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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课讲稿】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基本经验新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①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成败的重大问题。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根据时代背景、发展阶段和主要任务的变化，不断调整意识形态建设的工作重心、方式方法，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提供正确的思想指导和不竭的动力源泉，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本文在借鉴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②，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意识形态建设基本经验做进一步系统梳理和总结。

一、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党管意识形态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主要有三种：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和政治领导，其中思想领导是第一位的。思想领导问题即以什么作为指导思想，并确立什么思想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的问题。早在1927年，毛泽东就指出，“思想领导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③1942年毛泽东再次明确强调：“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④掌握思想领导权，是党的首要任务，这个任务完成不好，党的一切政治任务都将是一句空话。掌握思想领导，本质上就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加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⑤

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前，党的早期组织就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了出来。1920年11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的任务是要组织和集中这阶级斗争的势力，使那攻打资本主义的势力日增雄厚。这一定要向工人、农民、兵士、水手和学生宣传，才成功的。”强调采用“宣传”方式向广大群众灌输革命思想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提出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首要政策”：“我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我党的首要政策”，从而确立了意识形态工作在党的工作中的“首要”地位。

为了抓好意识形态这项“首要”工作，党的一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设立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机构，“选出了组织部和宣传委员会”，规定地方委员会设立宣传委员；二是明确规定党领导出版发行工作，“一切出版物，不论中央的或地方的，均应在党员的领导下出版”；三是提出“党应以阶级斗争的精神灌输予各工会。”通过工会、工人学校等方式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并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⑥。延安时期，毛泽东特别提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⑦，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尽管我们党尚未掌握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但由于党的坚强领导，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伴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胜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要维护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主要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导实现。党领导建立健全了各级舆论媒体机构，禁止私人开办新闻媒体，各类新闻舆论媒体必须接受党的统一领导，确保党的大政方针及时传播到人民群众之中。同时，对旧学校进行改造，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为实现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奠定社会氛围和群众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推动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重新步入正确轨道。在“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提出“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都要抓”，开创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局面。邓小平特别强调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他指出：“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⑧。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苏东剧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强调党要发挥好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作用。他指出：“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松对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⑨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进程中，也反复强调党对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他指出：“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和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始终牢牢坚持，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提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1｝，进一步明确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定位和目标任务。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十八大后，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等会议上，他都提出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话语权。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强调，党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12｝。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中国共产党把严格贯彻落实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作为关键环节来抓。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各级党委（党组）制定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这一制度的建立强化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形成了党委（黨组）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各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共同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格局。为保证意识形态责任制切实落实，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将政治巡视列为巡视工作的重要内容，对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抓意识形态工作严重失职的领导干部将受到问责处理。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全党必须坚决捍卫党的基本路线，对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改革开放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领袖和英雄模范的言行，对一切违背、歪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言行，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也将意识形态工作列入问责、监督范围。这些规定既明确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意识形态“高压线”，又明确了各级党委（党组）旗帜鲜明抓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责任，是新时代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制度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始终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绝对领导，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经验，也是在新时代坚持意识形态根本方向，不断推进意识形态建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魂、汇聚磅礴力量的根本保证。

二、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代表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并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动。一般来说，每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集中反映该社会的经济基础，表现出该社会的思想特征。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自己定位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来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百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不仅是反帝反封建的有力思想武器，而且是凝聚全党、教育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思想基础。”｛13｝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人运动蓬勃兴起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并贯穿于党的事业发展的全过程。

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将新成立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提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一大党纲中没有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但党的名称和纲领内容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无论是在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成为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都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意识形态建设，保证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根本方向。这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革命斗争形势和艰巨的斗争任务，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在同党内外各种错误思潮作坚决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一条适应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在党的自身建设过程中，我们党高度重视思想理论建设，通过经常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使党能够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及政治上的“左”倾和右倾错误，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保证了党不断走向进步、走向成熟。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14｝。毛泽东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时又强调：“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15｝。

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1954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致开幕词时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6｝，明确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虽然出现过一些失误，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17｝。江泽民同志强调：“如果在意识形态领域不能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东一个主义，西一个主义，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搞得五花八门，最终必然由思想混乱导致社会政治动荡”｛18｝。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19｝。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给马克思主义提出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坚定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真理威力和强大生命力，表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0｝。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21｝。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并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明确提了出来，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重大制度创新，也是坚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導地位的“宣言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列宁曾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22｝。这充分说明革命理论对于革命阶级的极端重要性。但理论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根据实践的变化不断创新，理论只有创新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人的最终解放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科学性已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实践所检验，但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格，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与活力的源泉和不竭动力。

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发展并占主导地位的过程。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历史，从本质上讲，就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100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上不断创新的100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还不可能系统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也不具备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少数早期共产党人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坚持“本本主义”，未能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时的实际结合起来，导致党内不断地出现“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潮，使革命遭受了一系列挫折甚至失败。在与各种错误思想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现状，阐明了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提出了解决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方法。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苦探索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指引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终胜利。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近30年，是中国共产党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同志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习近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不断赋予新的内容，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理论始终保持着科学性、真理性，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正确的方向指引和科学的理论指导。

四、始终坚持以增进人民福祉为价值导向

意识形态是国家权力的组成要素，是思想的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意志的思想表达，为实现和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3｝。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其在发育、壮大到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过程中，必须时刻以坚持和捍卫人民利益，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为价值导向，实现意识形态建设与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愿望的有机结合。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既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又始终坚持以增进人民福祉为价值导向，在实现和发展人民利益的具体实践中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旧中国，主权丧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组织和领导工人阶级，开展工人运动，不断壮大革命力量，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艰苦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不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把农民问题确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通过回应广大农民的利益诉求，赢得了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的广泛支持与拥护。在北伐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强调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农民问题，必须充分认识实现和维护广大工人和农民阶级利益的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深知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性，强调只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与支持。因此，中国共产党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赢得了农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调动农民抗日和生产积极性，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减租减息的新土地政策，同时注意保障地主阶级的利益，争取地主阶级参加抗战，扩大抗日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的土地改革总路线，努力消灭封建剥削，发展农业生产，使解放区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农民得到了实际利益，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人民群众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实现和发展人民根本利益、不断增进人民福祉奠定了基础。同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受中国革命实践检验、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并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标志。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社会生产力极其落后。中国共产党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带领全国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进行各项社会改革，创造性地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在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面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艰辛探索，虽然在探索过程中出现过失误，甚至发生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动乱，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变，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改变了国家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实现和发展人民利益、增进人民福祉的根本路径，也是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说服力的客观要求。邓小平强调：“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24｝，“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25｝。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讲话中，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6｝。把发展生产力纳入社会主义本质内容，把共同富裕确立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标，从而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主张与满足人民的利益诉求结合起来，不仅反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属性，也昭示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推進和社会思想的多元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一定影响和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面临风险与挑战。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为人民谋福祉的价值导向，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新成就，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巩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将其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之中，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追求与增进人民福祉结合起来。习近平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7｝，“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完成历史使命，就必须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28｝。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率，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要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它既是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属性。中国共产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不断增进人民福祉，让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认同并不断巩固的根本原因。

