能够克服困难、创造条件，提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社会治理公共品”保障与服务。尽管市域社会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差异，但本质上都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解决的核心问题都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其所涉及的问题存在交叉和重叠。这就决定了基层社会治理的经验并非只能适用于一隅，其中有些治理方略、规划、方案，乃至地方性制度安排与政策导向，都是可以在市域层面推广复制的。因此，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良方”，须从基层社会治理中汲取智慧与营养。

（3）市域社会治理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鲜明特色的实践经验与典型案例，这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经验仓”。党的十八大以来，适应社会治理“四化”建设的要求，中央有关职能机关选择了基层社会治理35个样本，释放基层社会治理的示范效应。适逢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5周年、习近平同志批示推广“枫桥经验”15周年之际，中央组织法律界、法学界及浙江党政部门与社会各界，对“枫桥经验”进行理论升华，推动“枫桥经验”由“盆景”向“全景”复制推广；中央政法委还相继开展政法综治改革创新会，总结推广北京市西城区“街道吹哨，部门报到”、辽宁省大连市、上海市金山区、江西省赣州市、云南省玉溪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等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新鲜经验。上海、广州、武汉、南京、杭州、重庆等特大城市还探索出了特大市域的社会治理模式。此外，“枫桥经验”探索出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模式，湖北宜都市探索出的“磁铁支部引领治理”、湖北武汉江岸区百步亭社区的“红色引擎工程”等源自基层的治理经验与模式，已经向市域乃至全国层面延伸拓展。这些都为市域社会治理之模式选择、制度完善、路径优化等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源。

（4）域外发达国家城市治理的成熟经验，可为我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创新性转化提供“参照系”。步入21世纪以来，全球城市治理面临人口膨胀、交通

拥挤、安全环境等许多共性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在近300年的城市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一些治理方式方法和法律与技术规则。这些发达国家城市治理的成熟经验，为我们创新性转化运用、避免试错成本，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国际资源。

三、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径

社会治理基本路径的选择正确与否，关乎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政策策略的实施、主要任务及其行动进程的预期收益及绩效。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路径的比较选择与确定，对于其实施往往至关重要。

（一）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着眼点

现代化的核心在于人的现代化，没有人的现代化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包含思想、观念和意识的现代化，素质能力的现代化，行为方式、物质产品获得、“法福祉”①保障的现代化，等等。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领域，必然遵循现代化的目标设计。这就要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以推进人的现代化为基准点，通过破解阻碍和制约人的现代化实现的各种障碍来实现；以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改革、优化治理资源配置、搭建城乡要素资源有序流动的平台为抓手，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为切入点，促进人的思想、观念和意识现代化；以基础教育、国民教育、继续教育、终身教育为保障，推动人的素质的现代化；以“五治”各类规范互补、功能协调的行为模式的塑造为切入点，推动人的行为方式现代化；以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后，人民群众对物质福利与“法福利”双向需求剧增为出发点，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物质产品、文化产品、公共服务产品与“法福利”产品的保障水平。

（二）以破解“五最”难题为抓手，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

（1）在破解人民群众“最恨”治理难点上下大功夫。在市域范围内长期存在的黑恶势力与公职人员腐败，尤其是身边的“微腐败”，是人民群众最恨的事情。市域社会治理应当把扫黑除恶、深挖“保护伞”作为保一方平安、净一方政治生态、还人民群众一片安宁的头等大事。要注重围绕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微腐败”“保护伞”等问题深挖彻查，持续不断地开展微治理、专项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形成“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多管齐下的治理格局，营造良好的政风、社风和民风氛围。

（2）在回应人民群众“最急”治理热点上下苦功夫。随着社会体制加速转型，带来社会成员思想观念深刻转化，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

