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湖南工业大学彭静：
“地摊经济”的就业带动效应研究基于株洲市五城区的调查研究………1
2．省委政研室、南昌市委政研室联合调研组：
“幸福圆桌会”共绘基层治理“同心圆”……………………………………5
3．耿敬杰：标准引领农村“厕所革命”实施现状、问题及制定建议基于
贵州的调查研究…………………………………………………………………9
4．兵团党委党校课题组：
兵团第十师北屯市推进乡村振兴调研报告…………………………………14
5．光明日报调研组：从“一湖之治”向“生态之治”的转变“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大理洱海实践……………………………………………28
6．91729部队某大队政治教导员何敏：
对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发挥的调研思考……………………………………35
7．重庆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世春：发挥基层党员主体作用促进民族
地区乡村组织振兴的思考基于G省B市农村基层党员主体地位的调研……39
8．农发行种业基金课题组：
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助力打好种业翻身仗…………………………………47
9．中共张家口市委党校曹永峰：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有效路径问题的调研………………………………52
10．潘静静、甘海根：关于促进乡镇人大依法履职的思考以萍乡市上栗县
为中心调研与思考……………………………………………………………57
11．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正立：
关于四川省绵阳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创新的调研报告……………………65
12．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王晶晶：
后疫情背景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调查研究…………………………………80
13．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课题组：
后疫情时代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83
14．光明日报调研组：
坚持以突破核心技术为主的自主创新之路湖南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探索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调研…………………………………………87
15．惠润虎：
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调查和思考以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农信社服务
“三农”为例………………………………………………………………93
16．张文浩：金融企业青年员工成长成才调查研究 以某大型国有商业银行
天津市分行为例……………………………………………………………102
17．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齐齐哈尔分院袁明：
齐齐哈尔试验站服务区“十三五”期间大豆生产情况调研报告………107
18．沈阳工程学院宋怡倩、贲立欣：
沈阳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调研报告…………………………………112
19．江西科技师范大吕月琳：
时政资源在高中思政课中的运用情况调查研究…………………………115
20．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安校区硕士研究生罗邦强：
实践运用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的认识误区与对策措施…………………121
21．徐佳：
四川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专项调查报告……………………………125
22．四川省统计局成都市统计局刘太阳：
四川中小微商贸企业增值税留抵退税实施情况调查报告………………129
23．重庆市农广校刘大龙：头雁领飞群雁起 鸿雁阵阵向未来对重庆市农民
田间学校孵化能人乡贤助推乡村振兴的调研报告………………………133
24．无锡市发展改革研究中心课题组：
无锡促进共同富裕的思路与路径研
究……………………………………138
25．光明日报调研组：
小康村发展再上新台阶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元庄村积极探索乡
村振兴新路径调研…………………………………………………………143
26．阳盼盼：新时代激发基层年轻干部干事创业活力调查报告 基于重庆的
调查与思考…………………………………………………………………149
27．新乡日报社赵红艳：
以更大力度弘扬先进群体精神大力营造争先出彩浓厚氛围……………157
28．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宏观预测课题组：
综合施策稳住经济2022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未来展望…161
“地摊经济”的就业带动效应研究基于株洲市五城区的调查研究
湖南工业大学彭静
2020年全国两会以来，“地摊经济”在政策话语中被赋予了更多功能。曾经被污名化为“脏乱差吵”的“地摊经济”，在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一系列政策推动下，在“人间烟火”“民生经济”和“就业经济”等话语的鼓励下，忽如一夜春风，在大小城市“热”了起来。
“地摊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它经历了从被鼓励到禁止，再到承认其“合法化”地位的命运变迁。“地摊经济”在过去严厉的打压下，仍然具有顽强生命力，不可否认“地摊经济”不仅体现了当地的风俗文化，还拓宽了人们获得收入的途径。诸多学者对“地摊经济”展开过研究。王曙光认为，“地摊经济”由于经营成本比较低，加之经营者层次多样，对其要求不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学生就业、社会无业人员就业难的问题①。吴丹丹认为，适度为“地摊经济”松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农民工就业②。赵文雯认为，“地摊经济”提供就业机会，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家庭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方便市民生活，满足消费需求③。后疫情时代，“地摊经济”被赋予了带动就业的政策功能。然而，地摊经济真的能带动就业吗？如果能，带动就业的效果如何？本文基于株洲市五城区的调研，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本文立足于“地摊经济”发展现状，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对湖南省株洲市五城区的市民和地摊主开展调查，咨询了解不同区域“地摊经济”状况和就业情况，共收回有效问卷775份，其中市民358份，地摊主417份。通过分析实地调研数据与政府发布的相关数据，研究探讨“地摊经济”的就业带动效应及问题对策。
二、成效分析
（一）“地摊经济”直接带动本行业就业
1．地摊行业的就业人员规模庞大。2020年伴随着一系列政策支持，“地摊经济”作为一种灵活的经济形式又再一次重回了经济舞台。调查显示，就株洲五城区而言，有31.58%的人表示疫情导致失业；有21.05%的人表示疫情防控期间就业困难。在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下，国内外经济状况面临严峻形势。地摊经济的门槛低等特点让疫情防控期间难就业的人转行摆地摊，养家糊口，以此增加了地摊经济的就业人数。
2．地摊主的收入总体情况乐观。地摊经济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提高收入水平。市场经济和文明城市的构建，一些既无资本又无技术的人员实际上是很难就业的，在疫情的打击下更是毫无收入来源。而地摊经济的重新复苏和去边缘化，不仅仅解决了很多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还为他们的生存提供了很大的保障。根据图1可以了解到，地摊主的收入总体情况比较乐观。占四成以上的地摊主的月收入在2000—4000元。2021年株洲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是1700元，有七成的地摊主收入超过株洲市的最低标准。地摊经济有三大特点：一是成本较低：摆地摊的行为由于不需要固定经营场所，节约了时间成本和进货成本。二是可操作性强：摆地摊无需进行工商注册和技术，也不需要大规模的产品库存。三是流动性强：对于流动小吃车来说可以随机选择特定区域进行经营。这三大特点让这些无资本又无技术的失业者的收入实现从0到最低收入标准的突破，甚至获得更高的收入养活了自己和家人，战胜了新冠疫情冲击的难关，也为国家和政府减轻了负担。
（二）“地摊经济”的间接带动作用
“地摊经济”同时带动部分行业和相关产业人员就业。“地摊经济”背后牵涉的产业链十分庞大且复杂，从地摊售卖原材料的供应、摆摊辅助工具、地摊商业管理规范等等围绕“地摊经济”的环节都将会慢慢形成完整的商业业态④。“地摊经济”在促进本行业就业的同时也会间接带动其他岗位需求，原材料行业、加工行业、物流行业、服务行业等就业岗位也会随之增加，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来看，“地摊经济”无不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势以及党和政府的责任和担当。
三、“地摊经济”促进就业的不足
（一）从业主体动力不足
根据株洲市政府最新公布数据，2017、2018、2019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职工月平均工资约4964、6237、6600元，株洲市2020年最低工资标准为1700元。调查显示，地摊主收入较低，一般月收入2000—4000元之间，有28.57%的地摊主月收入在2000以下，只有9.14%的地摊主月收入达到本市月平均工资水平。面对重大的家庭生活压力，只有
35．46%的地摊主认为摆地摊能满足自己基本的生活需要。28.57%的地摊主每天需要摆摊6到9个小时，52.38%的地摊主会全天出摊，收入与工作时间明显不成正比，持续经营的压力大。
（二）“地摊经济”不稳定
调查过程中，地摊主表示：“相对于流动市场，一份稳定的工作要比这踏实得多”。地摊作为一种职业，不稳定性不可忽视，主要体现在收入不稳定、政策不确定、缺乏制度保障等方面。调查过程中不少地摊主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担心政策一旦取消，政府会对地摊“一刀切”或是恢复以往的“游击战”局面，他们随时面临失业风险。同时，根据《关于改善灵活就业青年社会保障状况的提案》显示，地摊主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比如，地摊作为一种“非正规就业”方式，社保没有代扣代缴方，且地摊主大多缺乏自主缴纳的意识及能力，“后顾之忧”不可忽视。可见，新冠疫情这一特殊背景下，即使“地摊经济”让许多失业人员再就业，但仍未让就业者心安。
（三）“地摊经济”与城市秩序有冲突
当一种行业给城市带来的弊大于利时，必将招致排斥而不能长久。“地摊经济”存在的噪声污染、垃圾污染、占道经营等不良现象直接与城市形象挂钩。自全国文明城市评比开始后，地摊被贴上“脏乱差吵”的标签，许多城市对地摊一再打压，甚至地摊在部分城市销声匿迹。新冠疫情后随着城市“地摊经济”的复苏，政府对“地摊经济”“脏乱差吵”现象的治理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不少居民表示仍受“地摊经济”的困扰。如果扰民现象不能解决，“地摊经济”发展受到遏制也是情理之中。
（四）“地摊经济”缺少活力，可替代性高
调查结果显示，地摊主30岁以下的不到12%，中老年人居多，加上地摊售卖商品大多是食品、服装等产业，同质化严重，地摊因此又被戏称为“夕阳产业”。行业整体安于现状，缺少拼搏、创新精神。随着电商经济的兴起，方便、廉价不再成为地摊行业独树一帜的标签。地摊行业受到巨大冲击，一批又一批的地摊被替代。如果地摊行业不寻求新的发展机会，前途堪忧。
（五）“地摊经济”发展后劲不足
随着疫情的有效控制，各地商业开始复苏，大量因疫情失业摆地摊的人重回职场，“地摊经济”开始式微。这说明两点，第一，疫情时“地摊经济”的繁荣有赖于正规商业的让渡，当正规商业复苏，“地摊经济”“无还手之力”。第二，“地摊经济”是疫情时促进就业的有效手段，但是促进效果是暂时的、不持久的，到最后仍然在摆地摊的大多还是疫情前那些人。张慧在《发展“地摊经济”应给予弱势人群扶持》一文中认为，“地摊经济”，从根本上来说是
草根经济。支持地摊经济，说白了，就是给弱势人群和中低收入阶层一个较为宽松的生活门路和收入渠道⑤。笔者认为，“地摊经济”具有巨大的“保民生、促就业”的潜力，但只有当“地摊经济”不再作为解决短暂就业的选择时，当“地摊经济”吸引更多阶层的就业者时，才能真正发挥“地摊经济”的巨大潜力。
四、“地摊经济”促进就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政策扶持、全民参与点燃“地摊经济”。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系列发展不匹配的问题，随着大众新鲜感地褪去，“地摊经济”也在逐渐降温。如何促进“地摊经济”持续发展，吸引更多阶层的“地摊经济”就业者，不断增强城市的生机与发展的活力，最大化地带动就业效应显得十分重要。一是要通过完善的扶持政策促进“地摊经济”稳定发展。政府应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和措施，维持“地摊经济”活力和秩序。解决地摊主经营问题；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提供就业保障制度；引导消费者有序参与，刺激消费，提升地摊主的收入。解决地摊主经营问题，提供就业保障制度，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引导消费者有序参与，刺激消费，提升地摊主的收入。二是要想推动“地摊经济”持续发展，带动就业，必须要实现特色经营，实现不可替代。要引导地摊主售卖更具有特色的产品，提高产品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⑥。
基于以上认识，要积极推进规范化管理，引导“地摊经济”持续发展。“地摊经济”忽如一夜春风，在大街小巷热了起来。但由于设施、管理的不配套也带来了许多问题，需要加强对他们的管理，进而推进对“地摊经济”的规范化管理。创新“地摊经济”的管理模式，对摊贩进行统一安排，实行年限准许制，通过地方申报，确定一批最需要救济的市民，允许他们经营一段时间后，再让给其他贫困的市民经营。要避免经营相同商品的摊主同时同地经营，依法监督合规经营，从而保证“地摊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要在保证城市有活力的同时，兼顾好城市秩序，将“地摊经济”发展到新水平，各有关职能部门应统筹分工协作，把握好管理的尺度，在做好行政服务的同时，找到“放“和“管”的最佳平衡点。
“幸福圆桌会”共绘基层治理“同心圆”
省委政研室、南昌市委政研室联合调研组
南昌市西湖区是中心城区、老城区，辖区内老旧小区占比高达70%，其中40%
是开放式小区，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旧改压力大、矛盾化解难、基层力量薄弱等突出问题。近年来，西湖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重要要求，积极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在总结“民情家访”工作和探索基层协商民主基础上，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指导、社区搭台、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基层治理格局，从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到新冠肺炎疫情“群防群控”，以“幸福圆桌会”这个“小平台”绘就了基层治理最动人的“同心圆”，成功入选民政部“2021年度全国基层治理创新典型案例”。
主要做法
构建群众诉求收集、分拣、引导机制，有效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幸福圆桌会”创造性地建立群众诉求分类疏解机制。由社区党组织对各级领导干部挂点走访收集的问题和居民问卷、电话、微信反映的诉求进行汇总，聚焦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三公”事务进行分拣，将社区能解决的简单诉求直接答复解决；不属于“三公”事务范畴的合理诉求，引导居民通过其他渠道反映；需要上级支持和群众配合的“三公”事项纳入“幸福圆桌会”议题来解决。经过近一年实施，全区已开展“幸福圆桌会”1377场，收到群众反映问题1948件，解决1639件，正在加快解决235件，对于不能解决的74件，都及时向居民反馈并获得理解。“幸福圆桌会”搭建的各类“居民微信群”“楼院朋友圈”，更成为社区党组织领导下基层疫情防控的重要阵地，有力畅通对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的医疗防疫物资和生活必需品配送、代办的“最后一米”。
构建资源力量在社区聚合机制，有效破解社区治理“单打独斗”困境。“幸福圆桌会”由西湖区委组织部牵头，区民政局统筹，社区党组织具体实施，各部门协同配合，推动了社会治理资源下沉到基层一线，最大限度地把群众组织起来，把各方力量聚合到社区党组织周围。每个社区每月定期召开一次“幸福圆桌会”，由社区党组织书记主持，参加圆桌会的固定人员为区级挂点领导、街道负责人、社区干部等；机动人员为相关区直单位负责人、“两代表一委员”、共建单位、驻地单位、物业公司、居民代表（含业委会、居民理事会、楼管会、自治委员会、楼栋长）等涉及的利益相关方，通过“面对面”表达诉求、沟通
协商、达成共识，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在疫情防控最吃劲时，“幸福圆桌会”的平台功能迅速转化成全社会动员机制，全区顺势将下辖街镇划分为1019个防疫网格，设立临时党支部52个、党小组949个、党员先锋岗282个，高效整合网格内居民自治组织、单位保安、小区物业、经营业主等社会力量，参与实施“无疫网格”社区创建工作，第一时间筑起守护家园的“哨点”“卡点”“触点”。
构建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办机制，有效调动居民主动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幸福圆桌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将参与权、话语权、决策权交给社区群众。“圆桌会”只是一个形象说法，并没有圆桌，而是采取圆形座位摆放方式，干部和群众“插花”围坐，居民与政府有关部门、相关利益方平等对话、民主协商，形成“有事大家说、民事共同定、民事一起办”的生动局面，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从过去“政府干、群众看”到现在“群众定、一起干”的转变，让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最广参与者、最大受益者、最终评判者。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针对影响居民日常生活的急难愁盼问题，引进业委会强化居民自治，引导群众在“圆桌会”上充分讨论、协商、决策，真正做到改造前工程项目民决、改造后小区治理民办。在完善小区出入口、人行道等基础设施的同时，全面推开、分步推进开放式小区围合管理，力争到2022年底，全区已改造、改造中的开放式小区和安置房小区全面完成封闭式改造并实行物业管理，切实提高常态化疫情防控基础能力。
构建诉求快处、督查跟进、群众评议机制，促进干部作风更加务实为民。“幸福圆桌会”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做到议题协商确定后马上办、全程督。社区党组织第一时间组织相关部门和利益相关方对项目进行实地考证和综合研判，明确具体可行的操作方案并公示告知，接受群众评议。采取分级督办形式，在议题项目落实过程中成立由社区党组织、相关利益方、项目经办方等成员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对项目推进情况进行全过程监督和评议，西湖区委督查室定期督查、区纪委区监委随机抽查，使干部放下架子、俯下身子，倾听群众意见建议，收集群众利益诉求，及时做好情况反馈，确保为民办事办到实处，用“面对面”地交流、“实打实”地办事换来党群关系的“心贴心”。
经验启示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实现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根本保证。调研中，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是虚的，是具体的，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得到了活跃跃的体现。“幸福圆桌会”行得通，关键在于党的
全面领导贯穿到了城市社区治理的全过程。从平台的搭建到制度的安排，从议题的收集到问题的解决，社区党组织始终发挥着引领带动作用，党员始终站在群众前面，最大限度地把群众组织起来，把资源整合起来，把方方面面的力量聚合到社区党组织周围。西湖区的实践告诉我们，实现城市社区有效治理，必须坚持党建引领，推动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把党的全面领导优势转化为城市社区治理效能。
搭建共建共治共享平台是实现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现实路径。“幸福圆桌会”实质就是一个城市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平台。从过去只有收集问题功能的“民情家访”，发展到现在具备议事办事功能的“幸福圆桌会”，它是一个不断适应人民群众新需求新期盼，适应城市社区治理新形势新变化，逐步探索、实践、完善、演变而来的。正是搭建了“有事圆桌说、大家商量办”这样一个平台，让社区治理有了具体抓手，让居民自治有了参与渠道，让资源力量有了聚合载体，在党委政府、人民群众、社会组织之间架起了紧密联系的桥梁，凝聚起了城市社区治理的强大合力。当前，全省各地都有不少类似平台，关键是完善平台功能，发挥平台作用，真正让人民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最广参与者、最大受益者、最终评判者，以社区这个“小平台”奏响社会治理“大合唱”，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构建议事办事评事闭环机制是实现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关键所在。“幸福圆桌会”赢得群众好口碑，关键是能议事、能办事、更能成事。西湖区在社区和街道层面构建群众诉求收集、分拣、引导机制和顺畅高效的资源力量聚合机制以及诉求快处、限期反馈、群众评价机制等，形成了全过程、全链条、全周期议事办事评事闭环。在这个闭环中，社区在第一线具体实施，街道在后台协调引导各方力量向社区聚合，共同构成一个闭环机制。正是这个闭环机制的顺畅运行，把群众一件件“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办成了“放心事、顺心事、暖心事”，促进了政府善治、群众自治、社会共治，使平台有了强大的生命力。西湖区的实践告诉我们，实现城市社区有效治理，搭建平台很重要，建立让平台发挥作用的好机制更重要，必须依靠科学的机制增强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办、民事民评的治理活力。