五、坚决同各种错误思想倾向和社会思潮作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精辟地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29｝任何阶级社会中，不可能只存在一种意识形态，而占主导地位的只能是主流意识形态，其他各种意识形态都属于非主流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是偶然的，它是随着统治阶级的变化而逐步确立、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即使在被确立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后，其主流地位也可能会受到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或冲击，如果任由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侵蚀，特别是放任各种错误思想倾向和社会思潮泛滥，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就难以保证。毛泽东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30｝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就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倾向和社会思潮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并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在中国社会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还不是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中，不仅致力于政治斗争，夺取政权，而且积极开展思想斗争，克服党内外各种错误思想和社会思潮影响，马克思主义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也不断提高和扩大。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各种错误思想和社会思潮的同时，在党内也多次进行反对“左”倾和右倾思想的斗争。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党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经验，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系统回答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确立了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针对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了“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改正方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过三次反对“左”倾思想的斗争，即反对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的教条主义。同时，也同右倾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国民革命时期，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对蒋介石、汪精卫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活动一再妥协退让，放弃党的领导权，致使党不能组织有力的武装斗争。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王明提出只要联合、不要斗争、“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等错误主张，一度在党内造成思想上的混乱，给党的各项工作带来一定损失。无论“左”倾还是右倾，其思想基础都是主观主义，在本质上都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党同这些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

在同各种错误思想和社会思潮斗争的过程中，党在思想上理论上不断成熟，并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实践，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引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新的胜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说服力不断增强，逐步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新中国成立初期，适应社会制度的变革，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存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洋奴思想、国民党反动派思想残余等敌对意识形态进行彻底清算，并通过开展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和学习宣传活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整个国家思想观念体系中的主导地位。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在批判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判断人们在政治生活中言论和行动是非的六条标准，突出了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基本原则，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定。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内出现怀疑、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思想倾向，从“左”的或右的方面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形成冲击和影响。对此，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反对“两个凡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思想领域的斗争，廓清了是非，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社会出现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些自由化分子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并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中国共产党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同时还开展了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斗争，开展了揭批“法轮功”的斗争。进入新世纪，我们党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同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观等错误社会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确保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尖锐。从国际上看，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国际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更加深刻复杂。西方敌对势力把我国的发展进步视为对西方制度模式和价值观的威胁，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中国掠夺论”“中国不负责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全输论”等奇谈怪论，目的在于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国内看，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思想上鼓吹“普世价值”、政治上宣扬“宪政民主”、经济上主张“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质疑我国历史文化、抹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论和思潮也暗流涌动、此起彼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尖锐。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31｝。习近平强调，“对各种政治性、原则性、导向性问题要敢抓敢管，对各种错误思想必须敢于亮剑，帮助人们明辨是非，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32｝，要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对意识形态阵地管理，推动全党动手抓宣传思想工作，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敢抓敢管、敢于斗争，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决不给错误思想观点传播提供渠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并针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实际情况特别是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对各种错误思想和社会思潮进行深入批判，划清是非界限，对新闻舆论、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互联网等重点领域加大工作力度，使这些领域的意识形态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更加巩固。

六、建立和完善宣传思想工作体系和宣传制度

意识形态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同的社会集团和阶级由于其利益的差异而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而不同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是由其所代表的阶级的地位决定的。无论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还是居非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要么是为了维护现存的政治制度，要么是为了批判现存的政治制度。但是，意识形态作用的发挥不是无条件的自发的过程，而是在各种意识形态的交互影响甚至斗争中实现的。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必然与这个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历史进程相适应，并为之服务。同时，这个阶级也必然通过一定的形式塑造、发展和壮大本阶级的意识形态。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非常重视宣传思想工作，并通过逐步建立完善的宣传思想工作体系和宣传工作制度，提高宣传工作的效果，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说服力。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就有关于宣传工作的专门规定，一大选举产生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还下设了负责宣传的机构宣传部。1923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颁布《宣传教育委员会组织法》，成立了宣传教育委员会；1924年5月又通过了《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随着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展开，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宣传文化工作。1928年召开的党的六大，通过了《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的决定，并于1928年10月提出要设立“一普通的文化機关以指导和批判全国的思想和文艺”。据此，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决定成立直属中央宣传部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1930年3月，在“文委”的领导和支持下，成立了“左联”，此后，又相继成立了一系列文化团体。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职能已经从原来宣传教育领域扩大到社会文化领域，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范围进一步拓展。

延安时期，意识形态斗争多元复杂。面对国民党的反动思想说教和日本侵略者的殖民思想影响，中国共产党大力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建设。党中央先后发布一系列指示、工作提纲，对宣传部门设置、宣传工作内容及原则等作出明确规定。1943年，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宣传机构设置，在中央政治局与书记处之下设宣传委员会，宣传委员会由四人组成，毛泽东亲自担任书记。宣传委员会的职责是统一管理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社、中央文委、出版局的工作。党的宣传工作体制的健全，为有效推进意识形态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此时，解放战争胜利已成定局，党的工作重心将从农村转到城市，从革命战争转向和平建设。适应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宣传工作的制度化建设，建立和完善了登记许可制度、新闻审查制度、请示报告制度、保守秘密制度、新闻发表制度、新闻内参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为新中国新闻宣传工作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制度的建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扩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力，成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任务。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着手探索建立社会主义的宣传文化体制。1949年12月5日，颁布《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政府成立后党的文化教育工作问题的指示》，明确中央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门要负起管理全国文化教育行政的责任。据此，政务院成立了文教委员会，地方也成立了相应的文化管理机构。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对宣传思想工作作出制度化体制化安排。此后，中共中央连续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与调整各级党委宣传部的工作和机构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中共中央关于检查和督促建立宣传网的指示》等文件，初步形成了一套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体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宣传思想工作领域法律法规、制度条例建设。1989年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1997年颁行《广播电视管理条例》、2000年颁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05年颁行《报纸出版管理规定》等等。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宣传文化体制改革也开始启动。特别是2003年以来，我国宣传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进，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在宣传体制上，为适应社会分层化、信息网络化与社会思想多元化的需要，构建了大宣传格局、新闻发言人制度以及新媒体管理制度、社会舆情监测机制等；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2005年出台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通过改革，文化管理初步实现了从“办”向“管”、从管微观向管宏观、从以行政管理为主向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技术等手段管理为主的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亲自主持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宣传工作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党中央就宣传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实施一系列重大举措，新时代宣传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全面提升。2019年6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这是宣传领域的主干性、基础性党内法规，以刚性的法规制度为全党开展宣传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和支撑，标志着宣传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迈上新的台阶，在党的宣传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2019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并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等方面部署了制度建设的具体内容和要求，为新时代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七、着力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是一定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文化传统的综合表达。每个时代都有反映这一时代的话语体系。作为反映一定社会存在的特定的范畴、概念所构成的思想体系，话语体系随着社会变迁而发展、变化。在阶级社会中，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主张，为其统治合法性进行辩护，是统治阶级的一项重要任务。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进入到了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面临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和组织工人运动，逐步壮大革命力量，掌握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权，完成革命任务，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与时代特点和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相适应，党努力打造体现、反映无产阶级与人民大众利益和要求的话语体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意识形态建设，主要是诠释革命话语体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为开展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提供理论指导、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因此，“革命”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的中心词。与该时期相关的革命阶段、革命领导力量、革命对象、革命任务、革命动力等问题成为热门话题。在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系统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方式、阶段、动力、领导权等问题，构建了自己的革命话语体系。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意味着国民党在理论上开始失去领导权，也是中国共产党逐步在理论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标志。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此阶段，新旧政权更迭，工农业生产落后，国民经济萧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艰巨复杂。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着力对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进行改造，打造符合新的时代要求的话语体系。新的话语体系的主要特点从当年的口号和标语等就可窥见一斑，如“抗美援朝”“必须严厉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走合作化道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与此同时，大量反映时代精神和要求的文学艺术作品应运而生，并通过改编成电影、戏剧、连环画等形式，使新的话语体系逐步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融入民众日常公共话语和个人话语的方方面面，构成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独具特色的话语体系。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话语体系开始出现与改革开放相适应的口号、标语，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等等，话语体系中“改革”特色日益鲜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体现时代特点、反映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概念和思想体系，构成了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表达范畴，如突出了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共同富裕等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话语体系建设，强调要“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是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的发展，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获得更多了解和认可的同时，也有一些对中国发展的曲解和误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在当今世界复杂多变的形势中，中国发展日益受到各方关注。一段时间以来，国际上对中国的各种看法和评价众说纷纭，其中有‘唱多，也有‘唱空，还有‘唱衰，有赞许、理解、信心，也有困惑、疑虑、误解。”｛33｝从国内看，“普世价值”、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也对主流话语体系形成冲击。因此，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增强国际话语权，是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关切、“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的迫切需要，也是坚定“四个自信”、增强文化软实力、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核心地位的客观要求。

