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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作风建设、政党纪律与党的自我革命执行情况的理论思考VIP免费

提纲:

一、引言

二、理论逻辑:作风建设与政党纪律的三维功能

  (一)政党内部:维护政治权威

  (二)政党与国家:纠正执行偏差

  (三)政党与社会:巩固群众基础

三、实践探索:制度设计与制度执行的双重路径

  (一)作风建设的历史发展

  (二)作风建设的制度设计

  (三)作风建设的制度执行

四、效能提升: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一)三大要素的良性循环

  (二)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路径

五、结语


关于加强作风建设、政党纪律与党的自我革命执行情况的理论思考


一、引言

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是政党建设中受到高度重视的战略性问题。经过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摸索和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四个方面,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保障。2024x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明确回答了我们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问题。①这一重要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总结与凝练,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与方向指引。

在实践探索中,党的自我革命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着力铲除腐败问题滋生的土壤和条件。20xxxxx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下简称“中央八项规定”),从调查研究、会议活动、文件简报、出访活动等八个方面入手,以上率下改进党风政风社风,以此破题开启了作风建设的新时代。中央八项规定深刻改变了中国,是作风建设的一张“金色名片”。数据显示,自20xx年至20xx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xx万起,党纪政务处分xx.x万人,彰显了中央着力整治党员干部作风问题的决心。①优良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标志,在一体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的背景下,中央八项规定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标志性举措,在推动党和国家治理体系发生深刻变革的同时,为各项改革举措落地生效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当前,中央八项规定已实施十一年,对这期间党风廉政建设取得的显著制度创新成果和积累的宝贵经验,亟需从理论层面予以回应、总结和提升。

政党纪律的建构与维系一直是政治学研究密切关注的议题。目前理论界对政党纪律的讨论,主要有三条线索。第一条线索聚焦政党长期执政条件下组织纪律的重要性,已有研究从跨国比较和历史分析维度阐述了政党纪律的性质、要素和功能,②认为政党缺乏政治纪律会导致组织的松散甚至崩溃;③第二条线索是在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探讨了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全覆盖下权力监督体系的形成和运行机制;④第三条线索从政党政治的实践出发,结合党的纪律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梳理了公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偏差行为,特别关注贪污腐败、消极避责等行为造成的非预期后果。⑤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下,尽管已有研究增进了我们对政党纪律的理解,但缺乏从长时间段和结构化的视角来解析政党纪律的内核和功能。本文将政党纪律嵌入政党内部、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三个维度进行分析,探讨了作风建设是如何通过维护政治权威、纠正执行偏差、巩固群众基础三类机制发挥政治功能。本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借助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的双重路径,将作风建设嵌入常规化的权力监督体系,并建立由政治权威、行政效能和社会信任要素构成的良性循环,使得政党纪律的建构与维系更具操作性,发挥了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

二、理论逻辑:作风建设与政党纪律的三维功能

政党纪律(partydiscipline)是由政治规范、规则组成的系统,具体指党内法规和党内一般性制度规定下党的组织和党员需要遵守的行为准则,旨在确保党派成员的相对凝聚力。在世界范围内,政党纪律对于政党在政府体系中掌握政治权力非常重要,是确保公权力有效运转和政治过程有序运行的决定性因素。在实行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中,政党纪律的内容边界、功能定位均有所差异。在许多西方国家,政党纪律通常是指政党领袖在立法机关中对其党派成员的控制。例如,采用威斯敏斯特议会制度的国家往往通过任命“党鞭”来维护政党的纪律,确保政党议员依照党的纲领和政策意愿进行投票并予以奖惩。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体系(Marxist⁃Leninistpoliticalsystems)中,政党纪律在维系政党凝聚力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功能。18xxx月,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明确提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①政党的软弱体现为分散和界限模糊,严明纪律是防止党内分裂、实现组织团结的利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政党纪律的思想,成为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基石。十月革命后,列宁强调铁的纪律对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极端重要性,②在指导共产国际的二十一项原则中,明确了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组建党,在党内实行严格纪律约束,并定期通过自我净化来维持党内运行。随着苏联解体、苏共败亡,制度剧变和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为社会主义国家敲响了警钟,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成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需要回答的时代课题。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中,严明的纪律一直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标志。其中,作风建设作为党的自身建设过程中一个永恒主题,是对党员干部思想、工作和生活中表现出的态度、行为进行纠偏的过程,对于维系政党纪律权威性和有效性起到关键作用。国外学者从制度变革理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体制演变,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渐进式变革,具备了适应性治理(adaptivegovernance)的特征,有足够的创新能力来应对各类挑战。③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以自我革命破解权力监督和制约的世界性难题。经过十多年历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形成了关于党的自我革命重要思想,同样凝练出了作风建设的新的实践经验。

目前理论界对作风建设和政党纪律的讨论,主要是在纠正权力运行偏差的语境下展开。一方面,已有研究围绕权力滥用造成的贪污腐败问题展开讨论。伴随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权力寻租为核心的非市场经济活动逐渐成为阻碍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转轨时期权力监督机制还未及时健全完善,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下,以腐败为代表的权力不当使用成了高收益低风险的行为。④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我国依靠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形成了反腐倡廉的制度转向趋势。⑤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廉洁水平出现根本性好转,地方腐败治理的廉洁拐点正在浮现。⑥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权力运行偏差的另一类情况,即消极避责的问题。行政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形式主义是公共管理高效运行最大的障碍之一,基层官员以消极避责的态度敷衍或弱化政策执行,造成行政资源的极大浪费。已有研究重点探讨了避责行为的形成原因、内在机制及其造成的非预期后果,认为政府内部的消极不作为逐渐取代了以往强有力的创新行为,对基层治理造成了系统性冲击。⑦面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一组织痼疾,各级政府开展了各种专项治理行动,切实为基层减负,理论界也主张优化权力监督和问责机制,以责任政治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①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对政党理论的挖掘,围绕党政体制的结构特点考察政党、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这为理解作风建设和政党纪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切入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落实在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基于此,本文将政党纪律嵌入政党内部、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等关系维度进行分析,探讨作风建设是如何发挥维护政治权威、纠正执行偏差、巩固群众基础的三维功能,从而维系和执行政党纪律,引领政治经济社会发展。