推广建议
抓紧建立推广工作机制。“幸福圆桌会”可贵之处，在于形成了“党建引领全过程，平台搭建在社区，机制闭环畅运行”的基层治理经验做法，既有利
于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重点工作，又有利于形成一套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长效机制。建议在全省城市社区推广，按照“积极推进、稳步操作、逐步完善”的工作思路，及时提出推广工作的总体要求、年度任务，制定推广工作流程和其他配套性政策。
加快形成推广工作突破。“幸福圆桌会”经验做法是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逐步探索形成的。当前，国家正在大力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我省到“十四五”期末要基本完成2000年底前建成的需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今年计划开工改造34.34万户。建议紧紧抓住老旧小区改造这个契机，把推广工作与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一体谋划、一体部署，同步推进、相互促进。
鼓励支持推广工作创新。鼓励引导各地从实际出发，互学互鉴把“幸福圆桌会”的关键机制融入各地的特色做法中，实现创新提升，推动我省基层社会治理形成“比学赶超”的生动局面，着力打造具有江西特色、务实、管用、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城市社区治理品牌和模式，为努力实现一流的社会治理、全面建设和谐江西的目标任务夯实基层治理基础。
切实加强推广工作保障。加强对推广工作的统筹谋划和组织领导，推动社会治理资源和力量下沉，确保推广工作有人管、有人抓、有人干。着力加强基层干部教育培训，推动基层干部更新治理观念、提升治理能力。大力培育和引进各类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发挥其在基层治理、服务群众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标准引领农村“厕所革命”实施现状、问题及制定建议基于贵州的调
查研究
耿敬杰
1．引言
农村厕所革命关系亿万农民群众生活品质的改善，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从农民实际需求出发推进农村改厕，具备条件的地方可推广水冲卫生厕所，不具备条件的可建设卫生旱厕，巩固户厕问题摸排整改成果”。一个国家的厕所状况体现了民族的卫生文化和国家的文明程度[1]。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对厕所革命这件民生大事做出10余次重要批示，强调要坚持求好不求快、扎实稳步推进，坚持质量第一、确保改一个成一个。要想把农村厕所革命扎实推进，就必须要发挥标准规范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建立农村厕所标准体系，推动农村厕所建设标准化、管理规范化、运维常规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强调：“严格执行标准，把标准贯穿于农村改厕全过程”。此外，《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提出，要以“农村卫生厕所建设改造等为重点，加快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标准化工作”。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农村户用厕所标准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市监标技〔2020〕122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设定了主要目标：到2025年，形成结构合理、衔接配套、科学适用的农村户用厕所标准体系，为农村厕所革命提供标准支撑。
农村厕所革命不仅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的民生问题，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从国外发展情况来看，早在1985年日本就成立“公厕协会”，掀起了闻名世界的“厕所文化”建设。2001年，在新加坡成立了世界厕所组织（WorldToiletOrganization，WTO），其口号是“关注全球厕所卫生”。为了促进厕所自主建设和卫生行为改善，国际开发援助项目进行了PHAST、TotalSanitation、WASHinSchool三项行动[2]。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厕所卫生管理经验[3]，编制厕所卫生规划[4]，探索厕所使用的主要影响因素[5，6]，构建用户满意度评价机制[7]等方面。总而言之，在充分借鉴国外厕所建设、使用、管理等经验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有助于我国制定符合厕所革命的具体行动措施。
从国内研究来看，农村厕所卫生质量是影响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
之一，更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点及难点所在[8]。从整体情况来看，我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区域差异明显，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格局[9]，且存在缺乏因地制宜的厕所建设与运行模式，以及重建设轻管理等现象[10]。与此同时，在厕所系统性、理念意识、安全舒适、技术适应等方面仍有待提升[11]。农户是推动厕所革命的关键主体，农户的参与程度直接影响到人居环境的整治水平[12]，此外，还有村庄经济特征、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和村庄环境治理也会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13]。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只有深化认识，立足国情、突出重点、创新方法[14]，通过转变卫生观念[15]、加大资金投入[16]、不断完善政策制度和管理机制、提升农户参与意识[17]等相关措施，依托协同治理模式，才能探索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乡村厕所革命之路[18]。
农村厕所革命持续推进离不开标准体系引领，但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标准体系现状的梳理[19]、技术规范和实施进展[20]等领域，对于各地方厕所革命标准落实情况、问题及效果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以贵州省厕所革命为例，通过实地调研，探索厕所革命标准实施现状，并针对困难及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2．厕所革命标准体系制定情况
通过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检索，以“农村厕所”“户厕”“公共厕所”等作为关键词，检索涉及农村厕所的标准情况①，得出贵州农村厕所革命涉及的相关标准，见表1。其中涉及国家现行标准共9项。贵州目前尚未制定相应的地方标准，行业标准仅有1项，团体标准共计8项。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目前与贵州农村厕所革命相关的标准仅有18项，其中还包含部分乡村公共厕所、乡村旅游厕所等非直接关联标准（但可以参考借鉴），此外，省外地方标准不在统计范围内。因此，当前贵州省农村厕所标准体系仍然不完善、不健全，难以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无法确保农村厕所革命有标准可依、有规范可循。厕所标准体系发展滞后现象普遍存在，因此，《指导意见》提出要到2025年，建立农村户用厕所建设与管护标准化试点50个，制修订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100项的任务目标。通过推进标准体系建设，加强标准的引领作用，从而更好地推动农村厕所革命。
3．贵州在标准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农村厕所革命作为一项基础工程、文明工程、民生工程，对于贵州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建立美丽宜居乡村，提升农民幸福感至关重要。早在2018年出台
的《贵州省推进“厕所革命”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以下简称《计划》）明确提出要推动厕所建设标准化、管理规范化。要求各地要综合考虑聚居程度、区位条件等因素，按照贵州省住建厅下发的《贵州省城乡厕所规划建设指引导则》，结合经济条件和管理能力，选择适宜的建设标准模式。严格按照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技术标准，加强厕所布局规划，根据行业特点和群众需求，全面加强农村厕所建设和提质改造。本文通过开展实地调研，认真听取基层干部、农户意见，对改厕标准、技术模式选择、施工质量等问题进行了详细摸排，获得了全省农村厕所革命标准实施情况的第一手数据。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3．1国家标准虽有，但未得到有效实施
早在2012年，GB19379-2012《农村户厕卫生规范》正式发布并实施，2018年的GB/T37071-2018《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导则》和GB/T37066-2018《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导则》，2019年公布实施的GB/T38353-2019《农村公共厕所建设与管理规范》，2020年由农业农村部主管的GB/T38836-2020《农村三格式户厕建设技术规范》、《GB/T38837-2020农村三格式户厕运行维护规范》、GB/T38838-2020《农村集中下水道收集户厕建设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公布并实施，从而解决了农村厕所改造中无标准可依的困境。但从目前全省实施效果来看，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已有国家标准的宣贯不到位。大部分地区并没有严格遵循上述国家标准，不仅农户不了解以上国家标准，甚至规划部门、施工单位、乡镇干部、村干部等相关人员也表示不熟悉，在厕所规划、建筑施工和后期维护方面未采用国家标准。第二，基层组织人员和资金不足。农村工作千头万绪，导致基层工作人员、村干部往往都身兼数职，对厕所改建工程是否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执行无法开展有效监管，资金不足问题也影响到农村厕所改建工作。第三，贵州多山且地形地貌复杂多样，这样的特殊省情就决定了国家标准的内容未必适合贵州实际，因此，导致国家标准难以得到有效贯彻实施。
3．2地方标准空白，无法依据贵州实际开展针对性改造
目前贵州省尚未公布实施农村厕所改造的地方标准，因此仍属于空白领域。通过访谈、调研等方式获知，全省在进行厕所革命过程中主要依据《贵州省城乡厕所规划建设指引导则（试行）》《贵州省农村住房“三改”参考标准及施工图建议设计范本》和《贵州省农村危房无害化厕所改造基本验收标准（试行）》等技术指导文件开展农村改厕工作。然而，贵州作为山地省份，工程性缺水等
问题始终困扰着全省农村厕所革命的推进，针对这样的地域特点，缺少切实可行的地方标准会导致难以开展针对性的厕所改建工程。除此之外，在实地调研中发现，以上技术指导性文件也未能得到普遍有效遵循，不少农户反映，厕所改建主要是根据自己（或施工队）实际经验施工建设，往往施工标准不统一，甚至不少地方只要求能通水电、粪污排放达标即可。
3．3行业标准欠缺，导致厕所改建质量难以保证
当前涉及厕所问题的行业标准只有针对旅游厕所制定的LB/T071-2019《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基本要求》，而涉及农村厕所改造的行业标准依旧欠缺，因为缺少相关技术模式和行业规范，导致全省在农村改厕过程中，无法确保工程质量，建设不达标、验收不通过的农村厕所始终存在。
3．4团体标准缺位，无法发挥行业引导规范作用
贵州省尚未公布农村厕所改造的团体标准，目前与农村厕所革命密切相关的团体标准是由辽宁省建筑节能环保协会公布实施的T/LJH013—2019《农村户厕三格化粪池技术规范》和T/LJH014—2019《农村公共厕所管理与服务要求》，浙江省产品与工程标准化协会公布实施的T/ZS0050-2019《农村公共厕所改造评价标准》等8项团体标准。贵州省在农村厕所改建过程中，各地方普遍不了解团体标准，制定和使用团体标准的积极性不高，再加之团体标准不健全，影响力有限等问题导致其未发挥应有之作用。而团体标准的缺位导致在农村厕所改造中遇到许多实际困难，而缺少行业自律、引导和监管，则势必会影响农村厕所的改造质量。
4．贵州在制定厕所革命标准方面的建议
针对全省农村厕所标准建设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制订建议。
4．1国家标准方面
4．1.1户厕标准
针对省内部分地区存在的农村户厕“建而不用”“管护不到位”“配套设施滞后”等突出问题，应当加强对农村改厕后的跟踪维护和持续服务，确保农村厕所长期有效使用，建议加快制定《农村户厕维护与服务规范》等相关国家标准。
4．1.2粪污排放标准
为解决农村存在的粪污排放不达标问题，建议尽快制定农村厕所粪污改造、技术模式及资源利用等相关国家标准，切实杜绝农村厕所污水乱排现象，从而
实现解决粪污污染和卫生健康问题的根本目标。
4．2地方标准方面
贵州省面临着农村厕所改造中地方标准缺失，无标准可依的困境。针对当前农村改厕工作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聚焦重点难点，抓紧编制急需的标准，进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地方标准。具体建议如表2所示。
4．3行业标准方面
积极对接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卫生健康委员会等相关部委，针对贵州山地特征，高寒地区和工程性缺水等问题，制定涉及农村厕所改建、验收方法和评价、污水处理、防寒防冻、材料选用等相关行业标准，从而为推动贵州厕所革命提供必要的技术依据。
4．4团体标准方面
引导、鼓励涉及农村厕所改造相关行业协会制定团体标准，参考借鉴其他发达地区的成熟经验，制定《贵州省农村厕所改造和管理规范》《贵州省农村厕所改造评价标准》《贵州省户厕三格化粪池技术规范》以及《贵州省农村厕所管理与服务要求》等团体标准，从而提高全省农村厕所改造的质量和水平。
5．结语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积极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对于努力补齐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短板具有重要意义。而农村厕所革命的有序推进离不开科学合理规范的标准体系作为技术支撑，只有依靠高标准先行，高标准实施，高标准监管，才能引领农村厕所革命高质量发展，进而从根本上改善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打造生态宜居新乡村。同时，立足贵州实际，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农村厕所革命“贵州经验”，进一步助推贵州乡村振兴。
兵团第十师北屯市推进乡村振兴调研报告
兵团党委党校课题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三农”工作重心已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要完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2019年底，兵团第十师北屯市（以下简称“师市”）与兵团一道打赢了脱贫攻坚战，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连队全部退出，贫困团场全部摘帽。自此，师市进入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新阶段。如今，两年的时间已经过去，师市乡村振兴推进的状况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为全面掌握了解这些情况，2021年12月至2022年3月30日，兵团党委党校（行政学院）管理学教研部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调研工作，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问卷调查，对调研结果进行整理分析，集中讨论达成共识，最终形成了“1+3”（即一个总报告、三个分报告）的调研报告。本报告是总报告。
一、师市推进乡村振兴的亮点及特色
师市党委认真贯彻兵团党委关于“三农”工作的部署要求，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围绕“百湖之城•向阳花开”总体定位，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全面振兴取得积极进展。曾经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如今的“百
湖映边陲，向阳花开艳”，师市正以良好的生态、优美的环境和幸福的生活，
诠释着乡村振兴的全新内涵。调查问卷显示，86．67%的师团干部和连队“两委”
对师市推进乡村振兴状况是满意或非常满意的，89.34%的师团干部和连队“两
委”认为与以前相比，近年来团场（连队）变化很大，变化主要体现在人居环
境整治（占86.67%）、收入和生活水平（占84%）、基础设施条件（占70.67%）、
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占50.67%）、社保制度（占38.67%）等方面（见图1、
2、3）。
具体来看，师市推进乡村振兴主要有以下亮点。（一）强化顶层设计，四梁八柱基本成型
师市党委坚决贯彻落实兵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编制完成师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个五年规划，即《第十师北屯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年）》，明确了2018—2022年师市推进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部署了重
点工程，细化实化了工作重点、政策措施、推进机制，确保乡村振兴战略落实落地。2021年《第十师北屯市“十四五”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发展规划》出台，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2021年制定出台《第十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十四五”规划》，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放在突出位置，健全乡村振兴领导体制和工作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2021年6月，师市乡村振兴局挂牌成立，师市发改委承担的扶贫工作职能与农业农村局承担的乡村振兴工作职能进行整合，由师市乡村振兴局承担，师市发改委不再挂扶贫开发办公室牌子。师市乡村振兴局主要负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推进实施师市乡村振兴战略有关具体工作。自此师市形成了以师市党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为统一领导，师市党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实施、师市农业农村局统筹实施、师市乡村振兴局具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三位一体”工作格局，有力地保障了“三农”工作的有效开展。2021年，师市统筹整合涉乡村振兴资金共计4.87亿元，有力地促进了师市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举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专题研讨班，强化专题培训，提振师市上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信心和决心，明确推进乡村振兴的基本思路和工作重点。
（二）特色产业发展优势明显，职工收入大幅增长
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和自然条件，师市坚定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强力发展特色水产业、瓜子产业、生态畜牧业和乡村旅游业，不仅形成了师市特有的产业优势，也促进了职工持续稳定增收。
师市辖区拥有湖泊、水库和坑塘、池塘等各种水面148个（片），总面积达
15.5万亩；水质上乘，空气优良天数比例达100%，做好“水文章”优势得天独厚。师市聚焦乡村振兴目标任务，积极打造“百湖之城”，大力推广绿色生态养殖模式，成功养殖蟹、南美白对虾、小龙虾和淡水澳龙虾。2020年，预计水产品总产量1.25万吨，总产值3.65亿元，其中名优水产品产量占35%。
师市处于向日葵种植的“黄金纬度”，依托区位优势和公路铁路通达的交通优势，师市大力推进“向阳花开”特色品牌工程，瓜子类作物种植面积达67．42万亩，平均单产在高产稳产区间，成为优质瓜子生产和加工基地。积极推进全产业链发展，以新疆北屯海川开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新疆雪白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新疆顶山食品有限公司等19家瓜子加工企业为“链主”，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职工”经营模式，建成了种子研发、种植、加工、物流、销售
全产业链，形成挺进疆外、出口多国的产品系列，“傻老大”“塞外阿公”“顶山”等瓜子品牌享誉疆内外，实现“一粒瓜子带动一方经济”。2020年师市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达到1.82∶1，高于兵团1.27∶1的水平。葵花子、南瓜子、花芸豆等远销36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农产品自营出口1.5万吨，创汇2300万美元，同比增长近2倍。
师市积极打造区域优质种畜基地和优质畜产品供应基地，肉牛、肉羊优良品种覆盖率分别在80%以上和60%以上。一八八团的禽艺专业合作社稳步发展，品牌优势不断显现，市场影响力不断增强，成为阿勒泰地区重要的禽蛋供给基地。师市统筹兴边富民资金888.38万元，新建21座牛棚圈及配套设施，采购生产母牛65头，支持一八二团生猪产业项目。师市主动融入阿勒泰“千里旅游画廊”，以创建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为抓手，整治连队人居环境，积极探索“旅游+”发展模式，加快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打造精品旅游线路，红色旅游、特色旅游越来越热。截至2020年，师市共有三个连队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即一八五团一连、二连和三连。
