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2018年）
各位学弟学妹，大家好。接到校团委的邀请来和大家做这个分享十分高兴，因为我又可以借这个机会回到秋天的校园。清华园的四季都美，但我最喜欢的是秋季，二校门外边金黄的银杏叶铺满长长的路，在我的记忆中美得不可方物。每当读到弗罗斯特的《The Road Not Taken》，我的头脑中就会出现这条路的意象。在离开清华园的日子，这条铺满金黄落叶的路给了我许多人生路上 make difference 的激情和动力。
很多人问过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在被提拔后辞职，要转身来做公益呢？其实要追溯这个念头的来源，可能还得从一个艾滋病孩子说起。
我在湖北省巴东县任过五年多县委书记。这个县是深度贫困地区，2011 年我去的时候全县 50 万人，还有贫困人口 16.7 万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特别沉重的是，这个县是艾滋病重灾区，上世纪末因为太穷，人们成群结队到外地去卖血而不幸大面积感染。到 2011 年我去的时候，全县艾滋病人累计检查发现 459 人，还存活 197 人。
我到巴东之初，曾号召全县干部结穷亲，我带头与一个艾滋病患儿小航结为“亲戚”。他当时已 8 岁多，因为村民排斥无法上学，而且因为从母体传下来的艾滋病症状发作，已是满身疱疹。我上门看他时，他奶奶说自从孩子妈妈艾滋病去世之后，他们家就没有亲戚朋友来走动过了，村民从家门口过也总是绕着走，孩子没有任何玩伴，白天跟着奶奶下地，晚上奶奶给他洗澡跟着奶奶一起睡。
奶奶说，“孩子这一世投胎变成了人，我也对得起他了”。她说这个话的时候，枯槁的眼中没有一滴眼泪。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绝望啊，对他们来说，悲伤都成了一种奢侈的情感。
我在大会上公开承诺“只要我还在，只要他还在，这门亲结到底。”我儿子当时念高一，他在网上看到我的讲话后给我打电话说“老爸你这件事做的真棒！”“既然是我们家亲戚，我也要参与！”。
后来，儿子利用假期自己搭车辗转去村里，抱着一个篮球和一副羽毛球拍子，住在村里陪小航玩了三天。儿子从村里回来那天，吃晚饭时跟我们分享他和小航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他和小航一起在田间山林玩捉迷藏，教会小航写自己的名字，教会了他算十以内的加法，因为他只有十个手指，再多就没法教明白他了……儿子后来说到告别时小航躲在奶奶身后不愿意出来，就哽咽着放下筷子说不下去了，我和爱人也放下手中的碗筷陪着他难过。那顿饭，我们都没有吃完。
帮助小航上学的过程充满艰辛。我们过去习惯由政府和商业解决这个社会的所有问题，在小航上学这个问题上，这个习惯是失灵的。
小航曾经想去村里学校上学，但是只要小航一到学校，大多数其他孩子的家长就要跑到学校去抗议去闹。我过去是县委书记，手握重权，而且也算敢言敢为，似乎只要是正义的事，想干什么都可以，但是面对这种广泛的偏见甚至是歧视，即使是我，也没办法强令学校接收孩子。
我用了很多办法来消除民众对艾滋病的歧视。比如我到一个艾滋病重灾村，有 35 名艾滋病患者的村子，上门看望所有艾滋病患者，并在村委会请所有患者一起吃饭，和他们同桌夹菜喝酒。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大家，艾滋病可防可控，这些人已经够苦了，他们不应该被歧视。情况后来在逐步好转，但是这种努力如水浸石，效果只能慢慢出来，小航，还有当时县里和小航一样情况的四个孩子，他们的上学不能等啊。
最终我是通过社会组织的力量解决了小航上学的问题，我在几个公益人的帮助下让小航到另一个省的公益组织办的学校一边治病一边上学。小航的故事后来有一个光明的结局，他的治疗得到了保证，全身疱疹消失，CD4 指标完全恢复正常，现在身体、学习都很好。我辞职之后的去年春节，小航还和我在一起。古人讲一诺千金，我们一家人准备把这个承诺兑现到底。
帮助小航的过程给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看到社会公益的力量。这是在政府和商业领域之外的社会资源，一股给弱势人群带来阳光的力量。我可以尽我的力去帮助一个或几个孩子，但健康的公益组织却可以整合社会的资源，集中而系统地帮助像小航这样的弱势群体。
一个有同情心、有行动力的和谐社会，需要社会公益的发育、发展，这是我在基层贫困地区的执政实践中真实的体会。
最终我选择在县委书记任期届满之后投身公益。我希望借助公益的力量，去帮助更多的小航。好官有很多，不缺我一个。我觉得公益在我们国家方兴未艾，是非常需要更多的人来投入、来贡献的事业。
我出生成长在农村，又多年在基层工作，亲身感受和亲眼目睹了一些民众疾苦和社会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在我看来由社会公益组织来解决，效率是更高的。所以我就有了一种使命感：如果我不做，那么谁去做？如果现在不做，那么什么时间去做呢？
但是，这无疑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在我创立的深圳市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成立仪式上，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的凌局长说，他看到的辞官从商的人很多，但是辞官从善的仅此一人。
在我的人生履历中，选择更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