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成为市域治理最为头疼的事情。近年来，我国刑事犯罪案件呈连年递增态势。在重特大命案破案方面，我国刑事侦查机关的效力在全球居于首位，司法机关依法惩治这类严重暴力犯罪的力度是精准的，因而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安全的国家。但是，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普通刑事案件的破案率持续走低，使每年有大批被害人的实体权利未能获得依法及时有效保护，普通刑事犯罪对社会危害波及面大，成为市域范围内基层人民群众“最急”事情的典型样态。因此，在回应人民群众“最急”的事情治理热点上下苦功夫，要求公安机关创新密切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加快侦查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普通刑事案件查破的效率，把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加大依法惩治刑事犯罪的力度，作为维护公共安全与社会治安的第一要务；检察机关要把人民群众对立案和侦查活动的实施及其法律监督的期待，作为“民呼我应”的第一信号，把保护被害人的实体权利、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有效发挥法律监督机关保证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和权威作为第一选择；人民法院应当把依法裁判、公正司法、惩治犯罪、保障人权，坚持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统一，把有效保护被害人合法权利，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重要任务。这要求市域党的领导机关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一方平安，作为“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重中之重；政府、监察机关等公权力系统，都必须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作为天职，切实承担起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政治责任，实现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的政治效果、法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

（3）在消解人民群众“最怨”治理薄弱点上下真功夫。做好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方面的工作是市域治理的重要任务。对此，治理的效度、质量、效果的好坏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极易成为群众“最怨恨”的事情。为此，对此类问题的治理，须多措并举：①完善诉求表达机制。建立健全多渠道、多平台的诉求表达机制，以方便、高效为基本原则，确保人民群众能够有效反映和表达诉求；创新由律师代为申诉制度，把上访等疑难诉求与依法终结机制有机结合，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②健全纠纷解决方式。环境污染极易引发群体性、规模性事件，须引入环境建设项目“三重一大”和“三同时”的风险评估与源头治理机制。对因环境项目建设引发的突发事件，应坚持以人为本、就地解决的原则，着力提升基层职能部门解决纠纷的能力，形成项目审批、风险评估、源头治理、系统

治理、综合治理的运行机制。③坚持源头治理。对食品安全生产、与有关企业废气废水废料排放等问题的治理，须从规划设计与建设阶段坚持“三同时”、生产阶段坚持质量技术标准、“三废”处置分类流程节点、食品销售环节的留样、专业人员持证上岗等基础制度入手，完善预防预测预警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从源头上根治人民群众“最怨”的难题。

（4）在拎住人民群众“最烦”治理重点上下硬功夫。基层社区邻里纠纷、物业服务、小区安保等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微治理”事务，会持久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常常成为人民群众最烦的事情。市域社会治理须以基层社区治理为重点突破口，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烦心事，安抚社会心理，梳理社会情绪，把准社会心理脉搏，解决好社会心态问题。为此，亟须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从建立社会心理的宣传引导机制、健全社会心理的教育辅导机制、改进社会心理的服务管理机制、完善社会心理的志愿服务机制等方面，破解“微治理”难题，提升“微治理”水平。

（5）在满足人民群众“最盼”治理事务上下巧功夫。市域居民的住房、就业、工资待遇、劳动权益保障、弱势群体的救济救助互助、年老人群的心理关爱、孤寡鳏独等特殊人群志愿者服务，等等，关乎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发展权的保障，也是人民群众最渴望得到改善与保障的问题。这要求市域的党政机关、公共服务部门、群团组织构建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职能体系，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联系广泛、服务群众的群团工作体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推动公权力系统、执法司法机构、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志愿者协调行动、增强合力，切实在满足人民群众“最盼”治理事务上下巧功夫，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三）以“四个精准”对接为效度，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

（1）与“国家精准扶贫脱贫战略”精准对接，检验市域社会治理目标规划的系统性。国家精准扶贫脱贫战略的目标任务，既是市域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攻坚任务，也是市域社会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市域范围内的贫困问题常常会引发自杀、报复性伤害、因贫困等经济因素滋生封建“会道门”的复萌、黑恶势力及邪教滋生、农村宗族势力把持引发的械斗、“复东门”①等不稳定因素。因此，市域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把经济欠发达和贫困条件下社会治理的突出问题，与“健全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发展特色产业脱贫、引导劳务输出脱贫、实施易地搬迁脱贫、结合生态保护脱贫、着力加强教育脱贫、开展医疗