近3年，师市农牧一线职均收入实现“三连增”，2019年达到8.69万元，65个连队职均收入过10万元的达到22个；2020年农牧一线职均收入达到8.95万元，排名兵团首位；连队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8年的1.84万元增至2020年的3.78万元，年均增长43%，均为史上最高。调查问卷显示，有71.69%的职工群众对现在的生活表示满意；26.42%的表示非常满意；有60.37%的职工群众认为当前的生产条件较好，32.08%的认为非常好。（见图4、5）
（三）合作社受到重视，发展方兴未艾
近年来，大家越来越认识到，连队合作社在降低农业生产资料成本、提供专业化农业服务、提高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能力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再加上兵、师、团的鼓励发展，连队合作社纷纷成立并在市场上得到初步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得到了职工群众的认可，也给职工群众带来了切实实惠，如仅统一采购农资这一项，2021年一八七团八连入社的职工平均降低生产成本7千元。调查问卷显示，88%的师团干部和连队“两委”认为合作社在带动农户增收上作用显著；66.04%的职工群众认为合作社在提供良种、化肥和技术服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50.94%的职工群众认为合作社在提供农机等专业化服务方面作用明显（见图6、7）。
为进一步规范和提升农业合作社组织建设，加快构建“公司+基地+农户”
的新型经营模式，师市按照“清理整顿一批、培育新建一批、典型示范一批”的发展思路，对102家农业合作社实施动态跟踪监测评估，清理整顿18家空壳社、休眠社，取消8家农业合作社兵团级示范社资格；以“龙头企业+”、连队“两委”参与、社会能人牵头为重点，大力培育和发展农业合作社；组织开展农业合作社示范社的培育和评比活动，评选出以农庆农民专业合作社、一八四团凌河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一八二团二连九联赢专业养殖合作社等为代表的一批典型示范社。
（四）基层队伍相对稳定，人才支撑作用得到巩固
连队“两委”和职工群众的稳定性较强，均能安心于现有的生产和工作，也有进一步发展的愿望。通过扎实做好选拔招录招聘连队（社区）“两委”正职进入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连队“两委”有了盼头、有了干劲。2021年从连队（社区）“两委”正职中定向选拔考录招聘优秀干部14名，打通基层干部上升通道；加强连队后备力量培养，全师连队（社区）后备力量储备406人。落实鼓励引导高校毕业生和退役士官到边境连队（社区）工作专项补助办法，持续引导人才向边境一线流动。调查问卷显示，46．67%的团场干部和连队“两委”认为师市当前的人才激励状况较好，18.67%的认为非常好（见图8）。
着力培养各类人才，尤其是实用型的“田秀才”“土专家”，增强乡村振兴新活力。加强与石河子大学、兵团农垦科学院、上海水产大学等科研院所对接，2021年，引进6批次专家教授开展科技服务，培训职工2000余人次，提升农业技术服务水平。举办高素质农民工培训班、乡村振兴培训班、养殖技术培训班，培训职工300余人次。10名科技援疆人才培训连队技术骨干、职工群众1400余人次。组建科技特派员团队3个，选派26名科技特派员到团场连队开展特色技术服务，有力助推师市农业生产和乡村振兴。88%的团场干部和连队“两委”能在半年内接受一次培训。
（五）推动文化创新发展，培育唱响文化品牌
依托融媒体中心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充分用好“向阳花小喇叭”“国旗下的宣讲”等平台和载体，宣讲党的理论和政策，巩固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截至2021年底，师市建有1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11个实践所、79个实践站，实现了师、团、街道、连（社区）全覆盖。组建各类理论宣讲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组建“社区宣讲团”“百姓宣讲团”“草根宣讲团”等，“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组建志愿服务队伍128支，志愿者6000余
人，形成了以志愿服务总队为统领，团场、连队志愿服务队为支撑，各部门单位志愿服务队和社会志愿服务组织广泛参与的志愿服务体系，内容涉及理论宣讲、政策解读、疫情防控、敬老助残、法律服务、医疗卫生、民族团结、社会救助、生态环保等，年均开展各类普法宣传、科技培训、卫生治理、志愿帮扶等活动4000余场次。以“红石榴文艺轻骑兵”为代表的文化文艺志愿服务队开展文艺演出113场次，惠及群众2.5万余人，让中华传统文化滋养精神力量，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
结合实际情况及工作特色，孵化和培育了一批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的文明实践品牌。一是“向阳花小喇叭”唱响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矩阵。“向阳花小喇叭”平台是第十师北屯市首创的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万家”活动的有效载体，其初步实现了宣传室内室外全域化，入脑入心全掌握，平台开设《理论宣讲》《带你学党史》等微课堂，宣讲党的创新理论；《百姓故事》《重读红色经典》等栏目，打通了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二是“红石榴文艺轻骑兵”舞动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红石榴文艺轻骑兵”志愿服务队是师市与阿勒泰地区民族团结、兵地融合所凝结的果实，其成立目的就是要把先进文化送到最偏远、最需要的地方去。演出地点遍布阿勒泰地区各县市、牧民定居点和团场连队、边防哨所，舞台是辽阔的草原，背景是雄浑的阿尔泰山，观众是可亲可爱的各族兄弟姐妹。2021年累计演出70余场次。进军营、进校园、进团场、进乡村、进牧点，用群众听得懂、易接受的语言，运用歌舞、戏曲、小品等形式，将新思想新政策唱出来、演出来、展出来，聚焦兵团职责使命，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宣传者，先进文化的传播者，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者，各族群众的幸福使者。“红石榴文艺轻骑兵”荣获了全国民族团结先进示范单位，其中，1人获得自治区民族团结先进个人荣誉称号。2021年7月，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同志在师市调研工作时，对“红石榴文艺轻骑兵”志愿服务队给予了肯定和赞许。
（六）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稳步推进，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全师共有65个连队，其中有14个整合类连队、13个特殊作用类连队、38个作业点连队。稳步推进连队规划编制，完成8个团级国土空间规划初步方案、65个连队规划成果和3个美丽连队规划。采取分类推进方式，2018—2021年共投入4.05亿元，用于8个团场40个连队人居环境整治（其中2021年共投入1.22亿元，
用于8个团场25个连队的人居环境整治）。常态化开展以“五清三化一改”为重点的连队清洁行动，连容连貌持续提升；师市8个团场48个连队建设生活污水管网116.16公里、3个团场新建污水处理厂，连队生活污水有效治理率达到73.85%，高于兵团50%的要求；累计建设水冲式公厕71座，实现连队公厕全覆盖；开展排查连队房屋7486户，整治连队危旧住房82套，整治率100%；抓实“四好农村路”建设，新建21.37公里农村公路，20.1公里抵边公路和43.97公里道路硬化；实施农村饮水维修养护工程，惠及居民2.95万人。扎实推进1/3连队建设，完成连队提升改造26个，完成率104%；开展美丽连队建设先进评比活动，对10个先进集体、20名先进个人予以表彰，并通过媒体宣传先进典型，营造全社会参与的良好氛围。调查问卷显示，49.06%的职工群众非常愿意参与连队组织的人居环境整治活动，49.06%的愿意参与，仅有1.89%的不愿意参与（见图10）。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北屯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比例达99.1%；市区和团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合格率100%，师市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持续推进大气污染治理，完成3个团场集中供热锅炉提标改造。全面推行河（湖）长制、林长制，师市各级河（湖）长累计巡河（湖）2573次，各级林长累计巡林194次；开展植树造林1.05万亩，完成连队居住区“四旁树”绿化260亩。持续开展残膜污染综合治理，连续两年在兵团残膜治理工作考核中获得三等奖、二等奖；一八五团三连、一八六团付永强分获兵团生态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七）基层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强，基层治理能力不断提升
连队党支部书记政治意识强，有大局观念，综合素质高，执行力强；连队党支部有较强的发展意识和带领职工群众致富的愿望，有能力带领职工群众一心一意谋发展，在连队中有威信，得到职工群众的认同和拥护，群众的号召力强。在连队党支部的带领下，连队“两委”精神状态普遍较好，基层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得到不断增强。调查问卷显示，52.83%的职工群众认为连队“两委”的管理和服务能力非常强，其余47.17%的职工群众认为强；35.85%的职工群众认为连队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非常强，60.38%的认为强，仅有3.77%的认为一般（见图11）。
推动强基固本，提档升级开展连队6+“4星级化”创建；投资3500万元对41个未达标基层党组织阵地进行建设，连队阵地全部达标。用足用活“街道社区吹哨，党员干部报到”机制，共同有效解决居民群众的“痛点“”堵点”问题。
通过街道办及时收集居民需求并发布“红细胞”任务，“红细胞”挂钩党支部立刻领取任务，并协调相关部门解决群众的诉求和需求。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设立“居民说事点”，让居民随时说事，通过收集民意、加强邻里互动、化解矛盾纠纷，促进小区和谐，累计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4000余件。天骄街道办的典型案例入选中央文明办印制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方法100例》。
加强对干部职工群众的教育，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抓实培育践行主流价值，引导广大干部职工群众努力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的庄严承诺，激发新时代干事创业、再创佳绩的热情。注重先进模范人物选树，胡拥军同志当选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2人当选“兵团好人”，1人荣获“弘扬兵团精神和胡杨精神、老兵精神时代新人”表彰。
近几年，受农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职工收入普遍得到提高，来连队要求当职工的人也多了起来。团场连队把减负资金发放、连规民约的遵守与职工群众管理结合起来，实行积分制，职工的身份意识不断增强。通过抓实移风易俗，共建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深化文明团场、文明连队创建，现有师市级文明团场7个、文明连队50个；一八三团、一八五团一连和一八三团张丽华家庭分别通过全国文明村镇和文明家庭复查。
（八）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取得明显成效常态化开展防返贫监测，师市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均为0；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人口就业率达98%，超过兵团指标3个百分点。织牢民生保障网，累计发放低保、临时救助和残疾人两项补贴资金1479.8万元、惠及4259人次；统筹推进社会保险扩面征缴工作，实现法定人群社会保险全覆盖；加大控辍保学力度，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实现动态清零。
制定乡村振兴定点帮扶方案，接续做好帮扶工作，师市党委领导班子成员、51个机关部门（直属机构）、117个企事业单位与8个团场65个连队建立定点帮扶工作机制全覆盖。积极发展扶贫产业，一八二团作为15个兵团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团场之一，利用兵团财政衔接补助资金1300万元，通过招商引资，吸引社会资本，促进生态畜牧业转型升级。
二、师市推进乡村振兴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师市综合实力不强，投入和支持力度有限
师市总体经济总量小，2021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73.1亿元，在14个师中排
名第12位；税收收入少，2021年仅实现税收2亿元。不论是人居环境整治，还是产业发展等，囿于自有资金有限，与其他师市如七师、八师、六师相比，投入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差距均较大，再加之兴边富民资金的不断缩减，使师市有很多想支持、想干的事情，却无法实现。按照兵团统一要求，师市积极安置南疆引进人员，但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资金缺口大。
调查问卷显示，57.3%的师团干部和连队“两委”认为当前师市乡村振兴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缺乏因地制宜的政策，53.33%的认为缺乏项目发展资金，
53.33%的认为缺乏符合团场（连队）发展的好项目，28%的认为缺乏相关乡村发
展意识（见图12、13）。
在对师团干部和连队“两委”中调查关于“您所了解的乡村振兴包括哪些方面”这个问题时，有97.33%的人选择了产业振兴，94.67%的人选择了文化振兴，90.67%的人选择了人才振兴，85.33%的人选择了生态振兴，仅有53.33%的人选择了组织振兴，这说明对乡村振兴总体要求把握不全面、不准确，认识仍需提高。
与其他师市相比，师市在立足小产业、做足大市场，积极拓展农业功能、推动全产业链建设方面表现突出，在推进农旅融合、促进美丽连队建设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但总体上看，除瓜子产业之外，其他产业在推进全产业链建设和三次产业融合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产业整体处于产业链前端、价值链低端，整体竞争力不强，吸纳就业和带动增收的能力有限。乡村旅游近几年虽然发展较快，但规模和影响力较小，拉动整体经济发展的能力还较弱。调查问卷显示，本地乡村旅游主要吸引附近城市（镇）居民、团场（连队）职工和疆内其他游客前来，疆外游客较少（见图14）。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影响了整体水平提升。调
查问卷显示，62.26%的职工群众认为生产条件中最需要改善灌溉条件，54.72%
的认为需加强高标准农田，54.72%的认为缺乏适用技术推广及技术指导，41.51%
的认为良种和合格农资供应上存在短板，37.74%的认为农机、收获机械等专业化服务不够。总体看，师市农业现代化水平还不高，除瓜子产业外，其他农产品产业链条短，科技含量低，没有形成优势产品、优势企业、优势产区的集中集聚，叫得响的品牌少（见图15）。
（三）连队集体经济发展思路不宽，积极性不高
团场和连队都能认识到发展连队集体经济的重要性，都有大力发展的想法。
但囿于对上面的指导文件理解不深不透，很多连队“两委”有顾虑，放不开手脚，不敢干，害怕搞不好会被问责追责。发展连队集体经济的途径比较单一，大多是投入合作社；每个连队50万元（共12个连队，共600万元）用于支持发展连队集体经济的资金使用分散，各行其是，没有发挥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用。
（四）合作社处于起步阶段，发展良莠不齐
合作社大多处于起步阶段，仅能发挥基本的组织作用，在延伸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价值方面还远远不够。像禽艺合作社这样发展时间长，懂市场、会经营的还凤毛麟角，大多数合作社成立时间短、规模小，管理粗放，作用发挥极其有限，职工群众加入合作社的意愿不强。调查问卷显示，仅有24.53%的职工群众加入合作社（见图16）。
64．15%和39.62%的职工群众希望合作社能够提供产品销售和信息服务；
73.33%和57.33的师团干部和连队“两委”认为合作社应该在产品销售、信息服务上发挥更大作用（见图17、18）。
连队“两委”牵头办合作社的少，积极性不高，这与职工群众希望更多“两委”参与的想法有较大差距。在运用新科技、新手段促进发展方面缺乏经验和相关人才，农业规模化标准化程度不高，借助线上销售平台作用受限。对合作社的政策扶持和指导帮助不够，尤其在银行贷款方面，由于没有抵押物，贷款困难，往往看着机会流失，却做不了。如2021年农资价格涨价，但没钱提前购买储备，只能眼睁睁地错失机会。
（五）人才支撑能力存在不足，发展后劲受限
一些连队“两委”缺乏谋大局、抓大事的能力，在壮大连队集体经济、培育发展新型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域外经济工作中缺少谋划和作为，带动职工致富能力不强。对本地优势资源把握不足、分析不够，敢闯敢拼敢试能力不足，不能充分利用优势资源招商引资，延伸产业链发展连队经济，连队发展后劲不足。
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各类人才紧缺。调查问卷显示，师市急缺人才依次为特色农牧业种养殖技术人才、致富带头人、电商人才、合作社领办人和经纪人。人才政策体系仍需完善，人才结构性矛盾亟需解决，人才作用未充分有效发挥。人才发展环境优化存在困难，引人难、留人难的问题尚未根本破解，推动人才向艰苦边远团场和基层一线流动的成效还不够明显。调查问卷显示，有34.67%
的师团干部和连队“两委”认为师市当前的人才激励状况一般，2.67%
的认为差（见图19）。
（六）对外文化交流不够，文化品牌亟需推广
师市创树的“向阳花小喇叭”“红石榴文艺轻骑兵”等文化品牌，在有效发挥文化润疆作用方面表现突出，但目前仅限于十师北屯市和阿勒泰地区，对外传播交流不够。这些有效的载体和平台，没有在更广领域和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实属遗憾。总体来看，金字招牌不亮，文化品牌没有对外推广。文化领域内的专业人才队伍素质不高，尤其是连队专业政工队伍由于时间精力有限，不能有效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宣传活动；连队书屋层次低，利用率低，书籍少而且陈旧，介绍新科技新知识新手段的书籍极其缺乏。
（七）人居环境整治存在短板和弱项，需进一步提升档次和水平
师市人居环境整治效果明显，但在废物处理、拆危治乱、卫生户厕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调查问卷显示，73.58%的职工群众认为连队环境最需要改善的是垃圾及废弃物及时处理，64.15%的认为是道路硬化，47.17%的认为是绿化美化，33.96%的认为是改厕改圈。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仍需提高，与职工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有差距。调查问卷显示，71.7%的职工群众认为连队最需要完善的公共服务是卫生及健康服务，67.92%的认为是丰富多彩的群众文体活动，35.85%的认为是托幼养老服务，32.08%的认为是较高水平的义务教育，
24.53%的认为是畅通的网络。以上两个问题的调查结果，与对师团干部和连队
“两委”的调查结果大体一致。
团场、连队居住区整体设计和建设仍需深入，整体特色不突出，目前只解决了“有没有”“够不够”的问题，“好不好”问题仍然任重而道远。总体上看，与其他师市相比，师市在人居环境整治方面投入的资金有限。一些职工群众的内在动力和积极性尚未充分调动起来，过多依赖团场和连队，自主意识待唤醒。调查问卷显示，68%的师团干部和连队“两委”认为人居环境整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资金，62.67%的认为缺整体规划和持续性推进，37.33%的认为缺多方参与（见图24）。
（八）基层治理能力仍需提高，凝心聚力作用仍需加强
连队“两委”收入差距较大，有的一年收入6万元左右，有的一年收入几十万，发展积极性仍需激发。大多数连队“两委”的收入仅限于工资收入和身份地流转的费用；有的连队“两委”自己种植身份地（如一八七团八连、五连书
记），有较好的收益；有的连队“两委”流转他人的土地（如一八七团八连书记），从事大规模种植；或进行特色养殖，如一八七团五连书记养山猪，或入社分红（如一八七团八连、五连书记）。在发展连队集体经济和合作社方面，连队“两委”态度不一，有的积极参与，有的被动介入；有的思路和想法清晰、有干劲，有的应付了事、悲观消极。在涉及财务问题上，连队“两委”为求稳妥、不出事，大事小事均搞“四议两公开”，事事公开，非常耗费精力，导致一些连队为省事、避免麻烦，索性不干。
换届后的连队“两委”普遍年轻，历练少，缺乏做好群众工作的经验，对职工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还不能及时动态掌握和分析，对各类惠民政策的宣传解释力不够，对职工群众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面存在的苗头性问题难以及时化解，办法不多，基层管理水平和服务群众的能力均有待提升。基层负担重，上级要求高、任务重，文山会海、填表做台账影响正常工作，“两委”无更多时间和精力去谋划思考如何发展连队经济、如何带领职工增收致富，工作疲于应付。执行力强，但缺乏创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够。调查问卷显示，18.67%的师团干部和连队“两委”认为团场、连队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表现一般（见图25）。
职工群众的身份意识还有待增强，参与乡村振兴各项任务的积极性仍需充分调动。调查问卷显示，76%的师团干部和连队“两委”、62.26%的职工群众认为，连队职工群众的身份意识不强、得利的事就干、不愿意履行职工义务；连队职工群众仍存在一些普遍问题，如，不讲卫生，生活习惯不好；不讲文明，存在陈规陋习，等等（见图26、27）。
三、解决问题的思路建议
（一）积极拓宽资金渠道和加大管用实用政策支持，引导乡村全面振兴
继续促进涉农资金有效整合、统筹使用，确保财政资金集中支持师市党委确定的乡村振兴重点项目和重点区域。整合各类财政资金、援疆资金和招商引资资金，集中支持乡村振兴重点产业、重大工程，力求在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培育市场主体、生态建设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作出示范，带动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加大对管用、实用政策的研究设计，真正拿出管用、实用的政策举措，不能大而统之，避免出台那些看着有用但实际不管用、基层不敢用的政策。
拓宽资金渠道和加大管用实用政策支持的前提是师市各级领导和相关部门要不断提高认识，解放思想，大力增强对乡村全面振兴内涵、要旨和思路的认