十八大以來，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新时代中国话语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建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开创性、时代性的思想观点，为新时代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舆论格局依然是西强我弱，但这个格局不是不可改变、不可扭转的，关键看我们如何做工作。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量还比较小，西方主要媒体左右着世界舆论，我们时常处于有理没处说、说了也传不开的被动境地。这个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他认为中国话语体系的支撑基础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我们在国际上有理说不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而支撑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他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条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立足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要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在重大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发声亮剑；要争取国际话语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讲好中国故事，阐释好中国特色，用中国特色理论体系解读中国实践；要围绕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出中国理念、中国主张、中国方案；要创新对外话语表述方式，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伟大实践，响亮地传播了中国声音，展现了中国格局，揭示了中国价值，宣介了中国主张，体现了中国智慧，彰显了中国担当，打造了具有新时代气质的中国话语，初步形成了面向未来、走向世界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34｝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总结历史是为了使全党从历史进程中洞察历史发展规律和时代发展大势，提高认识水平和辨别能力，增强锚定既定奋斗目标、意气风发走向未来的勇气和力量，更加清醒、更加坚定地办好当前的事情。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严峻复杂，认真总结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对于我们始终坚持意识形态正确方向，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不断推进意识形态建设，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正确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注释：

①｛2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3、4页。

②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成果可参见洪向华、杨润聪：《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百年历程和基本经验》，《当代中国与世界》2021年第2期；张雨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百年历史与经验》，《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4期；姜志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三重逻辑》，《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吕志青：《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历史与经验》，《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高洪贵、崔明珠：《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百年历程与经验》，《黑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王凱丽、陈树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探索及经验启示》，《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7期；王丽光：《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重要论述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21年硕士学位论文；张美君：《90年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宣传的基本经验》，《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唐秀玲：《坚持人民利益标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经验》，《贵州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等等。

③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77页。

④⑦《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5、435页。

⑤参见王一木：《多元文化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108页。

⑧｛17｝｛24｝｛2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162—163、312、314页。

⑨｛18｝《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6—97、228页。

⑩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解放军报》2013年12月8日。

｛11｝｛31｝｛32｝《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30、118、128页。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14页。

｛13｝参见傅华：《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及其传播路径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3—44页。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3页。

｛1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1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3页。

｛19｝《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7页。

｛20｝｛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5、33页。

｛2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页。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28｝《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页。

｛3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33｝习近平：《共倡开放包容共促和平发展——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2015年10月21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

｛3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党课讲稿】国内学界关于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研究图景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而又极其复杂的工作，对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凝聚民众思想意识和现实力量具有重要价值。因而，党中央多次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1】41，着力推进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把握世情、国情、党情、网情的基础上，以宽阔的战略眼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高度的理论自觉对意识形态理论进行发展和创新，形成了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

以“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为主题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结果显示：截至2021年9月，共有相关文献120篇，其中期刊论文100余篇，硕士论文3篇，博士论文1篇，无专著。此外，在相关学术交流活动中，如2018年《广西社会科学》杂志社、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等联合举办“网络空间治理下意识形态建设”学术研讨会，2019年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编辑部等联合举办“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与网络空间治理”研讨会，以及其他学术会议上，学者们也就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这一热点进行了多番探讨。可以说，当前学界对该问题保持着较多关注，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为充分了解研究现状，本文在进行文献搜集、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当前学界对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形成依据、内容体系、理论特征和价值意义这几个方面，具体分析和阐述如下。

一、关于形成依据的研究

任何一个理论或学说都不可能凭空产生，总会与时代背景、现实需要和理论渊源紧密相关。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形成也是如此。学者们主要从现实理据和理论渊源层面对其进行了考察。

（一）围绕现实理据展开研究

一种思想的产生都是“由于产生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2】544。当前，学界将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形成背景分为国内背景和国外背景两方面进行展开。就国内背景而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新要求【3】；同时，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网民群体的激增，使网络空间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4】。就国际背景而言，全球竞争激烈，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威胁政权和国家安全。如李宗建认为，注重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及其理论建设，是在西强我弱的舆论格局下向世界阐释中国的需要【5】。胡树祥、韩建旭等学者认为，习近平这一论述是应对国际社会网络空间战略竞争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6】。总的说来，习近平这一重要论述是在准确研判国内外形势，把握现实需要，在实践和理论互动中逐渐形成的。

（二）围绕理论渊源展开研究

学界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出场奠定了理论根基。如张振、郝凤等学者指出，马克思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内涵，深刻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与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随后，列宁对其进行了延续与发展，并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斗争，逐渐创立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提供了理论遵循和原则指导。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相关理论的中国化和时代化发展【7】。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理论是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直接理论来源。李燕、田嘉乐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建设理论进行了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为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提供了直接理论指导【8】。郑保卫、谢建东则认为，中国共产党根据所处的时代、工作重心的差异以及互联网发展的实际，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互联网的重要观点，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互联网思想，而习近平是对“前几任领导人思想的继承，同时又有自身的创新性”【9】。概言之，当前学界对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这一认识是一致的。

二、关于内容体系的研究

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散见于习近平在各个场合的重要讲话、论断或指示中，其谈及的内容包含多个方面，形成了较完整的内容体系。对此，研究者们主要从地位意义、任务目标、机遇挑战和实践路径进行了梳理、归纳和总结。

（一）“战略地位论”