保险和医疗救助脱贫、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兜底脱贫、探索资产收益扶贫、健全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②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精准扶贫战略在市域有效对接实施，为从源头上根治前述社会治理问题奠定经济发展条件，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专项治理检验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成果，从而使两者协调互动、相互促进。

（2）与环境污染攻坚战精准对接，检验市域社会治理方式方法的科学性。国家环境污染攻坚战的目标任务既是市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环节，也是市域社会治理的攻坚之战。市域环境污染攻坚战的实施，涉及一批环保企业，有的环保企业处于“关停并转”的状态，一批企业职工面临下岗再就业的艰难选择。由此带来对上游产业与下游产业人员的生存权发展权保障的冲击，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此大背景下，首先，企业主无法适应转型升级的要求，政策又必须要求企业关停改造，企业主就觉得利益受损，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进而引发对体制的不满，助长支持企业员工集体上访、上街闹事。其次，随着社会大众对自身健康权益、生态环境权益的认同度日益提高，因企业污染、涉环企业项目落地、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常常引发不特定群体的抵制，甚至上访、结社、公开游行。再次，在环保企业“关停并转”阶段，一些不法人员常常盗窃、哄抢企业设施设备等财产财物，由此引发一系列治安刑事犯罪问题。最后，有的公职人员趁企业关停并转之机，与业主或管理人员相互勾结，违法低价出让企业国有土地使用权、低价或无偿处置国有企业设施设备，涉及贪污腐败、渎职等违法犯罪呈增长之势。综上，环境污染攻坚战所涉及的多层面问题相互交织叠加，进而增加了社会治理事务的难度，增大了社会治理的风险。

由此，主导市域社会治理的公权力系统应该把社会治理寓于环境污染攻坚战略实施的全过程：通过制定科学的环境污染攻坚治理政策、规划与行动方案，把市域社会治理的“责任清单、义务清单、负面清单”，纳入公布挂牌的环境污染企业作为整治活动的重要任务，与其企业的主体清单、权利清单、责任清单、义务清单、负面清单直接挂钩；切实做到“关停并转”一批环境污染企业，结清一批市域治理项目清单；整治一批环境污染企业，落实一批市域治理企业责任。负有环境污染治理责任的监测、检测、监管、执法与司法机关，都应当建立整治环境污染企业责任与落实市域社会治理责任“双挂钩、双挂牌”制度，真正形成治理一个企业，还一片“天蓝、水清、地绿”，净化一片社会风气，实现环境污染攻坚成效与市域社会治理绩效“双推进、双收效”。

（3）与“乡村振兴”战略精准对接，检验市域社会治理成果的实效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①（以下简称“五项目标”）不仅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要求，而且是市域社会治理在基层的重要价值导向。从市域治理层面对接乡村振兴战略，就“必须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②作为市域社会治理在基层的首要治理任务。为此，一方面，必须通过乡村振兴战略的精准实施推进，使市域所辖乡村“五项目标”的实现走在省域的前列，既为自身辖区乡村有效治理奠定坚实基础，又为其他地区提供可复制的模式和经验。另一方面，市域治理须统筹基层社会治理，把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主要任务，同市域社会治理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统筹领导相结合③，形成“党建引领、地方立法、政府主导、基层建约、多元参与、依法治理、群众测评、和谐有序”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以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带动和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保障和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4）与“国家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精准对接，检验市域社会治理系统的开放性。2019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推进5项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29项行动计划。①其5项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即建立健全有利于城乡要素合理配置、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体制机制。其意义在于不仅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加速发展，而且有利于加快推进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的战略工程，相对于市域社会治理而言是一项基础性工程建设。因此，加快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必须与国家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精准对接，并植入这一战略实施之中，用这一战略的目标任务、行动计划引领市域社会治理，用市域社会治理成果表达和释放这一战略实施的功效。

（四）以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为动力，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点

（1）遵循治理规律，实施分类治理。市域社会的特点决定了市域社会治理的重点及方法。这需要从市域社会的特点出发，围绕问题发生的空间，进行分类治理、精准治理。为了具体把握市域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