识。师市层面要做好乡村振兴总体部署，明确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乡村振兴要达成的目标和重点任务，营造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良好氛围。不搞一刀切，放手让团场、连队发挥主动性和能动性，让更多市场主体广泛参与到乡村振兴各项工作任务中；团场和连队要结合实际，创新性地开展工作，因地制宜选择推进乡村振兴的方法路径等，确保取得实效。
（二）深入推进三次产业融合，提升整体综合效益
借鉴学习十二师、一师经验，依托一八八团一连人居环境、千亩桃园、大棚种植等要素及一八一团一连连部人居设施、苗圃基地、蔬果采摘等要素，集中整合资源，合力打造田园综合体，推动农业功能不断拓展，促进农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提升整体综合效益。
运用市场机制，做大做强做优龙头企业，培育更多“链主”企业，充分发挥链主企业的领航作用，围绕“链主”，引进培育一批上下游配套企业，推动优势产业集中集群发展，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支柱产业不断壮大。
加大力度解决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难题，加快建设高标准农田，改善灌溉条件；采取多种办法和途径加大适用技术推广及技术指导，发挥好其在提升农业整体效益中的关键作用；提升良种和合格农资供应能力和水平，鼓励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和专业化服务发展，着重为千家万户提供农机作业、疫病防治、产品分级、储存和运销等服务。
（三）多措并举发展连队集体经济，提高发展积极性
用好中央600万元扶持发展连队经济专项资金，整合连队现有资产，通过投资入社、与效益好的企业（龙头企业、合作社）开展股份合作、新建商铺店面等方式，支持发展连队经济，保证连队有稳定经济收入，提高基层造血功能，更好地为职工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加强对资金的跟踪问效，推动党组织引领下的“龙头企业+合作社+职工”模式，最大限度地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贯彻落实好兵团有关连队集体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文件，推动师市促进连队集体经济发展指导文件的制定，尽快明确发展连队经济的扶持措施、发展方式、考核评价及相关具体制度等，让连队“两委”干事有抓手、有依据、有信心、有干劲。
（四）加强对合作社发展的支持和引导，提高质量和效益
通过宣传鼓励、引导示范、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等各种办法，促进合作社加快发展，实质性地鼓励各类能人（包括高校毕业生和返乡农工）领办创办专
业合作社并规范运作，支持引导其做实做大做强，充分发挥其在增收致富、提高应对各类风险、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方面的带动引领作用。师市农业农村局和团场农发办应增加专业合作社辅导业务，对专业合作社的建立、规范运作等做专业辅导，提高合作社的成功率，最大限度地填补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的空隙，实现无缝对接。
（五）加快各类所需人才培养，激发人才干事创业的热情
选优配强支部书记，激发“领头雁”干事创业热情，提高政治待遇，促进保障到位。树立重视基层、重视实践的导向，加大从优秀连队党组织书记、在连队（村）担任过第一书记、“访惠聚”驻连（村）干部中选拔团场领导干部和科级干部、招录公务员和招聘事业单位人员。注重在实际锻炼中发现并储备优秀年轻干部，并开展经常性分析研判，动态掌握一批可作为党政正职人选的优秀年轻干部。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注重关心关爱基层干部，激发工作积极性。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解除基层干部的后顾之忧，让基层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鼓励和支持连队“两委”领办创办专业合作社、发展特色产业、农畜产品电子商务等，把连队“两委”培养成致富带头人。积极引导动员外出党员服务连队发展或返乡创业，增强带动发展产业能力。
要多渠道引进人才，充实到连队和团场。采取更加务实而灵活的招才引智政策，吸纳优秀企业家、致富能人、干事创业的年轻人、本地乡贤等充实连队“两委”队伍，引入先进思维和市场意识，注入新鲜血液，提升基层活力。大力引进师市急缺的特色农牧业种养殖技术人才、致富带头人、电商人才、合作社领办人和经纪人。加大多渠道培训力度，帮助连队“两委”开阔眼界、提升干事创业的本领。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在职学历提升，加大对农业经营人才、产业发展人才、公共服务人才、基层治理人才、连队所需各类科技人才的培育力度，加强对高素质职工、能工巧匠等本土人才培养，打造一批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能营销的复合型人才，鼓励大户能人带动更多职工群众致富。
（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加大文化品牌推广
擦亮“向阳花小喇叭”“红石榴文艺轻骑兵”等金字招牌，唱响文化品牌，加大对外推介和宣传，推动对外文化交流和推广。加大对文化领域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培训力度，努力提升志愿专业服务队伍素质，使文化宣传活动更科学、更贴近现实和要求，更有利于对外传播和弘扬。以“唱响兵团精神”等活动为载体，充分发挥师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利用主流媒体，大力宣扬
马军武等老模范老典型，形成宣传强势，让兵团精神广泛传播、深入
人心，激发新时代干事创业、再创佳绩的热情。
（七）补短板强弱项，进一步提升人居环境的整体档次和水平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及时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户厕和拆危治乱工作不断走向深入，切实改变连队面貌，建成更多美丽连队。一八八团一连、一八一团一连的居民区统一规划设计，整体色彩风格协调，有着浓浓的乡土风味，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要以这两个连队为样板，深入推进团场、连队居住区整体设计和建设，注重特色和品味，打造“一团一品”或“一连一品”，推动人居环境由“有没有”“够不够”整体向“好不好”转变。进一步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在人居环境整治中的作用。
（八）持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推动组织振兴
连队“两委”成员要加快从管理者向“管理者+服务者”并重的角色转换，快速提高自身素质和管理服务能力，增强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既要吃透上情，不断增强对政策的领悟力和解释力；又能体察下情，密切联系群众，定期走访调研，精准掌握职工群众的生产生活动态变化情况，熟练运用各类惠民政策，解决职工群众的困难；要主动积极宣传好政策，学会用群众的语言做好群众工作，让各级党委的好政策走进职工群众的心里，真正使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实效。
加强社会管理创新，为各利益相关者提供参与平台和利益诉求渠道，集中民智利用民智，减少决策的偏差和实施的阻力，实现发展成果共享。通过构建有效的参与机制，如落实好“四议两公开”制度、开好职工代表大会、鼓励乡贤献计献策并参与决策、发挥好连规民约的作用等，减少各种社会冲突，有效保障职工群众利益，确保乡村振兴具体项目的顺利推进。采取更多求真务实的举措，加强对职工群众的教育管理，不断提升身份意识，促进其更好履行职工义务，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各项任务。积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治理共同体，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大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力戒“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的不良作风，杜绝上级部门到基层“只调研、提问题，但不解决问题”“不顾实际、自以为是瞎指挥”的状况，让基层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切实减轻基层负担，让在基层工作的同志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谋事、干事。
从“一湖之治”向“生态之治”的转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大理洱海
实践
光明日报调研组
（2022年6月10日）
“洱波三万顷，轻舟泛长风。琉璃泻万古，浩气开鸿蒙。”400多年前，明代大理白族诗人李元阳一首《泛洱水》，尽抒泛舟美丽洱海的豪迈情怀。
清晨，云南洱海碧波万顷，湛蓝湖水共长天一色。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党支部书记何桥坤走出村口，穿过生态廊道，来到湖边，看到湖水清澈见底，不时还能瞧见鲫鱼跳出湖面，不禁感叹：“这湖水一年比一年清。”不远处的湖边石栏旁，时而有游客拍照留念。
2015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工作时，专程来到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详细了解洱海湿地生态保护情况。在碧波荡漾的洱海边，习近平总书记和当地干部合影后说：“立此存照，过几年再来，希望水更干净清澈。”他叮嘱，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让“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的自然美景永驻人间。
云南省委、省政府和大理州党员干部群众牢记总书记嘱托，守好洱海再出发，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走出了一条以绿色为底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通过实施抢救模式保护治理洱海，水质下滑趋势得到初步遏制，洱海保护从抢救性治理转入到保护性治理和生态修复阶段。最近两年，洱海水质评价均为“优”。
迎着洱海和煦的微风，本报记者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等深入洱海流域和相关地区，走访一个个村庄、一个个企业，探寻大理洱海保护与绿色转型发展的共赢之路。
1．洱海之变：从抢救性保护到可持续性治理
20世纪80年代，洱海水质较好，保持在Ⅰ类水标准。“小时候，洱海水可以直接喝，家里吃的水也是从洱海里挑来的。”生活在大理市挖色镇海印村洱海边的赵益琴回忆。
“洱海流域的人口承载量为50万人，但大理市有77万人，洱源县20万人，整个洱海流域近百万人，洱海已不堪重负！”大理州副州长李苏坦言。随着洱
海流域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洱海污染逐步加剧，洱海水质整体由Ⅰ类向Ⅲ类转变。1996年和2003年，洱海曾经两次爆发全湖性蓝藻，水质急剧下降。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洱海之水是否清澈，关键在于入湖河流的水质。然而，2015年年底，洱海流域27条入湖河流大多是IV、V类水。作为洱海重要水源的苍山十八溪水量急剧减少，原因之一是无序截流取水。十八溪多达180多个取水口，造成13条溪出现季节性断流，有的全年断流，洱海的优质水源越来越少。
2016年7月，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曾指出洱海保护治理工作中存在流域空间管控不严、过度开发建设等突出问题。面对严峻的保护形势，当地广大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开启洱海抢救模式。大理举全州之力推进流域“两违”整治等“七大行动”，关停湖边2498家客栈，拆除3654户违章建筑，初步遏制了洱海水质下滑趋势，水质总体稳定保持在Ⅲ类。
2018年6月，洱海环湖截污工程全部闭环，全面阻断污水直接排入洱海。挖色镇光邑村村民刘志告诉调研组：“政府给我们免费挖了化粪池，安装了洗菜盆和排水管，收集‘四水’，生活污水都排到地下管网。”
大理还对洱海27条入湖河流实施生态化治理，已有23条达到Ⅱ类水质。建成“三库连通”清水直补工程，累计向洱海补水2.5亿立方米。取缔苍山十八溪的取水口，让清洁水源直接流入洱海，增加了洱海蓄水量。
如今，壮士断腕的抢救治理和生态修复成效日益凸显，2021年洱海全湖透明度达到1.78米。洱海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效果也日益显现，春鲤、杞麓鲤、裂腹鱼等鱼类又重现身影。2021年洱海水鸟调查共记录到64种水鸟，占中国水鸟总种数的21.6%。洱海生态趋稳向好。
作为洱海沿边最重要的生态缓冲区，129千米的环湖生态廊道建成，成为环洱海的一道亮丽风景。2020年9月以来，海西有46千米路段试运营，累计接待游客462.98万人次。
回望洱海保护之路，关键在于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以绿色发展引领工程性治理和生态性修复，扎实推进依法治湖、科学治湖、全民治湖、系统治湖，闯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之路。
2．大理之问：为何洱海变清了，发展却变慢了
“洱源净，洱海清，大理兴！”
这是多年前洱海流域常见的标语，美好的愿望背后，现实却很“骨感”。
洱源县右所镇流经3条入湖河流，原来种植大蒜3.5万亩，是滇西北大蒜主要交易集散地。“全镇农民收入50%以上来自大蒜，大蒜等产业链带来的收益不少于15亿元。”右所镇党委书记杨翱回忆。但为了保护洱海，2018年，洱海流域全部禁种大肥大水的大蒜。“当时正是脱贫攻坚关键时期，如何发展新产业，不让群众收入减少，成为右所镇面临的重大问题。”
右所镇的困境，也是苍洱大地面临的现实困境。
2019年和2020年，大理州连续两年GDP增速全省倒数第一。大理为什么落后
了？大理怎么办？为此，2021年，大理在全州范围内发起“大理之问”大讨论。
“大理之问”聚焦“洱海保护与产业转型升级”等问题展开讨论：在保护好洱海、守住“绿水青山”的前提下，如何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实现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发展？
追问一：大理农业如何绿色转型？
为有效削减农业面源污染，2018年起，大理州在洱海流域的大理市、洱源县实行“三禁四推”，包括禁用含氮磷化肥、禁种大蒜为主的大水大肥农作物、畜禽标准化养殖等。
痛定思痛，狠下决心，洱海流域削减大蒜种植12.36万亩。“以前村里家家
户户种大蒜，现在都改种蚕豆、小麦。”洱源县三营镇郑家庄村村民杨秀弟说。
奶业，是大理传统优势产业。然而，奶牛养殖的粪便污染给洱海保护造成较大压力。于是，大理在洱海流域核心区禁养奶牛，关停搬迁46个规模养殖场；二级保护区以外地区限养奶牛。
奶牛养殖和奶业向洱海流域外转移，洱海流域奶牛存栏从10万头减至3万
头，每年收集处理畜禽粪便超14万吨，有效阻断养殖污染入湖。
禁养、限养奶牛，也影响了奶牛养殖户收入。“全镇原来三分之一的农户养奶牛，存栏7000余头，养一头奶牛年收入1.5万元左右。现在缩减到2000余头，全镇奶业收入减少三四千万元。”杨翱说。
大蒜“转移”，奶牛“搬家”，洱海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得到一定缓解，但村民收入下滑，未来生计如何保障？这是待解难题。
追问二：大理工业如何高质量发展？
2020年，洱海流域彻底关停57座非煤矿山。位于大理市海东镇的云南红塔滇西水泥公司老厂等3家年产500万吨、高污染高耗能的水泥厂全部拆除，滇西
水泥公司搬迁至宾川县，另两家水泥厂搬迁至祥云县。“3座水泥厂搬迁后，经济开发区的GDP从200多亿元降至80多亿元。”大理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李志东介绍。
洱海周边是生态保护区，传统工业发展思路滞后，空间规划不明晰，导致工业投资和产出均明显放缓，这是大理发展滞后的“痛点”。在全面完整准确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保护好洱海的前提下，补好工业发展和做好产业培植这个最大的短板，是摆在大理面前最主要的任务。
追问三：大理旅游业如何转型升级？
旅游业是大理的支柱产业，每到节假日，景区车水马龙、人满为患、一房难求。然而，繁荣背后一度隐藏着巨大危机：沿湖大规模无序开发、餐饮客栈的排污，给洱海保护带来巨大压力。同时，大理旅游业新业态创新不足，景区缺乏体验式的内容，加之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旅游业迫切需要转型升级。
追问四：生态移民如何共享发展成果？大蒜、奶牛、企业搬迁，人也搬迁。为建生态廊道，2018年年底，1806户7270人的“三线划定”生态搬迁户的
住房拆除，新建的“1806”小镇需异地安置1073户约4300人。截至2022年4月，5个安置点中的4个已交房。调研组在喜洲安置点看到，许多新房空置，入住村民较少。世代生活在湖边的村民故土难离，新居没有土地，如何增收维持生计？这决定了安置是否成功。
经历种种阵痛，“大理之问”找准4个“痛点”，瞄准绿色产业发展定力不够、产业发展谋划储备不足、产业空间布局调整滞后及错失产业主动转型机遇4个“症结”，达成走可持续的绿色转型发展之路的最大共识。
3．大理之路：以洱海保护引领全域绿色转型
面对“大理之问”，大理州用行动一一找到答案：管空间、控行业、减人
口、促转型。
李苏说，为避免破坏洱海东岸海东片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大理全面停止海东开发，洱海流域人口和产业向流域外转移拓展，“将祥云作为洱海流域产业重点承接地，经济中心向祥云转移，城市向巍山拓展，在巍山规划建设大理关巍文教科创生态城，推动大理市、祥云县、巍山县一体化发展，逐步形成服务滇西一体化的区域中心城市”。
转型一：农业从污染种养业向绿色生态农业转变。
近两年来，洱海保护治理从“一湖之治”到“流域之治”的转变过程中，
大蒜种植全部向洱海流域外转移。全州种植的17.27万亩大蒜主要集中在弥渡、
鹤庆、宾川、祥云等县。
右所镇也在培植新产业。“我们与云粮集团合作种植绿色水稻3万亩，还发展烤烟、玉米、中草药、花卉等产业，想方设法让老百姓持续增收。”杨翱说。
洱海流域内，正在推进种植业绿色有机化，建成省级绿色现代农业产业园1个、州级现代农业产业园4个，打造“洱海绿色食品”品牌；推进农业节水减排，完成13.23万亩高标准农田，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在大理喜洲镇仁里邑村，518亩苹果正茁壮生长。该园区正在打造集现代农业、生态农业和高效农业于一体的有机水果示范基地。在弥渡寅街镇永丰村，春沐源农业企业巨型温室中种植的樱桃番茄，已销往全国100多个城市。
为彻底解决洱海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大理州与中国农业大学、云南农业大学三方合作，请中国工程院张福锁院士团队在古生村设立科技小院，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及农业绿色发展科研攻关。
洱海流域奶牛禁养限养，欧亚乳业等企业在流域外积极扩大奶牛数量，鹤庆和弥渡两家奶牛良种场被评为国家级标准化奶牛示范场，按照“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智能化”的要求，目前云龙、巍山、祥云等县的5个万头奶牛牧场已全部开工。2021年大理州奶牛存栏总量占云南省的38.5%，生鲜乳产量、产值均位列省内第一。
转型二：工业从“围湖开发”向“跳出洱海”高质量发展转变。
大理通过创建绿色产业园区、引进绿色环保项目助推绿色转型，同时将传
统工业向洱海流域外的祥云、鹤庆、宾川等地转移。
2020年9月，云南省信创（大理）产业园挂牌成立，不到一年，已有长城科技、科大讯飞等36家企业入驻。大理州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合作共建数据治理工程试点城市，跻身“全国城市数据治理工程”首批试点城市。
洱海流域的垃圾怎么办？大理经开区的云南顺丰洱海环保科技公司使“牛粪变黄金、秸秆变宝贝”，对洱海流域的畜禽粪便、餐厨垃圾等有机废弃物进行全收集和资源化处理利用，生产生物天然气和有机肥料系列产品，年可处理有机废弃物195万吨，走出了一条“变废为宝”的绿色循环新路。
在鹤庆县溢鑫铝业公司水电铝加工一体化项目基地，长1100米的高大厂房车间十分壮观，从熊熊燃烧的熔炉，到一块块硕大的精铝锭，宛若变魔术一般。水电铝迅速带动鹤庆工业经济，2021年，全县完成工业增加值49.61亿元，总量
位列全州第二。
转型三：旅游业从景区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
面对洱海保护治理和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大理积极推进文化旅游转型升级，使大理旅游从苍洱核心景区游向全域旅游转变。双廊镇正在打造洱海保护治理、旅游秩序规范和转型升级示范区，走出一条生态、文化和艺术融合发展的转型升级之路，依托一批艺术家，厚植舞蹈、电影、农民画等艺术文化；对589户餐饮客栈经营户精细化管理，推动餐饮客栈减量提质。“有一种生活叫大理”“中国最佳爱情表白地”等一系列大理文旅新IP正在助推文旅新业态不断壮大。
按照规划，由生态移民安置点组成的“1806”小镇，也将分别打造为南诏小镇、康养小镇、田园小镇、喜洲小镇和风味小镇，发展生态、文化、旅游融合的旅游服务产业。
4．洱海之鉴：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洱海之变，重现“一水绕苍山，苍山抱古城”的诗意画卷；大理之问，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入践行。大理持续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有四点经验可资借鉴。
经验之一：湖泊治理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治理路径。
大理根据高原湖泊的生态特征，把湖泊治理纳入全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全局中，以全域谋划和绿色转型的有机融合探索可持续的治理路径。坚持依法治湖、科学治湖，为洱海保护治理奠定了可持续性和长久性的根基。
经验之二：从“一湖之治”转向全域联动治理。
大理不断拓宽“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从“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再到全域联动治理转变。“大祥巍一体化”布局激活了大理区位优势与历史文化的有机融合，使大理成为集历史聚合力、文化吸引力和生态亲和力为一体的“诗和远方”。
经验之三：湖泊保护从政府主导走向全民参与。
大理坚持全民治湖，厚植洱海全民保护意识，并最终形成全民共建共享共赢的生态文明建设共识，促进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推动生态文明理念的落地生根，“保护洱海，人人有责”已在大理深入人心。
经验之四：推动全域全产业绿色转型发展。
大理以洱海保护引领全州绿色转型，坚决取缔和禁止流域内的污染产业，
创建绿色园区、引进环保项目，推动一二三产业的绿色转型升级，破解了洱海
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着眼于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建议，大理洱海保护和绿色发展应处理好三个关系：
——处理好“三生和谐”的空间关系。科学合理规划布局和优化洱海流域