学者们普遍认为当前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是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突出内容，对我国整个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影响巨大。杨洋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上升至治国理政的层面，认为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大局”【10】。黄斌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对政治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重大影响的角度深刻理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地位意义，认为当今中国共产党要实现长期执政，巩固政治安全，必须高度重视和不断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11】。张翼等学者认为，网络空间是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最新阵地，是关系到政党政权、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最大变量”【12】。

（二）“任务目标论”

学界普遍认为“两个巩固”是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务。田海舰认为“两个巩固”是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任务和战略目标【13】。杨洋指出，做好網络意识形态工作，必须以“两个巩固”作为目标任务，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实现网上网下同心聚力，齐抓共管，形成共防风险挑战、共筑思想同心圆的良好局面【10】。秦龙和肖唤元认为，以“两个巩固”作为根本任务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适应当前意识形态斗争形势的现实考量【14】。

此外，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目标是多层次的，就范围而言，有对内目标和对外目标。在对内目标方面，李莲等学者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在于掌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和引领力【15】。孙炳炎认为，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旨在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打造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天朗气清的网络空间【16】。李颖等学者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目标指向是人民立场，即要通过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推动网络成果共享，增强人民获得感，推进网络治理，增强人民安全感，促进网络发展，增强人民幸福感【17】。在对外目标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向世界传播好“中国声音”，是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目标。

（三）“机遇挑战论”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成为意识形态工作的“最大变量”。它既为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机遇。张明杰认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能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提供良好的技术条件，同时促进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活动向网络延伸【18】。李长斗进一步指出，互联网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拓展了意识形态工作新领域，为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新途径，创造了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条件【19】。陈优认为，网络技术的自主创新、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开发有助于“推进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工作，建設网络强国”【20】。

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挑战。学者们从国内、国际两方面对其进行了多样分析。其一，就国内挑战来说。路媛、王永贵从边界论角度提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多样化社会思潮与主导意识形态存在隔阂”，“网络意识形态采用了抽象表达的形式与具体呈现发生了断裂”，“网络意识形态的传播与价值信仰积淀的失序”【21】。邓琼云、林滨从话语权角度指出，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内容、形式限制了网络传播力，网络传播特性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控制力，多样社会思潮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权【22】。胡剑等人则认为，网络时代表现出的“信息碎片化、信息传播主体嬗变，复杂化加剧”【23】等情况，都在影响着我国网络信息安全。其二，就国际挑战来说。学者们普遍认为，西方网络霸权主义及其多种多样的意识形态渗透，尤其是“普世价值”的观念灌输造成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面临重大威胁。

（四）“实践路径论”

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极端重要的工作。因此，习近平强调必须“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24】22。这些论述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思路和方法论指导。学者们围绕如何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了专题式、多角度的研究。

第一，坚持正确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理念、原则和方针。李宗建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要培育创新思维，树立“大宣传”理念，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遵循“正面宣传与舆论斗争相结合”方针，将其作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直接指导【5】。将习近平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作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群众路线原则【25】。张俊、蒋丽等认为，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论述中提出的管理好“两个舆论场”的方针、唱响网上主旋律的方针、“敢抓敢管，敢于亮剑”的方针、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的方针，以及注意加强国际合作的原则等，是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理念和方针的深化，是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总原则和总方向【26】。

第二，注重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吴青熹指出，习近平立足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将“社会治理”的思想理念运用并拓展到网络空间的治理上，提出“网络地球村”与“国家治理新疆域”的网络空间观，强调要树立起“网络强国”与“网络命运共同体”相互统一的网络安全观，进一步发展了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之道【27】。韩小谦、郭军认为，推进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必须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增强思想领导能力；掌握意识形态管理权，增强文化管理能力；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增强传播话语能力【28】。岳爱武、张尹指出，应坚持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与发展并重，安全优于发展；有效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对广大网民的价值引导与思想引领，提升优秀网络意识形态传播主体的生态效应等治理举措【29】。

第三，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谢霄男全面论述和分析了维护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问题，主要有：“维护的主体”“维护的客体”“维护的方式”“维护的介体”“维护的环体”【30】。肖唤元、郑晶晶提出加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四重论”。一是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内核保障的“话语主题创新”，二是筑牢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阵地保障的“话语载体整合”，三是夯实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组织保障的“话语主体建构”，四是构筑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验证保障的“话语评价优化”【31】。郑洁也从增强网络话语权构建主动性、推进网络话语权整体优化、健全网络话语权的系列机制、提升网络话语权的国际影响力这四个方面阐述了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路径【32】。

第四，注重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叶晓丹、周文康从法治角度出发，指出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必须从法规制度着手，即针对专门问题立法、注重立法沟通效果、加大网络规制执法力度【33】。崔三常、庞立昕基于主体方法论角度，从“强化主体责任”“争取国际话语权”“扩大主体范畴”“挖掘文化基因”等方面提出了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策略【34】。李迎霞、卢黎歌从传播学的议题设置理论出发，认为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重在舆论引导和议题设置，必须以宣传为重点设置议题，以问题为导向准设议题，以人民为中心精选议题【35】。

三、关于理论特征的研究

对于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特征，当前学界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与总结。

第一，内容的科学性。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科学性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持和发展，蕴含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秦宏毅等认为，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论述灵活运用了辩证法，深刻把握了认识论，注重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发展【36】。文双进一步认为，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科学性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承继，也充分吸收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精髓，夯实了意识形态自信的基础，同时又立足时代发展，创新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37】。

第二，坚定的人民性。总的来说，人民性贯穿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始终，是其鲜明的逻辑特征。李颖、靳玉军、江亲祥指出，人民取向是其价值根基，人民力量是其实践动力，人民立场是其目标归宿【17】。肖唤元、秦龙提出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充分彰显了鲜明的人民性，具体而言，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以人民的获得感和满足感作为评价工作成效的标准”【38】。

第三，鲜明的时代性。王仕勇等学者认为，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论述回应了互联网时代下，如何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同时也关注人民需求的新变化，回应了国情社情【39】。杨增岽认为，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从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结合网络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现实，做出了具有前瞻性的顶层设计，又有分门别类的具体指导，提出了许多具有时代性的见解和要求【40】。除了上述视角之外，学界认为这些重要论述还具有问题导向性、内容丰富性、现实针对性等特征。

四、关于价值意义的研究

当前，对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价值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即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

就理论价值来说，当前学界普遍认为：习近平在繼承和吸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理论，紧密结合世情、国情、党情、网情的基础上，以高超的战略眼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高度的理论自觉对意识形态理论进行发展和创新，形成了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就理论价值来说，一是加深了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规律的认识。有些学者认为，该论述回答了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问题，解决了认识偏差，明确了其战略地位、任务目标，分析了其机遇、挑战，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系统科学的策略，加深了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规律的认识。二是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有些学者认为，该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中国网络安全工作相结合的产物，是习近平基于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不仅没有丢掉“老祖宗”，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诸多新论断、新观点和新思想，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时代发展。

就实践价值说来，当前学界普遍认为：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何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如何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等一系列问题，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国家安全稳定发展等提供了思想指引，也为世界其他国家网络发展和治理提供了一定借鉴。根据学者们的意见，具体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有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二是有助于改善意识形态工作，抵御西方意识形态在网络领域的渗透和冲击，维护网络安全和网络生态；三是有助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教育引导广大民众坚定理想信念，达成价值共识，紧紧团结在党周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四是有助于推进国际网络治理一体化，并为解决世界各国网络发展难题贡献中国智慧【41】。