(一)政党内部:维护政治权威

政治建设作为党长期执政的先决条件之一,首要任务在于维护政党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政治学理论中,政党是政治制度的主要稳定器,其政治权威代表了政治实体行使权力的实际能力。政党生存的关键在于其制度的适应性、实践中的韧性及其创新能力,②而政党的弱化、虚化、边缘化会产生诸多功能失调的后果,最终可能会导致政党制度的倾覆。③政党“衰败论”和“崩溃论”也都强调要警惕累积性危机(cumulativecrisis)带来的影响,④为避免自上而下的权威流失,政党需要不断进行自我建设,以持续增强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面对严峻的外部风险挑战和庞大的内部治理规模,中国共产党将自我革命作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下,开展作风建设可以有效提升执政能力,提高自身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基于对长期执政规律的把握,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的双重路径开展作风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不断将纪律要求转化为稳定且持久的政治影响力。一方面,政党从制度主义角度出发,将组织结构和法律制度视为主导政治生活的关键要素,⑤主张启动和维持重大改革,针对公权力的运行建立可行的约束规则、程序和问责制。另一方面,政党从功能主义角度出发,突出政党引领作用,⑥强调作风建设对于现实治理目标的服务功能,旨在通过短期和相对低成本的方式,加大对权力不当使用情况的威慑力度。

(二)政党与国家:纠正执行偏差

一直以来,党政关系被视为是国家治理结构的核心。⑦党提供了国家作为治理机构所需的方向和目的,发挥着统领和协同功能。研究认为,市场化增加了机会主义的动机,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党对官僚群体的监督和控制。①为应对此挑战,学者们探讨政党和国家秩序如何融合,重点分析了干部责任制在条块组织结构中的作用。其中,在纵向行政层级中,由党制定干部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对其执行情况进行检查验收,根据其绩效产出情况进行激励和惩罚。②在横向功能部门中,党通过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将党组、议事协调机构(如领导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党的其他工作机关延伸至各类国家机关部门,克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不完全监督难题。③作风建设是对党员干部不当行为进行纠偏的过程,其本质是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在党政同责的原则下,党通过开展全面监督,强调政治压力的作用,确保地方政府政策的有效执行。④作风建设作为用于执行纠偏的潜在机制,兼顾国家内部的政治响应和执行能力:一方面,作为行政机构能力的一个维度,政治响应力体现在对顶层战略部署进行落实的程度,良好的作风可确保公职人员对政治优先事项的理解、遵从和支持;另一方面,政策执行是公共部门开展有效治理的必要条件,而公职人员权力寻租、贪污受贿、消极避责的行为往往是导致政策执行不力的主要因素,作风建设有助于提升行政机构的效率和专业性。可见,政治响应力和执行能力不是非此即彼的,作风建设的理想状态在于实现二者的动态调适。

(三)政党与社会:巩固群众基础

现代政治学理论认为,政治系统是由公众的诉求(或支持)“输入”以及政府反馈(或行动)“输出”组成。⑤在政党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推动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主要任务,二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具体来看,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中,群众路线是构建党政机关和社会公众有机互动的关键机制,不仅发挥着政治代表、利益聚合、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的功能,⑥更是对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⑦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提出要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围绕权力和权利两条基本线索,扩大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并确保人民群众在基层社会事务中的自我管理。⑧作风不仅关系到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更是关乎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稳固程度。从治理层面来看,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为代表的作风问题会降低公共部门效率,导致社会信任危机,危害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治理成效。因此,作风建设具有政治和社会的双重功能,党在推进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过程中,严明的政党纪律与社会事业各方面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作风建设通过规范公权力的运行来消除组织内部风险隐患、增强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夯实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并确保以党的自我革命来引领社会革命。

三、实践探索:制度设计与制度执行的双重路径

作风建设有多种不同的形式,本文将其划分为基于制度设计与制度执行的双重路径。以制度设计为主导的路径通过严格的规则、程序和组织结构对公权力的运行实施监督和制约,特别是运用法律和纪律来促进公职人员廉洁自律。以制度执行为基础的路径则强调增强与制度设计相匹配、相适应的有效治理能力。作为连续统一体的两端,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的结合是作风建设持续有效的关键。

(一)作风建设的历史发展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严明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在党的建设中始终处于核心位置,承载着巩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功能。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从19xx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运动。这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目的在于确保全党的统一和团结,强调要经过“思想上的革命”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党的七大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论述了党的纪律问题,并阐释了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内涵,为全党意志和行动的统一提供了党纪保证。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19xx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在全国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和经济部门开展“三反”运动,发动群众揭露党员干部的不当行为。与此同时,19xx年中共中央决定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基于此,党围绕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改革开放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与此同时,党内出现干部卷入经济犯罪活动的新问题。19xx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干部制度的主要弊端是官僚主义等现象。19xx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更是明确了整顿作风和加强纪律的任务。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同志把作风建设与思想建设等结合起来,通过“三讲”教育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增强党性锻炼的自觉性。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同志持续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在十六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剖析了党员干部队伍中亟待解决的十个问题,通过先进性教育活动加强作风建设。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立足于党领导下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创新,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和时代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从制定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破题,以严明的纪律管党治党,根本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状况。在这十多年中,形成了三个重要时间节点。20xxxx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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