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空间保护与开发格局。
——处理好“三产融合”的发展关系。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把“生态+”的理念融入产业发展，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构成的生态经济体系，全面提升生态的“颜值”和产业的“绿值”，使绿色经济效益持续增长。
——处理好“多方共赢”的利益关系。确保湖泊治理各主体全面持续参与湖泊保护的同时，构建以民众、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多元主体共建共享共赢的机制，让生态移民安心，让农民持续增收，让人民群众从洱海保护和绿色发展中长久受益，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对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发挥的调研思考
91729部队某大队政治教导员何敏
习主席指出，基层党组织建强了，基层建设才能全面进步、全面过硬。随着转型建设深入推进、使命任务拓展深化，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对如何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提出了新的考验。从调研情况看，有以下几个问题需引起高度关注。
一、重视解决基层党组织政治能力不强的问题
政治功能是党组织的核心功能，讲政治是基层党组织的首要任务。这几年，经过持续大抓政治建设，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政治统领的能力显著提升，但仍有三种倾向需要认真纠正。一是把讲政治神秘化。认为讲政治是思维层次方面的高要求，主要是对党委机关提出的标准要求，基层党组织按照上级的指示要求抓好贯彻落实就行了，因此，在提高政治能力上表现出不重视、不在乎、不用心的应付态度。二是把讲政治空洞化。觉得政治能力太空泛，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软性要求，不同程度存在重业务轻党务、重军事轻政治、重工作轻思想的现象，甚至把讲政治变成了表态性、口号式、形式上的说教。三是把讲政治孤立化。缺乏应有的敏感性敏锐性，不能从一般性事务中发现政治问题，不能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中发现政治端倪，不能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把握政治逻辑，甚至把讲政治和具体工作割裂开来，出了问题才追悔莫及。
基层过硬首先政治上要过硬，必须坚持从政治上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干部骨干队伍建设，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一要在强化学习中增强政治自觉。理论成熟才能政治成熟，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思想理论武器，善于拿起观察分析问题的“望远镜”、探究事物本质的“显微镜”，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坚决把牢正确方向。二要在对标对表中增强政治定力。讲政治来不得半点马虎，出不得半点差错。要教育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干部骨干，自觉同党中央、习主席决策指示对标对表，同各项政策法规、禁令要求对标对表，确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与党中央、习主席同声同频、同向同行。三要在实践磨砺中增强政治能力。讲政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口头的而是实际的。要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干部骨干完成每一项工作任务、处理每一项敏感事务、执行每一项兵力行动，都自觉从政治上分析、主动从政治上考量，遇事多想政治
要求，办事多想政治规矩，处事多想政治影响，成事多想政治效果，不断提高
与履行岗位职责相匹配的政治能力。
二、重视解决基层党组织聚焦备战打仗不力的问题
备战打仗是党组织领导的第一要务，是必须落实的主责主业。当前，练兵备战成为基层部队价值主流，但仍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思战谋战”的站位还不高。不少官兵职业精神弱化，把军人这个职业当作人生的跳板、谋生的手段，流汗可以、流血不行，待遇好可以、待遇差不行，不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而是哪里好干到哪里去，随时做好了向后转的思想准备。二是“向战为战”的导向还不明。用战斗力标准统筹各项建设，把对战斗力的贡献率作为晋升使用、奖励表彰的重要依据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以不出事为原则的“安全标准”、以上级满意为宗旨的“迎检标准”、过日子守摊子的“生活标准”、练为看演为看的“训练标准”还有市场。三是“能战胜战”的本领还不强。有的思维理念跟不上，对前沿新知识、战训新概念、转型新模式学习掌握不够；有的从严治军、精细管理不到位，按纲施训、依法治训不严格；有的驾驭新装备本领不强，能够独担重任、独当一面的岗位能手不多。
对此，必须紧紧围绕转型备战强组织强队伍，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一要牢固立起主责主业意识。不论是谋划建设还是部署任务，都要始终以练兵备战牵引部队建设各个环节，确保一切工作向战斗力聚焦用劲。坚持奖惩两手抓，既要严肃纠治主体责任不落实、领导备战打仗能力弱等倾向性问题，也要优先考虑和重用心思精力集中、能力素质过硬、练兵备战有功的干部，切实端正舆论、工作、用人、政策导向。二要加快提升遂行任务本领。在院校培训和交流任职的基础上，要抓好实战演训这个“磨刀石”，在实战化场景条件下有针对性地开展模拟演练、战法验证；要用好海上天然的“练兵场”，在与强敌斗智斗勇中积累实战经验，锤炼胆魄血气，提高实战能力；要用好军事民主这个“传家宝”，以“三打三防三战”群众性战法创新活动等为载体，发动官兵创造更多克敌制胜的奇招妙招。三要大力加强职业精神培树。职业化的军队更需要职业化的素养。要教育引导官兵把备战打仗作为全力以赴的主业、精益求精的专业、为之献身的事业，传承“因党而生”的基因、高举“为党而战”的旗帜、坚定“向党而强”的方向，努力做到武器装备使用练至最大边界、海空突防突击练至最上极限、复杂气象起降练至最高水平。
三、重视解决基层党组织原则性战斗性弱化的问题
深刻反思基层部队这几年发生的事故问题，基本都能从党组织原则性战斗性不强上找到原因教训。一是存在“功能缺失症”。有的组织生活会表象式批评、工作式检讨、希望式提醒，务虚不务实，亮短不亮丑，辣口不辣心；有的阵地意识缺乏，党管干部、延伸管理没有到底到边，低职级管钱管物人员违纪违法问题频发，个别转业待安置、伤病残待移交党员成了“断线的风筝”。二是存在“等靠依赖症”。有的遇到棘手问题，就等着上级给主意、等着领导作指示，该担的责不担、该抓的事不抓；有些问题被一年一年地拖、一任一任地推，始终得不到解决，把小问题滋长成大问题，一个问题变成多个问题，一般性问题升级成政治性问题。三是存在“斗争恐惧症”。明哲保身、好人主义、怕得罪人那一套仍有市场，不少官兵对反常现象熟视无睹、对矛盾问题束手无策、对陈规陋习无能为力，使得有的苗头隐患已经警报连连仍见怪不怪，有的违纪问题虽然三令五申仍屡禁不止，有的规定要求已经非常明确仍踩虚踏空。
增强党组织的原则性和战斗性，就要以整风精神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高党组织建设质量。一是管党从严强监督。要把严管就是厚爱切实落到实处，烧旺组织生活这个“熔炉”，既管工作管业务又管思想管作风，既管八小时以内又管八小时以外，特别是对思想苗头、问题隐患要抓早抓小、敢抓敢管，真正做到人人始终在组织的视线内、人人始终在组织的管理中。二是纠偏理正立导向。要抓住激浊扬清、辨明是非这个根本立场，理直气壮地批驳歪歪理，鼓起正能量，弘扬新风尚。鼓励官兵放开手脚、干事创业，为坚持原则、敢抓敢管的官兵撑腰鼓劲。畅通民主监督渠道，快决快复意见建议，快查快办违纪问题，倒查追究诬告陷害行为，切实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挡事，让担当尽责者心劲十足干工作。三是领导带头树新风。基层党组织正副书记的一言一行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导向作用。要大兴民主作风，自觉纳入一班人之中，不凌驾于一班人之上，在任何时候都不搞独断专权、“一锤定音”，带头把贯彻民主集中制作为政治品格来培塑、作为党性原则来砥砺、作为行为规范来遵循，努力营造正气充盈、新风扑面的良好氛围。
四、重视解决基层党组织动散常态难抓建的问题
近两年，各级按照新的党建法规优化组织设置、规范组织运行，但随着部队越走越远、时间越来越长、态势越来越散，基层党组织仍存在不少抓建难题。一是战与建统筹不够。长期面临战建两方面压力，有的党组织把抓建部队与执
行任务分割开来，经常性基础性工作打折扣，甚至出现完成任务越多，部队建设基础越薄弱、事故问题越多发的现象，反映出统抓全面建设、统分力量资源、统筹抓建意识还有待提升。二是临时党组织融合不够。部分党组织从不同单位抽组、临时组建，有的还存在临时观念，在理解编队行动意图上不够精准，在落实上级决策指示上不够到位，在教育管理上不够较真，在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上不够默契，甚至出现了临时党组织与原属党组织“两不管”的真空地带。三是务党能力训练不够。有的编组党组织注重了资格搭配忽视了能力搭配，军事领导务党能力不足、政工领导军事素质不强较为普遍，双指挥员尚未充分发挥“1+1>2”的增益效果。部分临时党组织负责人务党能力不足，在条件有限、缺乏监督的情况下简化程序、降低标准的问题比较普遍。
对此，必须在力量上整合、在认知上纠偏、在细节处规范、在指导上加力，确保动散常态下基层党组织运行规范有力。一是抓科学统筹。要统战建，注重以战领建、抓建为战，深入推进以战载训、拿敌练兵、战训耦合，做到战建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要统人员，重点调配好党组织班子和任务编组，防止出现弱弱搭配、问题搭配、矛盾搭配；要统资源，采取各种手段实现前方与后方资源共享、教管同步、战训衔接。二是抓培训帮带。建好用好党支部书记之家，采取理论辅导、现地教学、案例分析、难题会诊、示范观摩等形式，重点加强临时党组织成员培训，着力把党务的知识搞明白、把肩上的担子讲清楚、把各级的职能划设好，培养一批开展党务工作的明白人。三是抓责任落地。采取出发前谈话交代、任务中跟进掌握、结束后总结讲评的方式，贯通任务全程抓监管抓指导。把党组织成员履行党内职务的情况纳入官兵年度考核内容，对有效履行党内职务、充分发挥组织作用、促成任务圆满完成的加强宣扬表彰，对因失职失责而影响任务完成、发生事故问题的予以严肃追责问责。
发挥基层党员主体作用促进民族地区乡村组织振兴的思考基于G省B
市农村基层党员主体地位的调研
重庆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世春
党管农村工作集中体现了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新时代继续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十分必要，[1]农村党员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中坚力量，只有进一步强化基层党员的主体地位以及充分唤醒其作为党员的主体意识，才能更好地践行和突出其主体性，坚定其理想信念，从而坚守其作为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追求。严格贯彻落实党中央要求，尊重和保障农村基层党员主体地位，切实保障基层党员权利，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其有序政治参与，从而进一步释放乡村组织振兴的内生动能促进乡村振兴。
1．现状与困境：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员发挥主体地位的调研
农村党员内生动力的有效激发是稳定巩固脱贫成果、实现乡村组织振兴的坚实基础。农村基层党员及干部既是乡村振兴的供体，也是主体。民族地区要巩固脱贫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离不开基层党员的带动，基层党员干部的内生帮扶动力反映扶贫供体的帮扶意愿，是巩固脱贫成果的外在保障。[2]通过基层党组织凝聚人心，发挥基层党员主体作用，形成乡村振兴发展的合力，才能高质量地实现和巩固脱贫振兴成果。
1．1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及党员发挥主体地位的现状
B市属于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经济发展滞后地区。参与此次调研和访谈的当地农村基层党员有120名，主要集中在B市YL乡和ST镇所辖的相关村社。调研团队与当地党员们的访谈记录为本文的思考提供了原始素材，对于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员主体地位保障机制、激发党员内生动力、实现乡村组织振兴有着积极的参考意义。
1．1.1农村基层党员用创新意识建设美丽家园，党员的主体性意识在逐步增强。根据当地基层党组织党员主体地位现状调研显示，在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引领和带动下，农村基层党员们的主体意识也在不断地提高。根据此次农村党员主体性意识调研显示，其中，有78%的党员认为党员主体性意识是党员主动参与，培养个性，发展创造能力的意识活动；有16%的党员认为是党员集体性意识；有6%的党员表示不清楚党员主体性意识。根据这几项结果所占比例显示，当地农村基层党员主体性意识比较高。
在党的十九大精神引领下，我们党要求每一名党员都要具备主动参与国家、社会建设的意识，并适应时代潮流，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素质，以培养更加优秀的党员群体来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而农村基层党员作为党的“肌体细胞”和活动主体，是党的基层工作的具体承担者和执行者，必须要有发展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如今为带领和建设好当地民族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带领农民发家致富，当地基层党员们在不断地发掘创新思路和新办法。其中，基层党员干部外出到示范区学习、交流、参观、借鉴成功经验，回到家乡后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做出了带动当地农村建设的具体规划方案，并且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和成效，这是他们共同助力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有效举措，是发挥基层党员主体意识的直接表现。
1．1.2基层党组织注重培养党员的“名誉感”，大幅提升了基层党员的精神层次。中共党员是人民的表率，是我党智慧结晶的有生力量。其中，精神力量不可缺少。根据问卷调查显示，参与此次调研的有95%的党员同志认为，一名党员的“名誉感”不可缺少，与“名誉感”相关联的还有党组织的“荣誉感”。“名誉感”“荣誉感”在当地基层党员主体地位中均发挥有重要的作用。笔者在面对面访谈时，当地一位村副主任非常热情地给我们讲解党员“名誉感”和组织“荣誉感”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他根据自身多年的学习和经验总结出，当前的农村主要是做好群众安全稳定工作，基层党员责任心和服务意识还不强。这位党员干部表示，在培养和提升基层党员主体地位意识的同时一定要注重培养党员的“名誉感”，提升其作为党员的精神层次。在当地民族地区的农村，为充分发挥基层党员的榜样作用，党组织迫切需要做的就是帮助年轻党员确立主体价值观，培养其作为党员的良好的“名誉感”，为构建良好的“组织精神”而不懈努力。“名誉感”使基层党员们有了精神上的主体意识，就会时刻反思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党组织在要求基层党员提高自我荣誉感的同时更需要要求党员维护和提升其组织荣誉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既增强基层党员的权利意识，又能强化其作为党员的义务意识，党员的主体地位意识才能得到有效的提升。
1．1.3响应“中国梦”民族复兴的号召，筑小梦圆大梦，农村基层党员正继续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在当地基层党组织队伍里，“中国梦”对于每一位基层党员同志来说并不陌生。走进当地的LH新村，美丽家园已不再是奢望，清洁整齐的村道和鸟语花香的房前屋后，农村家园面貌早已在当地基层党员和
社员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焕然一新。当地民族地区农村建设所取得的成果离不开基层党员的努力和付出。根据调研所知，在LH新村建设规划时，许多农民家庭都在乎各自的老宅基地，不愿参与到当地统一规划建设中。因为村民们都担心自家地会被划分给别人而不愿加入新时代农村建设。在关键时刻，LH村的15名党员起到了带头作用，率领社员群众加入到新农村建设中来。起初是每一位党员负责做几户人家的思想工作，在这当中，有些党员也是社员，他们和当地村民是生活在同一个区域的，更能体会到村民群众在生活中需要些什么、在乎些什么。当地党员们秉着一颗真诚为人民服务的心，急村民群众所急，想村民群众所想。在大家一致努力下，当地新农村建设的“挡路石头”被搬开了，迎来的是让村民群众满意的幸福美丽家园。这是当地基层党员发挥主体作用和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同社员群众一起创建美丽乡村的生动展现。
1．1.4不忘注入基层“新鲜血液”，让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到党组织中来为社员群众服务。在访谈过程中，我们了解到每一位老党员都有培育新党员的重任在身。每一名老党员需要培养两名或三名新党员，对培养新党员的要求是要思想上进、工作出色，在村民群众的心目中有好的印象，有贴近人民生活的良好作风以及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思想和意识。但是由于当地大部分有志青年常年在外务工，在农村基层党员队伍培养这一方面存在诸多现实难题，这是目前制约当地基层党组织建设所面临的和亟待改变的现状。[3]
1．2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员发挥主体地位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通过此次调研，我们对B市农村基层党员主体地位的现状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在具体的实地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当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员仍然存在着对党组织活动积极性不高、党员老龄化程度偏高等现实问题。但是总的来看，当地农村基层党员的主体地位随着党的建设事业的向前推进也随之有所提高，尤其在基层党员民主权利表达方面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
鉴于当地农村基层党员老龄化程度偏高，普遍文化素质偏低，故其主体意识的养成和发挥还有待进一步增强。在B市农村的基层党员队伍发挥其主体地位的调研中，老龄党员的人数占75%。这部分党员的文化水平比较低，思想与时代发展存在差距，为村民群众服务的能力水平也有所下降。老龄党员因为其所受文化教育水平较低，对于通过书籍报刊、文件等来传达精神的渠道，他们都表示很难理解和接收。因而当地农村基层党员参与党组织活动积极性普遍较低。其中，科学文化素质的高低是影响其政治认知、政治参与以及其他自觉政治活
动的重要因素。[4]正如列宁曾深刻地指出：“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5]此外，根据调研显示，对于党的代表大会，其中有11%的党员表示对于中央的比较关注，地方的不关注。农村基层党员是党组织建设的中坚力量，如果不关注地方事务，那么，基层党员们将缺乏为当地人民群众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当地部分农村基层党员缺乏主人翁意识和主体意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现象仍然存在。同时，由于其思想上的顾虑，对于党内事务缺乏民主参与习惯，在一些党员民主活动中，不会正确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此次调研对象中有50%的年老党员表示对党章中规定的中共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不了解”或“不太了解”。
此外，当地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党员的主体地位也不够重视，基层党员主体地位提升缓慢。部分基层党组织重经济轻党建，对党建工作投入不足，创新意识不强，相当一部分基层党员干部沿袭传统工作思路，习惯于行政命令式的工作方法，对党员主体地位的定位错误、认识模糊，导致一部分党员对党组织缺乏认同感；另一方面，当地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活动经费难以得到保证，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号召力也随之减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农村基层党员主体地位的发挥。基层党组织制度仍然不够完善，党员权利维护机制尚需要进一步健全，当地农村基层党员对党内事务的相关权益的保障认识仍然不足。同时，对已经制定的规章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不能严格落实，党内监督约束乏力，监督机制不健全，没有科学有效的保障措施，监督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监督结果透明度、公开度还不够，使得当地部分基层党员在思想上有所顾虑和担心，从而参与度不高。[6]受此困境影响，当地一些基层党员主体意识出现了模糊的状态，党内事务参与积极性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还有就是由于青壮年主要在外地务工而常年不在家乡，当地党员队伍发展壮大存在着许多现实限制性条件，缺少发展对象。
2．现实的需要：党员主体地位的发挥是乡村组织振兴的内生动力源
基层党员队伍肩负着直接联系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基层的重要责任，是党执政的组织基础。[7]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把基层党组织的组织优势、组织功能、组织力量充分发挥和展现出来，把广大基层党员和群众的思想、行动、力量和智慧凝聚起来，齐心聚力投身乡村经济社会建设当中。通过履行基层党组织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不断激发广大党员、群众建设美丽家园的内生动力。
一是党员主体地位的发挥是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领导力的需要。基层党员始终需要坚持主动融入到乡村组织振兴当中去，乡村组织振兴离不开基层党员，离不开基层党员发挥主体作用和带头致富、带头振兴的模范作用。基层党员首先要了解什么是乡村振兴，怎样开展乡村振兴工作，乡村振兴要达到的效果和取得什么样的成效。要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每一位基层党员都有责任和义务主动融入到乡村组织振兴当中去，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努力贡献各自的力量，这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的体现。