五、评价与前瞻

（一）研究特征

从当前学界对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研究成果来看，可以说成绩较为卓著，为下一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积累和思维支撑。具体来说，第一，研究内容呈现出专题化趋势，对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进行理论探讨，初步形成多个子课题专题讨论的研究格局。第二，研究视角呈现多元化特征。学者们从理论维度、价值维度、主体维度、哲学思辨维度、思想政治教育维度等多个角度对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进行了阐释、拓展，利于我们更好把握其全部内涵、特点和价值。第三，学者们在研究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过程中，对一些重要问题达成了广泛共识。比如网络空间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激烈斗争的前沿阵地，必须将其作为重点领域开展工作；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安全领域，它关系政治安全、国家安全、人民安全和文化安全等方面；必须始终牢牢掌握住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主导权和领导权；大力推进网络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等。

（二）研究不足

综观当前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目前学界对该理论主题开展的相关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其中存在着理论研究有待深入、实证研究有待加强、学科视野和研究方法有待拓展等问题。

第一，理论研究有待深入。从数量上看，如本文开头所述，目前研究成果规模较小，数量不多，特别是重量级成果较少。从内容上看，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一是当前研究更多侧重于对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进行文本阐释、归纳和延展，拓展性和创新性仍然不足，特别是对其具有的深厚哲学意蕴认识不够。二是目前的大多数研究侧重于专题式研究、要素研究，对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整体性的研究较为薄弱。比如对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系统研究，或者对其渊源背景、形成历程、科学内涵、内容体系、鲜明特征和价值意义等的整体研究较少。三是当前研究对一些基本概念的厘定与把握、重要范畴的诠释和分析还处于模糊阶段。如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关联，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网络宣传工作如何进行区分等，这些问题还需进一步厘清和界定。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处于浅层化阶段，如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内涵、中心地位、价值作用等，如何深刻地对其进行理论把握和分析，仍需学界进一步研讨。

第二，实证研究有待加强。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源于实践，它的终极归宿也是实践，它旨在改造现实世界，更好应对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实现“两个巩固”，为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稳步发展保驾护航。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是已经完结的理论，不可能对每一个现实的具体问题进行解答和解决。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为当前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提供的是直接方向引领和行动遵循，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它自身也还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就当前研究来说，研究者从文本到文本的研究较多，即理论阐释和思考较多，而实践论证较少。如当前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可量化现状、突出表现如何，网络空间中网民的思想动态特征、舆论倾向如何，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中采取何种内容、何种手段、何种机制去把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其实践成效和反馈如何，等等。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理论和实践、抽象和具象的辩证关系，使现实实践对思想理论的检验和观照功能弱化，也让部分研究成果中的论述稍显空洞，不利于相关理论进一步发展。

第三，学科视野和研究方法有待拓展。就已有文献的梳理结果来看，当前研究的学科视野较单一，主要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党建学科，而从其他学科出发或多学科交叉进行的研究较少。大多数学者在该主题研究的过程中采取类似的研究范式、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等，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研究重复化和同质化现象，不利于研究的深入发展。就研究方法来说，研究者们多采用文献研究法，方法较单一，对系统研究、比较研究、交叉学科研究等方法的运用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研究成效。如当前很少有研究将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置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去考察，去理解和把握这一重要论述和其他思想的关系，阐述这一重要论述在新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少有研究者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或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中，或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理论和历届领导人关于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发展演化中，去深刻把握和理解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历史底蕴、理论渊源、核心要义和战略价值。总的说来，这都是今后研究值得关注和尝试的。

（三）研究走向

要全面、科学、准确和深刻地把握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学界还需在当前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专题研究与综合研究兼顾，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践论证相结合，注重拓展学科视野、创新研究方法。

其一，注重专题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这也可以说是要注重兼顾部分研究与整体研究。一方面，今后学界在研究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过程中应继续深化专题研究，创新切入视角，拓展理论深度，提升研究质量，尤其是进一步明确和厘清那些重要问题、核心内涵、重要关系等。另一方面，今后学界在研究中应树立整体观念，兼顾各部分的研究，既要注重对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系统研究，又要对其渊源背景、形成历程、科学内涵、内容体系、鲜明特征和价值意义等进行整体把握，实现部分研究与整体研究相互促进。

其二，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在理论研究上，不能仅仅满足于对领导人讲话以及党的重要文献进行解读，还要逐步从理论解读和理论宣传的角度过渡到深刻的理论分析、学理概括和规律总结，实现“由现象的叙事到本质规律的揭示，由一般性阐释上升至理论的抽象”【42】。同时，也应该看到理论从来都是源于实践，实践和理论是不可分割、辩证统一的。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实践有了长足发展，为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和现实素材。但成熟有效的理论并非是一蹴而就、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在不断变化的现实条件和实践活动中不断进行验证，进而得以发展和完善。即是说在今后的研究中也需要关注实践论证，在实践考察中凸显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实践价值和时代贡献，同时在内容上发展和更新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路径或策略等认识。

其三，拓展学科视野，创新研究手段。学界今后要积極拓展学科视野，借鉴政治学、新闻传媒、党建、社会学等学科的优势和特点，为该主题的相关研究注入新活力。同时，在研究方法上，积极尝试交叉学科研究法、系统研究法、纵向横向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等，以此全面深入推进对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研究，使其研究成果更加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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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课讲稿】新时代意识形态制度建设的理论依据、历史积淀与现实基础

制度建设对于国家发展具有根本性影响。意识形态问题事关国家长治久安，意识形态制度建设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升的必然结果，还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未来前景。新时代以来，我们党稳步推进意识形态领域制度化建设步伐。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首次提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1】重大命题，开启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制度建设的崭新篇章。《决定》还围绕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主体、指导思想、中间环节构建了具体制度与相关机制，凸显了坚持党的领导、用党的创新理论凝聚共识、发挥理论工作者思想政治教育作用这三点在意识形态制度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一、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意识形态思想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非常重视意识形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用科学理论教育和引导无产阶级，列宁突出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地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Antonio）重点阐述了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结合形成了用什么样的思想理论来领导意识形态工作、谁来领导、通过怎样的中间环节来领导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

（一）马克思、恩格斯极为重视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和引导无产阶级

揭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树立并捍卫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的主要内容。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和引导无产阶级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实现意识形态“破旧立新”的重要手段。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归宿在于指导工人运动。马克思认为革命理论需要同革命实践相结合：“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2】16，“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2】16。在这里，马克思旗帜鲜明地表达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实践品格，它只有融入并指导无产阶级斗争才能真正改造世界。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资产阶级用自由、平等、民主等高度抽象的词汇欺骗无产阶级，缓和社会矛盾。“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2】178。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对立的，资本不剥削劳动就无法维持和扩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法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推动无产阶级解放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无产阶级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成长壮大的新生阶级，这一历史条件决定了年轻的无产阶级起初还不能明确表达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行独立的政治斗争，甚至“不得不充当资产阶级先进的极左翼的角色”【3】。因此，启发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十分重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4】，它指明了无产阶级解放自己从而解放全社会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行动的性质和条件，是指引无产阶级运动的精神武器。