二是党员主体地位的发挥是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组织力的需要。基层党员有责任和义务始终坚持自主发展引领一般群众发展。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只有高质量的发展才能实现乡村组织振兴的各项决策和部署，而高质量的发展又是党员群众内生动力不断激发的成果和需要。基层党员在乡村组织振兴中首先要搞好各自的发展，尤其是产业发展、户办经济的升级及庭院经济的规范等要给群众做好表率，一方面要做好产业规划的表率，另一方面做好产业增收的表率，要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通过内生动力的激发能拓宽增收致富的渠道，要让群众把精力聚集到产业发展上来。其次，需要基层党员始终坚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创新增收。当前，无论是传统的种植业、养殖业，还是品牌特色产业，人民群众对产业发展的思路基本还停留在模仿、实验阶段，自主创新、自主发展的方式方法还很欠缺，增收难、增收慢的现象依然突出。基层党员需要在乡村振兴中，率先探索产业发展的模式、产业发展的思路，进一步解放思想，通过不断向外学习、模式升级等，实现产业发展创新，在创新产业发展中实现最大化增收。[8]新时代党员发挥主体先锋模范作用，也需要转变旧思路，做“带头创业致富”的典范。再次，需要基层党员始终坚持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必须是可持续发展。我们世代赖以生存的环境是发展的根基，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不动摇。基层党员要在致富增收的同时保护好环境，给群众做好表率，要在产业发展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给群众做好表率，要在产业兴旺的同时家庭和谐，给群众做好表率。
三是党员主体地位的发挥是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和社会号召力的需要。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全面决胜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农村基础设施得到高质量改善，但在个别村
落，部分群众中农耕文化、乡土气息逐渐淡薄，外出务工的中青年较多，直接在农村从事一线生产的农民群众在农村人口中占比不到50%，农耕文明繁荣的景象有衰退的迹象。这需要基层党员发挥主体作用，带头在乡村振兴中通过歌谣、打油诗等形式不断保留和传承当前的农耕文明；需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建设新农村的优良作风，不忘过去农村建设中保留下来的农耕文化，让农民群众记得住乡音、守得住乡愁。此外，需要基层党员始终坚持乡村治理的风清气正，发挥好关键引领的主体作用。乡村治理在乡村振兴中是一个重点、难点，也是乡村振兴成果的集中体现。以本次调研的B市为例，近年来，其所辖的YL乡和ST镇因受村民搬迁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类矛盾交织在一起，个别农民群众有不满情绪，部分群众小农意识还比较浓，因而基层党员需要在当地的乡村治理当中，从自身做起，管好自己、管好家人、管好身边人，向身边农民群众传递正能量，坚决与社会不良习气做斗争。严格遵守《党章》及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对标先进典型，时时刻刻维护党的光辉形象，以一个优秀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总之，进一步统筹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均离不开发挥基层党员主体地位的作用，都需要农村基层党员充分发挥好引领作用、示范作用、带动作用，在全面建设美丽乡村并实现乡村振兴各项事业发展中贡献各自的力量。
3．实践的路径：发挥党员主体地位，助力民族地区乡村组织振兴
坚持党员主体地位，激发乡村组织振兴的内生动力。乡村振兴，离不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农村基层党组织强不强，基层党员能否有效发挥主体作用，会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9]民族地区的一些农村发展滞后、问题较多，往往与当地基层党组织比较缺乏凝聚力，党员缺乏发挥主体地位的意识和水平，以及与党员干部的组织能力和管理作风跟不上有很大关系。为此，实现乡村组织振兴，必须突出问题导向，着力破除积弊，夯实基础。
3．1发挥农村基层党员主体地位，首先需要按照“因地制宜、按需设岗、
因事设岗、以岗定责、责任到人”的原则，结合基层实际设立事务协调、困难对象救助、矛盾调解、产业经济发展等岗位，把无职党员划分到各岗位，使广大基层党员“无职有岗，有岗有位”。同时，探索建立一个畅通的沟通机制，将党组织的精神顺利无误地传达到普通基层党员和农民群众中去。其次，提升
基层党员文化素质，继续加强基层党员的文化教育，不断提高其作为党员的主体意识、工作及服务创新意识。借助党员活动学习中心定期开展党员事务教育课。农村基层党组织还应进一步扩展在党支部党员活动中心设立的党员书屋，内设并定期更换、丰富有关历史知识、政治知识、法律知识以及经济知识类的书籍供党员们阅览。再次，从农村基层党员个体出发，继续加强对党员自身党性的修养，使其能够熟悉党章中的各项规章制度，拥有强烈的党员主体参与意识。在生活中，能够时刻谨记自己是一名党员，时刻做人民群众的表率，主动地、积极地发挥基层党员应有的模范作用。做到以党组织的事业为己任，以为人民服务，完成党组织赋予的使命为宗旨。真正从内心出发，理解、认同、参与党务活动并敢于表达个人见解。必要时，需要多向老党员学习革命年代的精神，向老党员请教宝贵的经验，增长阅历。年轻党员应该从老党员中学习革命年代的精神，发挥主人翁意识，强化对党员主体地位的认识，为人民办实事、做表率。
3．2完善保障机制，切实保障基层党员权利并形成共识。一是进一步完
善党内关怀激励制度，并积极探索完善党内关怀机制，将生活困难党员、老龄党员、残疾人中的党员以及各党务工作者作为关怀重点，定期走访慰问、结对帮扶。通过对党员的学习、工作、生活上予以组织关怀，唤醒基层党员强烈的主体意识感，不断强化基层党员对组织的认同感、归属感，使党员在互助服务中进一步增强党内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二是以党员主体为基点，进一步加强理论指导和宣传，形成“党员是党组织的主体”的共识和理念。同时还应该看到，坚持党员的主体地位，首先需要在党的各级组织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中强化和确立党员主体地位的意识，使“党员是党组织的主体”逐步成为党内党员生活中一种强烈的、普遍的共识和理念。
3．3传承党组织吸纳优秀群众加入党的队伍的优良传统，随时注入新鲜
的“血液”，永葆党的先进性。对在外务工的优秀青年人，通过通讯手段等加强对他们的培养，定期要求他们向党组织做思想汇报。汇报总结可以信件的方式寄到党组织中来。只有加强基层党组织的队伍建设，才能更好地进一步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和主体意识教育。
4．结语
通过实地调研，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现状，加深了对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员的主体地位、主体意识的了解。在与党员们交
谈的同时也向党员们阐释了党员主体地位的内涵与重要性。但是由于当地部分基层党组织在党内组织生活中过于强调党员应尽的义务而忽略了党员应该享有的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基层党员主体地位及作用的有效发挥。总之，充分发挥基层党员的带领和参与作用，完善合理的利益诉求平台和有效的基层党员干部激励机制，[11]发扬勇于担当的工作精神，营造和谐包容的工作氛围，确保农村基层党员主体地位的有效发挥，这不仅是激发基层党员内生动力的实践路径，也是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地区实现基层组织振兴的应有之义。
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助力打好种业翻身仗
农发行种业基金课题组
一、农发行支持种业发展情况
（一）高度重视，争当金融服务种业振兴的主力军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近年来，农发行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第一时间落实、响应，全员、全力、全速推动，助力打好种业翻身仗，明确提出“十四五”期间拟安排1000亿元资金全力支持打赢种业“翻身仗”，争当金融服务种业振兴的主力军。
（二）强化创新，加大投贷联动机构协同支持种业振兴
一方面，积极探索供应链产业链融资模式，进一步加大投贷联动机构协同，通过控股种业基金和先农投资，参股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中国农业再保险公司、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等，不断丰富政策性金融支持工具，努力满足种业振兴多元化融资需求。在强化重点种业企业资本实力，帮助种业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强化多方合作，积极构建联合推进载体，齐抓共促坚决助力打好种业“翻身仗”。一是强化与主管部门合作。2021年8月会同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政策性金融支持现代种业发展工作的通知》，共同搭建合力支持种业振兴的有效载体。二是强化国际合作。农发行面向全球投资者成功发行首单30亿元支持“南繁硅谷”建设的主题金融债券，积极引导国际国内更多资金投入现代种业。三是强化与领军企业合作。农发行积极与中国供销集团合力推进“大田托管”模式、与中化控股集团共同打造“现代农业技术服务平台（MAP）”、与中农发集团强化种业领域合作等，积极推广良种良法，确保“种出好品质、卖出好价钱”，帮助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
（三）倾斜资源，及时出台有针对性的优惠政策
印发《关于投贷联动机构协同支持打赢种业翻身仗的指导意见》等多个专项促进文件，出台“利率最高可优惠50个BP、期限最长可达20年”等一揽子优惠政策，并从组织领导、战略规划、聚焦重点、项目营销、提高效率、创新模式、考核激励、支持保障等方面部署支持种业振兴的四十条创新举措，通过增强农发行与参控股公司的投贷联动、机构协同效应，切实提升金融对我国现代种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四）压实责任，紧盯重点企业和项目加大支持力度
海南分行聚焦粮食科研育种基地、南繁科研育种核心区、南繁种业科研服务保障平台和南繁种业产业建设，积极参与海南省政府南繁发展规划研究，与省农业农村厅、海南农垦集团签署三方框架合作协议，对接地方农业农村厅、种子管理站等主管部门，积极宣讲农发行信贷政策，树立支持南繁发展主办银行形象；分支行迅速摸底辖内种业企业和项目融资需求，主动上门沟通，宣传农发行政策，积极融资融智，形成上下协同、合力推进的发展态势。海南分行在支持“南繁硅谷”核心区基地建设等方面充分发挥了农业政策性银行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二、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一）针对种业育繁推一体化产业链的信贷产品创新不足
种业产业链的不同环节、不同生命周期具有不同特点，因此形成了差异化、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因此造成流动性供给、产业链优化等多方面金融保障需求贯穿种业企业发展的不同环节、每个阶段。种业行业相对而言是高风险行业，具有多环节，高投入、长周期、高技术要求等特征，在种业行业研发、育种、制种、加工等每个环节都存在较高的风险，这些风险来自技术、市场、运输、气候、自然环境等多个方面，成为影响种业企业和种业全产业链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农发行在根据种业企业不同特点进行金融产品创新还存在不足，信贷产品难以满足现代种业育繁推产业链发展的现实需要。
一是种业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不具备通过发行债券直接融资的能力。
2020年，全国农林牧渔业发行债券38只，金额218亿元，占比分别仅为0.08%、0.05%，其中种业企业占比更少。二是贷款期限与种业企业需求不符。种业企业研发工作涉及面较宽，新品种培育周期较长，通常需要七、八年时间甚至更长，而银行的贷款期限一般较短，各类涉农贷款期限多为3-5年，最长一般不超过8年，远远不能满足种业品种培育需求。三是部分种业企业不具备贷款所需有效抵押物。目前大多数种子企业的主要资产为知识产权和农作物种子，知识产权作为种业企业的无形资产，在企业的资产构成中占比较大，存在价值评估复杂、评估金额低、发展前景难以预测等诸多制约因素，很难作为有效抵押物。农作物种子存在变现难、贮存难、抵押程序复杂等特点，很难作为有效抵押物进行贷款。四是种业保险种类不足，对信贷资金供应存在一定影响。农业保险的最主要功能是保障农户利益、稳定农业生产。有效的农业保险服务不但能够为种
业企业分摊风险，也能够更大程度提高农户收益的保障性。有效的融资担保服务能够降低金融机构投资种业行业的风险，引导金融资本向种业行业流入，进而帮助种业企业降低融资成本。但目前我国尚未建立有效的种业企业保险投保机制，种业相关风险分散机制仍不健全，没有专门围绕种业全链条的种业保险产品。
（二）种业基金规模较小、支持范围较窄，难以适应种业振兴行动的需要一是规模较小。农发行2013年参与发起设立的种业基金，作为我国唯一一
只具备国家财政背景、市场化运作的政策性种业专项基金，发展至今资本金规模也仅为25亿元，与其50-80亿元目标募集总额仍有较大差距。二是支持范围相对狭窄。根据种业基金《章程》，种业基金主要支持范围为“农作物种业”，相对于《种业振兴行动方案》部署的农作物、畜禽、水产品种业及提升种业基地建设水平等要求，种业基金投资范围局限于“农作物种业”，不利于其充分发挥政策性种业基金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三是作用发挥还存在一定差距。
《种业振兴行动方案》要求“发挥现代种业发展基金作用，引导社会和金融资本参与，支持种业企业兼并重组和科技创新”，种业基金现有规模不足以支持种业企业实现并购重组等业务，在支持种业企业科技创新方面也有待加强。
（三）支持种业振兴的工作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农发行种业业务分散在产业客户、粮棉油、投资、国际等条线以及种业基金和先农投资，涉及总行、省级分行、二级分行和县支行四级机构以及参控股公司，虽然支持种业发展意愿强烈，但由于投贷联动机构协同支持种业振兴有关机制刚建立，作用仍未显现，仍存在金融产品未能有效贯通、支持合力凝聚不够、激励约束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尚未将支持种业情况纳入绩效考评体系。
三、有关建议
（一）发挥政策性金融“补短板”作用，强化政策性金融直接融资支持力
度
一是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把有限的投资基金资源用在刀刃上，发挥好股权投资基金价值发现的功能，着重培育打造“航母级”的种业企业，引导更多的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源支持种业。以解决我国现代种业发展中最紧急、最紧迫的问题为导向，协助地方党政构建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种业发展创新联合体。
二是以种业基金和先农投资为依托，逐步增强农发行助力种业发展的效能。
根据市场需要逐步扩大政策性现代种业基金规模至50-100亿元，延长种业基金服务期限，向支持畜禽、蔬菜、水产、制种育种基地建设等“大种业”范围拓展，引导更多社会资金进入现代种业领域。
三是探索设立“南繁”子基金，精准扶持海南“南繁”育种基地建设。研究设立政府引导和市场化运作的子基金，结合地方种业发展特点，由地方政府和政策性种业发展基金共同出资设立地方种业发展子基金，精准扶持海南、甘肃和四川等国家级育种制种基地、国家制种大县（市）、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和以种业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根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精神“要加强基础性前沿性研究，加快实施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开展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扎实推进南繁硅谷等创新基地建设”有关要求，要重点推进“南繁”子基金设立工作。
（二）发挥政策性金融“当先导”作用，加强对种业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一是围绕种业振兴重点领域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重点支持种质资源保护和
利用，全力支持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生物育种重大项目及其产业化应用，扶持优势种业企业发展，培育一批研发能力、产业推动力和国际竞争力强的种业重点龙头企业，支持“专精特新”企业。
二是构建种业产业链客户集群。以核心企业为依托，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关联企业进行批量化开发，实现大、中、小客户链条化支持、一体化营销、区块化布局。探索延伸支持环节，打造“育繁推”共赢模式。向农技、农资、耕种收、农业综合化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方向转变，扶持种企连片流转土地建设高标准制种基地，支持基地田间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及种业园区建设，推动绿色良种“育繁推”建设，促进种业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三是探索设立支持种业发展创新试验区。借鉴扶贫试验区成功经验，设立种业发展创新试验区，重点关注国家级育制种基地、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制种大县，关注“育繁推”一体化企业、中国种业信用骨干企业聚集区域。
四是持续丰富信贷服务模式和创新担保方式。创新信贷业务举措，形成上下协同、合力推进的发展态势。研究优化授信和用信条件，对于优质客户因季节性收购、收储导致测算授信额度理论值不足的，研究给予更大授信额度的可行性；对一年以内的贷款需求，采用流动资金循环贷款支持，在授信有效期内，可实现随时支取、随时归还。对超过一年的贷款需求，采用中期流动资金贷款支持，降低企业还款压力。深度挖掘种业相关担保资源，探索品种权、专利权
等知识产权无形资产抵质押模式。
五是探索建立政策性种业保险体系。由政府主导、政策性金融机构参与的方式，完善我国制种保险模式，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农牧产品种子繁育都纳入种业保险保障范围；建立健全种业风险分散机制，围绕种业全链条，提供制种保险、种子知识产权保险、种子完全成本保险、种子收入保险、种企责任险等更为全面、更具针对性的种业保险产品。充分发挥中国农业再保险公司的优势，出台针对现代种业特别是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的专项支持政策，持续强化对现代种业的支持力度。
（三）逐步完善支持打赢种业翻身仗的工作机制
一是强化统筹协调。落实好农发行行领导牵头，总行相关部门、种业基金、先农投资、各省级分行及其辖内分支机构按照职责分工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切实加大种业支持力度。
二是研究制定“十四五”时期农发行落实《种业振兴行动方案》规划。按照“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十年实现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明确目标任务，积极推动将种业投资和贷款纳入政策性业务范围，打造农发行“种子银行”品牌。
三是坚持底线思维，从源头上注重风险防范。关注种业领域风险交叉感染，综合评估客户市场、信用、流动性风险，多层面刻画客户风险视图，努力使风险应对走在市场曲线前面。
四是强化考核激励措施。在绩效考核中对种业贷款予以倾斜，给予经济资本调整系数优惠，综合考虑全行政策性业务净利差与平均净利差的关系，参照普惠小微业务，设定种业贷款经济资本调整系数。
五是强化支持保障措施，加强资金保障。通过发行支持种业振兴相关主题债券、争取人民银行再贷款等渠道多方筹集资金，优先保障种业贷款项目的资金需求。强化科技支撑手段，建立种业投贷联动系统，实现农发行种业投资与贷款信息的互联互通。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有效路径问题的调研
中共张家口市委党校曹永峰
2021年7月1日，习总书记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下一阶段，我国农村将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精准脱贫过程中，张家口地区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全市12个国定、省定贫困县区相继脱贫，实现了13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农村整体贫困面貌得到根本改善。然而，由于张家口地区地理及气候等原因，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依然较低，农村集体经济缺乏持久支撑产业，农村社会治理水平仍较为滞后。如何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通过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现张家口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是张家口地区各级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本课题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并深入研究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张家口地区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有效路径，为张家口本地发展出谋划策。
1．张家口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的现状
张家口地区坝上地区昼夜温差大，降水稀少，全年平均无霜期不大于120天。历史上的坝上地区就是一个多灾的地区，十年九旱，并且土地产出效益低，广种薄收是坝上农民的真实写照。坝下地区同样面临水资源的严重不足，同时由于地处阴山山脉末端，地势不平，农业机械化程度低。
张家口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但整体都比较薄弱，图1所示的是调研村集体经济产业分布。调研中发现，张家口地区大部分农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靠集体土地转租收益。存在部分集体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农村，一部分是依靠“农户+合作社+企业”的模式，通过基层党组织或致富带头人的“头雁”效应，带动当地农民发展符合本地的特色农产品种植、产肉产蛋产奶畜牧养殖、农产品深加工等产业，集体多以土地参股形式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稳定增收；还有一部分是依靠“集体+企业”的模式，依托脱贫攻坚过程中国家政策红利，引进符合本地发展的特色企业，通过集体土地或劳动力参股，发展民宿旅游、光伏产业等，实现本地集体经济快速发展。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张家口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要走的路还很长，需要切实探索符合张家口地区本地实际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有效路径。
2．调研村发展集体经济的经验
本次调研选取张家口坝上地区康保、张北2县的典型乡村和张家口坝下地区下花园、怀来2县区的典型乡村为样本，通过与所在乡镇主要领导访谈、与村两委班子座谈、与村民发放调查问卷3种方式进行。
2．1发展因地制宜的现代农业产业是基础
现代农业产业的发展应该因地制宜，既要考虑经济效益，又不能忽视传统种植系统。例如，坝上康保、张北等县农村一直都有种植马铃薯的传统，并且通过多年经验积累，许多村民掌握了马铃薯育种技术。坝上农村应以农业现代化为导向，推动马铃薯种薯产业走向规模化、标准化、市场化、网络化，将小马铃薯做成大产业。又如，坝下农村有种植葡萄、杏扁、杂粮等农产品的经验，许多农村以经济作物为基点，打造“一村一品”，通过小众产品的价格优势，结合当地农业产业实际，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2．2合理利用集体资源发展扶贫产业是提升
习总书记指出，产业扶贫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也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帮助群众就地就业的长远之计。调研发现，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程度往往取决于2个因素，一是村级集体资源是否合理利用，二是是否有适合的扶贫产业。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良好的村庄，都是合理利用了集体资源，包括集体土地、房屋等参与到扶贫产业中，一般通过“企业+集体+农户”的模式，合理利用扶贫资金投入到自主引进企业，走出了一条多产融合的发展之路。农户通过土地流转和劳动力获得收益，村集体每年也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2．3三产融合、发展民俗旅游产业是有效补充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张家口地区“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的重大决策部署，为张家口本地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产业融合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2020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支持各地立足资源优势打造各具特色的农业全产业链，推动农村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融合发展。张家口地区既有国家政策支持的有利优势，又有“草原天路”、元中都遗址等丰富旅游资源，同时还有距离首都近的区位优势，所以在大力发展体育文化旅游产业的同时，在乡村构建“特色采摘+新民宿”的民俗旅游产业，通过种植+加工+服务的模式，可以有效地实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融合发展。民俗旅游产业的发展，给村集体经济带来了稳定的收益。
2．4人才引进是保障
习总书记指出，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引进，只有引得来、留得住，产业才能健康发展。调研发现，农村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人才起到决定性作用。一个地区如果无法为人才搭建发展平台，吸引他们返乡创业，就无法持续发展。
因此，人才引进是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保障。
3．发展壮大张家口地区村级集体经济有效路径
3．1因地制宜选择产业 抓住关键因素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因地制宜是关键。产业的发展不能好高骛远、不
切实际。
从产业定位分析，张家口建成首都“两区”的功能定位，必然要求产业选择不能是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的产业。对于坝上地区来说，传统的蔬菜种植、奶牛养殖、生猪养殖都会消耗大量的水资源，所以已不符合本地产业的发展需求。
从产业布局分析，坝上地区包括崇礼、赤城地区，全年无霜期短，夏天凉爽多风，同时兼有草原、天路等丰富旅游资源，依托冬奥会举办契机，适合发展旅游产业。特别是旅游景点、必经道路周边村庄适合发展民宿民俗体验旅游产业项目。张北的德胜村，赤城的海陀小镇、明悦乡居，崇礼太舞滑雪特色小镇建设等都提供了产业布局的思路。坝下地区在产业布局方面又可分为沿高铁相关县区和蔚县、阳原等“内陆”地区。对于沿高铁县区，可以以交通运输为产业主线，大力发展物流、高新科技、服务外包产业。“内陆”县区则可以依托相关传统产业，发展特色农牧、皮毛加工等产业。蔚县暖泉古镇、阳原泥河湾遗址等都是非常珍贵的旅游资源，可以从文化旅游角度深挖潜力，发展相关产业。
从产业发展潜力分析，张家口市以七大产业为主线，特别是突出“两新一重”项目发展。坝上地区全年平均气温低，是理想的大数据服务器机房的选建之地。怀来地区的区位优势又为承接非首都功能区及高新技术企业落户提供便利条件。同时，氢能源汽车的相关产业链条是张家口地区今后产业发展的又一方向。这些企业的落地，当然离不开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相关县区应该统筹利用农村土地，通过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农村人力资源就地就业等方式，在增加本地区农民收入的同时，亦可增加本地区农村集体经济收入。
3．2激发农民内生动力 增强村级集体经济的生命力
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总结了扶贫与扶志扶智的宝贵经验。一个地区的发展，必须从人入手，从人落脚。激发农民内生动力应该从2方面入手，一方面，通过技能培训等方式提高农民就地就业，参与集体经济的能力。另一方面，引进人才，激发农民内生动力。
3．3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保障村级集体经济健康有序
农村党支部组织力的强与弱，直接关系脱贫攻坚效果的好与坏。习近平总书记到德胜村考察时对在场干部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脱贫攻坚的火车头就是党支部。”“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使党支部更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成为带领农民群众脱贫致富的主心骨，把乡亲们的事情办好。”一方面，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可以发挥“头雁”效应，村支书和党员致富能手具有示范作用，村支书和党员积极参与村级集体经济产业发展，会带动普通农户参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保障村级集体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离不开一个坚强有力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以为人民谋幸福为己任，坚强有力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不仅可以保证村级集体经济为农民谋利益的方向，而且可以保证村级集体经济收益用于农民，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3．4注重顶层设计发挥铺路搭桥作用
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保障，村级集体经济的繁荣离不开政府顶层设计与规划，村级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服务。各级政府应该转变政府职能，为发展壮大张家口本地村级集体经济提供保障。
3．4.1政府要在村级集体经济产业发展中找准定位
在产业发展中，政府应该因地制宜选择符合张家口本地发展和长远规划的产业，同时为产业的落地生根创造条件，提供保障。在村级集体经济产业发展中，政府的角色应该是“指导者”，不应该是“参与者”。政府的主要工作重点应该是选择符合本地发展的产业的同时，抓好产业发展的制高点，科学规划产业布局，并且重视产业基础科研工作，建立“政府科研院所+高校科研团队+龙头企业科研力量”的科研模式。通过政府力量建立产业基础科研模式，不仅可以保证产业基础科研水平的高标准，同时更主要的是抓住产业发展的本地资源，可以保障村级集体经济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3．4.2政府要对村级集体经济产业发展有长远谋划
产业要健康发展，政府的顶层设计尤为重要。政府要对村级集体经济产业有长远的规划，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杀鸡取卵。村级集体经济产业的发展，
不是一蹴而就的成果，而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村级集体经济产业的选择，要从
本地特色入手，因地制宜，制定长远规划。
3．4.3政府要提高服务意识
在村级集体经济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要转变职能，提高服务意识，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政府在村级集体经济产业发展中，应该是“助推剂”“润滑油”，不应该是“绊脚石”“拦路虎”。可以多学习南方发达地区的政府服务理念，为优质企业落地生根、为村级集体经济产业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关于促进乡镇人大依法履职的思考以萍乡市上栗县为中心调研与思
考
潘静静、甘海根
一、乡镇人大依法履职的背景
2015年6月，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的若干意见》，就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县乡人大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随后，2015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修改了地方组织法等三部涉及乡镇人大工作的重要法律[1]。2022年3月全国人大又对地方组织法进行了修改。2016年4月，江西省人大常委会根据相关法律，对《江西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进行了修正。2022年3月，全国人大又对地方组织法进行了修改。这些法律条例的修正和完善，成为乡镇人大履职的重要依据和有力保障，也对乡镇人大履职提出了更加规范化、更具法治化的要求。
乡镇人大，即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简称，是我国最基层的国家权力机关，也是我国分布最为广泛、机构数量最多的国家权力机关，是基层群众行使权力最为便利和最为重要的载体。新修改的地方组织法第十二条规定，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有十四项[2]，而人们通常将这十四项职权简要概括为“重大事项决定权、监督权和选举权”，将其作为乡镇人大履职的主要内容。
结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任务、内涵要求和宪法及相关法律对乡镇人大的职权界定，我们可以看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然要求乡镇人大在履职时严格按照法定授权、自觉做到依法履职办事；而乡镇人大的依法履职，又将带动基层政权、基层群众和基层社会的法治建设，推动法治中国建设进程在基层稳步推进、落地见效。因此，查找当前乡镇人大在履职中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是促进乡镇人大依法履职的重要途径。
二、乡镇人大履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全国上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江西上栗县各乡镇人大工作也在朝着法治化、规范化方向扎实推进。如2016年，全县各乡镇均增设了人大专职副主席一职；县人大常委会2019年制定了《关于乡镇人大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乡镇人大一年召开两次会议，深入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又如，县人大常委会精心指导乡镇人大扎实开展工作，使乡镇人大在监督重大项目、决定重
大事项、选举人大政府干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人大监督实效明显、代表作用有效发挥和自身建设持续向好等一系列成绩[3]。然而，经过进一步深入调研发现，乡镇人大在履职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人大机构“虚设化”。一是机构设置不合理。乡镇人大没有常设机构，只有象征性的主席团，但主席团的职能处于虚化状态，很多主席团的成员也不知道自己该承担哪些职责。二是职位配置不科学。虽然各乡镇均设置了人大主席、副主席和人大办主任，但存在明显的虚设现象。如个别人大主席分管了政府其他事务，人大专职副主席作为党政班子“副职”则更是“大杂烩”地分管文教、扶贫、新农村建设、安全生产、环保等政府工作；而人大办主任虽有配置，但几乎没有专职的，大多都兼任党政办副主任或其他办公室的主任，这种设置和工作分工，使乡镇人大主席团职能大大地被虚化。三是人员力量较薄弱。分工的不合法不合理，造成人大工作力量明显单薄，名义上有主席、副主席、人大办主任和干事等4人以上，实际上则都身兼数职，难以专心做人大工作，在多重工作压力下，人大闭会期间组织的监督视察活动经常打折扣，人大常设机构陷入“常设”“常虚”的尴尬境地。
（二）人大权力“形式化”。乡镇人大最主要的权力是监督、选举和重要事项决定，然而乡镇人大在履职过程中，这些权力都带有“形式化”的痕迹。一是人大会议期间的决定和选举“随大流”。如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财政预算报告有时因时间仓促，代表未充分讨论即表决通过，存在“跟风”同意迹象；在选举副镇长等过程中，也存在“听说组织提名选谁”，代表就跟着怎么投票，对候选人并未进行充分了解；至于质询案、罢免案的提出，则更是十分罕见的事情。二是人大闭会期间的监督和检查“走过场”。多数时候，人大的视察、监督活动与党政领导工作督导推进工作“捆绑”。在与领导一起的活动中，人大代表即使发现问题，也会“碍于面子”和“政治智慧”而选择缄默不言，使监督视察的作用大打折扣。人大的这种“过程化履职”和“形式化监督”，可能导致一些群众的诉求无法反映，一些重大项目在推进过程中的偏差得不到及时纠正，造成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持续蔓延，既影响政府的公信力，也损害人大权威，还可能为基层社会的稳定和谐埋下隐患。
（三）人大工作“次要化”。尽管上级部门一再强调要发挥好乡镇人大在决定权、监督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但人大工作边缘化、次要化的现状依然难以改变。一是干部排名“靠后化”。作为正科级的乡镇人大主席，排名却位于
副科级的副书记之后，有的乡镇人大主席由副书记提任，造成级别提升而排名退步的尴尬局面。又如，近年来新设的人大专职副主席一职，被坊间称为最低层次的副科级，这一点在组织安排时也可以得到一定的印证。2021年换届县区提拔乡镇班子成员时，大多是采取“地区好一点的乡镇就安排人大副主席等相对差一点的职务，地区偏一点就安排党委委员、副镇长等相对好一点的职务”进行大体的“平衡”。这种干部排名，使得很多人误认为乡镇人大是“二线养老部门”。二是工作开展“次要化”。在乡镇，人大工作远不如“财税办”“项目办”等直接创造财富工作的重要性，也不及社会事务、综合执法等管理服务类工作，排名大体位于妇联、团委等工作大类中。这就使得人大工作成了“开会时讲起来重要，闭会后做起来次要，事多时忙起来不要”的次要工作。如这两年疫情防控、脱贫攻坚、乡镇村换届等工作事务繁忙，不少乡镇就未落实好一年开两次人代会的要求，致使到七八月份都没开会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及财政预算报告，很多组织任命的副科级干部干了大半年都还是“提名人选”。这种组织安排上的“潜规则”和实际工作中的“明靠后”，无形之中使得乡镇人大工作的法治化、规范化进程更加艰难。
（四）代表履职“被动化”。一是联系服务群众不够主动。尽管上栗县各乡镇均建立了代表联系群众制度，每个乡镇也设立了数个代表联络站（室），但不少代表仅仅是“名字照片”进站，有的代表在站（室）接待服务群众也是被动等待，主动深入群众了解不够，有时走门串户入户访民情，也往往是依靠惯例或自身的经验去与群众交流，大多是入户寒暄聊天，深层次的交流了解相对不多，联系群众成为一种“例行公事”。二是存在个别“挂名”代表。如F镇人大代表刘某在2018年村“两委”换届落选后就基本不参加会议和活动，D乡人大代表彭某长期在外地，很少参加活动，乡镇人大主席团只能无奈地对两位代表五年任期内的履职情况给予“不定等次”的评价。又如，D乡有两位代表2020年全年请假，F镇卫生院院长彭某退出院长职务后就长期请假不履职等。三是存在少数“哑巴”代表。在人大会议期间讨论发言时，部分代表只能“鼓鼓掌”或重复一下报告的部分内容再“附和一两句赞言”，没有自己对政府工作报告、人大工作报告等的看法和意见建议，也不能提出其他有针对性、建设性的“金点子”。在提出建议（议案）方面，F镇60位代表在一届任期内只有不到一半的代表提出了建议（议案），超过一半的代表只能“跟风”成为附议人，没有结合工作岗位和生活实际主动思考，提出自己独特的想法和见解。代表履职主动
性不足，缺少问题意识和服务观念，必然影响人大工作的实际成效。
三、问题存在的原因分析
乡镇人大履职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乡镇事务“杂”。乡镇作为我国五级政府的最基层，承担着非常繁重的工作任务，正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据统计，一个乡镇要对接五十个以上的县直部门，再加上当前信访维稳、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治、疫情防控等重点中心工作，“考核压力大、问责呵声高”，人手不够成为每个乡镇面临的棘手难题。在事多人少的矛盾之下，乡镇很多机构例如妇联、关工委、团委等都成为虚设机构，仅安排兼职干部，而乡镇人大虽然挂牌设立了人大办，但人大办的干部不得不身兼数职，从事“更为重要的工作”，久而久之，人大办就从“常设”变为了“虚做”。乡镇事务的繁杂，也影响了班子的分工，造成人大主席、副主席“不务正业”。一般而言，乡镇的党政（含人大）班子大概为13～15人，除了书记镇长外，分管副职干部在分工上压力都很大，无奈之下，党政班子分工时不得不要求人大主席、副主席承担部分党委政府的工作，甚至有的副主席还分管文教、卫健、宣传等工作，将人大主业做成了兼职副业。乡镇工作的繁杂和人大干部的“兼职”化，导致人大组织代表监督视察等活动相对不多，有时候组织监督视察活动为了节省时间精力，也大多是与党政领导工作督导推进“捆绑”，使得人大的监督作用发挥得不够持续有力和高效有为。
（二）法规政策“宽”。地方组织法第十八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的职务；如果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的职务，必须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辞去主席、副主席的职务。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负责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主席团的安排组织代表开展活动，反映代表和群众对本级人民政府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并负责处理主席团的日常工作。”[4]这样的规定，至少存在两个弊端。一是只规定人大主席、副主席不能担任政府职务，但没有明确人大主席、副主席不能分管政府工作，这就为乡镇党政班子分工时给人大主席、副主席安排党委政府工作埋下了政策漏洞。二是对组织开展活动没有明确的量化和质量要求，反映代表和群众的意见建议也是被动反映，这就容易造成有些乡镇认为人大工作是“可有可无”的，甚至出现“忙起来不
要”的现象。
（三）监督管理“松”。一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管不够有力。县级人大常委会与乡镇人大是法律监督关系、工作联系关系、业务指导关系。在监督指导乡镇人大方面，县人大常委会有“重选举而轻日常”的倾向，更多的是指导乡镇人大开会时选举有没有落实组织意图，而对人大就政府工作报告的讨论审议方面等相对监督指导得不多，对人大组织监督视察活动、代表联络站（室）的实际运行情况跟踪监督更少，往往是通过乡镇人大的新闻报道了解乡镇人大的工作开展情况。二是代表的监管条款内容不细。现行代表法规定，“监督代表的主体是选举单位或选民”[5]，但没有具体规定由谁来组织、监督什么、如何监督和监督程序及监督结果处置等。尽管上栗县很多乡镇开展了乡镇人大代表向选民述职活动，但述职的形式主义成分较多，选民对代表日常履职的情况了解得并不多，多数选民只知道“选代表填张票”，却不清楚监督代表也是自己的重要权利。同时，现行法律、法规只对代表按时到会、投票方面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对履职的效率、质量等监督方面没有形成行之有效、可量化的指标，代表怎样履职、是否积极履职和认真工作，主要靠个人的自律和意愿。对那些经常请假、长期不发言、不提意见建议、不参加代表活动的代表，也没有明确的“退出”机制。这就导致了有的代表履职不积极甚至自愿长期甘当“哑巴”代表、“挂名”代表。
（四）人大力量“软”。一是经费来源导致“软”。乡镇人大的一切经费，都必须从政府直接开支，虽然很多乡镇人大是“直报直销”，但没有单独的经费账户和拨款保障。为了保证人大开展日常工作的经费，人大干部不得不和镇长、常务副镇长“搞好关系”，这就造成人大在监督政府时，必须考虑乡镇工作“大局”，监督的力度和硬度或多或少会打折扣。二是现行体制导致“软”。市县通常将人大排在四大班子的第三位，位于政府序列之后，且把人大和政协一起算作“二线部门”。而乡镇更是只有党委政府，没有人大“一套班子”的实质设置，这就使得人大主席、副主席事实上成了乡镇班子成员的副职，班子分工时给人大主席安排分管某项工作，人大主席必须“服软”；而作为“最低层次”副科级的人大副主席，由于大多刚进班子资历浅，更是必须无条件接受工作安排，多担担子和任务，这样一来，人大主席、副主席“不务正业”就不足为奇了。
（五）代表能力“弱”。人大代表能力素质的高低，是其依法履职的重要
基础，而文化程度的高低是能力素质的重要方面。笔者根据相关台账材料，对上栗县D乡、P镇和S镇三个乡镇的223名人大代表的学历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从文化程度来看，大专及以上学历代表86名，占比38.6%；高中（中专）学历77名，占比34.5%；初中及以下学历60名，占比26．9%。如果剔除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务代表”，“体制外”与人民群众接触得最多的农村“两委”班子成员代表和普通村民代表的文化程度要低得多，只有不到10%的人有大专以上学历，文化程度总体是偏低的。文化程度不高，大大削弱了代表的履职能力。一是依法履职意识不强。有些文化素质不高的代表服务意识差，选择消极履职，被动开会甚至经常请假。二是想问题不够全面。很多代表对问题的思考往往还停留在经验方面，法治观念和政策基础较差，导致其提出的想法、在会上和视察监督中发表的看法显得“土气”而缺乏法治思维支撑。三是有想法写不出来。有的代表有较好的建议，但因自身文化素质不高、文字功底不好和表达能力不强，造成表述上可能存在偏差，难以形成规范的建议。