（二）列宁确立了无产阶级政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核心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庸俗化马克思主义、用康德主义重构马克思主义、复归唯心主义等不良发展趋向，对俄国革命产生了干扰。列宁在同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过程中，坚持捍卫无产阶级政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列宁主要从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可能性、必要性与重要意义等三方面进行了论述。

列宁关于党和阶级关系的思想是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之可能性的思想基础。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它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代表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最高水平。也正是如此，无产阶级政党肩负着“把愈益广大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的水平”【5】105的光荣使命。

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必要性有三。其一，无产阶级政党处于茁壮成长时期，“同革命思想中有使运动离开正确道路危险的其他派别进行的清算还远没有结束”【5】70。如果无产阶级政党放弃意识形态领导权，就会葬送自己的政治前途。其二，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就是掌握了话语权，有助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化、时代化，以指导本国革命运动。其三，只有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5】71。

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意义在于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推动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以及培育社会主义新人来提升无产阶级政权建设水平。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开展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无产阶级政党的首要任务就是对工人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帮助工人把仇视资本家的朴素情感转变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实际行动。列宁还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无产阶级政党继续新的伟大斗争的命题，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对社会意识进行彻底改造、培育社会主义新人。“无产阶级斗争的任务，并没有因为推翻了沙皇、赶走了地主和资本家而宣告结束……阶级斗争还在继续，只是改变了形式”【6】。斗争形式已经从以政治冲突为主转变为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无产阶级政党肩负着用社会主义新道德取代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旧道德的历史使命。这样在社会主义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才能使国家现代化建设日益趋近共产主义目标。

（三）葛兰西提出“有机知识分子”理论，凸显了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中间环节

列宁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理论创造，但是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知识分子、劳动群众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在其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列宁并没有深入阐发。葛兰西在这个方面作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中的“有机知识分子”是致力于创造新世界观、改造人民群众旧思想的人，他们联结着无产阶级政党与广大无产阶级群众。

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观点是，西欧国家的意识形态霸权发挥着比政治国家的暴力强制更为重要的作用，只有与资产阶级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揭穿资本主义文化对无产阶级的蒙蔽，才能顺利推进政治革命。那么，无产阶级政党怎样才能在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战中获胜呢？葛兰西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唯有“形成自己有机的知识界越有力，则同化与战胜的完成更加迅速，也更加有效”【7】。这就是“有机知识分子”的第一种功能，即帮助无产阶级政党对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此外，“有机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还要继续文化战斗，发挥另一种功能——“确定和组织道德和精神生活的改革，在言语中使文化适应于实践领域”【8】。“有机知识分子”改造文化环境的过程，也是将科学理论与民众生活结合的过程，把专业、系统的意识形态转化为人民群众易于接受、简单且深刻之常识的过程。

“有机知识分子”与人民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知识分子”只有将理性认知转化为人民生产实践的推动力量，才能实现自我价值；而人民只有接受“有机知识分子”的教育才能自觉地创造历史，否则就会局限于眼前利益而放弃长远目标。此外，“有机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政党也是彼此交融的。“有机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政党培育的，或是传统知识分子经过改造后的新形态。“有机知识分子”只有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一部分，才能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无产阶级政党只有依靠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才能更广范围地吸收革命力量、增强号召力。

二、历史积淀：党成立以来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经验论析

（一）党把意识形态工作当作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来对待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意识形态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在早期党的组织中，宣传工作就备受重视。中共一大设立中央工作部，重点领导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9】。1924年5月，中国共产党三届三次执委扩大会议强调，为适应革命形势，党内组织部门需要完善，“中央及区亦应分设宣传、组织、工农等部，分担责任”【10】。至此，宣传部作为党内常设机构肩负起了党管意识形态的责任。革命时期，毛泽东极为重視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出了“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11】的重要命题，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把意识形态宣传阵地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956年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判断“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12】216，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是用说服教育的方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过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远未结束，党不能放松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不能低估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12】231。

改革开放初期，针对思想战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邓小平强调不能低估思想战线混乱对社会发展的破坏性影响。2000年6月，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江泽民肯定了党委各级主要领导主抓意识形态工作的优良传统，将是否会做思想政治工作列为评价干部是否成熟的标准，并初步建立起了主体明确、权责明晰的意识形态管理责任制【1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从全局性、战略性的新高度看待意识形态工作，多次重申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4】99，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具有极端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号召全党、全民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才能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过程中，我们党始终重视以党内学习带动全民学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组建了延安马列学院（后改组为延安马列研究院），举办培训班，帮助党员干部提升理论修养【15】136－137。同时期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也力求通过党内学习带动全民学习，达到战胜一切困难与挑战的目的。“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16】。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党内学习带动全民学习的方法得到了延续。我们党不仅构建了以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的全党学习体制机制，还将群众满意度纳入党内学习成效评价标准，积极吸收群众全程参与学习实践活动【17】435－436。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进行了重大理论创新，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党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热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多种辅导读本、习近平重要论述摘编、重要讲话单行本等文献资料组织出版，“学习强国”等线上平台同步助力全民学习。

（三）使知识分子革命化，服务于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知识分子具有教书育人的作用，但也需要与时俱进、接受实践教育。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住了知识分子群体的特点，充分吸收知识分子进入革命队伍和党的组织，同时帮助知识分子克服缺点、纠正思想作风问题，使其真正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

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要建立一个经济上繁荣富强、政治上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更要建立一个文明先进的新中国，这就提出了争取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统一战线的任务。毛泽东称知识分子为“首先觉悟的成分”【18】559，同时也指出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站稳党性与人民立场，那些不与工农群众站在一起的文化人“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19】。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一面加紧对旧社会知识分子的改造，一面注意利用新知识分子加强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对大、中、小学所有教职工和高中以上的学生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加强理论学习，进行思想改造【20】。在此之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已经拉开了帷幕。1949年10月，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公布《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明确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设立为各大学文法学院公共必修课程，开启了大学开设政治理论课的新篇章。《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4日的社论对此评价说：“这是改革大学课程一个重要的开端”，是使青年适合于新社会发展需要的关键举措【19】。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愈加重视理论工作者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1990年5月3日，江泽民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报告会上发表讲话，强调广大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力军，肩负着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的历史重任。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大学生是极宝贵的人才资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要求【18】415。此后，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陆续推出多项举措，支持高校打造高素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他提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潛力的重要标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21】376高校教师使命光荣，“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14】377，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立德树人”为中心环节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教学全过程。

三、现实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内在需要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对其内涵进行了阐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根本特性是总体性，各领域安全相互呼应、互为映衬，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其他领域，从而动摇整个国家安全体系。

维护我国的政治安全，核心是维护党的领导地位，这就要求党始终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本质上就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需要深入推进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学习制度和体制机制；维护我国的社会安全，需要发挥理论工作者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久久为功。新时代意识形态制度建设的三大着力点契合了维护我国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的现实需要，贯穿于维护总体国家安全的全过程。