四、进一步促进乡镇人大依法履职的若干建议
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6]乡镇人大作为群众身边的权力机关，是群众最能直接感受到人民当家作主的机构，乡镇人大依法履职能力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群众的满足感、获得感、幸福感。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期进一步提高乡镇人大依法履职的能力。
（一）完善法规条例“护航”。要进一步细化完善地方组织法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对乡镇人大的机构、运行情况和人大代表的监督管理进行明确和细化。一是要明确乡镇人大机构职能。要进一步细化主席团的职责，使人大主席团作为人大开展工作“主心骨”的作用进一步充分发挥。要保证人大工作人员力量，明确乡镇人大最少要保证一名人大领导和一名专职干事，确保人大工作有人干，常设机构常作为。建议可以法律条款的形式规定人大主席、副主席不得分管乡镇政府的工作，让人大主席、副主席有更多的时间精力组织代表活动，大胆放手地开展监督视察，把人大依法履职的要求落实落细。二是要细化代表监督管理。对选举单位或选民监督代表的权利进行细化，明确由谁牵头组织监督、明确监督的内容和如何开展监督以及监督结果的处置方式等，
让选民的监督成为代表积极履职的“助推器”。出台代表履职的考核评价条款，设立履职效率、质量考核体系，对经常请假、长期不发言、不提建议、不参加活动的代表进行问责甚至责令“退出”，让考核评价“指挥棒”清除“哑巴”代表和“挂名”代表。
（二）加强监督指导“正轨”。县人大常委会要加强对乡镇人大工作的监督和指导。一是要创新会议指导监督方式。一方面，可采取在某乡镇召开人大会议观摩会的形式，对乡镇人大会议的法定程序步骤进行现场演示，让乡镇人大会议组织者现场学习，促进乡镇人大会议更加合法合规。另一方面，在乡镇召开会议期间，建议县人大常委会在一定时期内常态化安排专门督导人员进行现场指导和监督，确保重大事项决定、选举干部等充分酝酿、步骤到位、程序不乱、过程合法。二是要突出日常监督视察跟踪问效。县人大常委会可结合本地实际，出台全县统一的监督视察管理办法和考核评价体系，明确日常监督视察的方法步骤，对乡镇人大的监督视察检查等工作进行细化量化考评，加强对监督视察成效的检验。对人大建议提得多、质量高，助推政府工作取得好成效的乡镇人大予以相应的激励。通过针对性的指导、强有力的监督和严格化的考评，促进乡镇人大工作更加规范有为，让乡镇人大的依法尽责履职成为展现全面依法治国的“窗口”。
（三）抓好代表培训“充电”。针对当前乡镇人大代表总体文化程度不高、履职能力欠佳的实际，要通过针对性的培训“充电”来提高其工作能力。乡镇人大要经常通过专家讲座、以会代训、远程教育等方式，组织代表加强对代表法、选举法、地方组织法等法规制度的学习，让代表明白自身职责，清楚自己应该如何履职、如何更好履职，主动联系服务群众，主动参加人大组织的监督视察等活动，积极为乡镇社会发展献计献策。人大代表更多的是谈想法、提建议（议案），较好的表达能力是履职的基础，因此，人大要设置必要的演说和写作培训课，千方百计提高代表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让百姓的心声、代表的观点能够以更准确的方式表达出来，破解代表因“表述不清”“甘当哑巴”的窘境。要发挥连任人大代表工作经验丰富和机关事业单位人大代表文化程度总体较高的优势，推行“一对一、一带多”结对帮学机制，让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和新当选的人大代表通过“手把手”地教、“面对面”地学，尽快成为履职尽责合格的人大代表，带动人大代表队伍整体工作能力的提高。
（四）唱响人大声音“造势”。提高人大依法履职能力和实效，既要靠法
规的保障和上级的指导，更要靠人大自身的敢担当、善作为。首先，要把“闲事”管好，增强干群认同感。乡镇人大主席团要加强与代表的联系，人大代表要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形成上下同欲干事创业的氛围。在此基础上，发挥好人大代表地域分布广、行业领域多、思路拓展宽的优势，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进行主动思考、依法监督、建言献策，在推进乡镇经济社会发展中贡献智慧力量。要结合党史学习教育，依托代表联络站、人大讲习所等，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活动，主动联系服务群众，协调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用实实在在的“成绩单”，改变干部群众对人大“二线部门”“次要工作”的偏见。其次，要把“故事”讲好，提升人大影响力。乡镇人大要加大对人大工作的宣传力度，各级人大要为乡镇人大的宣传工作牵线搭桥。要把人大工作中办的典型好事实事、履职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代表总结概括提炼好，通过报刊、电视、广播、新媒体等进行广泛宣传，既增强人大工作的成就感和自豪感，激励人大代表干事创业、依法履职的工作热情，又提高人大工作在全社会的“存在感”和影响力，倒逼人大进一步依法履职显担当。
（五）强化党委领导“撑腰”。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7]做好乡镇人大工作，必须要有乡镇党委的坚强领导，才能确保方向不偏、力度再添。一方面，要坚持党委领导下的依法履职。人大在依法决定和监督过程中，必须坚持重要问题、重大事项及时向乡镇党委请示汇报，听取乡镇党委的部署和要求，自觉维护党委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坚定不移地贯彻好乡镇党委的工作要求，积极推动乡镇党委重大决策的贯彻执行，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乡镇党委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人大一切工作与党委同向同行。另一方面，要坚持党委支持下的依法履职。乡镇人大工作，不管是机构设置运行、人员力量调配、班子分工调整，还是排名位置前移、人大建议督办、工作经费保障，都必须要有乡镇党委的全力支持，才能落地生根取得成效。乡镇党委要严格落实好上级关于做好乡镇人大工作的有关法律条例规定，在机构实体化运作、人大干部专职化配备、人大依法监督政府工作等多方面给予足够的支持“撑腰”，不断增强乡镇人大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过程中依法履职的“骨气”和“底气”。
关于四川省绵阳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创新的调研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正立
乡村振兴战略的二十字方针提出“治理有效”的要求，这是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一号文件”）提出“突出实效改进乡村治理”，这对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更高标准。那么，如何将任务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关键是要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持续抓党建促乡村振兴”［2］，“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
“一号文件”提出“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扎实有序做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可以说，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充分释放基层党建引领的政治势能，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迫切需要，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从乡村治理现代化层面来看，强化党建引领、夯实乡村治理根基，是决定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关键因素。
一、准确把握新时代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新要求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背景下，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是一体化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随着城镇化速度加快，乡村社会变迁对乡村治理提出更多新要求。与此同时，乡村发展的历史进程与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驱动了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取向。
（一）基层党建引领治理新格局形成的新要求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围绕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变迁作为一个重要维度，深刻反映着乡村社会发展态势。随着市场劳动力流动加快，乡村作为人口的“净流出”地，乡村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甚至出现“空心化”和“老龄化”现象。
“能人”外流与骨干劳动力流失，不仅影响着乡村自治能力，而且导致党组织后备力量不足，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党组织的“空心化”。此外，随着乡村治理改革不断深入，“乡政村治”治理体系在稳住基层政权和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方面发挥一定作用，但这种模式如果产生裂变将会带来某种程度的负面影响。对此，“一号文件”提出“推进村委会规范化建设”。可见，在结构
层面，乡村治理各种新变化对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
“一号文件”提出“健全乡镇党委统一指挥和统筹协调机制”。如果乡村治理主体之间缺乏协同，甚至难以合作，将会导致基层治理出现大量权责不清、职责混乱等问题。这就需要党建引领来强化统筹协调能力，尤其是“强化县级党委抓乡促村职责，深化乡镇管理体制改革”，明确工作责任，厘清职责权限，重构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从这个意义上看，乡村治理面临多元治理主体。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属性又决定了要形成系统的治理体系，并将国家、政府和社会的力量整合为一个整体。那么，面对多元治理主体，如何将各方力量整合为一个整体？这就规定了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取向。“一号文件”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1］P26。也就是要构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多种力量共同参与的治理新格局。对此，面临乡村治理变迁所提出的新要求，需要“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1］P32，全面构建立体化组织体系，构建党组织领导的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从而激发乡村治理内生动力。
（二）基层党建面临破解治理新难题的新形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3］这是因为乡村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更加复杂、任务更加繁重。随着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的一些规范逐渐被消解，加之青壮年劳动力的长期“不在场”状态，以及对村庄的主体感不断弱化，“半熟人社会”下村民之间联系日益减少，关系逐渐疏离。进入21世纪以来，村干部与村民联系纽带不再那么紧密，村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紧密地捆绑在乡村发展的利益链上，这使得基层干部动员村民变得困难，对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提出了新挑战。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要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5］。因此，实现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要促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发挥。乡村治理是一项事繁责重的系统工作。“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面千把锤，下面一颗钉”，这反映出乡村治理所面临的常规任务、重点任务、临时任务等呈现任务短期化、碎片化趋势。乡村治理过程所面临的各种不稳定因素、所协调的多元主客体关系，都使得乡村治
理难度增加。从各地实践来看，化解任务碎片化矛盾，减少任务完成过程中摩擦和消耗，迫切需要通过党建引领抓实乡村治理，确保乡村治理的方向正确，这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前提。这是因为，方向正确，离不开强有力的农村基层党组织。“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对此，“一号文件”要求“持续排查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提衣提领子，牵牛牵鼻子。办好农村的事，要靠好的带头人，靠一个好的基层党组织”，“有了这一条，无论抓稳定还是抓发展，都会有力量、有后劲”。
（三）基层党建引领治理新共识形成的新使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3］对此，“一号文件”提出“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有效平台载体”，“启动实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1］P5。这是因为，乡村治理中全部问题和矛盾的关键就在于，产生和形成于农耕文明经济基础之上的小农经济思想，并没有随着乡村的现代化进程进入社会主义文明阶段，而同步发生深刻的现代性转变。［8］P133随着各种社会力量进入乡村，农民与市场发生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在推动乡村振兴的同时，也推动形成了乡村治理中多元价值观的共存局面。随着城镇化进程推进，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日益渗透并影响乡村社会，乡村社会已经成为半工半耕、亦工亦农、城乡流动的“过渡型社会”，村庄的合并、搬迁等情况发生，村庄人口流动逐渐发生，维系农村社会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乡土意识也逐渐被稀释。面对市场多元价值观的强力冲击，传统乡村价值共识的凝聚力减弱。从现实情况来看，来自不同职业、领域，具体不同年龄、学历、身份等群体在价值观存在的差异或分歧，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乡村治理效率。尤其是随着农民思想观念发生显著变化，市场价值多元的现实性，助推了基层矛盾冲突的滋长蔓延，带来多元利益主体不必要的摩擦和纠纷，也增加了乡村治理的成本与难度，这体现出文化凝聚力对促进乡村治理的必要性。
二、四川省绵阳市以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夯实乡村治理这个根基，推进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势能，并将其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尤其是面对多样性的乡村治理格局，需要开放更多空间给基层党组织进行实践创新。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可以有效整合治理资源、聚集治理合力，破解繁杂任
务，其优势及其效能是有目共睹的，但也需要继续深化和拓展。对此，四川省绵阳市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通过促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有效发挥，不断释放基层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与治理效能。
（一）结构：面向主体协同的党建政治引领实践创新
从结构层面来看，在我国乡村治理场域中，传统乡土社会被称为缺乏组织化的“一盘散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向乡土社会延伸，把分散的力量整合起来，乡村治理呈现出在党的领导下治理主体“多元融合”的特性。可以说，构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新格局，需要基层党组织发挥政治领导作用。对此，绵阳市通过以党组织为基础，以彼此协作为准则，以整合优化为保障，构建“共治+自治+共建”新模式，积极打造乡村治理的协商模式，提升政治势能的传导度，推动乡村治理走向善治。
1．“多元共治+社会共担+融合共建”新模式一是多元共治，构筑自治“新框架”。由县级政府主导，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多元共治”体系，按照“政府支持、部门协同、社会运作”的模式搭建“1+1+N”乡村治理框架，建立三方联席议事制度，各村（社区）根据差异性实际提出治理建议，会同相关部门单位议商后提出共治方案。二是社会共担，激活自治“新常态”。创新村民自治组织体系，组建“百姓议事会”，收集居民意见和建议、评议民生事项，激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热情，逐步形成民主提事、民主议事和民主评事的自治氛围。孵化不同类别的志愿者队伍，吸纳专职社工按照“1+3”模式为老旧村（社区）居民提供困境儿童关爱、居家养老保障、社会法律援助等综合服务，提升群众对村（社区）工作的知晓度，引导群众融入乡村治理。三是融合共建，开辟自治“新路径”。通过百姓议事会提议，“多元共治”联席议事决定，将困难人员帮扶与乡村治理相融合，共筹资金、统一管理，为失业人员、贫困人员提供就业岗位，处理农贸市场乱停乱放、占道经营、夜间安全等治理难题，提升群众参与治理主动性，进一步增强自治活力。
2．“乡村夜话”小微协商新模式
一是夯实协商基础，让“乡村夜话”有“优”的氛围。在镇级层面成立“乡村夜话”民主协商工作协调小组，统筹指导各村（社区）“夜话”协商活动。在村（社区）层面，按照“5+X”模式建立“群众议事会”，酝酿和召开村民代表会议，从村两委班子、驻村干部群众代表及新乡贤等5类群体中选出议事会成员及理事长，根据“夜话”主题，邀请法律顾问、业务能手等人员参与协商，
给予法律、政策等方面专业性指导和规范性监督。制定《群众议事会履职工作规则》和《积分管理细则》，激励和引导议事会成员立足实际提出意见建议。设立“群众议事厅”“群众议事堂”等协商场所，推动基层“夜话”协商有场地、有制度、有氛围。
二是规范协商流程，让“乡村夜话”有“实”的内容。由群众议事会成员收集提出议题，村（社区）党组织会前预审确定议题，议题准备不充分不协商，有法律或政策规定可从其规定的不协商，“村规民约”有约定的不协商。提前3到5天通知相关单位和人员参会，并充分准备有关学习和协商资料，三分之二以上议事会成员到场方能召开会议，各参会人员就解决问题方案依次发言、认真协商，达成基本共识，并经会议表决形成决议，交由村（社区）“两委”班子执行落实。每次召开“夜话”协商会议时，由议事会理事长通报前期议定事项工作推进情况，并逐一销号。
三是发挥协商作用，让“乡村夜话”有“好”的效果。围绕粮油、农作物种植技术、病虫害防治等老百姓关心的内容，邀请种植大户、致富能手现身说法，讲授金点子、传授致富经，用群众身边的鲜活事例来引导说教，并结成帮扶对子，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例如，仙鹤镇石龙村协商成立“二长四员”（理事长、监事长，纪检员、协调员、张罗员、出纳员）“村落理事会”，为红白喜事商议规定礼金定额，有效减少群众之间的攀比心理，为村规民约的执行提供强有力保障。
（二）关系：以网格化服务管理新模式引领实践创新
在多元治理主体彼此互动中，绵阳市聚焦乡村治理资源集聚难、重心前移难、力量下沉难、成效提升难等问题，探索网格化服务管理新模式，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农村微治理工作，积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协同服务作用，激活乡村治理“神经末梢”。
1．基层党组织“三双”党建网格机制
建立乡镇与辖区党组织“双向联系、双向服务、双向引领”党建网格机制，推动学校、派出所、卫生院等党组织与村级党组织对接建立“资源清单、需求清单、责任清单”，统筹供需资源，跟进责任落实，以项目化管理推进群众事务件件有回应。建立县、乡、村三级网格化服务管理模式、“五步闭合”网格化服务管理流程，坚持“事必理、理必结、结必访”的一站式服务标准，打破“靠熟人、找关系、欠人情”的陈规旧习，构建“功能多集聚、服务多下沉、
群众少跑腿”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实行村干部挂牌值班制度，建立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推行“党群连心、结对认亲”帮带机制，为群众提供政策宣传、调解纠纷、技术帮带等服务，在疫情防控、人口普查、森林防火等工作中发挥作用。加快整合党群服务中心阵地资源，完善值班值守、便民代办等8项制度，推行预约服务、一站办理、全岗通等便民服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
2．“村网共建”“多网合一”农村要素保障服务新模式
绵阳市积极探索开展“村网共建”，建立“多网合一”农村要素保障服务新模式，实现要素保障服务改革与镇村建制调整改革“同频共振”，着力提升农村要素保障能力，让群众能够拥有更加方便、快捷的生活方式。
一是政企合作，构建运行有序的乡村服务网络。坚持以“整合资源、合并‘网格’、集中服务”的思路，构建运行有序的乡村服务网络，撬动社会力量。由区政府按照“企业主体，专兼结合、镇管村用、共建共享”原则，与供电、燃气、水务、移动、电信、广电、邮政、自来水等9家要素保障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搭建政府与服务企业间“村网共建”“多网合一”合作平台，明确从规划制定、执法授权、联管服务、考核约束等13个方面开展合作，推动农村要素保障力量向基层延伸。同步成立区“村网共建”服务合作协议工作小组，建立“公司———镇村”定期联席会议机制，设立村网协服务办公室，明确各方职能职责，构建起“区镇村三级联动，‘水电气’等多方协作”的工作格局，高效推进基本服务落实到村。立足各企业服务人员多、业务差异大特点，整合各村“网协员”队伍，通过专业化培训，把多个业务员身份集为“一体”，企业以购买服务方式委托“网协员”实施秩序维护、安全知识宣传等风险小、门槛低的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