（一）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是政治安全的核心要求

在当代中国，维护政治安全的核心是维护政权安全与制度安全，关键就在于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只有如此，才能确保社会主义制度属性永不变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与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具有密切联系。

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精神上丧失群众基础，最后也要出问题”【15】99。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多次证明了，无产阶级政党放弃意识形态领导权就会失去广大劳动群众的信任与支持，最终丧失执政权。20世纪90年代，英国工党为了争取中间选民的选票以赢得执政地位，删去了党章第四条中关于消灭私有制的论述，公开放弃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为眼界狭隘的资产阶级政党。放弃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使英国工人阶级对工党的政治认同度降低，工人阶级选票大量流失成为2010年工党下台后长期保持在野党身份的重要原因。而苏联解体则是无产阶级政党放弃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又一惨痛教训。苏联共产党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改革中主动放弃了意识形态领导权，造成了思想理论界的混乱：哲学领域人道主义泛滥、历史研究领域虚无主义盛行、文艺创作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愈演愈烈、政治领域对苏共执政地位的攻讦声不绝于耳。苏联解体过程中，“意识形态的演变是先导，党和政权的变质是关键，经济基础的变化是必然结果”【22】。

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起点上，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凝心聚力、破浪前行。“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15】119。因此，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是避免犯颠覆性错误、维护我国政治安全的关键保障。

（二）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契合文化安全的本质要求

文化安全的本质要求是文化核心要素具有强大竞争力，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那么，什么是文化核心要素？文艺创作和文化产品生产首先思考“为什么人的问题”【17】857，这个问题规定了文化创作的服务对象和创作宗旨，表现出创作者的价值立场，是文化建设的灵魂。为什么人的问题就是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14】24，就是文化的核心要素。从而，文化安全要求保障文化核心要素的安全，本质上就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全媒体时代加速了信息传播速度、拓宽了信息普及范围、打破了时空隔阂，但信息爆炸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威胁着意识形态安全。2021年2月，《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2020年初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加速推动了从个体、企业到政府全方位的社会数字化转型浪潮。在数字化浪潮的席卷下，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思潮也通过网络信息平台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民粹主义、消费主义、泛娱乐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新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成为近十年来国内最活跃的社会思潮【23】。多样化社会思潮既反映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也折射出当代社会正确价值观的错位与缺失。“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24】，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是加强对社会的思想政治引领、强化共识凝聚人心、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举措。

（三）理论工作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间接影响着社会安全

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在于利益的多元化，但矛盾是否以剧烈对抗的形式表现出来还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尤其是人对历史条件的把握和运用。“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25】。如果善于因势利导，便有可能将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这就要求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道德教化、政治教育和理论疏解作用。

互联网的普及重塑了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使其从线下的群体性事件逐渐演变为借助网络迅速扩散的网络舆情事件。网络舆情“主要指使用网络者或俗称网民的社会政治态度”【26】，具有热点泛化、跨地域性、情绪化的特点，甚至会出现虚假报道和西方意识形态侵入并操控舆情的情况。理论工作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够教授人们认识世界和分析、处理问题的科学方法，从而有效约束人们的盲从心理和非理性情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能通过正面的理论交锋，弘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们坚定政治立场，化解信任危机，在一定程度上纠正网络舆情的不良发展趋势，维护社会安全。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4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0.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75.

【5】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40.

【7】【意】葛兰西。狱中札记【M】。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23.

【8】【意】葛兰西。实践哲学【M】。徐崇温，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148.

【9】中共“一大”资料汇编【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79：42.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74.

【11】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35.

【12】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3】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7.

【14】习近平关于总体國家安全观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15】许启贤。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第2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12.

【17】李德芳。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料选辑：下册【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

【18】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认真实施文法学院的新课程【N】。人民日报，1949－10－14（1）。

【20】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84－290.

【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2】曹长盛。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96.

【23】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2020国内社会思潮【J】。人民论坛，2021（3）：13.

【2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26.

【25】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34.

【26】王来华。论网络舆情与舆论的转换及其影响【J】。天津社会科学，2008（4）：66.

 

【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机制建构与重要经验

意识形态工作决定着文化前进的方向和发展道路，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1】。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是党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强大支撑，也是党能够战胜风险挑战、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承载着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历史使命，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起着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其历史与成就的背后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逻辑。

（一）理论条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本土化发展

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相互促成。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基础上产生，将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重要使命。“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以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长期思想论战为背景和基础，符合中国革命形势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又是开放的理论体系，向着时代不断生成，具有实现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条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本土化和时代化的过程中产生的理论成果，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指南。同时，这些理论成果也构成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推动其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任务。

（二）实践指向：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的使命任务

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紧紧围绕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历史使命展开，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有着直接联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这一时期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初创和成型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巩固人民政权，团结全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一时期既有进步又有挫折，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全面展开和曲折发展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服务国家改革开放大局，这一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程度不断提升，因此是拨乱反正和创新发展时期；十八大以来，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①奋斗目标和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重要支撑，意识形态工作被确立为党的极端重要工作，进入了强化提升的新发展阶段。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机制建构

党在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百年进程中，不断推动意识形态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由此建构出支撑意识形态工作有效开展的整套机制，包括动力机制、运行机制、整合机制和保障机制。

（一）以人民对美好精神文化需要为中心的动力机制

人民是党的力量之源，依靠人民是党意识形态工作长盛不衰的根本动力。自党成立以来，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就服务于党的纲领，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精神文化需要作为目标和动力。

第一，把发挥人民的主体性作为力量之源，依靠人民群众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毛泽东强调，“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3】1320。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坚持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人民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因此才能具有无限的动力与生命力。

第二，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精神文化的需要作为目标导向，让党领导下的媒体始终成为反映人民利益诉求的载体。在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原则的前提下，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始终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起点和归宿，以提升人民的精神文化水平和解决人民的“急难愁盼”为基本目标，是解决人民现实利益问题的助推器。

第三，把贴近群众作为基本原则，以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充分考虑人民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理解能力是发挥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效能的关键。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始终把人民的认知和喜好作为重要尺度，注意把抽象的说教转变为人民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

（二）以党内意识形态工作常设机构为主导的运行机制

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宣传部是党内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常设机构，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居于主导和核心地位。1924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正式成立，负责“指导并训练政治及策略问题的全党思想”【4】。自此，中国共产党产生了主管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专职机构，此后为推进党的事业发展和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发挥了重大作用。

经过不断探索，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党内机构与政府机构相互协调，构成了完备、高效的意识形态领导和运作体系。新中国成立后，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政府机构相继成立，如初期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和改革开放后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等。随着时代的发展，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机构也应运而生。这些行政机构分工明确，涵盖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各方面，是党领导下意识形态工作执行系统的重要构成。在意识形态工作的运行机制中，党内机构与政府机构权责分明、密切配合，既维护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又推动了精神文化领域的发展繁荣。

（三）以多元意识形态宣传媒介为载体的整合机制

充分利用各种媒介使人民群众了解党的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开展的基本思路。党在推进意识形态工作进程中充分整合各种宣传手段，形成了以报刊为主，以其他媒介为辅的多元媒介体系。

第一，以报刊发行为主体。报刊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开展的主要阵地，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和更好宣传无产阶级政治主张，党在不断的斗争中逐渐建立起了以中央机关报、中央思想文化报、中央军委机关报、中央理论刊为核心的报刊系统。

第二，综合运用各种宣传媒介。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报刊在广大农村地区传播力低，我们党充分考虑到受众的主观条件，因势利导使用戏剧、歌曲、壁报、群众大会等各种宣传的武器。在当下，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开展宣传依然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优势。

第三，充分发挥新兴媒体的优势。从报纸、电台到电影、电视，再到互联网、人工智能，新兴媒体深刻改变了人类接收信息的方式。党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强调宣传工作要紧跟信息化趋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更加注重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牢牢掌握网络空间的舆论主导权。

（四）以不断完善的党内法规为规范的保障机制

党章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遵循。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规定：各地方委员会“超过十人者，应设财务委员一人，组织委员一人，宣传委员一人。”【5】此后历次修订的党章都根据新的形势任务对工作方针和组织架构等提出新的要求和规范。党的十九大把“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6】写入党章，为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发展解决了方向性和根本性的问题。

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为主干的党内法规体系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开展的基本遵循。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我们党制定了一系列具有刚性约束力的党内法规。其中，《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是党在意识形态工作领域的第一部专门法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是关于党的宣传工作的基础性、主干性党内法规。此外，新制定或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等党内法规也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的落实作出具体规定，它们与上述专门法规有机结合，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提供重要的法规遵循和制度保障。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经验

回顾我们党建党一百年来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历程，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开拓创新，才能更好发挥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在推进党和人民伟大事业中的作用。

（一）守原则，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原则

党管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基本经验，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就是要牢牢掌握党的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话语权。抗日战争结束后，毛泽东指出，“现在所有的宣传机关，除了新华社，都控制在国民党手里。它们都是谣言制造厂”【3】1160。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同时为了教育和争取群众，必须要建立起党的宣传机关，而且必须要坚持党管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政治家办报”的要求，强调“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7】。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进一步强调“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8】。党的十八大后，習近平总书记明确了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强调要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原则不动摇。党管意识形态工作是国内外客观形势使然，只有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主动权、话语权，才能从根本上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二）定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是党的灵魂，也是指导党推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走向成功的武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解决的是旗帜与道路的问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在党的活动早期，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探索救国道路为使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没有因敌人破坏而停止，各级党的宣传机关在艰难条件下仍继续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才能坚持不辍，中国革命才能从失败走出，并迎来胜利的曙光。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不断发展前进的武器和指南。在社会思想日趋活跃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在一些领域失语、失踪、失声的现象需要引起高度警惕。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才不会失去灵魂和方向。

（三）稳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归根到底是“做人的工作”的，其最终目的是要满足人民对精神文化的需要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只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把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逻辑归宿，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指出，我们党的宣传工作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3】1318。因此，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同党的其他工作一样，根本目的都是为实现人民的利益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党的宣传工作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9】。人民是党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依靠，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就是要把人民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力量之源，同时也要把人民作为价值中心，将实现人民的利益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逻辑起点和终点。因此，意识形态工作既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也要为人民所喜爱，能够融入人民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

（四）抓创新，坚持与时俱进改革方式与手段

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百年历程是不断推进内容创新和形式创新的过程。一方面，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内容始终与党的理论创新保持一致，确保党的最新理论成果被人民所掌握。另一方面，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始终与时代发展的潮流保持一致，与时俱进改进宣传的方式方法。创新必须要遵循意识形态工作的规律，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受众的认知水平，在已有技术手段的基础上，更有效地完成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目标和任务。时代的发展产生出新的意识形态阵地，创新是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推向新时代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10】。随着融媒体时代的到来，党的意识形态宣传方式更趋多元化，题材也更加新颖。近年来，党的主流媒体在打造移动终端、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效。只有通过不断创新，党的声音在现实和网络空间中才能传播得更开更广更深入。

注释：

①两个一百年：中共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012年，中共十八大向中国人民发出了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时代号召。“两个一百年”自此成为一个固定关键词，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1.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198.

【5】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8.

【6】中国共产党党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7.

【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11.

【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72.

【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4.

【1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68.

 

【网信工作党课讲稿】新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及实践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进入新时代，机遇与风险并行，有的风险会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现，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就是其中之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当今世界，意识形態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1】因此结合当今互联网全球化的现状，对新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及其实践路径进行分析、论证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的特征

随着网络空间与人们生产生活的高度接榫，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呈现出多元的交互性、传播的流变性以及斗争的复杂性等特征。

（一）多元的交互性

多元的交互性是指在多元意识形态与网络空间相互交织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循序渐进、环环相扣、彼此接洽的交互性现象。该特征的产生原因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网络空间中人际间的交流模式发生了改变？逐渐从人与人间的交流转变为在一定界面内人与机器的交流。当前，人机交互成为人们重要的社交方式，也是网络意识形态呈现多元交互性特征的物理基础。人机交互通过人机交互界面实现人与计算机之间各种符号和动作的双向信息交换。而人机交互界面通常是指用户可见并能实现人与机器间传递、交换信息的媒介和对话接口，例如电视机上的按钮、汽车的仪表盘以及生产车间的控制室【2】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人员通过分析人们日常生活所产生的数据信息，进而有针对性地设计出适合不同群体的人机交互界面，为人们带来更加准确、便捷、舒适的生活体验。另一方面，基于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和大数据，区块链以及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不断发展，多元主体在利益驱使下，通过人机交互界面不断搜罗人们在生活领域中产生的具有及时性、流变性和碎片化的海量数据信息，进而建构起利己的人机交互界面和不断衍生的交互性设计，以实现对网络空间意识形态高地的占领。

（二）传播的流变性

传播的流变性是指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传播的过程中，在外力作用下具备变形和流动的性质。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传播以互联网中具有通俗性、娱乐性、易接受性和大众性的文化为载体，对我国亿万人的道德和伦理观念产生巨大影响【3】。在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的传播过程中，传播的流变性能够协调好应力、形变、形变速率和粘度之间的联系，从而具有因人而异、面面俱到、“左右逢源”的功能属性。同时，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传播呈现出的流变性特征还体现在传播内容的符号化和传播方式的隐蔽性等方面。

（三）斗争的复杂化

新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日趋复杂化。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使国际国内、线上线下、虚拟现实、体制外体制内等界限日益模糊，越来越复杂的大舆论场应运而生【4】。网络空间所呈现的海量信息、瞬时交互、广泛参与、价值多元等特征为多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博弈创造了条件。网络空间内诸多因素的碰撞势必会引发网络意识形态的斗争。随着参与主体的不断增加和利益矛盾的越发尖锐，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也变得日趋复杂化。除此之外，在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领域中充斥着复杂多元的信息交流渠道，诸如微信、微博、Bilibili、抖音等，它们共同演绎着多重交叉的参与主体、多重角色的互动与交流。当前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借助这些复杂多元的信息交流渠道，实现了多种接入模式的异构互联，从而诱发“网中网”的形成，进一步加剧了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化。

二、新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面临的风险

新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面临的风险集中体现在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易被消解和全民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共同体建设的不